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京杭大运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于6月22日被委员会会议同意列入《世界名产遗录》的第46个项目。作为大运河上的济宁段，也一起成功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样连同“三孔”在内，济宁市已拥有两项世界文化遗产。
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全长约1800公里，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个省市，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江河。在开凿历史上，如从吴王夫差开辟邗沟算起，已有近2500年的历史；从元朝开会通河算起，也有700多年的历史，它集中代表了中国传统水利科技的最高成就。大运河与万里长城并称为我国古代的两项伟大工程，闻名于世界，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标志和象征。
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开挖了济宁到东平的济州运河，后又开通了东平到临清的会通河、临清以北的南运河，北京至通县的通惠河。到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山东段运河依流经的地域和自身沿革的历史，分为济宁南北的济州河、东平至临清的会通河、临清以北至天津的御河，全长约占京杭大运河总长的三分之一。
历史上济宁是“东鲁之大郡、水陆之要冲”，在中国运河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济宁位于中枢区段，又处在水脊的位置，所以山东段运河是大运河全线关键地段，而济宁段运河又是关键中的关键。济宁段运河北起梁山县东北部张官屯附近，流经汶上、嘉祥、任城、鱼台、微山等六个县区，全长约230公里，为山东省大运河长度的五分之二。由于济宁段运河地域位置和地形，水源的特殊，作用的重要，所以济宁段大运河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有着重要地位，是重要遗产点。
济宁运河开挖历史悠久
春秋后期，鲁哀公九年（前486年）吴人开邗沟，沟通江淮两大水系。开邗沟后4年（前482年）开菏水（鱼台—金乡—定陶），沟通泗水和济水。后夫差到济水岸边、河南封丘县和晋定公会盟，这是济宁最早的人工运河。东晋时期，济宁沟通了“汶洸运道”，开挖了桓公沟，隋朝开挖了府河，唐朝导汶、泗在济宁分水，并建会源闸，这些都是济宁早期的运河。
济宁地理位置优越，地势东高西低，周边河流（泗、汶、沂、济）和湖洼众多。其良好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上的地域中心，是京杭大运河流经济宁的主要因素，经过勘察规划，元代开挖济州河时，把济宁作为“四水济运”的汇水口。明永乐年间，又疏浚会通河，兴建了南旺水利枢纽，把运河推上鼎盛时期。由于元明清三代均在济宁设立最高漕河管理机构，所以称为“运河之都”。
妥善解决水与地理环境关系
金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决口，在徐州以南夺泗入淮，直到清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廂决口，才使夺泗入淮的局面告终。这期间黄河以北山东段运河水源不足，元采取“四水济运”，分水口不当，加上岸狭水浅，不任重载，所以每年漕运不过数十万石，远不及海运数量大。明洪武年间，黄河决原武黑羊山，致使会通河（当时济州河、会通河合称）淤塞。明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率役夫16.5万人疏浚会通河，采用汶上农民水利专家白英建议，兴建了南旺水利枢纽工程，在大汶河上筑戴村坝，开挖小汶河、遏汶水至运河“水脊”南旺入运，分济南北。为解决伏秋洪水宣泄问题，又增设安山、南旺、马场、昭阳湖四个水柜。唯恐汶水有时干涸，又凿72泉，以助汶水不足。同时继续利用“四水济运”在济宁分水，还利用泗河水源，在鲁桥以下接济南运水源。为了便利通航，在运河上增建水闸，层层节束。通过上述措施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水源问题。从制高点分水和广泛开辟水源调水，解决了水量的问题；二是运河水的引蓄分排问题。通过用“水柜”调蓄，建斗门、分水闸，实现了有蓄有排、蓄排结合；三是运河“水脊”在济宁，地形高低变化大，通航不便，于是在元代的基础上，增建水闸，实现了“闸河”，分段平衡水位，并对水量进行节制，从而保证了漕运。
