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祭祀孔子和推广儒家教化而兴建的重要礼制性建筑，文庙在中国各地数不胜数。在云南，当数建水、昆明、墨江、凤庆的文庙最著名。而昆明文庙，是云南第一座文庙，它由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所建，就连地皮都是赛典赤花钱买的，落成于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庙有屋53间，大成殿位于正中，孔子圣像朝南端坐。东西两庑原有孟子等四贤和子路等十哲相伴，大殿对称两厢有孔子七十二弟子和历代名儒。整个建筑气势恢宏，内外完美，当时为云南最大的学宫。可惜毁于元末战火。明初，黔宁王沐英又重建昆明文庙，惜乎再度毁于明末农民战争……
儒家道统 千古辉耀
记忆中文庙的涵容与尊贵
亘古以来，在文化学人的心目中，文庙，始终是儒家传统文化的象征，虽然历经磨难，却始终生生不息。儒家文化的道统源流，也绝不会被这样那样的“大潮”冲刷涤尽。那么昆明文庙，究竟留给了本土学人怎样难以磨灭的记忆？他们理想中的文庙之精神内核，又该是怎样的？
同题问卷A：你记忆中的昆明文庙是什么样子？
于坚（著名诗人）：昆明民间文化最丰富，最好玩的地方。另一个地方是翠湖及其周边。唱歌的、赏鸟、唱戏的、图书馆、玩古董的……样样有，但孔子至尊，领导一切。那是中国式的教堂，好玩，但人生之道也在潜移默化。我记得有段时间，仇炳堂先生天天晚上在文庙讲评书。听我母亲说，以前每周一次还要赶庙会，那就更好玩了。昆明现在越来越难玩了。除了购物中心、还有什么？恐怕一个城市的不能只是上班、购物、看电视、打麻将吧？是的，剧院博物馆昆明也有，但那些地方不好玩，是去接受教育，不是玩的地方。且好内容往往大喜功，看得累，门票又贵，与市民日常生活没有多大关系。
昆明今天稀缺文庙这样的平民文化中心、日常的、过日子的、好玩的、养神、养心的文化中心。
杨福泉（著名学者、云南省社科院常务副院长）：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读书时，多次到位于昆明武城路附近的文庙散步，那时这里已经成为某些单位的办公地点，但一些老建筑和古老的树木都还在，记得常见到有本地老百姓在里面闲聊谈天、散步。那时的文庙尽管已经破败，但周围还没有这么多的高楼大厦，文庙与老街巷的建筑群和文化氛围相对还比较协调。那时文庙周围的武成路和长春路的房屋风貌、街道等还是很有昆明地方特点的。
庄晓东（著名传媒学者、云大教授）：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昆明文庙是昆明市区较有名的“大众舞埸”。九十年代后，昆明文庙成了昆明地区群众娱乐的重要埸所。进入21世纪，文化办公、棋牌、歌厅等“大杂烩”充斥其内。近年来，昆明文庙的定位不伦不类，其文化属性完全被市场属性和商品属性所取代。我认为这是中国社会转型和变迁的特殊历史时期的具体投射和反映。
胡廷武（著名作家、原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上世纪60年代初我到昆明求学，利用星期天寻访昆明旧迹，到过文庙。依稀记得森森古柏和树木间有亭榭廊庑、小桥池水，这些建筑的廊柱和门框上挂着楹联或对联。路是用砖头或瓦碴铺的，时有灰绿色的苔迹。人很少，鸟很多，鸟儿在阳光中浅飞、呜啭。那是一个全民爱护公物的年代，那也是一个不推崇传统文化的年代，那些年的文庙，像一个维护得很好的、清静的公园。
上世纪80年代，文庙作过一些修缮，昆明市群众艺术馆在里面有一栋办公楼，我的朋友马宝康、袁佑学和徐刚在里面上班。他们先是办一张内部发行的报纸，后又和春城晚报联办文学讲习班，培养文学青年；前一件事情，是他们邀我参加，后一件事情则是我的工作，我因此得以经常出入文庙。除了文学讲习班之外，里面好像还有唱歌跳舞、书法绘画的班，很热闹。印象中，那时的文庙是一个群众文化基地，尽管这种文化与古文庙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已经不是一回事。一天下午，我到马宝康家吃饭，饭后坐在他家门外的空地上喝茶。我们的周围尽是大树，其中有几株柏树，头顶上是这些大树的绿荫。绿荫也笼罩着整个的文庙。晚风送来阵阵草木的气味。在没有上课的时候，文庙也还是一个宜人的所在。
