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作为一种存续一千多年的特殊教育组织和文化形态，离公众的视野越来越远。伴随着社会对传统文化教育的关注，书院热在全国各地悄然兴起。济宁历史上有多少书院、规模特点如何，对今天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哪些借鉴？本文作者联合部分文史专家，通过查阅历史典籍、地方史志、民间碑刻和实地考察等，对济宁历史上的书院状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济宁书院分布广数量多
书院是唐末以来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它萌芽于唐末，形成于五代，盛于宋元。据统计，北宋先后存在的书院达百余所，但书院大多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长江以北书院数量较少。
到了元朝，书院教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元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文教政策上采取了尊孔崇儒的“汉化”方针，作为孔孟之乡的济宁，迎来了书院的快速发展期。据不完全统计，在元朝存在的97年间，山东共新建书院22所，这期间济宁新建的书院有：曲阜尼山书院、洙泗书院，嵫阳（今兖州）颜子书院、邹县中庸书院（又名子思书院）、嘉祥宗圣书院（曾子书院）等。明清时期，书院日多，济宁各县都建有书院。据史料记载，至清末，济宁历史上至少建有50所以上的书院。这既有隶属于河道总督署的书院，也有隶属于兖州府、济宁直隶州及各县衙的书院。
济宁建立最早的书院
书院最早发展源于中国文化中私人讲学的传统。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先河，明确提出“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有弟子三千，单单身通六艺者即达七十二人之多，可见其私学的规模。至汉代私人讲学蓬勃兴起，唐末五代数十年间，战乱不止，社会动荡，读书士子无由显身，只有选择幽静之地建舍聚徒，授学论道，私家讲学之风遂兴，书院教育应运而生。北宋时第一位衍圣公孔宗愿，在修建尼山孔庙时一同修建了讲堂，所建讲堂初具书院功能，但还不能称为书院。济宁金乡县的山阳书院的前身是金乡儒学，根据《金乡县志》记载，金乡儒学“唐开元年间在县治西”。金乡儒学虽然建立较早，但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书院。
济宁市汶上县的圣泽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孔子。鲁定公九年（前501）孔子任中都宰（中都即今汶上），政暇之余常与弟子讲经授业。北宋元祐四年（1089），时任汶上知县周师中，在孔子任中都宰时与诸弟子讲学的地方，修建了圣泽书院。据曹松叶先生《宋元明清书院概况》统计，北宋时期山东共有5所书院，分别是汶上的圣泽书院、泰安的泰山书院、郓城的岳麓书院、莒州的文学书院以及益都的白龙洞书院。圣泽书院当为济宁最早的书院。
济宁曲阜尼山书院
济宁藏书最丰富的书院
搜集、收藏图书是书院的一项重要功能。书院，顾名思义，以藏书丰富著称于世，每个书院都成为当地藏书最丰富齐备的场所，历史上许多著名书院专门建有藏书楼、藏书阁或书库，成为书院建筑的重要构成部分。书院的藏书活动，既为书院教学和研究准备了充足的资料，又为当地士民乡绅查阅、咨询提供了方便。不少书院还自行刊刻图书，书院主持者或主讲人的讲义和研究成果、书院生徒的听讲笔记、读书日记，经过整理，刊刻成书，既保留了教学科研的成果，又扩大了社会影响。现今图书馆收藏的善本书、珍本书中，就有不少是“书院本”。这种将图书馆、学校教育、研究机构集于一体的独特组织形式，对后世颇有启迪之效。
济宁的书院也都继承了书院藏书的优良传统。如汶上的圣泽书院，在元至元三十年（1293），由东平教授马栋庵置地12亩扩建时，即藏书千余卷。为丰富济宁州任城书院藏书，乾隆三十年（1765）河道总督姚立德购置图书二十五种，计二百二十函又二本二部。《济宁直隶州续志》记载：“济宁旧有书院八，而新任城书院藏书尤富，亦丽正、集贤、睢阳、石鼓之遗也”。将任城书院与当时全国著名的书院并列，虽有一些自我夸大的成分，但足以说明任城书院的办学规模及影响。
任城书院主要的藏书有：《御篡周易折衷》二函、《性理精义》一函、《御裂佩文韵府》二十函、《韵府拾遗》二函、《渊鉴娄函》二十函、《历代赋江》十函、《金唐诗》十二函、《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函、《诗经传说江纂》四函，《春秋传说汇纂》四函、《唐宋文醇》二函、《宋诗》□□函、《内府版十三经》共十七函、《二十三史》共□□函、《通典》六函、《通考》十六函、《通志》二十函，《国语注解》一函、《战国策》一函、《古文眉诠》四函，《宋诗抄》四函，《祠综》一函、《尚书释天》二本、旧《州志》一部、新《州志》一部。根据史料记载，任城书院藏书最多，经史子集俱备。当时通行印刷的“四经”“三礼”，以及《十三经注疏》等书籍书院都有收藏。
专为祭祀圣贤设立的书院