在黄运交汇，运道常受淤积和决溢的威胁问题上，经历了“引黄济运”“避黄保运”“黄运分立”的三个阶段。明洪武年间，开塌场河（牛头河前身）引黄济运。为避黄保运，明隆庆元年（1567年）完成了长141里的“南阳新河”（漕运新渠）。万历十九年（1591年），开挖了长100里的李家口河。后来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又从昭阳三孔桥至邳州直河口，完成了长260里泇河，最后实现了黄运分立。
这四个水与地理环境关联的问题在济宁得以解决，充分显示了古人在处理水与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及在技术上的卓越成就。
戴村坝
适应变化而不断改进的工程
为适应社会和自然变化，运河在不断的进行更新和改造，这在济宁段运河的兴建过程中不断得到证实。如水源问题上，明代在分水点、水源类别、水源调控手段等方面，都比元代有较大的进步。另在修拦河坝方面，元代“四水济运”修堽城坝，用泥土和梢料筑临时坝，岁决岁修。明永乐年间修戴村坝亦为临时土坝，但留取河床更高的坎河入口不筑坝，作为溢洪道。万历年间，改戴村坝为石坝，后经历次整修，使该坝成为由玲珑、乱石、滚水三坝组成的一道石坝，坝的高程上是中间高、北端低、南端更低，使大汶河水根据水量大小可自选其道，从而更有利于漕运。再如运河上闸坝的设置问题，明永乐年间兴建的南旺分水口水量分配并不完善，70年后又兴建了南旺南北闸，这就极大地改善了南北分水流量的控制。还有运河和水柜之间所修的斗门、进水闸、减水闸等蓄、排、补水工程及湖堤等，自明清以来，都在不断地进行改建、修复和完整，这就使引蓄分排更加合理。以上事例表明，大运河在治理中，是适应漕运需要和技术水平的提升而不断完善的工程。这是大运河历史真实性、完整性的体现，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为免除沿运地区洪涝灾害，于1959年开挖了黄河以南至南四湖段运河，名为梁济运河，使之成为一条具有航运、防洪、除涝、抗旱、改碱、供水、生态建设等综合效益的一条河道，这也是对古运河的最大完善。
运河贯通催生沿线城镇繁荣
济宁段大运河北起梁山县东北部张官屯附近，经靳口、袁口、南旺、长沟、安居、济宁城区、鲁桥、南阳、夏镇，南至微山县韩庄镇。所经过的这些城镇都得到很大的发展和进步，有的成为重镇。以济宁市区而言，这里原有洸河、府河、护城河。运河贯通后增加了大运河及越河，使城市成为水网之地，变为“江北小苏州”。当时运河两岸货物堆积如山、商贸云集，南船北马、人烟拥簇，酒楼歌馆、笙歌喧嚷，一片热闹繁荣景象，其中济宁的粮油、皮毛、竹器、烟草、铁货、药材等15种行业，闻名于鲁西南和运河沿岸广大地区。有这样一首形容诗：
运河流水千古流，流到济宁古渡头。
画里帆船江南来，船到码头货到州。
民众有句谚语叫“玩在广州，乐在杭州，穿在苏州，吃在济宁”。
运河的贯通，使济宁成为当时全国33个工商业大城市之一，运河沿线对外商贸七大商埠之一，以及运河沿岸的三大名城之一。
再如南旺镇，自永乐九年小汶河开挖后，运河畅通，便形成了南旺、十里闸、柳林闸三大市场。南北客商到此停船靠岸，玩水游山，兼做交易。当地土特产如芦苇、茼蔴、粮食输出外地，换回竹器、瓷器、丝绸、茶叶等生活用品。那时南旺村是水旱码头，交通方便，商贸云集，店铺林立，一派繁荣。以上这些城镇的兴盛，都是大运河工程的衍生遗产，是大运河的产物。
柳林闸
运河工程留下众多重要遗址
京杭大运河济宁段遗产点，包括南旺分水枢纽工程遗址（十里闸、邢通斗门遗址、徐建口斗门遗址、运河砖砌河堤、柳林闸、寺前铺闸、南旺分水龙王庙遗址），会通河南旺枢纽段、会通河利建闸、会通河微山段（微山南阳镇—利建闸）、小汶河共计11处。
就古水利工程来说，南四湖、浣笔泉、泉林都是运河水源及水柜。由金口坝、黑风口引水闸、府河三部分组成的“四水济运”枢纽，运河上的通济闸、济州上、中、下闸，另外还有府河上的杨家坝等都是古运河重要水工遗址。
在物质文化遗产点方面，济宁段有济宁古城、南阳古镇两处运河城镇遗产点，还有太白楼、崇觉寺、东大寺、柳行东寺、仲浅仲子庙、夏镇吕公堂、春秋阁皇帝下榻处、皇宫所、康熙御宴房、南阳清代钱庄、娘娘庙、南阳清真寺、堂房、南旺分水龙王庙等14处古建筑物遗产点。在碑刻方面，有记载河道开挖及乾隆御碑等。如记载明工部尚书朱衡开挖南阳新河的碑，碑文撰、写、刻俱佳，被文人评为“神品”，呼为“三绝碑”。这些遗产都是运河文化的载体。
济宁顺河东大寺
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济宁运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涵盖戏曲、曲艺、舞蹈、杂技、掌故、传说、民间歌谣等多个方面。如唢呐，是通过运河由波斯传来，并在济宁地方落地生根的艺术。当时运河往来的官船，都是用乐队来壮声势的，沿岸地方接送官船也用鼓乐。济宁城区有一小街，叫鼓手营，就是当年驻河道衙门官乐队吹鼓手的地方，可见唢呐与运河关系密切。再如渔鼓，演奏者的伴奏乐器只有一只渔鼓、一对简板，说、唱、伴、奏全由一人完成。上世纪50年代还一直活跃在小土山及运河岸边，深受广大民众喜爱。再如，运河民谣中有段是这样说的：“宋家运河白英泉，南旺湖里水好甜。潘督修闸运河上，鲁班先师来指点。青石闸柱留千古，凹形铁锔世永传。龙王分水在南旺，鲁班建庙世无双。七分往北朝天子，三分朝南接皇粮”。这段民谣就生动表述了济宁运河段的构通及南旺枢纽工程的重大意义。