马宝康（作家）：在小时候的记忆里，文庙就是个好玩的地方，不同文化层次的男女老少、各色人等，进到这个庙里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玩场，娱乐、体育、展览、棋牌、评书、哈哈镜、各种小吃，其实这时候的文庙已经不像读书人朝圣的庙堂，而是早就平民化、市井化了。在我父亲那一辈人的记忆里，文庙曾经清幽过，亭台楼阁虽然古旧却肃穆雅致，最有特点的是庙里的古树，如森林一般的古柏树浓荫覆盖，树冠上站满了白色的露鸶，就像树上开满了白色的花。三十多年前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时，单位就在文庙里，这时候的文庙已成了一个破烂的大杂院，大成殿、崇圣殿、桂香阁、明伦堂、尊经阁、魁星阁虽然破败但仍然还在，遗憾的是后来重修文庙，并未能“修旧如旧”，而是一古脑拆掉，文庙从此不再，只剩下一些不伦不类的赝品。
马益华（记者）：记忆中的文庙就是电子游戏机，学海中的睡莲，还有密密麻麻的绿色植物。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爷爷家就在文庙街，年幼的我和家族中的兄弟姐妹们在文庙的电子游戏室玩街机、坐碰碰车。
那时候文庙每天早上都有很多老人在唱戏、锻炼身体。那时候觉得文庙很大，八角亭特别空阔，孩子们经常在八角亭看学海里的金鱼。最开心的就是玩出来在文庙大门左手边吃一碗炸酱米线，或者在街对面文庙街口吃调糕藕粉。
黄自廉（著名剧作家、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我家住在景星街，离文庙很近，星期天或放学以后，我常到文庙去玩。文庙是我童年流连忘返的乐园。
二十世纪50年代的昆明文庙充满了浓郁的，具有昆明色彩的生活、市井和文化的味道。在文庙里我第一次看到我在省出土的青铜器、美术和许多珍稀动物的展览，给我增添了许多文化知识和兴趣。当时的文庙虽然大规模的孔庙建筑群已然荡然无存，却有桂香楼、魅星楼，第一剧场，二剧场及无数展馆，加上环境幽雅，文化气息浓郁，是昆明老百姓爱去常去的地方。到文庙看滇戏，听评书，到文庙东巷看斗蟋蟀，是最开心的了，偶尔我也会买一两只蟋蟀拿回家去养着玩……
1960年我考入昆明市艺术学校，校址就在文庙，文庙的一个大殿就是我们的学生宿舍，“天字台”、“厢房”、“操场”是我们喊嗓、练功、学戏的地方，古柏参天，白鹭相伴，傍晚到泮边看看娃娃鱼，一天的苦和累烟消雾散，在这里没有功利，没有浮躁，只有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我与文庙就是有缘，1962年我又被分配到文庙里的昆明市花灯剧团，1965年我的处女作《战友》就是在文庙第一剧场上演的，2000年我创作的大型花灯歌舞剧《小河淌水》排练于文庙，走红于大江南北，文庙给我留下太多美好的回忆……
同题问卷B：你理想中的文庙应该怎样？其精神内核应该是什么？
胡廷武：我理想中的文庙应该是一个象征儒家文化的建筑群。这个文庙里应该有大成殿、泮池、棂星门，以及相应的殿阁亭榭。大成殿里应该有一尊孔子的铜像供人们瞻仰，我们也应该在里面见到孟子，见到以颜回为代表的、孔子的一些著名的学生；历代儒家的代表性人物，比如董仲舒、程颢、程颐和编注《四书》的朱熹，以及王阳明等等，应该在适当的地方得到介绍。这些建筑物的里外，应该有一些对联，这些对联不仅寓意深远、诗意盎然，而且书法也堪称精妙。文庙应该有尽可能大的占地面积，里面遍布树木，像一座城中森林，其中有上百年的柏树和高耸蓊郁的杉树。里面也应该种植着花草，尤其应该有象征高洁品质的花桩和兰花盆景。文庙里面还应该有许多鸟儿，这些鸟儿要能感到安全，从而可以自由地飞翔和歌唱。里面的道路应该用青砖或瓦碴来铺，我认为这样的道路，可以使人们走路的节奏慢下来，并且宜于产生怀古之幽思。在古代，人们路过文庙门前时，会自觉地下马步行，现在无须乎这样了，但我以为人们不应该把轿车开到文庙里面去。
于坚：既是昆明传统文化的教堂意义上的最高庙堂，又是昆明最好玩最有人气的文化中心。
庄晓东：应该是比较“纯粹的”——应该是“无污染、原生态、积淀厚、受尊重”的“文化家园”和“精神圣地”。其精神内核应有较高的定位和品位，具有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精英贵族血统和气质，由内而外散发出不可言说的庄严性、高贵性与震撼力。一句话，昆明文庙是昆明文化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神圣殿堂。
黄自廉：文庙是儒学圣地，是城市文脉，是昆明文人学者的精神领地。我想，文庙应该是庄严的，神圣的祭孔和推广教化儒家文化的殿堂，又是人们感受文化，提升品质，淘冶情操的一片净土。
