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素以“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称著。在这块土地上，曾产生过众多的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涌现出许多“贤达人士”，也出现过为国人所不齿的反面人物，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均产生过不同影响。毛泽东深喑孔孟之乡这块土地上产生的灿烂文化及历史人物，并对其历史人物有着许多的客观评判，为我们清理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提供了理论依据。
1952年10月28日上午，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来济宁曲阜视察。曲阜县委书记兼县长孔子玉为毛主席作导游，参观了“三孔”。
评论孔子
孔子思想集我国古代道德学之大成，影响中国达两千年之久，毛泽东同志也深受其影响。但是，毛泽东从来都把孔子当做一个历史人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对待他。同时，还把封建统治阶级加工改造后的孔孟之道与孔子本人区别开来。毛泽东少年时期读的是“四书五经”，接受的是孔子思想教育，这给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并时常令他回忆起这段学习生活。1964年在北戴河，七十多岁高龄的毛泽东很有兴致地谈到：“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子，还写过文章”。毛泽东还曾谈到：“我是从农村生长出来的孩子，小时也上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佑哩，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
谈到政治思想的转变，毛泽东说：“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中学教员……”。1942年，毛泽东要求工农干部学文化时谈到：“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何况现在不是学的孔夫子，学的是新鲜的国语、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
毛泽东对孔子的许多观点给予高度评价。他推崇孔子的“再思”，主张独立思考，防止盲目从事；他提倡人们像孔子一样，虚心求教，“每事问”、“不耻下问”；他赞扬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他认为孔子“欲速则不达”的主张符合事物辩证发展规律，战争与工作中都应根据客观实际去掌握进程，循序渐进，以防冒进；毛泽东赞扬孔子办学时坚持的德、智、体全面衡量的原则，尤其欣赏孔子育人首取其气节，注重体育的办学路线。他认为，孔门弟子“安贫乐道”的精神很值得提倡，因为刻苦俭朴的生活能锻炼人的意志，培养人吃苦耐劳，克服困难和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安贫者能成事”；毛泽东认为，孔子把射箭作为学生必学的课程很好，这样能增强学生的体质，孔子是重视体育教育的典范。毛泽东于1917年4月1日《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高度评价这一做法。文章认为：孔子带领弟子们“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墙堵焉”，这很有利于健康。德、智、体三者，“体为之本”，不然，像“颜回、贾谊、王勃、卢照邻这些人，虽然有才华，却短了命。身之不存，德与智也就毁了”。毛泽东还认为，孔子不但注重学问，还注重实践，“仲尼取资于射御”，是说孔子的本领不但有赖于书本知识，而且来源于射箭驾车，来源于社会实践。古人尚且如此，今人更应该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毛泽东崇尚孔子渊博的知识和好学有成的精神。1915年6月25日，在毛泽东《致湘生的一封信》中谈到：“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之补《大学》……，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所宜遵循”，大力号召学者学习孔子“博学于文”的治学精神。毛泽东晚年曾说道：孔子早年并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家办丧事，也没有什么地位。后来又当过会计，做过管牛羊的小官，以及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可是他却学会了很多本领。毛泽东希望青年人能像孔子一样，积极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实践增长才干。毛泽东在1926年5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到：“孔子之道，多述重农之意，历代君王，莫不遵以为法，所以农村中的教育，多趋于农业方面”，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多主张“重农抑商”，当源于孔子的这种观点。
