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兖州佛教文化

《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并序》系李白于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在兖州写下的一篇著名的佛教颂文，是研究李白佛学思想及其与兖州深刻渊源的重要文字资料。同时，文中关于佛教经幢的来历、规模形制及官民僧众佛事活动的叙述等，可与兖州兴隆塔历史沿革和寺塔出土佛教文物遗迹相佐证，对研究兖州古代佛教文化具有很高史料价值。本文拟从这篇序文所透露出的信息，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特别是佛教文化背景，以及李白思想生平等，对李白与兖州唐代佛教的渊源、兖州唐代佛教文化的兴盛，及如何整合李杜文化、佛教文化等资源，促进兖州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进行论述。

一、唐代佛教文化背景与李白的佛教思想

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至隋唐已空前繁盛。宗派林立，名僧云集，寺庙众多，经卷浩繁。隋唐时期可以说是一个佛教弥漫的时代。统治者如隋文帝、隋炀帝、唐高宗、武则天、肃宗、代宗、宪宗、懿宗等皆奉佛、信佛、佞佛，官僚士大夫中尊奉信从者亦多。有唐一代，虽有几次有名的灭佛，但大部分时期特别是中期以前，佛教还是异常兴盛的。唐代的佛事活动除通常的讲经说法以及佛生日庆祝活动外，要算玄奘从印度回长安以及自凤翔法门寺迎佛骨至京城这两件事最为突出。贞观十九年，玄奘自天竺取经回到长安，太宗亲自接见，朝野上下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活动。当时僧俗士庶迎候及聚观的人数达十余万，京城中前后五日为之罢市歇业。迎佛骨（舍利）是唐代帝王做佛事的又一盛大活动。自唐初高宗、武后起一直到唐末懿宗、僖宗年间，前后便有七次大规模地迎请法门寺佛指骨到两京及皇宫中供奉和礼拜。迎佛骨时一路上有迎送佛骨的仪仗队伍前后络绎不绝，王公以下至士民百姓齐出恭迎并观瞻这几十年难得一遇的盛事。从这两件事例中可以看到官民士庶对佛教的信奉程度。

李白所生活的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是一个宽容开明的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存，相互融合。玄宗虽然尊奉老子为始祖，大崇道教，但并不排斥佛教。特别是开元末年以后，佛道等宗教迷信更是大盛其时，文人士大夫信奉佛道者甚众。如与李白同时代的秘书监贺知章，晚年辞官归隐四明山为道士。王维自号摩诘，笃志奉佛。稍后的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自称“身不出家心在家”，且带领全家老小学佛奉佛。李商隐师事名僧知玄，亲执弟子之礼。潜心佛学研究，与佛徒高僧交游这正是唐人士风的一种表现。在李白身上，正集中体现了当时的时代风潮。他一方面有儒家出将入相、治国安民的抱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事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另一方面，他的佛道思想又十分浓厚。仙道思想自不必说，李白自称“谪仙人”，曾入道籍，曾与裴政等人在徂徕山隐居修道，号“竹林六逸”，还曾亲自动手炼制丹药。其实，李白不但修道，也信佛奉佛，亦仙亦佛，并且与佛教的关系渊源决不下于他与道教的关系。他不仅求仙学道，向往做一名“仙人”，而且还经常与僧伽浮图广为交游，对释经佛典造诣颇深，憧憬佛家的未来世界。“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答湖州司马伽叶问白是何人》）据初步统计，和李白交游的僧人，在李白集中可查出姓名的就有三十余人；所游览和寄居过的佛寺，寺名可考的就有二十余所；在李白集中直接与佛教及与僧人交游的诗文就有五十余首之多。这些诗文，有游览寺院登临佛塔和与僧人交游即兴之作，有与高僧大德谈玄论禅之作，还有不少为佛寺或僧人写的赞、颂、铭、序，给圆寂的僧人所写的祭文。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看出，李白对佛法相当熟稔，对佛、法、僧三宝相当尊崇，对佛教的极乐世界极其向往，对佛教的禅理相当感兴趣，与僧徒佛寺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在现存的李白给佛、法、僧所作的十余篇颂、赞、铭、序及祭文中，与兖州有关的就有《鲁郡叶和尚赞》和《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并序》两篇。

