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发生在封建制度建立不久的汉代孔孟之乡——山东济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当时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纷纷采取一些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措施，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从汉武帝起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儒家思想一直是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是适合社会发展的；是符合人们思想要求的；是一种比较进步的思想。而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孔孟之乡，儒家思想早就渗透到先民社会基层文化氛围，成为人们思想观念、言行举止的“文化无意识”。作为发生在孔孟之乡的梁祝故事也必将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梁山伯祝英台不是封建制度的反抗者，而是封建制度的遵从者、倡导者，儒家思想对梁祝故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儒家注重孝道的思想对梁祝故事的影响
与其他民族文化相比，植根于农耕经济之上的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和伦理型文化尤其强调“孝”，以致“孝”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和基本精神。儒家对“孝”的推崇更是不遗余力、无以复加，并且构建了深邃、完善的孝道理论，出现了儒家专门性经典——《孝经》。儒家鼻祖孔子非常重视孝悌伦理，并将孝悌伦理作为落实其思想核心“仁”的始发点，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他提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事父母几谏”，认为孝敬父母更重要的是“敬”，满足父母的情感和精神需求。他还将行孝与守礼结合起来，主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此后，中经曾子、孟子、荀子的深化、政治化，至《孝经》而达到极至。在《孝经》中，孝被认为是“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并被提升至“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的空前崇高地位。以此“至德要道”、“以顺天下”，则可使政治步入“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之理想境地。《孝经》更直接把孝行道德与政治勾连起来，提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这与《大学》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由内及外层层外推的路数也是完全一致的；也正是儒家强调教化，力图实现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的特色所在。
也正因儒学和《孝经》“移孝作忠”、“求忠臣于孝子之门”适应了巩固古代宗法等级社会和皇帝君主专制的需要，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尊崇。自西汉“以孝治天下”，立《孝经》博士、令各级学校讲授《孝经》开始，尊崇《孝经》之风愈演愈烈，皇帝、皇太子亲自书写刻石、讲授、注疏《孝经》者代不乏人，更将《孝经》颁行天下，作为士子科举仕宦必读必尊的经典。再加上经文本身的简短浅显，使《孝经》成为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近自中原腹地、远至异国他乡广泛流布的儒学经典。因之，孝广泛渗透到政治、法律、教育、艺术、生活民俗等领域中，积淀内化为中国的国民性格。民间俗语“百善孝为先”、不孝则是十恶不赦之大罪，便是力证。作为儒学源地的齐鲁故地，孝的渗透影响更为显著。早在春秋时期的一则传说便很能说明问题，“齐遣兵攻鲁，见一妇人，将小儿走，抱小而挈大。顾大军至且，抱大而挈小。使者甚怪，问之。妇人曰：‘大者，妾夫兄之子也；小者，妾之子也。夫兄子公义也，妾之子私爱也，宁济公而废私也’”。鲁国普通平民妇女都知道以保全宗子(即嫡长子、嫡长孙)的生命为重，她所说的“义”之本质就是尊祖敬宗，这正是孝的要求。孔融四岁让梨的故事，至今被人们传为美谈和效仿。因为儒家主张“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在“以孝治天下”的汉代盛行厚葬之风，这点在孔孟之乡表现的尤为突出。