祭祀书院是一种特殊的书院。祭祀先贤本来是书院常规内容的一部分，书院的祭祀活动着眼于教育功能，使入学者以先贤为榜样，见贤思齐，奋发自强。由于济宁是儒学的发祥地，先贤辈出，因此为祭祀孔子及其弟子而设的书院数量多、规模大，成为济宁书院的突出特点。如曲阜的尼山书院、洙泗书院、春秋书院、石门书院，汶上的圣泽书院，为祭祀孔子而设立。邹县的中庸书院为祭祀子思和孟子设立，嘉祥的宗圣书院则为祭祀曾子而设立。这些书院在建立之初大都以祭祀为主，有的也设有讲堂，招收学徒，具有讲学功能。明代以后，曲阜的尼山书院、洙泗书院等，便只有祭祀而无讲学了。
一院多能的南阳书院
明清时期，南阳（济宁市微山县南阳镇）与扬州、镇江、夏镇一并称为运河四大古镇，商贾云集，一派繁荣景象。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时任工部尚书朱衡与右佥都御史潘季驯一起总理河道，续挖北起南阳、南经夏镇至留城的新河。开凿成功后，朱衡见南阳镇虽然市况繁荣，但缺少文化教育设施，与运河名镇不相符，于是上疏朝廷，于隆庆二年（1568）创建了南阳书院，与书院同时完工的还有新河神祠及一处道院。明万历十五年（1587），在时任鱼台县知县刘某的主持下，对书院进行了一次大修，规模又有所扩大。
南阳书院自建立之日起，因其建筑上的鲜明特点，在沿运河城镇独树一帜。该建筑群是书院、新河神祠、道院三位一体的建筑集合体，因而它不但具有讲学的功能，还具有祭祀河神及道家修行的功能。试想，明清两朝几百年间，每日大批漕运船只驻足南阳古镇，船老大首要之事便是祭拜河神，书院内士子们日复一日研读圣贤诗书，道院内又有各方道士在潜心修行。这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在当时又是何等的精妙绝伦！因此说，南阳书院一院多能当之无愧。今天，南阳书院的旧址仍在，明万历十六年（1588）所立的《重修南阳书院并新河神祠碑》还在，碑刻对书院的规制、建筑等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若能在原址复建书院，恢复其在南阳古镇中标志性文化设施的地位，对于提升南阳古镇的品位和形象，定有画龙点睛之妙。
捐俸兴学成济宁官员传统
书院初创之时，经费一般为热心于书院的私人捐助。到明清时期，随着书院的官学化，地方官府或官员开始参与其中，捐款捐物，使书院经费的来源多元化。总的讲大致有朝廷拨款、地方官府拨款、地方官捐款、官民合资、士民独资五种。资料记载，元明清三代在济宁任职的地方官员，捐俸修建书院较为普遍，有些传为佳话。
清康熙十六年（1677），靳辅（字紫垣）出任河道总督。当年夏天，靳辅得暇去拜谒济宁文庙，看到文庙破败不堪的景象，慨叹之余带头捐款修缮，所需经费都是各级官员捐献的，没向老百姓征收毫厘。竣工后，全城百姓前来观礼者无不欢欣鼓舞，交口称颂这一盛举。绅士学子们商量要建一座祠堂，塑靳辅像于祠中崇祀，以纪念他尊儒重教的功德。靳辅谦逊再三，众人请求不已，便提议用此款项在文庙东边选一块空地，创建了一所书院。百姓为世代传颂靳辅捐资兴学的功德，特将书院命名为“讲德书院”。
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出身的张伯行升任山东济宁道，恰逢荒年，他从家里调来钱、米，赈济灾民，开仓赈济汶上、阳谷等县灾民。康熙四十三年（1704），通过考察，他发现作为江苏、山东接壤之地的夏镇“人文甚盛”，于当年捐俸建夏镇书院，请本地秦主教，檄二省士子读书其中，一时“人文蔚起”。从上述记述中可以得知，夏镇书院应该是当时山东、江苏两省交界地区有重要影响的书院。济宁原有的济阳书院，年久失修，房舍坍塌。“公捐赀修葺，焕然一新，集士子讲道课文，兴起甚众”。张伯行的这一举动，对当时处在低潮时期的书院发展，在全国起到了很强的示范作用。
其他的书院大多数也是地方官捐俸修建。鱼台崇德书院由鱼台举人韩襄、随鹍共同出资，于明嘉靖四年（1525）重修。东鲁书院由兖州知府赵惠芽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创建，后任兖州知府张鹏志出资购买土地出租，以租金支付书院经费。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嘉祥曾子书院栋宇倾圯，坊、庑、后楼门垣仅存基址，时任分巡济宁管理通省河道兼督漕运山东按察司佥事许大定率属捐资重修。新任城书院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创建时，由时任济宁知州蓝应桂捐献兴建，书院所需经史子集图书、桌椅床榻厨房、浴室用具等都是蓝应桂花钱采购。
书院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已不复存在了，然而书院的优良传统依然有极强的生命力，给人以启发，仍可从中汲取营养，寻找借鉴。特别是近年来，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书院文化的价值，并对遗存的书院进行了修复。泗水县通过挖掘书院文化，创建了尼山圣源书院，连续举办了两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使之成为国学研究和传播的重要基地。邹城的峄阳书院、金乡的山阳书院也得以恢复。期待着书院能够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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