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逐步由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对孔子及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一时期，毛泽东非常关注思想文化界关于孔子思想的清理与批判，陈独秀、吴又陵、鲁迅等人打倒孔家店的文章及李大钊的《青春》、《今》等作品，都是毛泽东醉心阅读的。1919年9月，毛泽东发起成立“问题研究会”，亲自起草研究会章程，他列出世界及国内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150个，其中把孔子问题作为重要的课题来对待。经过研究、分析、对比，毛泽东认为，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改造利用的孔子思想已经过时，并率先对孔子思想进行清理、分析、批判。他指出：“孔子的教育思想能历久而不衰，并见重于各代帝王者，因为他所讲的都是尊君卑臣，有利于君王的道理，于是各代帝王尊视不歇”。“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毛泽东这里反对的是“独尊儒术”，反对的是封建政权利用孔子思想禁锢人们的思想，把矛头直指腐朽的封建制度。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非圣即违法”，束缚了中国人民的思想。毛泽东正是把孔子思想作为一种过时的思想体系加以批判的，批判的目的在于向封建制度发起挑战，以解放人们的思想，呼唤新制度的到来。同时，毛泽东还反对遗老遗少们打着孔子的旗号阻碍社会变革。1919年初，广州市修马路，要拆毁文庙、明伦堂，康有为大动肝火。打电话给岑春煊、任庭芳，斥为“侮圣灭伦”，“遍游各国，未之前闻”，“强要拆毁，非民国所宜”。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连续发表文章，予以批驳，并指出：“康先生的话真不错，遍游各国，哪里寻得出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的吗？”在一些具体观点上，毛泽东也对孔子进行了客观的评判。谈到延安的大生产运动，自然联系到孔子，他说：“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严肃地指出教育脱离劳动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重大缺陷。1955年毛泽东对曲阜陈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批示中，又说：“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形象地批判了孔子轻视生产劳动的态度。
毛泽东一生中，无论谈话，写文章，总是喜欢提及孔子，或是引用孔子的话，阐述自己的观点。称谓最多的是“孔子”、“孔夫子”，子、夫子在古代是对男子的尊称。说明毛泽东对这位儒学大师的尊敬。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孔夫子早已没有了，我们中国有了共产党，总比孔夫子高明一点吧。可见没有孔夫子事情还做得好一些嘛！至于好人，没有你也可以。”这话明显地说明，毛泽东是把孔子当作一位著名历史人物来看待的。毛泽东替孔子摘掉了“神”、“圣”的桂冠，还其历史名人的地位，宜矣！孔子思想及其我国丰富的古代文化，有着许多可宝贵的东西。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毛泽东把孔子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代表性人物，把他放到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毛泽东没有像“新文化运动”中的某些激进分子一样，一棍子把孔子打倒，也没有像历代尊孔派一样，盲目尊崇，将孔子奉为“神圣”而顶礼膜拜。而是对孔子有肯定，有否定，有分析，有批判继承，为我们正确评价这位古代文化泰斗，汲取孔子思想之精华做出了光辉榜样。
评说孟子
毛泽东少年时期就反复阅读孔孟的书，对孔孟的思想、主张了解得非常清楚。而对毛泽东影响最深刻的莫过于《论语》、《孟子》。据革命老前辈李一氓研究统计，在已发表的毛泽东著作中，毛泽东大量引用中国古籍，被引用者不下百种，其中引用次数最多的是《孟子》，其次是《论语》。这就说明孟子言论对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及毛泽东对《孟子》一书的熟悉程度。
对孟子的言论，毛泽东给予较多的赞誉。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毛泽东号召干部战士开动脑筋，他说：“脑筋这儿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告子上》），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毛泽东青少年时期非常注重意志与品德的修养，努力实践孟子说的一段话：“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生活中，毛泽东从来以吃苦耐劳为荣，以磨炼自己的意志，担当拯救中国之“大任”而为最高追求。足见孟子这句话对毛泽东一生的影响。
毛泽东赞赏孟子主张的气节及“大丈夫”精神。在阅读德国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时，毛泽东写下了一万二千字的批注，多次将书中的观点与孔孟言论相比较，阐发自己的观点，认为人们应该具备气节。“吾尝观古来之勇将之在战阵……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而至强也。豪杰之精神于圣贤之精神亦然。泡尔生所谓‘大人君子，决非能以义务感情实现之者’，岂不然哉（按吾意与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之意大略相同）！”孟子的“善养吾浩然之气”，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所谓“大丈夫”气质，自有其积极的意义，因此，历来为中国人民，也为毛泽东同志所借用，这是与毛泽东历来主张的“古为今用”相一致的。毛泽东还非常欣赏孟子“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之句说：“正是这种情形。没有红军的改编，红色区域的改制，暴动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为了前者就得到了后者，消极的步骤达到了积极的目的”。
