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孔子已走投无路，他在《卫操》中写道“周道衰微，礼乐凌迟。文武既坠，吾将焉归？周游天下，靡邦可依”！既然文明礼仪不能带来“有道”的仁政德治，索性居夷浮海，逃至蛮荒之地。兴许，那里正是“孔颜乐处”。
《论语》中“子欲居九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两章颇为费解。其分别出自《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孔子曾说：“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可知这两章所记绝非“戏言”，明确透露孔子晚年意欲避世。
孔子十分注重对周礼的传承发扬。他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充分肯定管仲的尊王攘夷思想，《论语·宪问》载“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八佾》还记“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先进的华夏民族，必须防止被“被发左衽”的落后部族同化，孔子的这种夷夏之辨思想，已表述得十分明确，他以实际行动捍卫了周代文明。
既然如此，孔子何以“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呢？对此，历代注家只作了字面注释，缺乏综合分析，不可不辨。
两章内容为一事两记
在今本《论语》中，这两章分属不同篇次。其记孔子将要前往的一为“九夷”，一为“海”，但其性质和主题完全一致，实为一事两记。
许慎《说文解字》把这两章合在一起解说：“东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汉书·地理志》亦记：“孔子悼道不行，设‘桴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朱熹《论语集注》卷5断言：“东方之夷有九种。‘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清代刘宝楠更坚称：“子‘欲居九夷’与‘乘桴浮海’，皆谓朝鲜。”理应视为同一章进行分析。
“夷”泛指东方土著族群。此之“九夷”，《汉书》卷28《地理志》、颜师古《汉书注》、《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及其《东夷传论》均指朝鲜半岛。但是，这种推测缺乏必要论据。还有人主张“九夷”指“淮夷”（淮河下游地区，今安徽、江苏两省中北部）。这一地区原属鲁国，后沦为吴、楚两国战场。而孔子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坚信“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这一观点也不可靠。
清代翟灏《四书考异》记：“罗泌《国名记》引《逸论语》：‘子欲居九夷，从凤游。’魏武帝诗曰：‘子欲适西戎。’欧阳建诗：‘子欲居九蛮。’”可知，“九夷”，并非确指某一地区，未必是指东方，可能指“东夷”，也可能是“南蛮”、“西戎”。总之，“九夷”泛指荒凉遥远、文化落后的“化外”之域。
明确这两章的具体年代，无疑是确知其真实含义的重要条件。其时间上限，应是孔子返鲁之后。刘宝楠推断说：“夫子本欲行道于鲁，鲁不能竟其用，乃去而之他国，最后乃如楚……至楚，又不见用，始不得以而欲浮海居九夷，《史记·孔子世家》虽未载‘浮海’及‘居九夷’二语，为在周游之后，然以意测之当是也。”孔子返鲁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岁末。时间下限不会晚于哀公十五年的子路之死，而子路在一年前就离开了鲁国。由此可证，《论语》“子欲居九夷”等两章所记之事，必定发生在鲁哀公十二年至十四年春的两年间。
居夷浮海计划无果而终
孔子决意“避世”到“九夷”或“海”上，但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谁能与他同行？他首先想到的是子路：“从我者，其由与！”然而，子路仓促出逃，迫使孔子中断这个计划。而子路之死，使孔子一病不起，《史记·孔子世家》“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后七日卒”。
在《论语》中，可以清晰看出孔子思想的前后变化。《阳货》记：“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与他早年“知其不可而为之”、“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进取精神形成鲜明对比。
其实，《论语》早已埋下了“伏笔”。《泰伯》记孔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宪问》记“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孔子把隐者分为四个层次，“辟地”、“辟色”、“辟言”三者在孔子周游列国时就是日常生活，而结果竟是“干七十余君无所遇”。眼下，辟世成了唯一选择。《微子》记桀溺对子路所言“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且而（尔）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真可谓一语成谶！
《述而》记“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岂是寻常之语！恰恰印证了孔子已认识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而“再造东周”的名山事业难以实现。14年前，因鲁国君臣荒政，孔子愤而出国远游，终于在迟暮之年回到父母之邦。而14年后，鲁国除了定公换成了哀公，执政大夫由季桓子改为季康子，昔日“君不君，臣不臣”的政治情势愈演愈烈，季孙氏“八佾舞于庭”，公然在自家庭院演出天子乐舞，还有什么残忍的事情做不出来呢？
再者，孔子返鲁之时，国内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民不聊生，当政者却施行“田赋”，加重人民负担。冉有帮助季孙氏暴敛民财，使孔子十分愤怒。《论语·先进》记：“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冉有位居孔门四科“政事”之首，政治才干最为优秀。但冉有令孔子大失所望，这是迫使孔子决意再度出游的又一原因。
综观孔子所周游列国，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姬姓封国：卫、曹、郑、蔡；第二类是先代遗民封国：陈（虞舜遗民封国）、杞（夏遗民封国）、宋（殷遗民封国）；第三类是“另类”的楚国。而这三类国家都未能任用孔子。
孔子已走投无路，他在《卫操》中写道“周道衰微，礼乐凌迟。文武既坠，吾将焉归？周游天下，靡邦可依”！既然文明礼仪不能带来“有道”的仁政德治，索性居夷浮海，逃至蛮荒之地。兴许，那里正是“孔颜乐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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