二、李白居家兖州与本文的写作时间

李白居家兖州20余年，兖州是李白的第二故乡。这一观点在1994年8月于兖州召开的“李白在山东”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已得到与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认同。兖州，唐称鲁郡瑕丘县，城邑为当时州郡治所。经兖州王伯奇等专家学者考证，李白寓家兖州的具体位置，在今兖州火车站广场一带。李白在兖州居家的时间，大致从开元二十四年（736）自湖北安陆移家东鲁，到天宝十五载（756）“安史之乱”第二年的春天，为避战乱，李白在江南溧水一带，托义士武谔将他的两个孩子接往南方。李白在兖州居家这二十多年，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时期。从政治上，天宝元年“奉诏入京”，从东鲁家中出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何等踌躇满志，到天宝三年受谗“赐金放还”回东鲁，理想破灭，跌入政治低谷。在交游、交谊方面，李白、杜甫这一对盛唐诗坛最耀眼的明星，在兖州相会、相识、相知，交游、交谊先后达八、九年之久，“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李白在兖州居家，或从兖州出发，西入长安，东去郎琊东海，北上幽燕边塞，南下吴越，经历了很多对人生、创作等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在家庭生活方面，李白在兖州居家期间，经历了儿子降生、发妻离世、再婚等一些大事和变故，李白入籍兖州，置有房产，配有田产。从思想变化来说，以天宝初年奉诏去长安为分界线，之前主要是拜谒达官名流，寻求入仕之路，以期实现自己为帝王师、辅佐君王成就大业的政治抱负。其间也曾求仙访道礼佛，与著名道士高僧多有交往，甚至入徂徕山隐居，但这些主要还是为了寻求致仕的途径，获取名望和政治资本。而赐金放还之后，经历了仕途的大起大落，由对仕途的狂热，变为面对冷酷的现实，消极避世放浪形骸。李白从长安回兖州家中，在家长住的时间不多，主要是到处交游，寄情山水，修道奉佛，与僧道交往更加密切，还授箓正式入道籍。这期间有两段李白在兖州家中停留相对较长的时期，一是天宝四、五载，李白从长安回来后，思想意志比较消沉，蜗居家中，醉卧沙丘，排解忧愁。另一是天宝九、十载，李白到处游历几年之后，思想情绪开始淡定，在诗坛的名望逐日攀升，重又找回一些自信，在家中闲居，待时而动，并作为当地名流参与地方一些重大活动。而《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并序》正是李白这一时期在兖州居家写下的重要文章，也是李白参与兖州地方佛事活动的实证。这篇《赞》和序文由李白执笔来写，也侧证了李白是当时兖州本地人，是地方名流。因为按照常理，此类应时之作，记述地方重大活动和事件，一般不应向外另求高明或由偶尔经过的外地名人去写。