生活在孔孟之乡的梁山伯、祝英台自然无以逃脱尊崇孝道的文化场，也正是孝推动了梁祝故事情节的产生、发展和爱情悲剧的发生。祝英台女扮男装出外求学，是因父亲没有儿子无以“显耀门庭”而“咨叹不已”，是为了“以谢亲忧”；尽管她与梁山伯情投意合，但还是舍弃心上人，遵从父母意志，答应嫁给马家，还是因为儒家讲行孝要做到“无违”，后代愚孝更发展到“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地步。若祝英台心中没有如此深刻的孝的观念，她也许能在父母定下与马家的婚事之前向父母禀明真相，能不从父母之命抗婚或者逃婚，也就不会有梁祝悲剧发生。但深受孝道文化观念熏陶浸淫的祝英台和梁山伯不仅做不到，意识里也想不到。而梁山伯出外求学是为了“事君”，是为成就功业“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同样还是为了一个孝字。生活在孔孟之乡的民众如此认为，也是从孝的角度解释梁山伯不能如期赴约而错失良机的。如山东琴书唱到：“我见二老爹娘为没有儿子而生气，为解父母之忧，我就女扮男装上学堂”；“初分手她问我几时把她看，我言说看她五月到端阳。谁知道父亲远去讨帐，家中撇下年迈的老娘。侍奉老母难远去，因此上，看英台直到九月还没去他庄。”因此，可以说，没有儒家如此推崇和宣扬孝，也就不会有梁祝爱情悲剧的发生。
二、儒家重视礼教的思想对梁祝故事的影响
西周以前，礼(广义上的礼统指礼乐)带有明显的原始巫术性质；西周取商而代之，周公“制礼作乐”，通过整理改造巫术礼仪建立起系统完善的周礼，通过“礼别异，乐和同”的礼乐制度规定，既能根据血缘亲疏、尊卑长幼在贵族阶层内部调整、规范和灌输各自的行为规范和等级意识，又能通过血缘纽带和情感联系密切统一在尊祖敬宗的旗帜下，从而维护和保证宗法分封制的正常运转、周天子的一统天下。随时间的推移，到春秋战国时期因血缘的疏远和周室式微、诸侯坐大，遂成“礼坏乐崩”之势。面对诸侯割据、社会动荡的纷乱失序局面，孔子主张恢复周礼，极力批判对礼乐制度的僭越破坏行为，他诅咒鲁国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主张推行“礼治”，实施教化，以实现“无讼”的理想境地。他责备统治者“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当然，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为礼找到了内在的人性基础，引仁入礼，以仁释礼，仁礼统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而要实现仁，就得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和遵守礼乐，孔子反复强调“不知礼，无以立也”、“立于礼，成于乐”，“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因而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儒家后学继承完善孔子重视礼乐教化的思想，发展成融合礼义(抽象的礼的道德准则)和礼仪或礼节(生活中衣食住行诸方面的具体行为规范)的系统的礼学体系。如荀子把礼视为治国之根本，认为“隆礼重法则国有常”，强调“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而礼仪规定则大至国家政治、军事，小至衣冠、交际，诚可谓“繁文缛礼”。
而济宁先民重礼遵礼尤其渊源有自。鲁国直接继承了西周礼乐文明，并享有行用天子之礼的特权，号称“周礼尽在鲁也”，诸侯国朝鲁“观礼”每每有之。礼乐成为指导鲁国政治、外交的根本原则，也渗透到鲁人社会风俗的各个层面，如鲁人重农轻商、重义轻利观念、严男女之别等等，皆是鲁国礼乐传统在‘化成民俗’上的表现。限于论文范围，这里只略谈后者。鲁宣公的女儿伯姬嫁给宋共公不久，宋共公即去世，她独居守节数十年；后发生火灾，时傅至母未至，竟坚守“妇人之义，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的礼节教条，绝不愿“越义求生”，被活活烧死。也正是在尊崇礼乐的文化氛围中孕育了儒家礼乐之学，而鲁国礼乐传统也借孔门师徒的弘扬，并没有随鲁国的灭亡而消失，反而更加深入到鲁人意识之中。由于孔门弟子的宣扬，“鲁人皆以儒教”，他们“服儒者之礼，行孔门之术”，甚至“举鲁国而儒服”。