济宁城区北倚黄河，南临四湖，京杭大运河横穿城区。历史上又是治河中枢所在地，大运河漕运主要码头。周围流经洸、泗、府、汶诸水，城区内河汊纵横交错，可说是名副其实的水乡了。
古时候，由于科学知识尚未普及，人们把消除水患、航运安全、风调雨顺、经济发展等美好愿望，寄托于龙君、大王等水神的庇佑，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历经元、明、清三代，人们在济宁城区先后修建了诸多奉祀“水神”的祠庙，内中供奉的龙君（龙王）等水神，属于道教尊崇的神灵，即使历代治河名臣，也大都被神化成了“大王”“龙君”。因而，这些庙宇大都是由道士主持。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漕运终止，这类祠庙中的香火渐趋冷落。民国建立之后，它们大都被文教单位或地方行政基层单位或公益事业单位占用，但仍然保存完整。至上世纪40年代，尚存9处。
漕河神庙
此庙始建于明代，地址在南门瓮城的东角门外，南北向小街路西，约今天的济宁影城附近。它坐西向东，背靠瓮城之东墙，虽然仅一进院落，形制却壮丽精致，建筑全由彩色琉璃砖瓦砌筑。
牌楼式山门3间，明间上方镶嵌“漕河神庙”石楣匾，院中建神殿3间，单檐歇山式，龙吻走兽，飞檐翘角，斗拱承托，巍峨壮观。
清代中期，又在城内院门口街路北的河道总督衙署内，另建漕河神庙，目的为了漕、河两方面的官员祭祀方便。此庙虽废，但民间香火仍然不断，而且整体保存完好。1940年，被日本占领当局拆除无存。
河神总祠
当年，河神总祠位置在南城门外东侧，运河北岸，坐北面南，约今百货大楼迤南。清康熙六年（1667年），河道总督杨茂勋修建。此庙是济宁城区同类祠庙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也是清代驻济漕、河两方面的官员，定期祭祀水神的主要场所。又因人们曾在此举行“迎送大王”的活动，因而，民间俗称此庙为“大王庙”。
山门前，分列着高约2米的石狮和旗杆石础各一对。门楼内，高悬竖写的木雕楣匾，蓝底金字“漕河神庙”。门内前院，左右各建配房3间，内存放“龙王”出巡时所用的旗幡、伞扇、仪杖、辇架等物。前院正中是砖雕牌坊式仪门，过了仪门，即是后院。
后院建东、西配厅各3间，厅内供祀历代治河名臣的木雕牌位，都是金边红漆金字书写。如马之贞、宋礼、白英、朱衡、潘季训、李化龙、靳辅等，以示感念他们的治水业绩，永世不忘。院后部正中建大殿5间，高大巍峨，硬山式，五条脊。主脊砖雕龙凤，中嵌走兽宝瓶，十分壮观。殿内泥塑彩绘描金龙君坐像，冕流袍服，高约3米，相貌严肃威猛。像左侧另有形体高约2米的彩绘木雕坐像，用于节日乘辇出巡。
大殿东侧有北房两间，为道士斋宿。房前东侧庙墙上开一角门，通向太白楼前的池楼书院（俗称莲亭）。
清末，漕运终止之前，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日，祭祀龙君的活动是隆重的。届时，驻济治河与漕运两方面的官员，齐集到河神总祠，供礼焚香，参拜、布施。而后，“龙君”木雕坐像，还要被移请到辇中，8名伕役抬着辇架，去街市“出巡”，执手旗幡、仪杖、伞扇的队列前行，乐队鼓乐齐鸣，街巷两侧观者如堵。
当年，运河上航行的船队过济时，如在码头停靠，装卸货物，该船帮人员都要去河神总祠参拜。他们成群结队，高举船帮旗号，抬礼进香，鼓乐喧闹，祈求航运平安，场面相当隆重。
上世纪30年代初，济宁县当局在河神总祠设置了“民众教育馆”。