三、李白与兖州佛教的渊源

李白的佛教思想，前面我们已述及，从序文中的几个关节点，也可以看出李白与佛教有极深的渊源。崇明寺建佛经石幢与序文中大加赞颂的道宗禅师有关，道宗禅师应是本寺得道高僧或者就是住持方丈，于天宝八年五月一日在寺中圆寂，开始建经幢应在道宗禅师圆寂后不久，为纪念其功德，弘扬佛法而兴建经幢。那么，这位“律师道宗”是谁呢，李白研究专家安旗先生认为，其和李白另一篇赞文《鲁郡叶和尚赞》中所说的叶和尚当是同一人。《鲁郡叶和尚赞》全文仅五十六个字，一气呵成，高度赞扬了叶和尚“了”、“空”、“生”、“死”的大彻大悟：“海英岳灵，诞彼开士。了身皆空，观月在水。如薪传火，朗彻生死。入云开天，廓然万里。寂灭为乐，江海而闲。逆旅形内，虚舟世间。邈彼昆阆，谁云可攀？”行文豪迈奔放，气势恢宏，情真意切，可见并非虚与委蛇浮夸之词。李白家居兖州并信奉佛教，与这位当地的大德高僧定然交往密切，感情非同一般。因为建经幢需要一段时日，李白写《鲁郡叶和尚赞》应早于《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并序》，当在叶和尚圆寂不久，李白得知好友圆寂，情不自禁写赞文以示悼念。而在写《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并序》时，触景生情，又对叶和尚大加赞誉一番，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李白为崇明寺陀罗尼经幢作赞序，并非只是受人托付，也是出于对老友叶和尚的怀念钦佩之情。而崇明寺陀罗尼经幢功成，请托李白作赞序的，文中提到是“郡人都水使者宣道先生孙太冲。孙太冲是当时著名的道士，隐于嵩山嵩阳观，道号“嵩阳真人”，曾炼仙丹为唐玄宗治病，为朝野所重。现嵩山嵩阳书院矗立着一国宝级文物《大唐孙太冲感应碑》，简称大唐碑，此碑全称《大唐嵩阳观纪圣德盛应以颂碑》，刻立于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碑高9.02米，宽２.04米，厚1.05米，碑制宏大，雕刻精美，通篇碑文1078字，内容主要叙述了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李隆基炼丹九转的故事。都水使者是当时掌管川泽、渠堰等的官，应是孙太冲的虚衔。而重要的一点是，李白除了在序文中盛赞孙太冲为唐玄宗炼九转还丹之事，称其为“玄通微妙之士”，还称孙太冲“郡人”，也就是鲁郡人，可见孙太冲是兖州籍的著名道士，对孙太冲这个人，一些文献资料中多是在述及嵩阳书院大唐碑时提及，而对其生平籍贯等鲜有介绍。孙太冲是名道士，为何亲自推荐请托李白为崇明寺陀罗尼幢作颂？可见不但是因为他和李白都是鲁郡人，而且与佛教来往密切，关系非同一般。正是由于孙太冲和李白是兖州老乡，一个是兖州人在外修道，一个是外地人在兖州安家定居，又同是既修道又奉佛，志同道合，应是至交好友，况且一个是朝野闻名的著名道士，一个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诗名蜚声海内的传奇人物李太白，所以由孙太冲推荐李白为崇明寺陀罗尼经幢作颂文顺理成章。李白的佛教思想与道教结合十分密切，其实，当时许多人都和李白一样，一个人身上佛与道不可截然分开，亦佛亦道，或亦道亦佛，这一方面是当时儒、释、道并举的时代背景决定的，另一方面佛与道在思想根源上有其相通的地方，道家讲“虚无”，佛家讲“空”，如出一辙，玄学与禅理息息相通。和李白交游的僧人，有不少是与道教有关系或道教气息很浓厚的人。同样，与他经常交游的一些道教人物，也有不少是出入释教或擅长谈禅的人。李白与孙太冲隐居的嵩山也渊源颇深，李白亦师亦友的著名道士司马承祯早年在嵩山师承潘师正修道，嵩山也算李白入道教的祖师之地。李白的至交好友元丹丘在嵩山筑室隐居，李白多次去嵩山与其相会，或途经小住。

在《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并序》中，反应李白与佛教关系非同一般的地方还有就是他对佛法威力不遗余力的赞颂、对佛寺建筑和法器的倾情赞美以及对佛教典故、规制等的熟稔。序文开篇就是对佛法一通气势非凡、洋洋洒洒的赞美：“共工不触山，娲皇不补天，其鸿波汩汩流！伯禹不治水，万人其鱼乎！礼乐大坏，仲尼不作，王道其昏乎！而有功包阴阳，力掩造化，首出众圣，卓称大雄，彼三者不足征矣。粤有我西方金仙之垂范，觉旷劫之大梦，碎群愚之重昏。寂然不动，湛然常存。使苦海静滔天之波，疑山灭炎昆之火，囊括天地，置之清凉。日月或坠，神通自在，不其伟与！”按说，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和孔子制作礼乐这三件事，在中国士大夫眼中，是功比天高、流芳百世无人能望其项背的伟大业绩，而李白却说这三件事比起佛的法力来，“不足征矣”。佛的法力“功包阴阳，力掩造化”，佛“首出众圣，卓称大雄”，甚至日月都可能坠毁，而佛法的神通却依然存在，佛法的威力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然，李白写诗文喜欢夸张，但如果不是从内心感情上倾心赞美，也写不出这样“肉麻”的语句。再看他对“律师道宗”的礼赞：“心总群妙，量包大千。日何莹而常明，天不言而自运。识岸浪注，玄机清发。每口演金偈，舌摇电光，开关延敌，罕有当者”，则是由衷的感佩。写其圆寂：“百城号天，四众泣血，焚香散花，扶榇卧辙。仙鹤数十，飞鸣中绝。非至德动天，深仁感物者，其孰能与于此乎？”，字里行间则饱含了深挚的感情，令人动容。对崇明寺所建陀罗尼幢的高大壮美，李白也是褒赞有加：“常六合之振动，崛九霄之峥嵘……灿星辰而增辉，挂文字而不灭。虽汉家金茎，伏波铜柱，拟兹陋矣。”不仅如此，李白对《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来历、传说，如何传入中土，以及各地建经幢的缘由，经幢的形制建筑技艺等，无不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可见李白对佛教有关事物的熟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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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兖州唐代的佛事活动与佛教建筑

