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乡网消息 5月17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要求全美孔子学院必须申请美国认证才能在其所在大学开展教学。公告还要求目前在美持有J-1签证的孔子学院中国教师必须于6月30日前离境，且美方不会为他们续签签证。但很快美国国务院重新发布公告，表示孔子学院合法，不需认证。在小学或中学任教的访问学者无需在6月30日前离境。
一时间，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的“孔子学院”，引发关注。记者走访湖南大学孔子学院多位院长、志愿者，在他们的讲述里，走近那些身处异乡，并非只有光鲜的日子。
喀山大学孔子学院组队参加喀山大学春季运动会
择优选派
5月29日下午，湖南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会议室，一位40岁左右的韩国老师，正在向一群学生介绍“湖南大学孔子学院”的活动图片，嘴里不时蹦出“美女”、“和谐社会”这样的字眼，不难看出他深谙中国文化。
他叫李廷植，是韩国光州湖南大学孔子学院的韩方校长。面对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学生，他说，“如果谁能帮我解释一下HSK和YCT的意思，就可以直接拎包跟我去韩国了。”话音未落，有人立马抢答，应试的学生们不放过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在这些朝气蓬勃的面孔中，有人很可能会成为孔子学院新的志愿者，出现在下一次活动的照片展里。严琦怡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
严琦怡刚研究生毕业，她说如果不是为了回国毕业，可能还会在韩国呆上一年。去年10月她从韩国归来，结束了在那一年的汉语教学志愿者生活。回忆起自己从100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情形，她仍然很兴奋。因为那年他们一批学生中只选了2位。
“派去孔子学院的，有志愿者，也有教师，志愿者多为高校学生，教师一般都是副教授以上。湖大孔子学院派出的人，志愿者居多，今年刚刚派去了4位。”湖南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左权文告诉记者，“在学校，我们会进行心理测试、专业能力以及英语能力测试等。”
2010年7月1日，严琦怡踏上了去北京的飞机。在这之前她通过一系列筛选，成为5位去国家汉办总部（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参加选拔的佼佼者之一。面对来自各地200多名即将奔赴全球各地的年轻志愿者，“中国孩子比国外孩子能吃苦”是汉办培训中强调得最多的一句话。除此之外，中华才艺、汉语知识、所在目的国的语言培训课一节接着一节。严琦怡说，语言培训时，汉办还请来阿拉伯人、美国人、非洲人等亲自教学，各种黑白黄面孔，好不热闹。
2个月的培训之后，预备去韩国的5人中，严琦怡幸运通过考核，“我有预感，我一定会争取到机会。”
“比起志愿者和老师的选拔，院长的选拔条件更严格。”左权文说，“湖大的标准是，职务在副处级以上、职称在副教授以上、在国外工作一年以上，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另外年龄还要在55岁以下。”
湖南师范大学俄语系老师高荣国回国两年，之前任俄罗斯喀山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说起选拔培训，记忆犹新。
国家的软实力是什么？国际形势如何？在国外要有哪些法律意识？对这些，高荣国之前并没有一个系统的认识，但是在汉办培训了40多天之后，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渐渐明晰起来。“他们会汇集全国颇有造诣的学者，给我们开讲座。违反当地宗教和法律的事情不能做，不利于祖国的话不能乱讲。作为院长，这些方面确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感叹，培训完之后，自己顿时有了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工作也更加心中有数。