至秦朝，秦始皇焚书坑儒，鲁国礼乐之学仍诵习不断，“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祀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当刘邦围攻鲁国时，“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至汉武帝时司马迁到鲁国“观仲尼之庙堂车服礼器”时，诸生仍“以时习礼其家”。汉武帝时期，儒家礼乐之学因能“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适应了加强君主专制、巩固人伦纲纪和社会统治秩序的需要而登上了儒学独尊宝座，并在皇帝的大力尊崇和提倡下，对传统社会产生了日益深远的影响。也只有在儒家在孔孟之乡所塑造的礼学文化氛围中，才能理解梁祝故事情节的发展。祝英台虽然聪慧异常，敢于出外求学，但仍需“卒然变笄易服”女扮男装，绝不敢径直女装外出。但就这样在古代已被传为美谈、奇谈，被视为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儒家“严男、女之大防”，强调“男女授受不亲”，十岁以上就得男女不同席而坐等等，严格隔离开来，青年男女同窗共读是决不允许的。否则，像现在这样男女同校同窗，祝英台以红装出现在峄山学堂内，梁祝自由相爱，自然就不会演绎出“十八相送”这回环迂折的情节。这一点人人皆知，所以在此提出讨论，是因为它构成了梁祝悲剧的逻辑前提。正因为礼节观念的束缚，祝英台虽然心中萌发了炽热的爱情之火，仍克制情欲，秉持礼节，在峄山上“三年衣不解”，孤男寡女独处一室仍未做出肌肤之亲之举，十分难得地做到了儒家所说的“发乎情，止乎礼”。同样原因，祝英台虽然心中深爱梁山伯，仍委屈自己答应父母许婚马家，因为马家“三趟两趟媒提就”、“彩礼抬过一货箱”，而梁山伯则失期未至，“第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成室家之好”，被马家抢了先。在山东琴书《梁祝情缘》中，面对梁山伯的恃强，祝英台唱到“人家三媒把亲定，我的大哥你能拿出什么来？”“我俩的婚事是私定，公开争来理不当……人家有凭咱无据”。在儒家看来，婚姻最重要的是“和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而不是两个人的感情意愿。而“昏礼者，礼之本也”，在婚姻上更是马虎不得，必须严格遵循礼仪的规定。同样由于儒家强调“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祝英台在许给马家之后，再与梁山伯会面，就不再亲迎梁山伯于大门外，更坚持用帘子隔开，于是才有了“隔帘相会”的情节，有了山东琴书“(英台)主仆二人来到二门上，叫丫鬟给我打个座，坐下英台九姑娘。小丫鬟忙把竹帘挂，放下竹帘影住姑娘”的唱词。另外，尽管祝英台敢爱敢恨，还是不能大胆直率向梁山伯表达爱情，而是采取含蓄委婉的暗示；将定情信物交给梁山伯后让他“回家后没有人时偷望望”，生怕“人家说你九弟我不老帮”、“人家说你九弟不贤良”，这些也足以说明祝英台受儒家礼教熏染之深。
再从梁山伯身上来分析。自幼即饱读儒家经书、深受儒学编织的文化氛围熏陶的梁山伯，儒家礼乐观念比起祝英台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许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竟然有一个年轻女子女扮男装出外求学，甚至还要主动表达爱意、自主选择爱侣、决定婚姻终身大事。于是，才有了憨厚老实、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梁山伯，完全没有意识到与自己朝夕相处、同床共寝的“契弟”祝英台竟是裙钗女流，也始终不能领悟祝英台一而再再而三的含蓄甚至明朗的爱情比喻和暗示，令人觉得简直不近常理。也就有了民间说唱文学中师娘在床上放置金砖、盛满水的盆子、竹篱、纸糊帐的之类物品隔开梁祝的情节，有了梁山伯的魂被师娘取走或者梁山伯的花窍被鹅蛋堵塞故而不能识出祝英台为女的较为荒诞的传说。这些传说是民众对梁山伯不能辨别祝英台性别、领悟祝英台爱情暗示感到不合常理，难以理解，而做出的理解和解释。由于一般下层民众受儒学浸染毕竟较浅，不能体会儒家礼乐信念对儒生的强大控制力，只好另作它解。只有从梁山伯的观念和行为深受儒家礼教影响的角度，才能合理解释梁山伯如此的不解风情。
讲到这里，必然涉及对祝英台追求爱情的评价问题。常有论者高度评价祝英台突破封建礼教约束、大胆主动追求爱情自由的意义，并且说对现代爱情和婚姻有着及其重大的价值和意义。笔者认为如此评价显得有些夸大和过分了。正如有些论者所指出的，梁祝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祝英台和梁山伯既想追求纯粹的爱情，又要遵从儒家的礼教，两者之间的根本冲突摧垮了祝英台柔弱的心灵和生命。祝英台主动追求爱情我们当然肯定，但毕竟她又严格遵从了儒家礼教的规定，舍弃自己意志而屈从了父母的婚姻安排，是封建婚姻制度的遵从者和牺牲品，而不是冲破封建婚姻制度的斗士，同近代社会人们突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追求爱情婚姻自主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不能过分夸大祝英台主动追求爱情婚姻的价值。