马宝康：观光过山东曲阜的孔庙，再看云南建水的文庙，再回头看昆明的文庙，要是再说这个“庙”是云南第一文庙，就有些打肿脸充胖子的意思了。当然说它曾经是“第一”是指它的历史，而从规模、建筑、古迹等方面来说，现在它除了地皮还算是文庙其他的都不是。那么好的地理位置，那么悠久的历史，这是个地标性的历史文化名胜。现在昆明文庙应该真正按它的原貌恢复重建，大成殿、崇圣殿、桂香楼、明伦堂、尊经阁、魁星阁等建筑，一个都不能少，少了哪一个都会成“残疾”，这当然需要相关部门有大气魄大眼光大手笔。否则，“规划”一万次仍是纸上谈兵，更重要的是，要有对历史对未来负责任的心来搞重建，若打着“重建文庙”的招牌来挂羊头卖狗肉趁机搞房地产开发，那就是历史罪人，也将留下千古骂名，既对不起祖宗更无颜面对子孙。
杨福泉：说到我理想中的文庙应该是什么样子。首先谈建筑，我觉得从把修复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说，应该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按照能参照的昆明文庙历史上一个最好的样本来修复或重建。昆明的文庙是全省修建最早的，建于1276年。它的建筑在几个朝代肯定有过变迁。我们应该根据文献史料和民间口述资料来恢复昆明文庙的原貌，尽量突出昆明文庙原有的建筑格局特别是地方特点，而不要像有些地方恢复古建筑的做法，多模仿外地千遍一律的标准建筑风格而忽略了地方特色。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值得关注的101个世界濒危建筑遗产名录”的剑川沙溪寺登街的修旧如旧的做法和经验值得借鉴。
文庙与其他宗教寺庙不同。因此，我理想中的文庙应该是一个活生生的、与当代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地方，而不仅仅是一个仿古的建筑，或一个仅仅是展演一些古代儒家礼仪、展示一些儒学典籍等的所在。
风雨文庙 昆明学宫
经济大潮中的文墨瀚海
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昆明文庙被迁建于文庙街，前后历经乾隆、嘉庆，直到民国年间一直都在进行着保护性的修葺。其鼎盛时期，方圆1.8平方公里，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原设东西两道大门，两道大门都立着书有“文武官员至此下马”的“下马石”，再大的官至此都得下马，神圣得有点“不合常理”——那时的文庙，是拜祭孔子的地方，又是教书育人的场所。两道大门分左、中、右三格，中间一格，只有皇帝赐匾或本省有人中状元才能打开通过，平时，任何人都只准走侧门。进大门后就到了棂星门，这是昆明文庙现存唯一完整的建筑。棂星门是一枋、四柱、三门花岗石建筑。中门为棂星门。棂星是一颗星座，又叫天田星，意为尊孔必尊天。左右两门为礼门、义路。孔子的核心思想为：仁、礼，提倡以礼治国，故叫礼门；义即仁义、正义、舍身取义等。中门下为蟠龙抱柱，制作精巧，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雕刻艺术价值。棂星门后为清代建筑碧水泮桥，桥下为泮池，又叫学海。有道是“书山有道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海即指这池水，清代要中了秀才才能称之为“入泮”，成为学海一粟。
令人忧心的是，现如今，昆明文庙几乎已被小商贩占领、文化品位几成笑谈，文人学者们，将发出怎样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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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晓东（著名传媒学者、云大教授）：现状令人尴尬和担忧
经过这些年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刷，昆明文庙本身的文化内蕴几乎荡然无存。昆明文庙的现状非常尴尬和令人担忧。去“商品化”和“市场化”应是当务之急。恢复昆明文庙的“纯粹性、高贵性和神圣性”是理想的目标。为此，有担当的昆明文化人责无旁贷！
于坚（著名诗人）：其实可以共存
