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祝英台为春秋任国（济宁）人

济宁市微山县马坡梁祝合葬墓及其墓碑，发掘于1995年春季。墓址位于济宁市境微山湖北端，老泗河北，梁氏祖茔、群墓之中。经历代淤积，墓碑深埋地下，因此学界少有人知。经碑文及有关史料、遗址考证，确证梁祝为我国春秋初期任国（今济宁市）人。

一、梁祝外传的复出

马坡梁祝墓是全国九处墓址中，惟一有墓志纪事，且于纪事中载明二人合葬的地方。墓志全文843字（正文756字），分别记载其生平和颂扬义节（通过重建祠堂起因）两个部分，详载了真实生活中的梁祝其人及其爱情瓜葛，其死因和地官指令二人合葬，与世传神话截然不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墓志碑的撰写者，在此为我们清楚地指明了墓志全文的依据来源。序曰：“外纪二氏出处弗详，迩来访诸故老,传闻（祝）在昔济宁九曲村。”此处交待十分明确，墓志关于梁祝的纪事，本于梁祝“外纪”，由于“外纪”对梁祝出生地记载不够详细，故有对故里老人的采访。

赵氏为我们说明的上述“外纪”，在我国学界并未有人提及，在所有关于梁祝的其它文献资料上，无任何笔载记录，可惜碑文撰写者赵廷麟所藉以为梁祝写志的原外纪，今已佚失。值得庆幸的是，赵氏的说明，使我们得知,墓志梁祝纪事，是原梁祝外纪的转载和刻于碑石上的记录，且根据碑文前言交待，墓碑纪事是忠于原外纪内容的，撰者有“外纪出处弗详，而得故老传闻，在昔济宁九曲村”，不将此项内容纳于正文之中，而提于序中说明，是作者于碑文中，有意保留“外纪”原貌和根据马坡梁氏家庙（梁祝祠）碑的先祖人物纪事求实要求的。撰者的慎重求实还可以从墓志的后文得知，赵廷麟受官府之托，秉皇家之命为梁祝写碑，必得认真严谨，其文曰：“书以奏明，授今（当今皇帝）兹托，其无用心哉。”据此可知此文为原“外纪”转录，当鉴之不谬。

梁祝墓碑既是原“外纪”内容的转载，又何有出处弗详之语呢？据墓志考知，梁祝生活的年代当处秦汉之前的春秋时期（详见后文考证）。先秦文学不同于后世人物传记，传写人物只是简单的记言或记事，汉司马迁开列传之先例，方演为后世传记之格式：记生年、乡籍、生平等项内容，故梁祝“外纪”存在“出处”（生地）弗详之情形，亦不足为奇。但考其墓碑内容其间还确有梁祝故里之披露，如邹邑西居、吴桥、西庄、柳荫、峄山等，均在今济宁市境内，或有遗址，或有至今沿用的村庄旧名，生活年代亦可从中考出。

为让世人一睹《外纪》所载梁祝，将墓碑内容概述如下：“在昔济宁九曲村。祝君者，其家巨富，……见世之有子读书者,往往至贵,显耀门闾,独予无子,不贵其贵,而贵里胥(地官名)之繁科。膝下一女名英台者，聪惠殊常，闻父咨叹不已，卒然变笄易服……。竟读书乃振门风以谢亲忧。时值暮春,景物鲜明，从者负笈，过吴桥数十里，柳荫暂驻，不约而会邹邑西居梁太公之子名山伯，动问契合，同诣峄山先生授业，昼则同窗，夜则同寝，三年衣不解，可为笃信好学者。一日英台思旷归宁，倏经半载，山伯往拜其门。……山伯别后不一载，疾终于家葬于吴桥迤（以）东。西庄富室马郎迎亲至期，英台苦思山伯君子，因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成室家之好，更适他姓，是异初心，遂将舍生取义，悲伤而死。……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