#p#副标题#e#三、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对梁祝故事的影响
因为儒家主张推行教化统治，强调统治者的表率作用，所以各级统治者个人的学习和品行修养就成了关键，成了儒学政治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孔子一再强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为做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君子就必须“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从而才能“学而优则仕”。即使是做了官，仍要“仕而优则学”。孔子本人就树立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榜样。孔子所确立的内圣外王的贤人政治模式，在《大学》里面被系统表述为“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八目”中，格物致知、正心修身作为起点，都离不开勤奋学习，学习儒家经典。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漫长的古代社会里士人只有通晓儒家经典方能进入仕途。于是，孔子的“学而优则仕”便成为至理名言，读书、科举、入仕、光耀门庭便成了古人的最高理想。这在儒学齐鲁故地表现最为显著，山东地区累世经学、累世公卿(即经学世家)自西汉至隋唐绵延不绝。当时，五经博士八家，六家出自山东；东汉时设置十四家博士，齐鲁儒生则占了九家。自淄川布衣公孙弘以通《春秋》而官至宰相，封为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也”。据统计，在《汉书?儒林传》中单独立目者27人，齐鲁儒生占了17人；《后汉书?儒林传》中单独立目的42人，齐鲁儒生则有12人，附见于传中或因其他原因未被载入的更多。这些经学大师的弟子，少者百余人，多者数以千计，可谓桃李遍天下。而西汉一朝自汉武帝任用公孙弘为丞相以后，共计27位丞相，山东籍的就占了12人，其余任三公九卿郡守县令者更是不计其数。其中邹人韦贤、韦玄成父子皆以通经历位至丞相影响更大，以致当时邹鲁一带盛行这样的谚语：“遗子黄金满堂，不如教子一经”。而以“凿壁偷光”闻名，淹贯经学尤精于《诗经》，后来官至汉元帝、成帝丞相的匡衡，也是济宁邹县人。而峄山之阳作为邹国故都和秦汉以至南北朝的县治所在，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传播儒学的重要场所。于是，“万般皆下贫，唯有读书高”在孔孟之乡民间流行开来，影响所及，至今未有根本变动。
在儒学所创造的求学入仕的价值追求和社会氛围之中，祝英台之父自然虽“钜富”，但“见世之有子者，往往至贵，显耀门闾”，因自己没有儿子，“不贵其贵”而“咨叹不已”。于是，祝英台出于一片孝心，为“谢亲忧”而女扮男装出外求学，路遇梁山伯而“动问契合，同诣峄山先生授业”。于是，才有了他们二人三年“笃信好学”，直接亲受儒家思想尤其是礼教的熏陶。于是，才有了祝英台虽然心中深爱梁山伯，但却“发乎情，止乎礼”，只能采取含蓄的示爱方式；才有了梁山伯热衷于读书入仕以光祖耀宗，秉持礼节，终不能领会祝英台的一再暗示。于是，才有了祝英台答应嫁给马家和梁山伯因遵守孝道照顾老母以致失约，最终导致了梁祝的爱情悲剧的发生。若没有这种读书做官的价值追求，也许根本就不会梁祝故事的发生。此外，山东琴书《梁祝情缘》开篇即是对儒家礼教纲常和读书做官“伴帝王”的一再称赞，也足以说明儒学对梁祝文化的深刻影响。
四、儒家重视“仁”、“义”的思想对梁祝故事的影响
既然儒家将“修身”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依靠圣贤君子之内在的“仁”“义”而不是外在的神圣的宗教权威来维系教化统治和政治运作，就必然重视士人的志向、品格、德操修养，要求士人具备个体独立人格和历史使命感，具备为“道”而奉献生命的牺牲精神。在礼坏乐崩、诸侯混战的时代，以“仁”释“礼”的孔子，将复兴“周礼”的希望寄托在士人的自觉地、主动地行动上。所以，他一再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甚至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本人更是以身作则，为实现救世理想四处奔波，“知其不可而为之”，处处碰壁仍坚信“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即使因时不我待，偶尔感到灰心，也准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绝不放弃志向。同时，孔子主张见利思义，决不可见利忘义、以利害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应为去之)，不去也。”他更将能否安贫乐道作为评判士人的标准，“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和颜回师徒安贫乐道的品格，更被同样主张“先利后义”的宋明理学总结为“孔颜乐处”而津津乐道。