小商贩可以和文庙共存，这是庙会传下来的传统。剧院、博物馆、音乐厅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们起源于教堂，是宣讲上帝教诲的地方，以前这些地方都叫大礼堂。搞搞宣传教育还可以，尤其在革命时期。但不好玩，文庙不同，文庙是一个玩场。儒教是在玩中潜移默化。不是让你伸直了脖子接受台上的教育，所以以前的文庙，有孔子大殿，但小商贩也是可以进去的，唱戏的时候，你可以听两句不听三句，磕磕瓜子、花生、喝点茶。很好玩，不是听报告的地方。
但什么样的商贩可以限制，卖古董字画、小吃茶叶、香烟蜡烛、民间工艺品的就很好，文庙可以搞成既是祭祀至圣先师的庙堂，又是庙会、是昆明人的民俗文化活动的场所。
黄自廉（著名剧作家、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已经丢失历史文化内涵
现在的文庙已经没有往日的庄重、宁静，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大杂院，丢失了许多历史文化内涵，大片大片的停车场、饭店、零乱的文化设施使文庙变的丑陋不堪。
杨福泉（著名学者、云南省社科院常务副院长）：文庙文化也要变迁
我觉得作为文庙，还是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品味和学习教育气氛，要有一种典雅、高雅的文化氛围。其次，也兼顾文庙在早期所具有的那种作为民众文化活动中心的寓教于乐和怡情悦性的功能。比如在下文中我讲到的在文庙的说书、听戏、举办展览等群众文化活动，就不应排斥。但文庙不应成为一个没有管理规则，随意地让小商贩占领兜售物品的地方。
据很多口碑资料的记载，昆明的文庙的活动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发生过变迁的，在元明清时期，这里是祭祀孔子、传授儒学、培养儒生的地方。而在1902年后，一批新式学堂在昆明相继创办。从1906年起，停止了乡试、会试、科考和岁考。随着利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学的兴起，昆明地区各府、州、县学全部撤除，文庙良失其儒学教育功能及正统儒最高殿堂的地位。但云南很多文庙被作为传授新学的学校使用，它的教育功能还是得以延续。文庙文化逐渐变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文庙从原来仅仅举行祭孔礼仪、士子就学的庙堂之地逐渐成为民众的文化活动中心。
胡廷武（著名作家、原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已丧失本来意义
首先我认为这样的文庙已经不是初衷意义上的文庙，它已经蜕变成一个商场。其次我认为小商小贩到里面经营，是被允许的；这些小商小贩对文庙的现状，没有多大的责任。第三，这种状况不应该再继续存在下去。
马宝康（作家）：重修文庙只为寻找昆明文脉
文庙如今的现状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说白了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当文化不是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一种生产力而是作为一种点缀一种装饰时，人为的破坏、昧着良心的毁灭也就会发生。重建重修文庙，重建的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追求的是精神家园，寻找的是昆明的文脉。我以为现在正当其时，我们已经有了呈贡新城，有了世界螺丝湾，有了一湖四片，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文庙？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一千幢灰蒙蒙的高楼投下的是阴影，而一个金碧辉煌的文庙闪射出的是人类文明的光芒。
马益华（记者）：与文化渐行渐远
文庙的文化品位从小我就没太多感觉到，比如小学时候是游乐场，中学时候是山寨卡拉OK室的聚集地。而昆明文庙再这样“一以贯之”下去，和文化渐行渐远，也许快要被遗忘和拆除。
赵晶晶（昆明市文化馆馆长）：不该被忽略的“红领巾”
昆明文庙曾经的各种古建筑虽然所剩无几，但它现在是昆明市文化馆的所在地，也是广大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即便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这里有一个团体也不应该被人忽视：昆明市红领巾艺术团——它成立于1958年，是在云南成立最早，历史最长，最为活跃的少儿业余文艺团体，是一个传播先进文化，保障少年儿童艺术需求，非营利性的文化服务机构，举办有少儿中国舞蹈、民族舞、拉丁舞、芭蕾舞、京剧、美术、声乐、民族器乐等少儿艺术培训。
