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与《论语》的关系可以看出，《论语》其实质就是孔子拍的一张张灵魂的写真集。孔子是《论语》内化核心，《论语》是孔子的外化表现。通过《论语》我们可以走进孔子的灵魂深处，可以通过《论语》这一线索，推测和窥视孔子的内心世界。可以隐约的感受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及他的人生苦旅。
《论语》不是一本简单而抽象的德化读物，它更真实的像一面镜子，这面有关德行为打造的‘照心镜’，它不仅供孔子的弟子，正衣冠，知得失，明荣辱，也供我们后人丈量自己的言行，它是一枚道德标杆。关于孔子与《论语》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没有作为从纯文学的角度去研究，它一直被统治者作为文化工具来为政治服务。是统治者利用来奴化下层人民的文化武器。它钳制人们的思想，意识，灵魂，为自身的统治建造防护墙，使之成为一个超稳结构。
在构建和谐社会，文明社会，而倡导古文化，特别推崇儒家文化，其核心是儒家的“仁”其实质难免会打上为政治服务的烙印。受东方传统文化评价思维的影响，人们对文化的评价，往往过于单一，现实的功利性太强，评价往往从现实利益出发，阶级性很强，缺乏客观性，多样性，没有形成多元化的评判标准。孔子也被《论语》这件华美而神圣的外衣包裹着，使他在中国的文化地位上一直以完美自居。其实不然，孔子也是人，也有世人所谓的七情六欲，也有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的感叹。
孔子的完美和统治者的美化包装分不开，孔子是统治者为进行更好地统治，为世人打造的一个道德模型。孔子的桃色绯闻， 小说《我的朋友孔丘》最值得留意的地方在于：它不仅满足于用浓墨重彩又惊人魂魄的神交，来铺陈那段刻骨的爱恋，更派给了南子一个非常吃重的角色，让她用入情入理的直言与力陈，一举颠覆了孔子求官职、创大同的固有信念，从而，彻底改变了孔子后半段的人生走向与思想轨迹。而事实上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子见南子”这个给人无限遐想空间的娱乐话题现在看来不过又是一个无聊之极的噱头。
实际上这个问题还是基于鄙视女性的男权主义而产生的，即夫子见过了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就可能“有问题”当然孔子也并非坐怀不乱的人，南子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当然这毫不影响孔子的盛名，可在《论语》里看不见一点描写得比较真实的影子，这使《论语》与宫廷颂歌有些相似，不得不让人怀疑《论语》的真实性。虽然南子素有荡妇之称，但内因是根本，对南子的过分指责，显得有对孔子避嫌的怀疑，这对南子一个弱女子来说，有失公允，这是文人所不能容忍的，孔子一生光明磊落，坦坦荡荡，是君子就应该敢爱敢恨，从这一点来说，对孔子完美的人格就要进行重新定义。
孔子一生的经历及理想，为《论语》的问世奠定了必然的文化基础。 按惯常记载和一般说法，孔子周游列国14年是要推销自己，却终不为各国诸侯所用。直到年老归鲁，政治抱负与道德理想依然镜花水月，未得落地生根。孔子一生政治抱负不得意，政治理想落空，这与儒家倡导的，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同理念有些大相径庭。孔子倡导的克己复礼为仁，也成为镜花水月。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孔子是一个空想家，是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一生注定会成为悲剧，他的理想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他的政治主张理想色彩太重，缺乏实用性，缺乏一定历史眼光。孔子的怀旧情结也相当严重，倡导“克己复礼”，本身就具有历史的倒退性。孔子已过知天命之年，与鲁国政坛更善于权谋的季孙斯等权势相比，这个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天真了点儿，知其不可而为之，最终也是吃力不讨好，只好背井离乡在春秋列国之间流浪，衣食尚不得周全，所以流浪过程狼狈不堪，状态如同丧家之狗。孔夫子这一点也被后世很多天真地相信儒家治国的知识分子天真地继承，中国历来的政治一向是一边打一边哄，一边用法家斗你一边用儒家哄你，学而优则仕这种说法一开始就是错的。
孔子一生为理想而生，也为理想而死。孔子从这一点来看，对待理想与信仰是极其执着的，是后人学习对待理想态度的楷模与榜样。虽九死犹未悔的爱国、爱民的伟大精神无疑是中华名族宝贵的文化遗产，非常值得继承，发扬光大。
孔子的回归，孔子的大众化与平民化，孔子的真实化。《孔子》这部电影“去圣人化”“反权威”有关，从一开始周润发面对质疑反问“孔子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神”，这无疑是对孔子及儒家文化的深思反省，这也无疑是对古代统治者，及被奴化的中国下层愚昧无知的劳动者的无情讽刺，鞭挞。这部关于一部分人的圣人的电影从内到外闪现着人性化、反权威化、去圣人化和说人话的“四化”精神光辉，这是对孔子及论语研究及表现的进步。表现孔子的大众化及平民化。虽然对人们心目中神圣的孔子形象有所抵触,但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方面表现出孔子的崇高与伟大。只有真实而具体的东西才具有客观性和可观性。孔子的圣人形象是在人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其本质还是人，只有充分体现人性才能表现出人性的高大，把孔子由圣人到圣人与凡人集合来表现，这是对认识孔子更深入的认识，对儒家文化更客观的解读，对《论语》更好的诠释。
孔子思想的保守性与实用性。《论语》中“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礼的功用主要是调和，先王之道是以和谐为美，即俗话说的“和为贵”。 礼是处理差别的，通过差别，建立秩序，然而秩序就是‘和’。和不是平等，而是不平等，或曰以不平等求平等。真正的平等只是理想，古人叫“大同”。孔子也梦想大同，但他知道，礼是大同讲不成了才讲。所以他讲“君子和而不同”和谐社会是小康，不是大同。长幼尊卑，井然有序，这就是所谓的‘和’。人是生下来就不自由，也不平等，和启蒙大师卢梭的说法相反。礼，最重要的用途，就是和稀泥，想方设法，把不平等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至闹出乱子。礼和德不同，不是个人修养，而是习惯和传统，约束人的行为规范。
孔子所提倡的‘礼’其实质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是统治者的代言人，与人民的愿望与要求脱离实际。这从历史的发展角度看明显具有保守性，但正是由于这种保守性，备受统治者推崇，从而使它具有现实实用性。任何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在历史长河中都会成为恶浪，吞噬人性。孔子倡导的礼，大同与今天的共产主义有些相似；而阐述的和与今天的和谐社会极为相同，都是为构建合理的统治秩序搞宣传。
孔子及《论语》在中国一直被统治者当作变形金刚，变成统治者需要的统治工具。孔子及《论语》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自由文化空间，没有把他真正当作纯文学来研究，一切相关的研究理论都只是用来为政治服务，或为自己捞取名利资本 。孔子及《论语》何时会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这将取决于文化民主化的发展程度。
（作者单位：云南省永善县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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