本文纪事的主要情节基本同于流传全国的故事内容，其重大区别是：（一）马坡梁祝，其结局为人间悲剧，并非神话传说。（二）此处梁祝合葬乃地官所为，无钻坟化蝶附会。（三）碑文纪事贯穿“聪惠、兹孝、好学义节”的礼教主线，有别于“聪明、才貌、婚恋、化蝶、团圆”的民间传说。（四）此处梁祝祠为官府重修的梁家祠，其合葬有墓碑详载，非同记于他地方志上的传说。（五）此处梁、祝、马三姓氏，其家族后裔均取封闭心态。而周边村庄梁、祝、马则无此心态，更不同于其它地方梁祝故事及流传的情形。总之，此《外纪》资料，却为至今未见史载的非神话传说的梁祝传(实为刻石方志）。据《宋戏文辑轶》（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12月第一版）曰：“祝英台的故事起源很古，《识小录》卷三（明徐树帜）说在‘金楼子’上已有记载，可惜现在的辑本没有这一条”。唐张读为志怪小说《宣室志》的作者，他记载的“梁祝”为坟裂化蝶的神话夫妻，是民间传说的定型；据清代撰写的《宁波府志》、《宜兴志》所载梁祝也皆为乡居不同的神话人物，载于《中国百科全书》、《辞海》及《戏曲史》、《中国神话》、《文学大辞典》等，无不以神话载写，至今不见有一则原形（型）人物数据加载我国史籍。

综上分析，马坡墓碑即出梁祝外纪，其记事又具备了原形（型）人物几大特征，其墓葬、其族裔、其祠、其墓碑，无不证实梁祝却有其人，其墓志的发掘则是梁祝外传的复出。

二、梁山伯祖居吴桥

在墓碑中有关梁、祝、马三氏住址的记载：“在昔济宁九曲村祝君者，其家巨富”，“西庄富室马郎”，祝英台住九曲，马郎住西庄（两村相距四华里）十分明确。唯梁山伯家住在何处，较为笼统。然细读碑文有：祝英台“过吴桥数十里柳荫暂驻，不约而会邹邑西居梁太公之子山伯”。……“山伯疾终于家葬于吴桥迤（以）东”的记载，却又向我们提供了解开上述之谜的钥匙。据马坡桥梁遗址考证，从葬墓东白马河上有吴桥，邹县旧志（娄志）桥梁（八章）有载：“吴桥——在城（邹县）西六十里，跨白马河上，隆庆年间（公元1567年——1573年）被水淹没。”梁祝墓，若以此桥定位当载“葬于吴桥迤（以）西”，故墓志所记吴桥非指桥梁，实为村庄，且墓西，是一片高埠，林（墓地）近村居亦为当地之俗也。另外，此载亦非撰者所为，墓碑撰于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早于隆庆，此时，墓西吴桥村已荡然无存，白马河吴桥尚在，赵廷麟非以桥梁定位，乃记“葬于吴桥迤东”是抄“外纪”原文之故也。由此分析，合葬墓西有吴桥村，为梁氏所居，故梁山伯祖居吴桥村，桥以村名，村以姓称之谓也。

三、梁祝生于春秋之时，任国人

依据“外纪”撰写的梁祝墓志，不仅语言文字颇具先秦古风，而纪事内容中诸多名词称谓，也是考察梁祝生活时代的重要依据。

乡党士夫：墓志“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乡党士夫”的称谓，并非“乡邻”含义的借指，而是处理梁祝丧祭活动的地官之属。墓碑记事出于《外纪》，《外纪》又记“乡党士夫”，是乡党士夫指令里胥族家将祝英台从葬山伯之墓，可证梁祝生于有乡党士夫的年代。

“乡党”合用，转意为“乡里”或乡闾，最早见于春秋纪事，据《论语·乡党篇》：“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孔子生于春秋，春秋有乡党。《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吴起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者30余人而东出卫郭门”。此文可证乡党于战国时期尚存，秦改郡县，乡党区划自此消失，后世典籍偶有引用，皆为借指，其区划实体均不付存，因此，梁祝生活年代当在秦汉之前。梁祝生于任，任国被兼并于春秋之末，乡党之区划取消，按此时限推断梁祝生于春秋，是不错的。

春秋之邹邑：邹邑，有春秋之初的鲁邹邑，在曲阜东南，马坡之东，原属邾。邹，同陬字，本作鄹。左传鲁襄公八年（公元前563年），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被封为“陬邑大夫”。《史记·孔子世家》，有孔子生于鲁昌平乡陬邑。因孔子周游列国归息于此，改称息陬。据王献堂《三邾疆域图考》：《左传》鲁喜公三十三年，鲁伐邾，娶訾娄。邾、邹、陬、鄹、耶同音，考邾之都邑初本于此，故称邹邑，时当春秋之初。