初来乍到
“新号码820×××，欢迎骚扰！”5月28日，记者看到孔子学院志愿者向艳的QQ签名这样写着。她被派到韩国还只有一个月，对5月17日美国驱逐孔子学院中方老师的事件格外敏感。虽然事情已经有了转机，但她还是以“对于网上那些对孔子学院及志愿者的误解，我们个人没有权利也无法全面地给予任何评价”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她说，“我身边的志愿者们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我们只想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外界的任何言论无法动摇我们对于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热爱。”
初来乍到，就得到这么一份“见面礼”，对于年轻的志愿者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心理考验。
比起向艳，俄罗斯喀山大学孔子学院的第一任院长颜志科收到的礼物，却要温情许多。当时，她到俄罗斯没一个月，就在教师节时收到了三位同学送来的一束花。“都还没开始讲课，学生也不全认识”，5年前的惊喜，似乎还没有散去。
但感动没持续多久，工作就遇到了困难。汉办邮寄的教材，在喀山海关卡住了。
“请出具证明，证明这些书是免费赠送的，否则将牵涉到商业销售等税收问题。”喀山海关工作人员这样告诉颜志科。二三月份，俄罗斯的冰雪开始融化，积水打湿了放在简陋大棚里的中文教材，这让颜志科更加着急了。她需要出具出版社的授权使用证明、价格证明、邮寄方等相关证明。
经历了两个月，中俄两方学校四处奔波，终于拿回了那批教科书。“真的要感谢喀山大学校方积极的态度，他们四处找海关，我们找汉办，这样才把教材拿回来。”在那之后，汉办运来的教材都通过中国大使馆，这样的事情才鲜再发生。
而在湖大孔子学院刚来到韩国光州的时候，也没少遇到困难。韩方院长李廷植告诉记者，“刚开课的时候，经常接到韩国光州安全部打来的电话，‘你们是不是中国的情报中心？你们打算干什么？’”
对于这样的电话，李廷植总是耐心解释。以后所办的活动也都对外公开，有时甚至邀请警察局的人参加孔子学院的活动。久而久之，这样的电话也少了。后来的发展更是让人出乎意料，湖南省公安厅最近接待了一批来自韩国光州警察厅的客人，其中搭桥的便是光州的孔子学院。从质疑到互访，韩国光州湖大孔子学院用6年时间完成了这一蜕变。
师生情深
严琦怡到现在还能背出回国之前一位8岁小女孩写给她的信，“亲爱的严老师，你要走了我非常可惜，你总让我们发笑……”虽然在中国人看来，这些句子有些奇怪，但学生的天真、师生感情的笃厚，跃然纸上。
至今严琦怡还和一位60多岁的韩国教授保持着通信。老教授亲切地称她是“中国女儿”，而她称其为“韩国爸爸”。
建校6年来，光州湖大孔子学院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固定生源在180人左右，有小学生、中学生、企业家、大学教授……韩国目前大约有100万人在学汉语，教中文成为一个热门的职业。
严琦怡说，光州有不少的汉语培训机构，这些人被称为“讲师”，与韩国人眼中公务员性质的教师，还有一定差距。“很多时候，我们被误认为是培训机构的讲师。我们一般都会跟他们解释，我们是中国正规机构派来的志愿者，我们拿的是自己国家的补贴。”当然，这些在她的学生眼里，都没有差别，他们依然爱和她玩，有个小男孩还曾当着她的面大呼“严老师，我爱你！”
其实，在国外的日子，并不那么好过，“志愿者宿舍时好时坏，课时有时候无故增加，这些小事，常常困扰着我们的生活”，但只要想到这些可爱的学生，严琦怡内心就充满无限动力。
曾任光州湖大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的周建则对一群韩国老先生印象深刻。早上7点半左右，周老师会到教室，泡上一壶茶，等着这群特别的“学生”。他们是来自光州湖南大学校（韩国一所大学）的教授，有教化学的，也有教计算机的。8点半下课后，他们回到各自主持的课堂。
