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巨擘鲁迅生前曾收集过大量汉画像石拓片并对其进行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代文化巨人对待人文遗产的态度以及他批判地继承遗产、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成果的艺术道路的侧影，这对我们如何保护、利用传统文化遗产，如何建构适应时代的新的人文精神很有启发意义。
鲁迅先生曾收藏了大量汉代画像石刻碑碣拓片。特别是1931年以后，他更注意搜集汉代画像石(砖)方面的拓片，甚至还托山东、河南等地的友人补足武氏祠、孝堂山、朱鲔石室的大型画像拓片，并为争取这些画像拓片的出版花费了很大心血。可惜，由于世事的纷杂、工作的繁重及身体健康状况等原因，他未能实现这一愿望就逝世了。鲁迅所欲补足的嘉祥武氏祠、长清孝堂山、金乡朱鲔石室画像均出自山东，是石刻画像中的极品。据鲁迅推断，其中朱鲔石室刻画应为晋代石刻。30年代，山东就已是汉画像石出土、面世较多的省份，充分显示出齐鲁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
鲁迅先生推崇汉代石刻画是基于他对其人文价值的深刻认识。与他所倡导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相联系，他崇尚汉画像石写实主义的创作基调。他认为汉画真实地描绘了汉代的社会生活，对我们认识汉代社会风貌具有重要的意义。
汉代石刻画像的创作方法有幻想、浪漫的成份，如，东王公、西王母、人面兽、人面鸟、人面鱼、兽头人身怪、九头人面兽、九尾狐、玉兔捣药、仙蟾执网、驯龙、骑虎、羽人等形象的出现。但其创作方法的主调却是现实主义的。汉画主体内容是对汉代社会生产、生活的真实描绘。以山东汉画像石为例，描绘现实生活的有：农业、手工业劳动、狩猎、捕鱼、车骑、仪仗、战争、庖厨、宴乐、百戏、建筑等；描绘历史故事的有：帝王、将相、先贤、高士、烈女、孝子等；此外，还有祥瑞图形、神话故事、自然景物等。其中，第一类内容占了绝大多数，第二类内容也占有相当一部分。鲁迅先生在一次通信中说：“汉画像模胡的居多，尚是初拓，可比较的清晰，但不易得。我在北平时曾陆续搜得一大箱，曾拟摘取其关于生活状况者，印以传世……汉画像中，有所谓‘朱鲔石室’画像者，我看实是晋石，上绘宴会之状，非常生动，与一般汉石不同，但极难得。”(致姚克，1934年3月6日)
在另一次通信中，他又说：“汉唐画像石刻，我历来收到不少，惜模胡者多，颇欲择取有关风俗者，印成一本，但尚无暇，无力为此”。(复姚克，1934年3月24日)
可见，鲁迅对汉(亦包括晋、唐)的画像石最感兴趣的乃是因为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真实、人文风俗。鲁迅用真、善、美有机统一的美学标准来评价当代文艺作品，而对古代文化遗产价值的评判也是首先看它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真实状况。
鲁迅在叙及山东武氏祠时曾说：“明人所作的图，惟明事或不误，一到古衣冠，也还是靠不住，武梁祠画像中之商周时故事画，大约也如此。”(复西谛，1934年4月21日)
鲁迅的意思是，武氏祠中反映既往朝代的故事靠不住，但如明朝之画反映明代之事却“不误”一样，武氏祠的石刻画像所反映的汉代风貌，还是有认识价值的。嘉祥武氏祠石室画像丰富生动，其题材除描绘古代帝王、忠臣、义士、孝子、贤女外，还有车马、神怪、奇禽、异兽、花卉等，尤其宝贵的是还有近汉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画中，秦王被荆轲所迫，环柱而走，荆轲以匕首击秦王，剑中铜柱，荆轲失手后，怒发竖直，奋然前仆，为秦王侍卫所挟持，侍臣惊呼。记载这样惊心动魄的历史画面的石刻画像，为鲁迅先生所珍爱是不难理解的。
鲁迅先生重视对汉画像石的收集、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汉石刻画像生动、充实的艺术风格和精美无比的构图技巧值得新美术运动中的青年画家借鉴。
许寿裳先生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鲁迅“搜集并研究汉魏六朝石刻，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画像和图案，是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着手的。他曾告诉我：‘汉画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出于我国的汉画呢?’”鲁迅对汉石刻画的图案称赞不已，并不是如一般人那样只为泛泛地感性地赏玩，也不像考据家、鉴赏家那样搜古、寻奇，更不是卖弄风雅，而是着眼于对现实文艺运动的指导，尤其是对作为新文艺运动重要一翼的新美术建设的指导。
嘉祥南武山画像石拓片
鲁迅研究中国美术史、探讨汉石刻画像是为了替新美术运动找到一条切实的发展之路。这条路在鲁迅先生的心目中是清晰而具体的：“就绘画而论，六朝以来就大受印度美术的影响，无所谓国画了；元人的水墨山水，或者可以说是国粹，但这是不必复兴，而且即使复兴起来，也不会发展的。我的意思，是以为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也许能够创出更好的版画。”(致李桦，1935年2月4日)
在鲁迅看来，我国古代绘画的弊端是过于空虚、抽象，而汉石刻画像却恰恰相反，它是生动、充实的。鲁迅先生对我国宋以来盛行的写意画是不太欣赏的，但他并不笼统地反对“写意”，而是反对完全舍弃了“实”的“意”和在“写意”借口下对艺术技巧的忽视。可见，鲁迅先生倡导青年美术家到汉石刻画像中汲取营养，既是一种提倡，也是一种反对，所反对的是脱离现实、否定技巧、抽象、空虚的画风。
鲁迅对汉画像石的态度体现了一种文化重构的精神。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鲁迅对封建的、落后的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彻底的、不遗余力的，但鲁迅决不是一个文化虚无主义者，他在大力译介、引进外国文化思潮、域外文艺作品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其中有尖锐的批判，也有坦荡的继承，他对汉代石刻画像的推崇就是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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