显耀门闾：邹鲁之乡是儒家学说的发祥地。早在孔孟之前，便将读书视为极荣耀的事情。“闾”字源于周礼区划，考其使用范围和年代，仅见春秋旧籍。《吕氏春秋》卷一仲冬纪有：“是月也，命阉君，申宫令审门闾，谨户室必重闭。”此文有门庭或门户之意。仲冬纪又曰：“是月也，可以罢官之无事者，去器之无用者，涂阙庭门闾，筑囹圄，此所以助天地闭藏也。”吕氏为战国时人，记春秋之事，此书有更一字赏千金之严肃，故有门闾可断梁祝为春秋之时人也。

读书致贵之俗：春秋初期，读书人颇受世人尊重。由于诸侯争战需要，举贤世风日重，读书至仕的气候初成，“见世之有子读书者，往往至贵”的观念和时俗，便是这一时期的反映。国内外部分学者，往往将梁祝视为儒者，严格说是不恰当的。碑文纪事丝毫未提及梁祝为儒家学子，其读书追求尚无“学而优则仕，唯有读书高”之境界。为了战争需要，春秋初期的乡举学子，将读书，射御列为并重的学练课目，对学有所成的佼佼者，委以国之重任或命为军事将帅，参与国事或征战杀伐，非同于以劳心为天职的儒家教育。因此，读书往往致贵的这一现实，反映了孔子儒家思想产生之前，春秋时期的世俗和观念。

关于笈的考证：辞源谓笈为书籍。书者，箸于竹帛之书（见《说文解字》），此处笈则为盛放书简之用具。《三国志·吴》谢承恩注引《后汉书·李固传》有载：“李固改易姓名，杖策驱驴负笈追师三铺（汉指长安近畿）学五经积十余年。”可见书简是很重要的，故英台赴峄山读书有“从者负笈”的记载，知梁祝读书年代至古。

中国贯笄之俗：地处中原的邹、鲁、任等北方侯国称中国（相对四夷），其服饰礼俗，有别于荆、楚、吴、越。墓志有“卒然变笄易服”的记载，表示梁祝生于春秋，为北方人。《淮南子·齐俗训》曰：“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剪）发”是说我国春秋之时，四地不同风俗；后汉《地理志》，还有“荆楚吴越皆披发跣足”的记载，进而证明，梁祝非为南方，而生北地。

车轿之鉴：墓志“祝英台舍生取义……少间愁云满室,飞鸟哀鸣，闻者惊骇,马郎旋车空归”的记载，不同于他处传说。在外地流传的故事中，皆言以轿迎娶，并有下轿拜坟细节，独有此处碑文载为“马郎旋车空归”，毫无附会言语。我国轿子作为交通工具，源于宋代，因宋太祖陈桥兵变，车改轿形，轿字从车。然，时少有官吏乘之，唯康王南渡后，方普遍乘用。墓碑记载马郎驾车迎亲，实无抢霸，其如实作记，诚为可信。

春秋之媒官：早在春秋之时，婚嫁即受周礼严格约束。《周礼·地官·媒氏》，曰：“媒氏掌万人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有关媒官之称，有曰男者为媒，女者为妁。《孟子·滕文公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贼之。”作为周礼媒官制度，是酿造梁祝悲剧的重要原因。在马坡墓碑有“英台苦思山伯君子，吾尝心许为婚，第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成室家之好，更适他姓，是异初心也”的胸中苦痛。碑文的这一生活史实，恰是我国古老婚姻制度的客观反应。也是梁山伯、祝英台所处时代的载录和说明。

梁祝就读厘王时：流传于鲁西地方的戏曲《梁祝下山》有“周公之礼定纲常，厘帝（王）君正臣又良，妯娌和睦家不散，兄宽弟忍家能久长。梁山伯祝英台结下故友，就在红罗峄山念文章”的戏词，是说梁祝在峄山读书的时间是周厘王（前681年——前676年）在位期间。横观此段历史与周厘王同时在位的齐有桓公（公元前684年——前642年）；邾有惠公（公元前723年——前678年）；鲁有庄公（公元前693年——前662年）。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内施改革，外盟诸侯，尊王室，强军旅，举贤重教，遂成霸业。与此同时，桓公为振兴国学，培育国之英才，特又采取强有力措施，以倡举贤之道，正月之初，乡长复事，桓公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惠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告，谓之蔽明，其罪五。”译成现在的话：“在你的乡里发现平日好学，孝敬父母，聪明仁惠，在当地有一定名声的人，就应当向上级报告，如果有这样的人不报告，叫埋没贤明，要判五刑之罪（即墨、劓、剕、宫、大辟）。”概括起来，桓公乡举贤者，所定标准有三：“平日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惠质仁。”凡具备这三项标准的乡校等学子，乃为贤者，是国学入读的主要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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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坡梁祝墓志纪事，不仅有祝英台聪惠殊常之赞颂，且有为父无子而分忧，竟男装求学之慈孝，尤其还有“昼则同窗，夜则同寝，三年衣不解，可谓笃信好学者”的志节行为。梁祝贤者的品质，优秀学子的表现极富传奇色彩，进而推知，梁祝纪事即以桓公标准而赞之，其就读峄山国学，当于齐桓公或邾惠公之时。在其之后的教育演化中，私学大兴，国学遂废，至春秋后期，孔子课徒，有教无类，交十修则可，何有“荐贤”与“乡举”？对于鲁敏各异的生徒，则取因才施教之法，乡举入选之限制已不复存在。故梁祝读书事亦应在此之前。