从序文中看出，兖州当时的佛事活动很兴盛。序文述及，当时经幢等的兴建，原是各地官商士人、善男信女捐资，所立石幢，大多靠近闹市酒店，喧闹嘈杂之地，后玄宗认为这样不利于对佛的供奉，应建于清静之所，于是颁布明诏，赦令将经幢移到佛寺庙宇。而崇明寺陀罗尼石幢的建造，正是地方官员遵照皇帝敕令，于寺庙建幢。但从李白的描述可知，这次并非简单从别处把一石幢挪移至崇明寺，而是重新起建，规模形制恐怕比那些街衢闹市中的经幢都要高大壮美得多。当时瑕丘是鲁郡治所，州府所在地，也是经济文化繁荣兴盛之地。崇明寺陀罗尼石幢是由鲁郡都督李辅，也是鲁郡地方最高军政长官，亲自下令建造，州县地方官属多方参与，可谓一时地方之盛事。凡捐助和参与的官商士众，经幢落成后，都要把名字刻在经幢背面以记其功德，或者另立功德碑记其事。李白在序文中对李辅及其官属长史、司马等的功德政绩大加褒扬，同时也提及“其录事参军，六曹英寮，及十一县官属，有宏才硕德，含香秀衣者，皆名列碑阴，此不具载”，可见对建经幢一事，要么经幢上面有记载，要么立有纪事功德碑，只是崇明寺、经幢的具体位置及碑刻下落等现都无从考证。从李白记述中也可看出，建造崇明寺陀罗尼石幢及落成法事之类的佛事活动，不单是郡治所瑕丘的事，而是举全郡之力，各县广泛参与。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当时兖州（鲁郡）属河南道，辖十一县：瑕丘、金乡、鱼台、龚丘（宁阳）、乾封（泰安）、莱芜、曲阜、泗水、任城、中都（汶上），而瑕丘，也就是现在的兖州之地，作为州府治所，不但是政治经济中心，也必定是佛教活动中心。建一座经幢都得到地方如此的重视，规模声势如此的浩大，可见当时兖州佛教是多么的兴盛。

