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历史本身就是一种遗憾。
然而尽管如此，当我们就是这遗憾的亲历者，或者是制造者，发自内心的愧疚，有时真的难以诉说。
这就是山东省曲阜师范学校百年史———一部不可能再有人撰写的史书，学校已经全建制并入济宁学院，更名为济宁学院初等教育学院。2005年百年校庆，我们编写校史，竟然就遗漏了这样一位学校百年历史中的重量级人物：1936年考入兖州滋阳简易乡村师范（1934年山东省第四乡村师范改名为滋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1937年离校的老校友，被宁夏自治区政府称之为“国宝”，被贺龙元帅誉为“用小米黑豆喂大的艺术家”，中国现当代著名戏剧艺术家董小吾。
如果说到他的女儿歌唱演员苏小明（苏小明随母姓），相信知道的人会很多；然而如果哼唱起“数九寒冬下大雪，天气虽冷心里热”这个唱段。相信大家更会肃然起敬。因为正是董小吾当年也许是不经意的一笔，但却深度描绘出华夏民族，一个时代的心绪情怀。尽管大地已经深深陷入危亡深渊，神州大地仿佛数九寒冬、大雪压顶，但中华儿女激情澎湃，顽强奋起，心里依然燃烧着一团熊熊的复仇烈火。之所以后来被人经久不息地传唱，绝不是因为优美的旋律和词语，更感人的是其中那厚重的文化内蕴。
一
2009年的春天，我们专程到北京，拜见原文化部代部长，著名诗人、文学家贺敬之，听他介绍说，还有一位现当代文学史上极有成就的作家、戏剧家，也是他的老战友、老校友，叫董小吾，应该引起校史研究的注意。不过他现在定居宁夏，说这话的时候，贺老眯起眼睛，好像在做遥远的眺望。他说当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兖州四乡师的同学好几个，我是九级二班的，董小吾是八级二班的。其中有一个同学叫张云龙，是七级的，后来曾出任过北京市的秘书长，已经去世好多年了。
回到学校后，我立刻从网络里和济宁地方史籍中寻找董小吾的线索，甚至是向他的家乡鱼台县打电话询问，查找有关他的情况。才知道，尽管他在文学界声望卓著，地方上好像也很为之骄傲，将他和乔羽、李贯通并称为当代济宁文化名人，或许于家乡联系不多的原因，关于他的生平基本是语焉不详；加上文学界对他的研究至今没有展开，所以一直到今天，也只能是大体的了解。
董小吾，原名叫董慎吾，1920年出生于鱼台县谷亭镇和平村，1936年考入滋阳简易乡村师范。1937年岁末，日寇入侵山东，全省师范紧急南迁办学，尚未毕业的董小吾等人没有随学校西走信阳、武昌、入川，而是和几个同学流亡至南京，流落于难民收容所，亲身经历了残酷的“南京大屠杀”。1938年4月从南京逃出以后，终于辗转至四川绵阳重新进入已经改名的母校“国立六中”。1938年8月，他和几个同学一起，翻山越岭北下西安，然后辗转至延安，进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创作《百团大战组歌》7首，加入抗战宣传行列。编写秧歌剧、歌词等影响巨大。
1947年，任晋绥军区战斗剧社“土改宣传队”队长的董小吾，有感于抗日英雄刘胡兰的感人事迹，与魏风、刘莲池、严寄州等人一起，并由他首任导演创作歌剧《刘胡兰》，一举奠定他在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解放以后，1952年任总政歌舞团团长，几乎出访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参加国际文化交流。并执导了《翠玉鸟》等多部话剧，创作的歌曲《伟大领袖毛泽东》，风靡一时。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十年动乱结束之后，他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被聘为文化顾问，组织编导了《西安事变》《救救她》等数十部戏剧。其中1979年导演的第一部回族“花儿”歌舞剧《曼苏尔》，成为宁夏历史上第一个进京演出的剧目，并获得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会演优秀节目。以其卓越的历史贡献和高尚人格精神，深受宁夏人的喜爱。被尊为宁夏的“国宝”。
二
虽然五个女儿有四个身居国外，只有身为法国国籍的小女儿苏小明至今在国内乐坛打拼，但已跃米寿的董老，仍“不愿回北京养老”，决心要在宁夏度过知遇温馨的晚年时光。