梁祝生于任（济宁市任城区），学于邾（济宁邹城峄山）。而峄山国学选贤（招收学生）又何采用桓公规定标准？惠公时邾国三面界鲁屡受侵扰。邾初依于郑，又与鲁盟以缓鲁之威胁。然，鲁毁约伐邾每每相侵，邾为自保国命，又依强齐，修国政盟诸侯，尊周室，深得周王及周边诸侯信赖和赞誉，有效地抑制了鲁国的侵扰。邾惠公追随强齐，于晚年多次随齐桓公征战。由齐桓公奏请周王被封为子爵，其内政改革，尊王复礼举贤重教，有甚于诸侯各国。邾惠公及中原各国受齐国影响，均依桓公之法而举贤兴教，其事亦不足为奇。然，在桓公之后的春秋时期，争战加剧，私学大兴，靠私学成才的学子，无须再通过乡举而进入学校，使周王朝乡校和国学从历史中告退。由上分析，梁祝于峄山读书的时间只限于春秋初期。如按戏曲所言，周厘王在位期间为公元前681-前676年，区间时段为5年，若取上下限的中间数，即为公元前678年，其误差不超过三年。按梁祝上学年龄为20岁或18岁上推：梁山伯当生于公元前698年，祝英台生于前696年。

四、梁祝举荐于乡学，就读于峄山国学

早在殷商之前，我国即有乡学。《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文献通考》言学校：“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注：校、序、庠皆乡学。由此可知，读乡学，是无须出乡的。梁祝峄山就读，并非乡学，应是国学。我国周王朝的教育制度，有乡学国学之分。国学亦称大学。清周礼学者孙诒让曰：“周之大学所教有三：一为国学，即王太子以下至元士之子，由小学而升者也；二为乡遂所举贤者，能者司徒论其秀者入大学是也；三为侯国贡士。”梁祝即非为王太子及元士子，又非侯国贡士那就是乡举贤者。贤者举荐于乡学。据《左传》昭公十七年，仲尼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故“西周之学，官师合一，至春秋而天子失官，学校不修，民不说学，及其大人。故官师之学分裂，而为私家之学。”（见《中国文化史》柳诒征上卷《学术之分裂》）由官学向私学转变，其原因是：古之教材即官吏所掌之史籍。有官则有教。周王室衰微，官吏失业逃散而至四方各地从教，由官学而转变为私学。私学始于春秋而盛于战国，故柳诒征曰：“学术之分裂，非一时之事，始则由天子畿内分而之各国，继则由各国之学转而为私家。”“学校教育之衰殆又甚于春秋之初。故（至）春秋时鲁有泮宫，郑有乡校，其风虽不及西周之盛，犹有官学之遗意。春秋以后，则官学泯绝矣。”（见《中国文化史》）。对于官学之废，《史记》则谓官师逸散，在孔子之后。

由上可知，峄山国学的存在，亦应在春秋初时。峄山，为古邾国都城，是邾鲁文化发祥地。孔子于峄山设教，开私人讲学之先河，时在春秋后期，在此之后又有颜、曾、思、孟也于峄山课徒，至邾穆公时，太子从孟子为师，国学已荡然无存。梁祝就于国学，必在孔子之前。