由于历史原因，红领巾艺术团在“文革”中曾一度中断，至1978年恢复，并多次走出国门省界，进行文化交流演出，由此开始了红领巾艺术团的黄金时代。自1984年至今，在国际国内所获得的进金奖和赞誉难以数计。比如今年，应邀赴京参加全国第四届“向阳花”歌舞展演，《花儿朵朵》获金奖；参加第十一届中国上海国际青少年“世博.金玉兰奖”音乐、舞蹈、器乐艺术大赛获组织金奖，《荷塘月色》获最高奖，《丑小鸭》获金奖……
在文庙的历史轨迹中，红领巾艺术团伴随其中走过了至今52年的历程。数千名“红领巾”的小朋友由此走上专业艺术道路。许多昆明家庭中有不少祖孙三代都曾是红领巾艺术团的团员，数万名少年儿童在这里度过了难忘而快乐的童年时光。
近年来，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红领巾艺术团不断完善各项改革措施，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优化组合辅导教师队伍，整合社会教育资源，秉承历史优秀传统，紧紧围绕“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的服务宗旨，在继承与创新中发展，努力为昆明市少儿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今天，每当我们常常念及文庙的历史、建筑、遗迹、恢复和重建时，“红领巾”常常被忽略。我们不该忽视在文庙内还有一片少儿的天空，在文庙内还有一面高高飘扬的“红领巾”。
倪涛（诗人）：谈点看似无关的问题
中国的文化，在春秋战国之后归于一统，表面是“内圣外王”，尊孔复礼，其实是外儒内法，天下归一人所有，神权与君权合一，读书人的出路无外乎三条——其一，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所谓“为帝师”，纯属意淫；其二，带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隐居山野，做个治外之人，这当然也得君上高兴，不然就连隐士也做不稳；其三，极少数的，有限地质疑了一下，反问了一下，结果大家几乎都知道，比如李贽，比如金圣叹。
所以这个时候来谈孔庙，我以为最好不要将孔庙太过于神圣化，太过于威权化，如果我们能够越过这一堆砖瓦屋宇，回到诞生孔子的那个时代，回到孔子“有教无类”的那个精神空间——孔子精神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学习和探索，在于回归精神的自由本质，在于讨论学问，在于对生存其间的宇宙发问：“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于体验生存之美好与精彩：“浴于沂，风乎武雩，咏而归。”而不是那个端坐高台、面无表情的圣人——其实那根本就不不关孔子的事，不过是后世帝王给自己寻找“合法性”的一种造作，一种为“皮”找“毛”的游戏：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千万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皮”一早就知道“毛”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我们中国人很好玩，信起一个东西来啥都信，不信起来就啥都不信，非此即彼，不给自己留后路，对待孔庙，同样如此。孔庙的价值是本应该是教化而不是奴化，孔庙的房子应该是遮阴挡雨的建筑而不是顶礼膜拜的庙堂——一堆石头而已，有人神话它，是因为他们需要。
还是多跟这个比较正常的世界对对话，不一定要听懂，但一定要听，比如“普世价值”之类，你可以不信，可以不要，但不能不许；还是要补上“启蒙”这一课，虽然有人认为中国有自己的特殊通路，但我以为“中国”也在地球上，必须遵守万有引力，“中国人”也是“人”，大约也喜欢“人”喜欢的一些东西。
至于文庙，修一修挺好的，作为这个城市不多的还算好看的一处建筑，让我们这些老百姓进去，遛遛鸟，唱唱小调，打打羽毛球，或者容纳点跟文化直接有关的事情：文人雅集，书法绘画，清茶浓酒；往来无鸿儒，谈笑有白丁，主张皆由衷，思想无禁区，不知身在何处，不知东方之即白——窃以为，这样的孔庙，方显孔子当年之本意。