“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侵占济宁，在这里设“日本国侨民小学”。
1946年秋，国民党军84师181旅修筑城防工事，此庙被全部拆除，夷为平地。
禹王宫与靳文襄公祠
1948年以前，济宁城南门外迤东，玉带河入运河的河口处，建有小型木桥。桥南路东有纪念古代大禹治水的“禹王宫”。地址约在今天的太白广场明月楼迤西，玉带桥北岸。《州志》载，此庙明代原在义井巷（今运河路中段），是清代康熙时运河同知王有容移建到此处的。坐东向西，仅有殿宇三大间，筑在高约2米的石砌台基上，殿顶为庑殿式，五条脊，飞檐翘角，檐下斗拱三踩。明间石劵门，门楣嵌石匾、镌刻贴金“禹王宫”3字。殿门两侧，为石劵月洞形窗。殿前立着明、清两代修庙记事碑数筒。
民国时期，此殿改为“济宁县立观澜桥小学”的教室，殿内塑像无存。
禹王宫后面，仅一墙之隔，即是大闸口桥迤西、运河北岸的靳文襄公祠。清代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为纪念清代治河业绩卓著的名臣靳辅而建。
祠堂大门为无梁式结构，门楼顶部四面坡、五条脊。檐下为砖雕仿木斗拱，十分考究。石劵拱门，门楣嵌石匾，镌刻楷书贴金“靳文襄公祠”5字，浑厚圆润。
院内北大殿3间，硬山式，前出厦，顶布青筒瓦，五条脊，鸱吻走兽。殿廊下前面12扇雕花风槅门，十分精致。殿内奉祀泥塑彩绘靳辅坐像，高约3米，形态安详肃穆。大殿前，建东、西配房各3间。
民国时期，这里设置了“济宁县立观澜桥初级小学”。校方拆除了西墙，即和禹王宫合为一处。又在大殿西侧建北屋3间为办公室。
1947年7月，解放战争中，全部运河北街房屋被国民党整编72师纵火焚毁，无迹可寻。
天后宫
天后宫又名海神庙、天妃宫，规模较大，位置在大闸口桥迤东，运河北岸街路北，约在今天的太白广场东侧得月楼旁。
庙宇始建年代不详。史载，清代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东河道总督李清时重修。庙内供祀妈祖，又称海神娘娘，即神化了的北宋时期福建莆田人林默娘。当年，海路客商经长江入运河航运到济宁者，都要到这里进香参拜，祈求航运安全。
此庙两进院落，天后殿前有山门，殿后院内建有梳妆楼。清末，漕运终止，香火冷落，庙宇渐趋残破。
民国时期，济宁县当局为了保护殿内的5尊明代珍稀彩绘泥塑造像，要求地方商家如有志愿出资修缮庙宇，保护好塑像者，即可利用这里设店营业。结果，由泰盛酱园马姓承担。拆除了山门，改建为店面3间。整修了天后殿，5尊明代塑像都进行了开光，并用红漆木栅围护。对后院三开间的梳妆楼修整后，用作该店库房，可以说该店为地方上完成了一项功德。
1947年7月，解放战争中，此庙连同大闸口运河北岸街，以及土山儿市场，全部被国民党军整编72师纵火焚毁，片瓦无存。此后，民众重建的街道，因财力有限，已是灰厦草房，杂乱无章，面目全非。
龙神庙、李公祠、栗恭勤公祠
当年，济宁城区大闸口迤东，运河北岸街东首和既济巷西首向通连的地方，向北有逢春胡同，位置约在今秀水城西半部。胡同路东原有一座规模不大的龙神庙，始建年代不详，《州志》记载，它是明代万历年间，工部尚书舒应龙总理河道时，移建到这里的。
此庙坐东向西，山门内的院落狭窄，而硬山式的龙君殿却是三开间，相当宽敞，前面12扇风槅门，雕刻精致，门两侧竖立修庙碑记数筒。殿内龙神坐像和四神将立像，都是彩绘描金泥塑，气象威猛而又生动，系明代遗物，其塑造风格与清代判然有别，弥足珍贵。
据清代乾隆时绘制的济宁城区图，逢春胡同原是一条南北向的河汊，北通到玉带河，南端流入运河。此庙应当在河汊东岸边。