据峄山新志记载：“泮池洞，聚仙桥下即此洞。”峄山有泮池，又有泮池洞即古泮宫。此证，春秋之时，不仅鲁有泮宫，邾国峄山亦有泮宫。泮宫即诸侯国学之处也。《诗·灵台》：“于论瞽钟，于乐辟雍”。瞽钟、辟雍均国学，王太子受业学习的地方；而泮宫，《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意思是，诸侯仿天子之制所建国学，名叫“泮宫”，类似天子国学辟雍，但低于辟雍规格。峄山，邾鲁文化发祥地：伏羲氏，斫峄阳孤桐制五弦，教化万民；禹之时，峄阳孤桐已成珍贵贡品（禹贡）。据峄山考古发现峄山纪王城三村，经常挖掘出西周至汉代的兵器、装饰品、器具、古币等，足见西周至汉代的时期内，峄山始终是诸侯争战的军事要地和古文明教化中心。于此处设立国学及梁祝于此就读均有其据。

另据峄山新志载：“峄山有四处传为梁祝读书修练场所。”令人信以为非，反疑此处为梁祝读书处不可以考。但按周王朝之教育，却证上说更为真实。“辟雍”、“泮宫”皆为天子王侯太子学习的中心校，亦称“中学”；环绕中学，尚有东西南北四学，分别开设礼、乐、射、御等六艺，按照季节分别教之。其太子则不同，《易学·太初篇》曰：“太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暮入西学，夕入北学。”

有关四学开设的专业，《礼记·文王世子》曰：“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必须按季节安排专业）。春夏学干，秋冬学龠（乐），皆于东序。小乐正（官名）学干，大胥赞之；龠（乐），师学戈龠（乐），师丞赞（辅助）之。胥鼓南（学）。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礼在鼓宗，书在上庠。凡祭于养志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大学正学乐于戚。语说命乞言，皆大乐正授数，大司成论说在东序。”上文是说，文王世子的学习有四处学校，按四个季节顺序安排课程；春夏学干戈，秋冬学乐。然据文献记载，诸侯四学安排也各不尽同。梁祝去峄山读书，“时值暮春”或许初学之年就是国学东序了。至此方知，梁祝四处读书处那就是他（她）们四校轮换的专业学习场所了。鲁西地方戏“梁祝下山（或十八里相送）”有“辞别上房老师父，又背起琴剑小书箱”的戏词，也反映出峄山四学中的专业内容。

五、梁祝合葬的成因

民间传说中的梁祝，其合葬为：祭夫、钻坟、化蝶。此说怪诞。而在我国诸多史籍的记载中，也无梁祝合葬的历史真实纪录，有言梁祝合葬就是有钻坟造成，将传说的钻坟合葬，断取为史载“合葬”；不然又说，“梁祝为传说人物，未必真有其人……”此论似有偏颇,依笔者之见,中国之老百姓不会无端造出一个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来。那么,实际生活中的梁祝,即民间梁祝的“原型”人物又是怎样呢?马坡合葬墓碑的发(挖)掘,首次将“梁祝原型”人物的真实死因及其合葬过程展示给世人。

马坡梁祝墓，地处梁家林，世代受梁祝族裔奉祀，今林（陵墓）虽毁，墓碑尚存，从其“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的文字考断，便知二氏合葬于“士夫”所为了。“乡”“党”为春秋的地方区划，相当当今之“乡里”。“士”“夫”为地官之属，即乡士及党之下大夫。乡士——周代官名，《周礼·秋官·乡士》掌国中，掌其乡中人数而纠戒。注：此（官）主国中型狱，六乡之狱在国中。国，《周礼·天官·太牢》：“以佐王治邦国。”注：大曰邦，小曰国，掌六乡文狱。周官司徒：“党正，每党设下大夫一人”。按周礼之制：乡设大夫一人，乡士一人；每党下大夫一人；每族上士一人；闾胥，每闾中士一人；五家设比，有下士一人。“乡党士夫”，即乡士党大夫之谓也。我国春秋之际，天下之治遵周礼，“政治以法为本”，“自王公庶民无不囿于礼法，故时时教民读法，全国王法岁首悬于家，纵民观览十日”（见《中国文化史》柳诏征编着）。柳氏于该书中又曰：“周官之精义，莫还于乡遂之自治。乡遂者直隶于天子而行自制之区域也。”又曰：“以乡遂例天下，则天下之咸可以乡之法施之。”乡遂或乡党（有诸侯国区划设党）乃直隶天子（周王）而行礼法的自制区域单位，而乡党之下，又有闾比。《周官·闾胥》：“凡春秋之祭祀，役征、丧纪之数，聚众庶即比（评比），则读法，书其敬敏任恤者。”意思是“每当春秋大的祭祀活动，瑶役征用，丧纪事宜，要召集全闾众庶，进行查纠告诫，向众庶读法，书写（记录）敬天地父母，聪惠仁义，救助贫弱的人。”故，祝氏悲（横）死，必有闾胥召集全闾众庶，查纠读法，追其死因，评其德节，书其事记其行上报乡党，士夫，由其决断，故“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为其合葬原因，其事出于闾胥召丧记实。细查其情，乡党士夫，既非乡中百姓，也非一般观众庸人，实为礼法执行者，掌六乡刑狱之人，其二氏合葬，盖出官府之意旨也。