历史名片 岂能坐视
重塑文庙精神刻不容缓
昆明文庙是云南的第一座文庙，是云南汉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发展的历史见证。曾经，“云南府儒学”和昆明县儒学都设在这里。创建之初，开始时入学人少，以后每期招收150名学生，除汉族外，其它少数民族如彝、白、满、回等民族都遣子入学，充分体现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教材与全国统一，主要为四书五经等。四书五经，是宣扬中华民族古代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当时，对提高云南各民族的文化水平、培养各类人才、维护祖国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孔子“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学而优则仕”等思想影响下，元代有5个昆明人首次金榜题名，中了进士，闯入仕途；明清以后，更是人才辈出，举人、进士和书画家大量涌现，层出不穷，文庙功不可没！
作为昆明的一张历史文化名片，文庙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昆明人的一种文化情结。但现在，经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刷，其本身的文化个性与内蕴，几乎荡然无存，是大势所趋的与时俱进还是不伦不类的文化悲哀，我们暂且无法做出评价。但有历史责任感的文化人，心中总有那么一份失落，呼吁重塑昆明文庙以及昆明文化精神的声音，数年来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可能再熟视无睹。
我们应该怎样重建昆明文庙并重塑文庙精神？
庄晓东（著名传媒学者、云大教授）：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重建昆明文庙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当前，应对昆明文庙进行重新定位和提升。重建昆明文庙应高起点、大手笔。建议邀请国内外知名的策划机构和设计高手进行总体创意和设计。或可通过春城晚报等媒体机构问计于民，广纳民智和民意。选址可以在原址，修旧如旧；也可以重新考虑更好的地方，如云南大学正大门即将搬迁的的昆明市文联所在地，我想这是最能与周边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相融在一起的最佳选项；如此方案有难度，可考虑在呈贡大学城重建。重塑文庙精神我认为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思考：在象征仪式层面——昆明文庙应具有文化符码的重要价值，它是官方和民众祭拜先贤的重要平台，能唤起民众对“儒家文化”的尊重；在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层面——昆明文庙是文化融汇的“桥头堡”，是展示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以及对外交流的窗口，具有文化“软实力”的功用；在培养人才层面——昆明文庙具有“文治教化”的功能，应强化和体现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各民族的学子通过学习“四书五经”等文化典籍，宏扬中华民族古代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对提高云南各民族的文化水平、培养各类人才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将起到积极作用。
于坚（著名诗人）：在原址重修。是重修不是重建。文庙只是修订问题，不是重建的问题这个原则要说清楚，如果说重建，那就要拆。千万使不得。卖卖！
文庙事关昆明风水，文化命脉。
原来的庙门决不能好大喜功，拆掉搞成大的。一定要保留原样。规格扩大不在庙门大小。我担心用建水文庙来比附，又摧毁了老文庙，老文庙现在已经是昆明闹市区最美的最后的一件古董，那些老树、花台、水池、龙柱、牌坊，都是有包浆的啊。
只有在原址，重修文庙才有意义。
昆明这几十年，盖了那么多商业中心，那么多楼堂馆所，恐怕也该为老百姓、普通市民修修庙了。我是盼星星盼月亮一直盼着啊！