兖州较早建有佛经石幢。李白在序文中，对《陀罗尼经》的来历、传入及善众捐资建幢等情况作了记述，但由于是颂文而非考证，所以只能见其大略。据史料记载，由于印度佛的传入，特别是唐代中期佛教密宗的传入，将佛经或佛像起先书写在丝织的幢幡上，为保持经久不毁，后来改书写为石刻在石柱上，因刻的主要是《陀罗尼经》，因此称为经幢。经幢一般由幢顶、幢身和基座三部分组成，形式有四角、六角或八角形。其中，以八角形为最多。幢身立于三层基坛之上，隔以莲华座、天盖等，下层柱身刻经文，上层柱身镌题额或愿文。基坛及天盖，各有天人、狮子、罗汉等雕刻。经幢之建造始于佛陀波利传译《尊胜陀罗尼经》之后。此建造经幢之风习，五代、北宋发展达到高峰，数量更多，形制更繁。元代以后，经幢建造渐趋没落。现河南省郑州开元寺有尊胜陀罗尼经幢，八角二层，立于基坛之上，下层柱身刻陀罗尼，上层柱身刻佛龛，龛侧有铭，依铭文所记，可知此经幢系唐僖宗中和五年（公元八八五年）六月十日所造立，后唐明宗天成五年（公元九三Ｏ年）五月重建。此外，浙江省杭州灵隐寺、下天竺寺、梵天寺及河北省顺德府开元寺、封崇寺、赵州柏林寺、正定龙兴寺等处，亦有经幢。佛陀波利，北印度罽宾国（位于今克什米尔一带）僧人。他于唐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年）首次抵达东土中国。数年之后，又带着《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从印度前往中国，于唐高宗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到了京城长安，谒见高宗皇帝，请求高宗帮助翻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宣传佛法。高宗听佛陀波利说了来华的经过，十分敬重，于是让中国僧人帮助佛陀波利译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广为传布。由此可见，李白写《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并序》离《陀罗尼经》由佛陀波利传入中土也就是仅仅几十年的时间，鲁郡地方官员遵照玄宗皇帝敕令，在崇明寺建石幢，在当时应是比较早的。序文虽没有对经幢的具体尺度、层级、形状等作说明，但根据李白的描述，其规模壮观精美在当时也应属罕见的。并且从李白“百尺中标，矗若云断，委翳苔藓，周流星霜，俾龙象兴嗟，仰瞻无地，良可叹也”的感慨中，可见在崇明寺建幢之前，兖州通衢街市已建有不少经幢，且有一些年月。全国大规模建佛经石幢是唐中期以后，五代、两宋到高峰。再看现存的有名的佛经石幢，位于浙江杭州延安路的龙兴寺陀罗尼经幢，是浙江省现存最早的石刻经幢，始建于唐开成二年（837）；郑州市博物馆藏的郑州开元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石幢，建于唐中和五年(885年)；上海松江唐陀罗尼经幢，建于唐代大中十三年（859）；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的两座陀罗尼经幢，一座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另一座建于唐乾符四年（877）；河北邢台大开元寺唐代尊胜陀罗尼经幢，建於後梁乾化年间（911一915年）；江苏无锡慧山寺的两座经幢，一为唐乾符三年（876）所建陀罗尼经幢，一为北宋熙宁三年（1070）所建《大白伞盖神咒》幢……这些经幢大都建于唐中期以后，较早的比崇明寺陀罗尼经幢也要大约晚一百年。可惜此经幢早已不复存在，连何时毁坏消失都无从查寻。2008年9月，在对兖州兴隆塔地宫进行考古发掘和清理时，在塔北侧6米处发现一个八边形小塔基。经考证，是唐咸通十一年（869）所造立的“朱常庆等《陀罗尼经》幢”基坛的遗址。这一经幢在清代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和毕沅的《山左金石志》中均有记载，而《山左金石志》中还记有一座唐咸通六年（865）立于龙兴寺（兴隆寺）大殿后的陀罗尼经幢，这两座经幢也建于唐中期。中唐时期，《陀罗尼经》信仰已经在社会上普遍流行，并蔚然成风。兖州龙兴寺（兴隆寺）和当时全国许多重要寺院一样，建有两座甚至更多的《陀罗尼经》幢是很有可能的。而早在唐开元年间，兖州另一座重要寺院崇明寺就已建造规模宏伟的《陀罗尼经》幢，充分说明唐代兖州佛教是何等兴盛。