六、梁祝荣辱及原型人物被封闭始末

流传于全国各地的梁山伯祝英台，可以说家喻户晓，为世人同情和歌颂。然，生于孔孟之乡的梁祝原型人物，其命运和遭遇却又是另一种情形。据墓碑所载：春秋时期，聪惠殊常，慈孝父母，笃信好学的梁山伯、祝英台由于才德出众，品学兼优而乡举去峄山国学学习，在学习生活中，二人情笃意深，青梅竹马，英台以心许婚第。但由于封建礼法约束，在英台下山之后，由父母许婚马氏，在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能成室家之好的绝望之中，山伯忧思致死，英台舍身取义，以死殉情。在英台丧葬之际，闾胥书其敬敏、质仁，舍身取义的高节，被乡党士夫许为从葬山伯之墓。此事流传后世，遂为各地百姓歌颂，并演绎为具有神话色彩的爱情忠贞典型。在梁祝故乡的鲁西广大区域，早在宋元之际，就被编为戏文、元曲，于明清时期，又有多种版本的传奇问世，并于戏曲界创作了《梁祝下山》，又名《十八里相送》。早在元至元年间，峄山读书处即建梁祝祠，以汉白玉石为二人雕像。可见，当时戏曲文艺宣传的推动效应；马坡梁家林，不知起于何时，合葬墓附近早就有祭祀梁祝二人的祠堂；至明正德十一年，官府盛赞二人义节，奏明皇上，复建梁祝祠，重新修整林墓以供后世瞻仰奉祀，同时撰写记文并刻石，并于司马迁“忠臣烈女同传”之列；建国之初，全国各地包括鲁西地区上演的梁祝戏曲、电影，成为宣传妇女解放，实行新婚姻法的有力武器。然而，作为梁祝故里的家族后裔，乡居世俗势力，始终将二人高尚品德视为丑行，对其存于故里的“记传”、墓碑、戏文、族谱，无人问津、传抄和留存，其家族更不愿张扬其事，采访者采访其近邻，却惴惴不敢讲其真情，方域文人更对其行为贬低有加。撰写于同治年间的峄山志，一度欲取消峄山梁祝祠，序文曰：“大通岩、孔颜石、通明正大”，“梁祝像有污山景”，更有游人士子、面其雕像，侮之，污谩之，国朝官人题诗轻谩世人同情心理，曰“行人至此偏酸眼，小像一双万寿宫。”在此世俗势力影响之下，孔孟正统思想长期抑制着梁祝美德的传扬，致使家族讳忌莫深，视歌颂为污辱，怕触隐痛，梁、祝、马三姓至今禁婚，梁祝戏曲绝对在梁祝马三村禁演，并使他人自觉做到不在三姓人前谈论梁祝。上述情形，大体概括了梁祝原型人物在故乡被压抑和封闭的情形，也是我国学术界长期不能探出梁祝原型人物的主要原因，致使影响全国蜚声世界的历史名剧，在浩瀚的典籍中，只留下民间传说的纪录。鲁西一带，在众所周知的原型人物封闭中，梁、祝、马三家族的反感不正好说明梁祝与其家族后裔有割不断的亲情吗？

七、墓碑内容的辨伪

马坡梁祝合葬墓碑中，以纪事为特点的“梁祝外纪”，正文450余字，远远超过先秦纪事文体，篇幅，其修饰加工痕迹依稀可辨。除撰者对原文风俗、礼仪、名词称谓，文体情节、基本骨架保持不变外，中间加饰的个别补充内容，其原因可能是受戏曲、传记的影响，在此有必要加以考证。其中，较明显的错误有两处。如“乡人呼为员外”即与原文有违。据辞源“员”字条：员外，元朝以来始有员外郎，已别于郎中，“员外”一词出现最早见于我国西晋，指正员之外的官员。除此外后文尚有：“英台女仪出见，有类木兰将军者。”后句不仅文字风格有别先秦用字，其说法也与史实有违。花木兰为我国南北朝时期人，与春秋初期相差千年之久，以后比先，是为说法不确。从碑文整体考证得出，英台慈孝，竟男装读书以谢亲忧，当是冲决封建罗网，为我国奋争女权的第一人，是启迪木兰替父从军的率先者。