综上而看，京杭大运河济宁段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众多，突出解决了山东段运河水源、黄泛问题及各种复杂的技术问题，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秉承运河宝贵遗产
京杭大运河是古代水路交通命脉，是“南粮北调”“盐运”的通道。清末漕运停止后，济宁段运河因水源不足、河道淤塞，从而使河道断航。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济北地区洪涝灾害和恢复航运，于1959年至1960年开挖了黄河以南至南四湖段的梁济运河，它乃是元代济州河的再现。运河运行五十多年来，在多个方面发挥了显著效益。2012年底，济宁市“三河六岸”总体战略规划正式敲定，梁济运河两侧将建设为城市绿化带。2013年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正式通水，梁济运河作为从南四湖到东平湖的输水干道，已成为“借河调水”“借水行舟”两者互为依托的河道。尽快实现全线通航，让活着的老运河在生态河道建设、提供水源，带动全市工业、农业、商贸、旅游观光等各类产业的更快发展，使运河遗产中文化、生态、经济价值得到最大发挥。
古人治水注重“天人合一”，尊重自然规律，取之于自然，保护自然，这在堽城坝、戴村坝建造中就有充分体现。前人治水，保运、安流、民生三者兼顾。保运必须安流，安流关系民生，流不安，运道难保，三者之间有内在联系，这种“治水应审其里”的全局观点，体现了现代系统治理的特点。另外，在治运中，以湖塘为依托，以山水河沟为支脉全盘考虑，实行总体规划、综合治理的方略，很值得在治水工作中予以借鉴。
明朝河道总督万恭就运河闸坝管理曾说：“理闸如理财，惜水如惜金”。古人为节约水源，对河道管理、维修、过闸都有明确的法规条例，有力地促进了水源的节约，确保了运河的畅通。水是文明的摇篮，水是生命的血脉，古运河穿济宁而过，加上越河、府河、洸河穿越交织，呈现出“城是水边客，水是城中魂”的美丽画卷。当今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要确保水环境安全，实行节水优先是目前针对市情、水情，着眼永续发展的大计，必须重水、惜水、护水、管水，这也是传承运河文化的实际行动。
元明清三代在济宁段运河开挖与疏浚中，涌现出许多治水名人。元代马之贞提出了“四水济运”，明代工部尚书宋礼主持疏挖了会通河，农民水利家白英规划建造了南旺水利枢纽，明代工部尚书朱衡主持开挖了南阳新河，四任河道总督的潘季驯对维护运河畅通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代河道总督林则徐从严治河，风清气正。这些治河名人以国家利益为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坚持调查研究，勤奋敬业，鼎力革新，廉洁为民。这种崇高的治水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生动写照，是留给后人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
古运河的开通在济宁留下了众多水利遗址，如“引汶济运”工程的中心———南旺水利枢纽，是运河全线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横跨于泗河上的金口坝枢纽，是至今保留最完整的古水工重要遗址。许多建在运河上的闸坝，都保存较好，要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这些工程在规划设计、建造施工中都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准，深入研究，开发借鉴、吸收这些宝贵遗产，对搞好水利工程建设意义深远。另外，将这些古水工遗址作为文物景点，与河道生态建设密切结合，用以形成靓丽的古运河文化旅游景观带，让人们更加了解运河、热爱运河，使运河文化长卷辉煌起来。
运河文化涵盖多个方面，博大精深，水文化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大运河申遗成功，将进一步增强济宁文化的软实力，有利于更好地打造运河之都品牌，扩大和提升济宁对外的知名度。成遗不是目的，需要的是进一步管护好、发掘好、宣传好、利用好，让大运河这份宝贵的遗产动起来、活起来、延续起来，在建设美丽济宁中发挥出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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