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定义的“仁义”之“义”，就是在兄弟、朋友之间的合作、交易、利益关系中强调亲情的关爱、照顾、理解、体贴。因为对任何人都可以视为同胞手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因此，这也是全社会通行的伦理原则。
简述“仁义”在各方面的表现：
一者道义，“道”指的是“王道”，为天下人谋利益的是“王道”，为一国人谋利益的是霸道。“道义”，就是符合王道，为整个社会谋利益的伦理原则。
孔子推崇的“道义”的典范是伯夷、叔齐兄弟。在周武王出兵伐纣时，他们拦住马头进谏：“父亲死了还没安葬，就兴兵大动干戈，能说是‘孝’吗?以臣下的身份去杀君王，能说是‘仁’吗?”两年后，周武王还是灭商建周，但在伯夷、叔齐看来，这场战争依然是以暴易暴，是不仁之举、不义战争。于是周朝建立以后，伯夷、叔齐放弃了俸禄，逃到首阳山里去以采食野草度日。宁可饿死，也不与暴政同流合污，表现了他们的高贵气节。
二者大义，这个“大”，实际指的诸侯国，也可以扩大到中央政权(天下)，相当于今天我们说的国家利益。所以，也可以认为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爱国主义”。相对来说，“道义”是形而上的，有一种人文理想、哲学观点作为基础，而“大义”是形而下的，就是以“国”、家族、家庭、团体这样的公“器”作为价值基础，“大义”就是对公“器”有利的言行。而“大义”与“道义”一样，相对“士为知己者死”那种私义，则是公义。
《春秋左传》记载，有个叫鬻拳的楚国大夫，曾因楚王不听他的谏言，就以武力相逼。但事后他却说，用武力威胁君主，这是莫大的罪行，所以他就自处刖刑，把脚砍掉。楚王就派他去做都城的守门官。后来巴人来攻打楚国，楚王率兵与巴人交战，大败而归但到了城下，鬻拳不放楚王进城。楚王只能去讨伐黄国。这回，在黄国的踖陵打了个胜仗，班师回朝。但回到楚国后，楚王一病不起。到夏天六月，楚王就死了。鬻拳在宫殿的侧室安葬了楚王后，随即自杀，安葬在楚王墓门前，以示无论生死都为国家把好门。
鬻拳的事，现在知道的人很少，但其实影响深远。“兵谏”一说，就源于此。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以兵谏的名义，当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他就准备像鬻拳一样自处刑罚。从鬻拳到张学良，时隔二千六百多年，而他们的行为是何等的相似，可见孔子改造义的内核，建立历史价值观的话语力量是多么强大，也可见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强盛而柔韧、持久的原因。
三者意义，就是价值定位。细分起来，“人生意义”与“人生价值”是两个同中有异的概念。同是价值评价，“人生价值”是社会对个体人生的客观的价值评价，“人生意义”是个人对自己人生的价值期望，即个人认为怎么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
《论语·先进·吾与点》记载，有一天孔子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在一起闲坐，孔子说：“如果有人赏识，你们要干什么事呢?”子路说可以在三年之内使一个小邦国强盛起来，扬威一方。冉有与公西华都说想在诸侯国执政或负责礼义教化。问到曾皙，他在鼓瑟，缓缓停下，说：“我与他们三位想法不同。暮春三月，穿上新做的春装，邀上五六个成年朋友，带上六七个孩子，到沂水里沐浴，参加村社求雨的雩祭舞蹈，唱着歌回家。”孔子立刻说：“我的理想和你一样。”
孔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子路等三人都把人生志向“功利地位”化了，而曾皙说的是一种人生境界——精神状态，从社会模式来说就是大同社会。孔子所处时代，比大同社会的等而下之的小康社会还远不如，礼崩乐坏，战乱频仍。但孔子认为，只要内心精神是身处大同社会的状态，等于实际身处大同人文环境。这也是孔子特别称赞颜回的原因，他称赞颜回不是因为他穷，而是因为他“安贫乐道”。一个有很高智商、很大能力的人，对“贫”能安然处之，一定是因为他得了道，乐在其中，“乐道”才能“安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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