编者说明：㈠该文以充分的事实说明《墓记》所载“梁祝原型”出自“外纪”并指出梁山伯祖居吴桥；㈡从九个方面考证阐明“梁祝为春秋”时代人；并以充分的事实阐明“梁祝举荐于乡学，就读于峄山国学”；并详细四学的内容和峄山四至五处读书遗址的依据；㈢孔孟之乡——济宁人对《墓记》中“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的载录进行考究，第一次明确指出“梁祝的合葬”是“乡党士夫主办”而不是“祭拜、钻坟（合葬）与化蝶”的传说；㈣流传于全国各地的梁山伯祝英台，可以说家喻户晓，为世人同情和歌颂。然，生于孔孟之乡的梁祝原型人物，其命运和遭遇却又是另一种情形。在孔孟之乡的梁、祝、马三姓至今禁婚（不通婚），梁祝马聚居的村庄绝对禁演“梁祝戏”，并使他人自觉做到不在三姓人前谈论梁祝（这又是首次明确指出：在孔孟之乡的梁·祝·马三姓不通婚。梁·祝·马三姓聚居地禁演梁祝戏，禁谈梁祝事）。曾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宣传婚姻法时，在南阳镇放映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电影时，因为南阳有马氏和梁氏聚居，故而就发生了被砸毁放映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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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考证和两篇奠基之作得到时任中共济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贾万志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中心总干事、“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秘书长李靖同志的肯定与支持，并收录共同撰写《中华文明的浓缩与华夏文化的展现——孔孟之乡文化的底蕴及现实意义》一文中充分地肯定：“史传千年的梁山伯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其历史原型人物实际是山东济宁人”。“这里既有儒家文化这一被士大夫阶层称道并接受的文化，也是梁祝故事原型人物的所在地，梁祝故事最早起源于这里”。在此基础上有市政府出面与省邮政局共同努力成功地取得“梁祝特种纪念邮票”的首发式在济宁举行。事实说明“梁祝故事源济宁”已得到社会的认可，这就为此后的梁祝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更为“济宁梁祝文化研究会”成立创造了条件；贾万志同志在第二次批示中明确指出：“加强对梁祝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前期做了许多有益工作，还要加强宣传、加大力度积极申报历史文化遗产”。事实说时任领导和专家对上述考证与两篇奠基之作的充分肯定同时，又明确指出：“前期做了许多有益工作，还要加强宣传、加大力度积极申报历史文化遗产”；这就是告示济宁的梁祝文化研究应当在前期研究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加大力度积极申报历史文化遗产”；前期研究明明是为其后的“研究”和“申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怎能把二对立起来呢？本应该把前期领导肯定考察资料和公开发表在报端文章汇编成册介绍给专家学者审核，以全面了解济宁梁祝文化研究情况；然而相反是通过“爱的千古绝唱源孔孟故里——梁山伯祝英台家在济宁考评”，矛头不仅直接指向原文的作者也指向了领导及其专家所肯定的“其历史原型人物实际是山东济宁人”；同时又舍不得前文所依据资料，变着法，演变成“孔孟故里方志载梁祝”、“孔孟故里传梁祝”等等，基本上与前文所引资料内容、顺序一致，更有甚者，就连笔者所标注的：“《峄山志》中关于陈云琴的几种说法：陈云琴国朝陈云琴邹人陈云琴森庵”也一字不漏的全文直录；（能说明每种不同形式意义？或含意吗？），同时删改领导批示；正是由于不敢或者说未能提供济宁梁祝文化研究的真实情况；仅以篡改抄袭（主要是济宁的资料）还有大篇幅抄袭引进外地和编造的传说和故事形成的《梁山伯祝英台家在孔孟故里》和《梁祝故事源孔孟故里》展示给专家学者；骗取了某些专家的和不了解情况领导的信任。希望有兴趣的同志，为澄清事实，可作以认真的逐页加对比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