重修文庙千万千万不要好大喜功，令人生畏。文庙是人民的庙堂，不是开会的大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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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泉（著名学者、云南省社科院常务副院长）：鉴于文庙有过如上历史的变迁，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庙的功能有较大变迁，我们不能完全复古主义地把当今的昆明文庙重新恢复成元明清时那样以祭孔和传授儒学的地方，一个与当代的生活和文化割裂了的儒学儒家礼仪展演之地，而忽略了文庙文化功能在历史的拓展和它与民众生活密切结合的功能，应该将孔庙做成既像山东的曲阜、云南的建水那样有一些古典儒家礼仪、祭孔典礼的定期举行和展演，体现它的历史文化在今天对民众的教育、以及在文化旅游中的功能作用；而更重要的是，文庙应该成为一个经常举办中国广义上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云南的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的讲座、论坛、展览等的中心；同时，也可以在文庙举办与昆明的多元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化活动，吸引大众，以延续儒家推动民间教育和大众教育的功能，使文庙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昆明的传统文化教育和文化活动的中心。
总之，文庙的恢复和重建、重塑文庙精神，应该本着一个既尊重其历史，又不忽略其历史文化变迁、既尊重古人而是当地复古，但又充分让文庙焕发出有益于当代昆明的文化发展和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的功能。
我国有些地方在“国学热”的影响下，僵化地搞所谓“国学”的复古，甚至叫中小学生穿上明清时期的官袍官帽等举行开学典礼和其他礼仪，天天背四书五经等，这是值得警惕的。在思考重塑文庙的文化功能时，我们切不可走到类似的另一个极端。
胡廷武（著名作家、原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现在我国在世界的一些地方，建立了300多所孔子学院，这说明国家是提倡推广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语言文化的。我觉得，重建昆明文庙、重塑文庙精神，是政府的事，同时也是市民应该关注和参与的事。具体的，我想到这样两点：第一，重建文庙应该有舆论的支持。春城晚报关心这个问题，不妨在报纸上辟出专门版面，讨论昆明文庙的历史、现状和将来，讨论重建文庙的现实意义。但是人们应该注意，昆明文庙出现商业现象，原因不是单一的，也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哪一个部门或方面的失误，它牵涉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对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评价和认识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几十年来，在这个问题上是摇摆不定的。再比如文化政策和文化经费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某些文化单位的生存方式和工作方式，等等。总之不宜简单责备，只宜建言献策。第二、据我所知，政府有关方面“已把文庙纳入了保护改造范围”，将来“将按规划修复文庙”。那么到水到渠成的时候，如果经费还存在问题的话，不妨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动员和接受社会捐赠，我相信，听说是修复文庙，重塑文庙精神，老百姓都会慷慨解囊的。什么是文庙精神？在我看来，文庙精神就是尊师重教精神。尊师重教是全民族的事。建言修复文庙，或者将来把文庙修复了，那就是使尊师重教有了一个象征性的、依托性的场所，是一个德政和贡献。但是尊师重教作为一种浩瀚的社会工程和人文工程，要使之落在实处，使之成为民族复兴的巨大动力，无疑还得依赖更高、更广层面上的社会实践。
