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李白是降落凡尘的谪仙人，始终有飘飘欲飞的俊逸风采，让后人钦慕不已；那么杜甫则是时代造就的真圣人，心怀天下黎民，沉重的步履踏响历史的诗弦，留下久久的回音。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欣赏着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清新画面，感叹着他“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情怀，品味着他“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肺腑之言……
杜甫7岁才华初露，15岁便诗名远扬。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轻的诗人离开长安，到兖州（今属济宁市）去省亲———其父杜闲当时任兖州司马。此后大约三四年内，他在山东、河北一带漫游，结交了不少朋友，在洛阳与李白相遇并结为挚友。直至天宝四年（745），杜甫一直过着“裘马清狂”的快乐生活。著名的《望岳》一诗便作于此期间，历来被誉为歌咏泰山的名篇，青年的热血豪情与诗人的浪漫气质在这首诗中得到绝佳的体现。诗开头一句“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气势宏大，壮阔豪迈，赞美了泰山高大雄伟的气势。结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富于展望，令人感觉到诗人雄心勃勃的精神状态，它不止是诗人要攀登泰山极顶的誓言，也是诗人要攀登人生顶峰的远大抱负。诗人早年就“窃比稷与契”，常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任。还有如《房兵曹胡马》以“所向无空阔”“万里可横行”写马，《画鹰》以“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写鹰，都显现出傲然凌厉之气概。
杜甫7岁才华初露，15岁便诗名远扬。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轻的诗人离开长安，到兖州（今属济宁市）去省亲———其父杜闲当时任兖州司马。此后大约三四年内，他在山东、河北一带漫游，结交了不少朋友，在洛阳与李白相遇并结为挚友。直至天宝四年（745），杜甫一直过着“裘马清狂”的快乐生活。著名的《望岳》一诗便作于此期间，历来被誉为歌咏泰山的名篇，青年的热血豪情与诗人的浪漫气质在这首诗中得到绝佳的体现。诗开头一句“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气势宏大，壮阔豪迈，赞美了泰山高大雄伟的气势。结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富于展望，令人感觉到诗人雄心勃勃的精神状态，它不止是诗人要攀登泰山极顶的誓言，也是诗人要攀登人生顶峰的远大抱负。诗人早年就“窃比稷与契”，常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任。还有如《房兵曹胡马》以“所向无空阔”“万里可横行”写马，《画鹰》以“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写鹰，都显现出傲然凌厉之气概。
杜甫画像
不久，杜甫遭遇了唐代最为沉痛的一段历史：安史之乱。天宝后期，唐代社会虽维持着表面的繁盛，却已处处潜伏危机。杜甫透过个人的坎坷经历，看到了国家的忧患，人民的苦难。天宝十一年（752），杜甫抑制不住郁积的诗情，写下了名篇《兵车行》，他以冷峻的笔法，严肃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下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并为那些无辜的死者发出悲愤的哭喊：“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首诗标志着杜甫诗歌内容与风格的转变。
此后，他又写了《前出塞》九首，继续对灾难性的开边战争提出质疑；写了《丽人行》，揭露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穷奢极欲的生活；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概括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从此，《春望》《月夜》《悲陈陶》《悲青坂》《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别”等大量传世名篇，从诗人饱蘸忧患的笔下不断喷涌而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在他的诗行里，我们总能看到一个神色冷峻、满面沧桑的形象，那就是诗人的影、诗人的魂啊。正因为他以深切的同情写民生疾苦，达到前人与当代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他笔下描绘了老农、士兵、老妇、新嫁娘、负薪女子、贫苦寡妇、落魄文人等一系列下层人民形象，鞭辟入里地表达了人民的感情与愿望，才奠定了杜甫在诗坛“诗圣”的地位，也造就了他诗歌“沉郁顿挫”的特点。
正如《新唐书·杜甫论赞》所言：“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衰，世号诗史”，杜甫诗中秉承了太史公司马迁以来的史家精神，肩负起社会责任感与历史责任感，用诗句描画着那个时代。由于他长期身居下层，与百姓接触广，又常年飘泊不定，走遍全国各地，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与社会情况，饱尝了丧乱之苦，因此能在诗中形象全面地反映八世纪中叶半个世纪的唐代历史。他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