2009年国庆节期间，我终于联系到了远在宁夏的董老，电话打过去之后，一听山东口音，便知是他接的电话，从声音上感觉到，老人家的身体尚好。只是因为耳背，无法听清我的话，便大声喊过保姆，让他接电话。当保姆告诉他，这是从山东老家母校去的电话。老人家立刻说道：我马上戴上耳机，让我自己来接电话。
电话中，当我简要把学校的情况介绍之后，他立刻声音变得很大，很急迫地告诉我：我也知道学校现在合并改编的事，历史上就合并过好多次了。前些年，我曾经回母校看过两次，一次是1980年，那时到那一看，学校的校园成了一个酒厂，但原来的一些老房子还在，我还在原来的教室前照了像； 第二次是1996年，这一次，学校的老屋子都拆光了，当年的四乡师连一点影子也找不到了。
他好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所以，不等我回话，便又大声说道：我很怀念自己的母校。因为我们这些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学生，都是受了当时学校追求光明风气的影响，尤其是进步老师的教育才走的，那时学校里的抗日情绪很高，国家要亡了，学生们都很想革命。
他稍稍喘了口气，继续说道：历史教员廉立之老师（泗水县人，后为山东师范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对我们帮助最大，我和贺敬之等人最后从四川的学校上西安，再到延安，就是在他的鼓励下成行的。所以，1953年我率领总政歌舞团到济南演出，还专门邀请他观看演出。好多事情我都没忘。他一口气，竟然向我说了那么多的话。
我刚想开口，向他发出回母校探望的邀请，他立刻又说道：好多年前，曾经在诗集中专门写过母校。他让我拿笔记一下，他没有说题目，便直接一句句地吟诵起来：“滋山泗水两相望，贫苦学子歌一堂。乡师暗铺革命路，通向延安有桥梁”。说完不知为什么，停了一会儿，他挂断了电话。
我握着话筒，一时间愣在那里。过了一会，我决定不再回电话了，一个89岁的老人，猛然回忆起当年的母校生活，也许真的情难自禁，不忍闻乡音，老来心更痛。我应该理解。
所以，就让我们连同歉疚一起，默默的存在心里吧！真情的祝福他，董小吾，一个校史中不该遗忘的艺术家、老校友。
然而尽管如此，当我们就是这遗憾的亲历者，或者是制造者，发自内心的愧疚，有时真的难以诉说。
这就是山东省曲阜师范学校百年史———一部不可能再有人撰写的史书，学校已经全建制并入济宁学院，更名为济宁学院初等教育学院。2005年百年校庆，我们编写校史，竟然就遗漏了这样一位学校百年历史中的重量级人物：1936年考入兖州滋阳简易乡村师范（1934年山东省第四乡村师范改名为滋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1937年离校的老校友，被宁夏自治区政府称之为“国宝”，被贺龙元帅誉为“用小米黑豆喂大的艺术家”，中国现当代著名戏剧艺术家董小吾。
如果说到他的女儿歌唱演员苏小明（苏小明随母姓），相信知道的人会很多；然而如果哼唱起“数九寒冬下大雪，天气虽冷心里热”这个唱段。相信大家更会肃然起敬。因为正是董小吾当年也许是不经意的一笔，但却深度描绘出华夏民族，一个时代的心绪情怀。尽管大地已经深深陷入危亡深渊，神州大地仿佛数九寒冬、大雪压顶，但中华儿女激情澎湃，顽强奋起，心里依然燃烧着一团熊熊的复仇烈火。之所以后来被人经久不息地传唱，绝不是因为优美的旋律和词语，更感人的是其中那厚重的文化内蕴。
一
2009年的春天，我们专程到北京，拜见原文化部代部长，著名诗人、文学家贺敬之，听他介绍说，还有一位现当代文学史上极有成就的作家、戏剧家，也是他的老战友、老校友，叫董小吾，应该引起校史研究的注意。不过他现在定居宁夏，说这话的时候，贺老眯起眼睛，好像在做遥远的眺望。他说当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兖州四乡师的同学好几个，我是九级二班的，董小吾是八级二班的。其中有一个同学叫张云龙，是七级的，后来曾出任过北京市的秘书长，已经去世好多年了。
回到学校后，我立刻从网络里和济宁地方史籍中寻找董小吾的线索，甚至是向他的家乡鱼台县打电话询问，查找有关他的情况。才知道，尽管他在文学界声望卓著，地方上好像也很为之骄傲，将他和乔羽、李贯通并称为当代济宁文化名人，或许于家乡联系不多的原因，关于他的生平基本是语焉不详；加上文学界对他的研究至今没有展开，所以一直到今天，也只能是大体的了解。