黄自廉（著名剧作家、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如今，城市发展进程之快，令人意想不到，但是，对于前人的城市智慧，历史文化遗存，我们必经加大力度保护，留下它们续存的空间，我们要尽最大努力来保护城市文脉。留住城市记忆、追寻百姓故事，最好的方法就是恢复和重建城市生活中熟悉而又即将消失的、具有文物价值的实物，这是打开市民记忆闸口的有效措施。
重塑昆明文庙，振兴昆明文化精神，不能停留在议论上，是该行动的时候了。恢复重建昆明文庙迫在眉捷。
马益华（记者）：文庙即孔庙。我曾去过山东曲阜的孔庙、还有我们云南建水的孔庙，场地都比昆明文庙大，而且延续了很多文化传统，比如祭孔仪式等等，也充分挖掘了文化底蕴。
赛典赤当年在五华山建立文庙是为了倡导儒学、顺应了蒙古贵族入主中原的政治需要。当时的文庙不仅作为祭祀祟奉孔子的殿宇，而且是一所重要的学校，培养人才、普及文化教育。所以我觉得文庙精神更多的是一种教育普及的精神。如果昆明文庙重建，那么建议把这里作为一个国学及传统礼仪的培训基地。现在不少家长比较热衷孩子学习国学，一些学校也会为学生们穿汉服，举行成人仪式，两者都可以考虑在这里进行，让这里成为一个昆明传统文化的标志地。
重建文庙的话，我觉得还是更多应该参考古代的昆明文庙是什么样，像棂星门这样的文物当然应该保留。其实如果文庙被定义为一个文化景点，那么出售旅游商品的小商贩可以保留，但可以为他们划定一片区域。
一种精神的塑造不是喊喊口号就可以完成的，必须得不断坚持和耕耘。这方面需要昆明的文化部门、教育部门，以及民间有识之士的合力来共同完成。
我比较怀旧，但我个人认为，重塑一种教育普及、教育平等的观念和精神，并加以实施和延续，远比重建一座辉煌的文庙重要得多，也更加困难和任重道远。
孙式范（画家、舞美设计师）：昆明文庙还会是庙吗
在中国大地之上，所有的庙、寺、庵、楼、堂、馆、所都是有归属的。都逃不掉行政管辖权。就是说昆明的庙、寺、庵、楼、堂、馆、所应分属园林局、旅游局、宗教事务局、文化局管辖。幸哉！文庙是文化局管辖也就是文庙的属性是具有精神性和意识形态的硬件（建筑体）是中华文化的庙。文庙民间也叫孔庙是纪念孔子，发扬儒学的圣地。至今中国人谈中华文化怎么谈都绕不开孔夫子；绕不开儒学。汉语词典注：庙、宗祠、祭祖、朝拜的地方……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庙，什么样的民族、宗教、信仰都应该得到人类自身的尊重。因为人们的灵魂需要寄托，感情需要安抚，要让人们自身不会迷失在自己的记忆之中。
回头看昆明文庙；惨不忍睹庙貌毁容，开肠破肚。几经历史战乱、自然灾害、政治迫害的蹂躏这座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昆明文庙已不复存在，昔日的辉煌和精美也只是文字介绍口头传承而已。慢慢的倒下，渐渐地毁了……作为文物毁了的是不可以能重建的，只要别搞成“追认”和“抚恤”。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昆明，享有太多的美誉。盛名之下的昆明人能真切感受到历史文化的体温吗？能找到历史文化名城市民的生活方式吗？能听到列祖列宗对后人的教诲吗？答案是肯定的；没有、不能！“历史文化名城”的昆明太脆弱了，有太多的不足。今天高速膨胀的都DGP吞噬了历史文化的脉络，取代了千年形成的生活方式。今天你如果站在文庙泮池石桥上能体会到昆明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的意境时，你不是超现实浪漫诗人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人。
云南许多小城镇农村。无论官员、商贾、平民百姓至今还有在居室院内建造“家堂”的遗风。居室中堂奉供“天地国君亲师”牌位香案、楹联、匾额俱全。逢婚丧嫁娶、节例吉日、家族人事都会净手焚香，祈求赐福，聆取心智。不由联想；昆明文庙不就是这座城市的“家堂”吗？每个人内心都应该有一座“庙”的存在；皈依灵魂、寄托精神、文化认同、寻根认祖、获吮智慧归根结底。是以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处事态度，人生哲学。希望昆明文庙在消逝中诞生……文庙建在昆明老百姓心中。至于新文庙盖成什么样子，孔圣人住什么样的楼盘已经不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