如《江南逢李龟年》里，“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诗人追忆与音乐家李龟年当年经常出入长安豪贵之家，过着丝竹缤纷的生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则写如今两人皆衰老潦倒，国势颓败，繁华早已是过眼烟云。又如《登高》一诗中写道：“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两句词意精炼，含意极为丰富，叙述自己远离故乡，长期漂泊，而暮年多病，举目无亲，秋季独自登高，不禁满怀愁绪。自然之秋、人生之秋、国势之秋，在诗人笔下得到了最摧人心神的融合，其况味之深浓，千百年也化不开。另外，他的许多写景咏物诗，以诗论诗、论音乐、论书画、论舞蹈，也从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艺术成就，不愧“诗史”之称。
杜甫一生，以其最为自觉、最为深沉的社会意识，以其毕生精力和天赋异禀创作诗歌，把个体人格化入广阔的人生，襟怀博大，至性至情，使其诗歌在唐代达到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因此，郭沫若给了杜甫最为恰切的评价：“民间疾苦，笔底波澜；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此后，他又写了《前出塞》九首，继续对灾难性的开边战争提出质疑；写了《丽人行》，揭露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穷奢极欲的生活；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概括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从此，《春望》《月夜》《悲陈陶》《悲青坂》《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别”等大量传世名篇，从诗人饱蘸忧患的笔下不断喷涌而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在他的诗行里，我们总能看到一个神色冷峻、满面沧桑的形象，那就是诗人的影、诗人的魂啊。正因为他以深切的同情写民生疾苦，达到前人与当代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他笔下描绘了老农、士兵、老妇、新嫁娘、负薪女子、贫苦寡妇、落魄文人等一系列下层人民形象，鞭辟入里地表达了人民的感情与愿望，才奠定了杜甫在诗坛“诗圣”的地位，也造就了他诗歌“沉郁顿挫”的特点。
正如《新唐书·杜甫论赞》所言：“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衰，世号诗史”，杜甫诗中秉承了太史公司马迁以来的史家精神，肩负起社会责任感与历史责任感，用诗句描画着那个时代。由于他长期身居下层，与百姓接触广，又常年飘泊不定，走遍全国各地，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与社会情况，饱尝了丧乱之苦，因此能在诗中形象全面地反映八世纪中叶半个世纪的唐代历史。他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
如《江南逢李龟年》里，“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诗人追忆与音乐家李龟年当年经常出入长安豪贵之家，过着丝竹缤纷的生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则写如今两人皆衰老潦倒，国势颓败，繁华早已是过眼烟云。又如《登高》一诗中写道：“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两句词意精炼，含意极为丰富，叙述自己远离故乡，长期漂泊，而暮年多病，举目无亲，秋季独自登高，不禁满怀愁绪。自然之秋、人生之秋、国势之秋，在诗人笔下得到了最摧人心神的融合，其况味之深浓，千百年也化不开。另外，他的许多写景咏物诗，以诗论诗、论音乐、论书画、论舞蹈，也从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艺术成就，不愧“诗史”之称。
杜甫一生，以其最为自觉、最为深沉的社会意识，以其毕生精力和天赋异禀创作诗歌，把个体人格化入广阔的人生，襟怀博大，至性至情，使其诗歌在唐代达到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因此，郭沫若给了杜甫最为恰切的评价：“民间疾苦，笔底波澜；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济宁兖州少陵台
相关链接：济宁兖州少陵台和杜甫的关系
少陵台是山东省兖州八景之一，位于济宁兖州九州大道中段(原少陵西街)。
唐代大诗人杜甫晚年自称“少陵野老”。唐开元二十年春，杜甫贡举下第，是时杜甫的父亲杜闲正在兖州司马任上，杜甫由洛阳来兖州省父，以后并于此寓居。按其《壮游》诗：“峙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可知杜甫下第后即来兖州。
杜甫《登兖州城楼》诗云：
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
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余。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踌躇。
明初，朱元璋第十子朱檀封为鲁王，藩兖州。兖州城南扩，为纪念杜甫，在杜甫登楼处城墙保留一段，改建成台，遂称少陵台。为兖州八景之一，谓之“南楼夕月”，南楼遗址土基——少陵台，现为兖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在台周围以砖砌墙，加以保护，可供登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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