毛泽东赞扬“孔子博学于文，名字博学而详说”的治学精神，欣赏孔丘孟轲渊博的学识。毛泽东自1920年之后，逐步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毛泽东注重中国的传统文化，注重吸收传统文化中合理的成分，以孔孟思想为轴线的中国传统文化，自然是毛泽东格外注目的领域。因而，毛泽东对孔子、孟子就有着较多的论述。就是毛泽东最后一个生日，他还一再重复一句谚语：“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谚语的意思是：孔子寿龄七十三，孟子高龄八十四，到了圣人的年龄，也就该辞世去了（俗称“到了殉头”）。毛泽东不信哪个人能够“万寿无疆”，他喜欢人们祝他“长命百岁”，可见，孔孟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
叹王弼、颜回之早亡
王弼（公元226—公元249年），三国时期山阳郡高平县（济宁南部）人，为魏晋玄学领袖和奠基人，亦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虽然只活了二十四岁，但著述甚丰，计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等书。他创立的玄学上承两汉经学，下启隋唐佛学，是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于王弼的才能，毛泽东非常赞赏。在读《初唐四杰集》一书时，毛泽东于王勃《秋日楚州司户宅饯崔吏君序》旁批注：王勃“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十六集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的太早了”。
颜回，为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品德优秀，高才博学，死时三十一岁，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不止一次地赞扬颜回的这种“安贫乐道”精神，认为“安贫者能成事”。同时，毛泽东也非常惋惜颜回短暂的生命，由此主张人们注重身体锻炼，注重养生，并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先生的信》中说“且观自古不永寿者，未必其数之本如斯也，或以其身之弱然尔。颜子早夭矣；贾生王佐之才，死之年才三十三耳；王勃、卢照邻或早死，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体不存，德智则随之堕矣”。1917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又谈到“颜回、贾谊、王勃、卢照邻这些人，虽然有才华，却短了命；身之不存，德与智也就毁了”。对颜回等古人的高才早亡表示深切地追念与惋惜。
批驳秦启荣
秦启荣（公元1900—公元1943年），邹县北关人，曾先后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常委、山东第十二区特派员兼保安司令、建设厅厅长、国民党别动队第五纵队司令等职。“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然而，由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国民党内的部分反动分子，无视国家危亡的现实，专门和共产党作对，不断制造国共摩擦，给抗日救亡运动蒙上了一层阴影，秦启荣就是这类反动分子的代表人物。1939年起，即秦启荣任国民党第五别动队司令期间，在他活动的鲁中、鲁北地区，先后制造了“太河惨案”、“雪野事件”和“淄河事件”，杀害我无数抗日军民，其中“太河惨案”就惨杀我八路军团级干部以下四百多人。为了维护抗日救亡大局，1939年3月，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分局：今后对一切顽固分子的无理进攻，必须坚持消灭之。9月16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等新闻单位记者时指出：“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有许多铁的证据……我已经送给蒋委员长了”。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又向国民党发出通电，郑重要求：“国民党政府应以抗日大局为重，下令处罚山东、河北、河南等一切制造惨案分子，以利团结抗战”，并专门指出：“山东有秦启荣消灭游击队”之事，今后不得再有同类事件发生。同月，毛泽东在延安讨汪集会上所作《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讲中又指出：日汪的主要目的是反共，是全力分裂国共合作，“这样，他们就利用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放火。在湖南就闹平江惨案，在河南就闹确山惨案，在山西就闹旧军打新军，在河北就闹张荫梧打八路军，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所有这些，无非是要破坏抗日的局面，使全国人民都当亡国奴”。遵循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我军集中力量，于1943年8月，将秦启荣所部全部歼灭，这位秦氏“摩擦专家”被击毙，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作者手记
毛泽东熟悉济宁这片古老的土地，熟悉在这块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产生的历史人物。毛泽东除对孔子、孟子、王弼等历史人物有着客观的评判外，对孔孟之乡哺育起来的历史名人诸如曹刿、左丘明、鲁班、子思、刘表、庆父等也有一定的评说，为我们研究本市历史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这些，我们将倍加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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