关于李公祠和栗恭勤公祠，原是一处祠堂。位置既济巷西首路北，与龙神庙紧邻。
栗恭勤公祠大门是砖雕牌坊式三开间，十分精致，石楣匾篆体“栗恭勤公祠”5字。院内原有北厅堂3间，奉祀清代乾隆时治河名臣东河道总督李清时的塑像。早年毁于火灾，仅存台基。另有西厅堂3间前出厦，明柱承托，结构典雅。内部正中供祀清代道光年间任东河道总督的栗毓美塑像。史载，栗毓美勤劳节俭，事必躬亲，勤劳过度，在胡家屯工地逝世。此后，被民众尊奉为“河神”“栗大王”。
民国时期，在这里存放消防会的灭火器具。1940年，封堵了龙神庙的山门，另开门通入栗恭勤公祠，两处合为一体。日伪当局设置为“济宁县消费合作社”售货点。
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济宁县一区七镇镇公所”占用。
新中国成立后，划入和平剧场后院，经剧场改建，旧迹全无。
金龙四大王庙
此庙位置在今之运河路中段，坐西向东，背倚运河，面对果子巷（解放路），恰好在解放桥东端，规模不大。据《州志》记载，始建于大明正德三年（1508年）。
上世纪40年代末，拓宽街道，拆除了此庙的山门和庙前墙，仅存大殿3间，形制古朴。硬山式，卷棚顶，上盖青筒瓦，檐下斗拱一踩。殿门两侧石劵月洞形窗，十分考究。殿前竖立明、清两代修庙记事碑4筒。
殿内，雕花砖砌筑神台，上面塑造“金龙四大王”坐像。像高约2米，彩绘描金，顶盔挂甲，手持降魔宝杵，形体刚毅威猛，栩栩如生。1954年，梁思成弟子、东南大学古建筑专家刘敦桢教授来济宁考察时，特别强调这是一尊典型的夹泞干漆造像。这种塑造工艺，明代末期即失传了，山东境内，可能仅此一例，弥足珍贵。要求当地有关部门妥善保护，可惜没能引起重视。上世纪60年代，扩筑运河路时，全部拆除。
船帮会馆
昔日济宁城南门迤西的护城河，流到南门瓮城的西墙外，折而向南，流入运河。为了方便西去的行人和车辆，这段护城河上建一座石平桥，名为积水桥。桥西，正对桥头，即是当年的船帮会馆，坐西向东。其地约在今天太白楼路路北与古槐路西侧街角。那时，会馆南侧运河北岸向西的弯槐树街，已建成太白楼路南侧绿地。
这座会馆实际是一祠庙，始建年代无考，大门门楼既不高大，亦不精致。然而，内部前、后两座祠宇则颇为宽敞，都是硬山式，三开间，卷棚顶上盖青筒瓦，前出厦，明柱承托，廊下木风槅12扇。前祠祀奉明代永乐年间治河名臣宋礼，后祠奉祀民间水利学家白英老人，都是高约2米的彩绘泥塑坐像。当年，这里是航运船帮集会议事的主要场所。即使漕运终止之后，民国时期的船帮仍然使用，而且对祠宇不断修缮。
1948年春，国民党驻军整编12师112旅，强化城防工事时，把弯槐街全部房屋拆除，该会馆也随之夷为平地。
上述史实虽然尘封已久，我们仍然可以识别出这诸多祠庙，当年都是建立在老运河岸边的。如果对其整合褒举，默识神会，品鉴其遗痕，不难觉察它们等级之高，品类之多，实为齐鲁大地之冠。这主要由于数百年来京杭大运河是国家命脉，与国计民生密切关联，直接影响国家安危。
基于此，一方面历代朝廷不断探求改进和强化治河措施与方略，一方面又寄托于神灵佑护，立庙建祠，端正恭谨，焚香参拜。因治河业绩卓著，鞠躬尽瘁的逝者，人们感念其恩德，也加以神化，彰显其品格精神，立碑建祠，希冀垂芬百代，即所谓“刊金石而纪德，同兰桂而流芳”。
这反映了所谓“尽人事，听天命”的传统理念，也是人们历来对大自然敬畏有加的体现。同时，也具体反映了当年人们的精神境界与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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