这个“教授早班”在学院成立时，就一直开设，虽然中国老师换了几批，但有一个习惯却一直保留下来。学生每天早上在黑板上写几个成语，等老师解答。周建坦言，有些成语连他也没见过，他便会向教授们坦白，“这是中国人不常用的成语，我一时也不能解答”，等到第二天，他一定会给学生一个满意的答复。
当史铁生的《地坛》、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这些作品渐渐进入教授们的视野，周建开始向他们推荐自己喜欢的作品，如梁思秋的《下棋》，于丹的《论语心得》等。
“文字虽不同，但精神其实很多是相通的”，周建说，“老先生们阅历丰富，我也学到很多，共鸣很多。”有时，一句经典，如“生命像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也会引来课堂上一阵讨论，“这里更像是一个心灵交流的地方”，周建说，院长事务很繁琐，有时身心俱疲，只有在课堂上能够寻找到一片心灵的乐土。
化解误会
周建到韩国后，受到校方热情的款待。“周院长多吃苹果，这些贵国恐怕没得吃。”一位韩方教授语气里既真诚又客气，招呼着远道而来的贵宾。周建一听，差点笑出来，但当他看到老教授严肃认真的表情时，他感叹，“我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来韩国的原因了，他们对现在的中国太不了解了。”
有同样感叹的还有喀山大学孔子学院的高荣国。他说，有些俄罗斯人认为，中文就是日文的分支，因为它们很相像，让他这位严谨的语言学学者大为震撼。有一次，在喀山的公园游玩，一个10多岁的孩子得知他是中国人，执意要他教写几个汉字，“给我写‘功夫’、‘团结就是力量’”。在孩子眼里，这些字眼就是他们接触到的中国。
孔子学院来了，这些都会得到改变吗？
严琦怡说，曾经有人误会孔子学院就是讲授孔子思想的地方，不光是外国人这么认为，中国人也有这样的误解。
2004年初，国家汉办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都在忙着一件事——给筹建中的国家级海外汉语学习机构起名。其实，德国的歌德学院目前在全世界也有128个分部；英国的文化协会、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协会等也在世界各地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中国的国家级海外汉语学习机构叫什么呢？参照国外和国内实情，2004年3月，国务委员陈至立最后定名为“孔子学院”。
“学习汉语是第一要务，其次是举办活动，交流文化。”高荣国说，“我们特别强调不是传播，是交流，‘传播’一词太有文化强势、侵略之感，换成交流，顿时态度平和很多。就像湖南的辣椒炒肉，北京人过来尝尝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让他们一定接受，一定喜欢吃。”
如今，孔子学院的发展步入一个快车道。目前，已经有300多家孔子学院（课堂）在全球正式挂牌成立，遍及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及大洋州。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汉语文化中心网络，初具雏形。
据国家汉办工作人员介绍，一般而言，中方会为每个孔子学院提供5万—10万美元的启动经费；同时，还会为每个孔子学院建一个资料室，并提供3000册图书。
有国内民众不理解，认为花费太巨大，连自家小孩都没有全部得到好的中文教育，为何急着教外国人？在国外，孔子学院还一度被怀疑是“间谍机构”。但是，这些都没有影响中国老师们对孔子学院的看法，严琦怡说，通过志愿者，孔子学院向世界展示了现代中国以及年轻人的形象，“告诉世界，我们观念很时髦，也能吃苦，更会换位思考，有包容心”。
曾为院长的颜志科则认为，这是一份光荣和使命，“志愿者的补贴在每月1100美元左右，老师的补贴是每月1200美元，在一个比长沙物价高4倍的城市，如果不是一种使命感，很难克服这些非常现实的困难。”
韩方院长李廷植说，传播中国文化，没有反感和误会。大部分韩国人也认为中国是老大，韩国老二，日本老三。如今，中韩贸易很多，现在汉语渐渐超过日语，变成一项能加分的技能。所以，开设孔子学院，自有道理。