董小吾，原名叫董慎吾，1920年出生于鱼台县谷亭镇和平村，1936年考入滋阳简易乡村师范。1937年岁末，日寇入侵山东，全省师范紧急南迁办学，尚未毕业的董小吾等人没有随学校西走信阳、武昌、入川，而是和几个同学流亡至南京，流落于难民收容所，亲身经历了残酷的“南京大屠杀”。1938年4月从南京逃出以后，终于辗转至四川绵阳重新进入已经改名的母校“国立六中”。1938年8月，他和几个同学一起，翻山越岭北下西安，然后辗转至延安，进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创作《百团大战组歌》7首，加入抗战宣传行列。编写秧歌剧、歌词等影响巨大。
1947年，任晋绥军区战斗剧社“土改宣传队”队长的董小吾，有感于抗日英雄刘胡兰的感人事迹，与魏风、刘莲池、严寄州等人一起，并由他首任导演创作歌剧《刘胡兰》，一举奠定他在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解放以后，1952年任总政歌舞团团长，几乎出访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参加国际文化交流。并执导了《翠玉鸟》等多部话剧，创作的歌曲《伟大领袖毛泽东》，风靡一时。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十年动乱结束之后，他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被聘为文化顾问，组织编导了《西安事变》《救救她》等数十部戏剧。其中1979年导演的第一部回族“花儿”歌舞剧《曼苏尔》，成为宁夏历史上第一个进京演出的剧目，并获得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会演优秀节目。以其卓越的历史贡献和高尚人格精神，深受宁夏人的喜爱。被尊为宁夏的“国宝”。
二
虽然五个女儿有四个身居国外，只有身为法国国籍的小女儿苏小明至今在国内乐坛打拼，但已跃米寿的董老，仍“不愿回北京养老”，决心要在宁夏度过知遇温馨的晚年时光。
2009年国庆节期间，我终于联系到了远在宁夏的董老，电话打过去之后，一听山东口音，便知是他接的电话，从声音上感觉到，老人家的身体尚好。只是因为耳背，无法听清我的话，便大声喊过保姆，让他接电话。当保姆告诉他，这是从山东老家母校去的电话。老人家立刻说道：我马上戴上耳机，让我自己来接电话。
电话中，当我简要把学校的情况介绍之后，他立刻声音变得很大，很急迫地告诉我：我也知道学校现在合并改编的事，历史上就合并过好多次了。前些年，我曾经回母校看过两次，一次是1980年，那时到那一看，学校的校园成了一个酒厂，但原来的一些老房子还在，我还在原来的教室前照了像； 第二次是1996年，这一次，学校的老屋子都拆光了，当年的四乡师连一点影子也找不到了。
他好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所以，不等我回话，便又大声说道：我很怀念自己的母校。因为我们这些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学生，都是受了当时学校追求光明风气的影响，尤其是进步老师的教育才走的，那时学校里的抗日情绪很高，国家要亡了，学生们都很想革命。
他稍稍喘了口气，继续说道：历史教员廉立之老师（泗水县人，后为山东师范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对我们帮助最大，我和贺敬之等人最后从四川的学校上西安，再到延安，就是在他的鼓励下成行的。所以，1953年我率领总政歌舞团到济南演出，还专门邀请他观看演出。好多事情我都没忘。他一口气，竟然向我说了那么多的话。
我刚想开口，向他发出回母校探望的邀请，他立刻又说道：好多年前，曾经在诗集中专门写过母校。他让我拿笔记一下，他没有说题目，便直接一句句地吟诵起来：“滋山泗水两相望，贫苦学子歌一堂。乡师暗铺革命路，通向延安有桥梁”。说完不知为什么，停了一会儿，他挂断了电话。
我握着话筒，一时间愣在那里。过了一会，我决定不再回电话了，一个89岁的老人，猛然回忆起当年的母校生活，也许真的情难自禁，不忍闻乡音，老来心更痛。我应该理解。
所以，就让我们连同歉疚一起，默默的存在心里吧！真情的祝福他，董小吾，一个校史中不该遗忘的艺术家、老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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