兖州佛教寺院、寺塔、经幢等建筑具有相当规模。兖州古代佛教文化的兴盛，在佛教建筑上多有体现。除了经幢，还有寺院与寺塔。李白《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并序》中的崇明寺，在当时兴建如此壮观的经幢，其寺院本身当具有相当的规模。再从叶和尚在当时的声望来看，其香火也应是很旺的。李白序文中只提及在鲁郡，经幢在寺南门，可见是座座北朝南的寺院，但其在兖州的具体方位、何时兴建、何时毁弃等既无任何遗迹可寻，也没有文献资料可查找。我们可以猜测，可能是由于其因为某种天灾或人为的原因，毁坏消失得较早。也可能只是当时众多寺院中的一座，名不见经传，只是因为李白写了这篇颂和序文，才得以让我们今天知其名。有人也或许会猜测，崇明寺会不会就是今天的兴隆寺，这种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其一，兴隆寺名称演变的脉络十分清晰。兖州兴隆寺之名最早见于隋代仁寿二年（602），名为“普乐寺”，是隋文帝诏令第二批在全国建塔安置佛舍利的五十三（一说“五十一”）个州寺之一。该寺院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二月改名为“中兴寺”。于神龙三年（707）二月复改名为“龙兴寺”，与全国八十一州所置“龙兴寺”一道，成为该州地方官府于国忌日举行行道散斋等宗教活动的场所。这一名称演用时间最长，该寺在元代初年曾因战火焚毁，直到明初重建时改名“兴隆寺”，演用至今，有关该寺的文献记载中没有出现过“崇明寺”的称谓。其二，兴隆寺塔在隋仁寿二年已敕建，寺塔与舍利为寺中至宝，如果崇明寺就是当时的龙兴寺，李白在写《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并序》时，不可能不提及寺塔、舍利等非常有名的物事。其三，根据清代毕沅《山左金石志》及晚清滋阳县岁贡生周元英所撰《滋阳县乡土志》等文献中关于兴隆寺殿堂、寺塔、经幢等方位的记载，兴隆寺整体应为东西向座西朝东的寺院建筑格局，而李白序文中描写的崇明寺恰是座北朝南。据资料显示，至清末民初，兖州境内有寺院、尼庵32处，其中规模最大的旧关华严寺，有堂、殿、阁40余间，土地千余亩，僧人70余人。1947年解放前夕，境内有寺院、尼庵50处，信徒163人。在古代兖州众多的佛教寺院及漫长历史兴替中，一座崇明寺悄然湮灭，是不足为奇的。

五、李杜文化、佛教文化与兖州文化旅游业发展

兖州古代佛教文化兴盛，源远流长。李杜文化也是兖州文化的一大亮点。两者的契合，为我们今天发掘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提供了新的路径。兖州文化底蕴非常丰厚，并呈多元的格局，其中不乏亮点。比如除了前面所说佛教文化、李杜文化外，还有大禹文化、九州文化、和圣文化，以贾凫西、牛运震为代表的清官文化，以及天主教等其他宗教文化。九州文化是兖州文化发源的根本。九州是区域概念，又是历史概念，兖州历史悠久，九省通衢，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一区位特点，使兖州自古具有开放性，商业经济发达，文化多元化。而在兖州古代文化诸元素中，从影响力和文物古迹保存发掘状况层次看，当属佛教文化和李杜文化。也就是说，无论从文化遗产传承保护，还是文化旅游产业资源开发潜力来说，佛教文化和李杜文化都是重头戏。就佛教文化来说，兖州的兴隆塔有1400多年历史，建筑风格独具特色。特别是2008年8月兴隆塔地宫佛舍利及其随祀物的发现，使兖州佛教历史文化研究和文物保护及开发利用展开新的一页。2008年10月8日，山东省文物局发布《兖州市兴隆塔地宫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成果》的公告。2009年9月14日，由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兖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兖州佛教历史文化研讨会在山东省兖州市富都宾馆召开。来自两岸三地及新加波的80多名佛教法师、专家学者共聚千年兴隆塔下，挖掘兖州佛教文化资源，探究兴隆塔地宫佛教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论证、策划兖州佛教文化产业方向。兖州兴隆文化园建设工程，一、二期主体工程已开工建设。从李杜文化来看，兖州现存有青莲阁、少陵台、酒仙桥、石门（金口坝）等文物古迹，1993年初，在兖州城东南出土了北齐沙丘城造像残碑、汉代跪石人、北魏守桥石人等一批珍贵文物，为李白居家兖州、在兖州与杜甫相会交谊提供了实物证据。经兖州学者王伯奇等人长期研究考证，李白居家兖州二十余年，并在1994年8月于兖州召开的“李白在山东”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得到与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认同。而相应的李杜主题公园建设、青莲阁修复等工程项目也已着手进行。既然兖州的佛教文化与李杜文化有着很深的历史文化渊源，发掘开发方面也有许多共性，就可以两翼并进，打造兖州老城东区沿泗河文化景观带。并且二者也可以互相交叉，如在李杜主题公园内，可根据李白佛教思想和参与佛教活动及与高僧交往等情况，适当植入一些佛教文化元素；同样。在兴隆文化园建设中，及佛教主题大型演艺活动中，也可放入李杜文化的内容，再现大唐盛世兖州佛教文化空前兴盛繁荣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