中国的图书出口、文艺演出、影片出口都面临尴尬的“文化赤字”。发出中国的声音，让世界更多元，孔子学院配合着这一脚步，匆匆而至。
喀山的汉语温度
一位孔子学院院长的心路
◆高荣国
初到喀山正值11月底，喀山已寒意料峭，连日的冬雨伴着片片雪花将我的心淋个透湿。对俄罗斯社会治安的担心，思乡之苦，繁琐手续，还有学院几个月来堆积的待办工作，让身处异国他乡的我无所适从，真正尝到了“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的滋味。我甚至很后悔来到这里，所以那时郁闷远比快乐多。
两年来，经常有人问我，在喀山工作的感受如何？我常常半开玩笑地回答说：“回顾过去，时光如梭，展望未来，度日如年！”因为我觉得，这一回答最能概括我在喀山两年来不平凡的心境。时光的确如梭，如今，就在我收拾行装准备离开这里的时候，就在我只有回顾而不再展望的时候，我却发现，两年来，纵有诸多抱怨和困苦，总有一种温度始终在温暖、感动着我，这就是汉语的温度，准确地说，是喀山那些热爱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朋友们所传递给我的那份真情。
喀山的历史十分古老，其建城时间为公元1005年。由于这座城市的军事设施和军工企业太多，连俄罗斯人来这里走亲访友都得办特殊手续，一般外国人更是无法进入。这些因素决定了汉语在这里的影响力，学习汉语的人数自然无法与莫斯科、彼得堡等地相比，为此我常常感叹老天对我的不公，没有为我开展工作提供一个好的条件。然而，好在人世间的很多事情并不是单凭数量来论英雄，比如你在冰天雪地里偶尔看到的一枝腊梅所给你的感动也许会赛过漫山遍野的杜鹃。
在喀山的这两年里，我就经常“偶遇”这一枝枝的“腊梅”。
我刚来喀山的第3天，当地电视台与孔子学院联合拍摄学院宣传片——《喀山大学孔子学院欢迎您！》。按照电视台原来的设想，他们只需录制由我朗读的几句《论语》节选，拍摄几个教学画面就可以打道回府了。然而，当他们看到学院办公室摆放的文房四宝，墙上挂着的国画“花中四君子”时，摄影师重新架起了摄像机，饶有兴趣地让我向他们演示如何使用笔、墨、纸、砚，解释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画梅、兰、竹、菊。看着摄影师脸上淌下的汗水，看着主持人眼中那好奇的眼神，我深深为我们的中华文化感到骄傲和自豪。此后，他们还与孔子学院合作，制作了一期介绍《易经》的节目。
就在孔子学院宣传片播出后的第4天，一个70岁左右的俄罗斯老人来到我的办公室，肩披雪花，满脸疲惫。老人家自我介绍说他姓马拉特，说完，他颤颤巍巍地从背包里掏出一些东西给我们看：这里面有发黄的《百家姓》、《三字经》，有清代不知名人士的各种借据、讣告，还有新疆民国时期大小官员的类似我们今天名片之类的东西。老人家说，他年轻时对中国十分感兴趣，一直渴望能有机会了解中国。几天前从电视上看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喀山有个孔子学院，很想来这里学习。但他说自己很穷，只要我们愿意让他来旁听汉语，他愿意将这些收藏品赠送给孔子学院，权当学费。遗憾的是，老人家由于住得太远，无法参加我们举办的夜校班学习。一个70多岁的老人，本来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但他却打算学习被俄国人称之为“天书”的中文，我想他一定有某种中国情结，但是面对老人的这一份热情，我却无能为力。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为此久久不能平静。
在日常教学中，每当看到学生为汉字的发音憋得面红耳赤时，每当他们的作文受到表扬，拥抱我时，教学中的辛苦也随之消失得一干二净。
对我来说，一生经历的感动很多，但喀山的这份感动在我脑海中留下的痕迹太深，太深。我无法忘记电视台主持人和摄影师脸上的汗水，无法忘记古稀老人马拉特那失望的背影。再过10年或者20年，我也许会忘记喀山博物馆中那些价值连城的油画，忘记喀山街头的名人雕塑，但曾给过我感动的那一张张脸庞将会永远被我铭记。
（本报记者龚菁琦整理，高荣国为湖南师范大学俄语系副教授、喀山大学孔子学院第二任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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