孟子在提出“良知”和“恻隐之心”等“四端”说即性善论，将孔子提出的“仁”进一步内化为人性，更加强调自觉和道德自律的同时，也更突出了个体的人格价值及其所负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他提出了为中华民族所世代传颂的“大丈夫人格”：“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曲，此之谓大丈夫。”为捍卫道义，牺牲生命在所不惜，“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为培养这种独立的个体人格，孟子在提倡学习，“求在我者”、发明本性的同时，更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理论。待到两宋理学兴起，进一步发扬这种追求“内圣”的致思倾向，更加强调通过品德修养和道德自觉而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由此，注重志向和德操的传统得到强化，积淀成为中华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在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下，一般民众或许没有志士仁人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追求，但同样注重志向和品德，“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人穷志不短”等等俗语在民间广泛流传。祝英台心中深爱着梁山伯，虽然迫于孝道和礼节答应出嫁马家，毕竟“更适他姓，是异初心也”，深感“与其忘初而爱生，孰若舍生而取义”，终因忠于自己的爱情初衷而“悲伤而死”。碑文采用儒学话语所作的记载，并不会歪曲事实真相。因为祝英台饱读儒家经书，深受儒学思想熏陶，不同于一般平民妇女，这正是祝英台心中信念和情感的忠实记载。民间口头传承的传说和戏曲同样可以印证墓记的记载。在《峄山姻缘来世成》这则传说中，祝英台“已暗暗下了决心，我既心许于梁山伯，我不会更改初衷，再嫁他人”。总之，“乡党士夫”们一致称赞祝英台得“天理人情之正”，“其心皎若日星，其节凛若秋霜”，绝非溢美之词。
从上面对孔孟之乡以梁祝墓记、传说曲艺等为载体的梁祝故事文本的解读和分析，我们足以看出儒家思想对梁祝故事的深远影响。这只是其中最为明显的，儒家思想对梁祝故事的影响绝不仅限于此。而因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孔孟之乡梁祝故事的特色，还有待于对孔孟之乡有关梁祝的传说、地方曲艺等资料更加全面、深入的收集和分析。例如，作为适应农耕经济和宗法社会的上层建筑，儒家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实用理性和伦理文化，重实用而轻玄思，重伦常而轻宗教，无需求助虚无飘渺的宗教神灵，即使崇拜神灵也类同与神灵做交易而呈现出功利色彩极浓的民间多神信仰。如孔子便“不语怪、力、乱、神”，他还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儒家这种重视实际效果，只在人伦社会中追求人生的思想，阻止了中华民族陷入全民性的宗教迷狂。这表现在孔孟之乡梁祝故事中，祝英台只是悲伤而死在墓前，人们感其情义将梁祝合葬，而非跳入墓中化成蝴蝶这种原生态的梁祝传说依然在流传；梁祝墓记中也是如此记载：“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以遂生前之愿”；更无南方种种灵验的离奇传说？这些也表明了孔孟之乡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梁祝故事的特色。
当然，即使是在儒学源远流长、渗透深入的济宁，儒家思想对民间文化的影响也是有限度的，因而，梁祝故事呈现出丰富的相互冲突的多元化面貌。但这些都要从鲜活的民众生活和特殊的地方社会历史环境寻求答案。
二OO四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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