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下惠“坐怀不乱”(见《孔子家语》卷第二《好生第十》、《吕氏春秋》)的事迹，妇孺皆知。相比伯夷、叔齐、伊尹等其他先哲，柳下惠好像离我们更近、形象更生动些。柳下惠对后世尤其对儒家影响颇深。孔、孟都曾对他多次赞颂。我们发现孔子与孟子对柳下惠的评价是有所不同的，从他们对柳下惠的不同评价中，又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先秦儒家思想中“圣人”理想人格内涵的嬗变。本文将首先分析孟子对柳下惠的评价，然后进一步分析何以柳下惠在孔、孟心目中有着不同的形象。这又反映了从孔子到孟子，原始儒学的“圣人观”和理想人格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嬗变。我们认为孟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是圣人，且是完美的“圣之时者”式的“纯圣”。
一
柳下惠生活在春秋时期鲁庄、闵、僖、文四公年间，早于孔子约百年，是当时鲁国的一位贤人。他曾使人劝退齐兵（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国语·鲁语上》）、论祭祀爰居“非政之宜”(《国语·鲁语上》)、评夏父弗忌改昭穆之常(《左传》、《国语·鲁语上》)、劝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伯夷与柳下惠并提的现象，在《孟子》中多次出现。孟子对伯夷和柳下惠大加称赞，但同时又指出二人的不足：“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赵岐注云：“伯夷隘，惧人之污来己，故无所含容，言其太隘狭也。柳下惠轻忽时人，禽兽畜之，无欲弹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圣人之道不取于此。”清焦循将之概括为：“伯夷之不屑就为隘，柳下惠之不屑去为不恭。”朱熹注：“隘，狭窄也。不恭，简慢也。”其说虽不同，但可以看出孟子批评二人皆有所偏弊，有圣人所不取的地方。赵岐曾总结此段章旨云：“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贤，犹有所阙。介者必偏，中和为贵，纯圣能然，君子所由，尧舜是尊。”伯夷和柳下惠是贤之“介者”，没有达到“中和为贵”的“纯圣”境界。“介”字之意大体即今天我们所说的特立独行、与众不同。朱熹也认为：“夷柳之行，固皆造乎至极之地。然既有所偏，则不能无弊，故不可由也。” 对于柳下惠，孟子尽管有所批评，但从整体上看，孟子主要还是肯定柳下惠的德行的。这些评价显然是因其儒家理想人格观念使然。所谓“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穷而不悯”，实际上是符合儒
孟子对柳下惠的评价又见于《万章下》： （孟子曰：）“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与《公孙丑上》相比，此处的评价虽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亦可明显看出，孟子对柳下惠的评价大大提高了，将柳下惠擢升为“圣”，称之为“圣之和者”。并且，孟子对柳下惠德行的影响也有很高评价：“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而这也正是孟子赞颂柳下惠的原因。儒家向来注重圣贤人格的教化作用，孟子认为柳下惠符合了这一要求。 此处孟子将柳下惠与伯夷、伊尹、孔子同列，皆许之为“圣”，然而随后又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可见，柳下惠虽然被孟子许为“圣人”，却非“纯圣”，与儒家的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仍有一定差距。张载即谓：“勉而清，非圣人之清；勉而和，非圣人之和。所谓圣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虽皆得圣人之道，但仍有所偏。可见，清、任、和与时并非一个层次的境界。柳下惠之“和”，与儒家一贯提倡的“中和”仍有所不同。《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儒家的“中和”实际上是强调“时中”的，要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不分时机、场合，一味求“和”，则恰恰背离了儒家“中和”“时中”的“中庸”之道。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中庸》)子思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从中，我们也可看出“中和”在儒家思想中是何等高的境界。而在此处，孟子赞柳以“和圣”，盖是以其胸中有大德大道，君子行天地间自强不息，方可做到“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方可做到“三黜而不离父母之邦”。柳下惠此处的“和”与中庸之“中和”不同。
赵岐注曰：“孔子时行则行，时止则止。孔子集先圣之大道，以成己之圣德者也。”朱熹谓：“孔子仕、止、久、速，各当其可，盖兼三子之所以圣者而时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伯夷、伊尹、柳下惠虽皆圣人，但各执一端，只有孔子最识时务，是集大成者，所以孟子“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对孔子倍加赞颂，一直以孔子之道的继承人自居。 《孟子·尽心上》又记载：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柳下惠被孟子赞为“圣之和者”，此处则表现其和而不流的品格。这里的“介”，赵岐训为“大”之意。按赵氏此意，这句话解为柳下惠执宏大之志，不耻污君，不以三公荣位易其大量。朱熹认为“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不怨，阨穷不悯，直道事人，至于三黜，是其介也”。我们认为这里的“介”还有性情耿直的意思，句意为柳下惠不因事奉不同的上司而改变他耿直的行事原则。如《论语·微子》载有“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所谓“直道”，就是刚正不阿，无论治世或乱世，都不改变自己的操守。当时有人对他说：“你不可以离开鲁国吗？”柳下惠的回答，将其只知直道而事人，不知枉道以事人的耿直性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柳下惠外和而内刚。孔子对“和而不流”的品质曾大加称赞。《中庸》记载子路问强，孔子说：“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孔子此处的说法完全可以用来形容柳下惠。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的这种品格性情，不也正是孟子所具有的吗？孟子曾发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豪壮之言。“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
此处，孟子再一次赞颂柳下惠是圣人，是百世之师。同时，孟子又一次强调了圣人敦化教民的社会功用。朱子云：“鄙，狭陋也。敦，厚也。”柳下惠的德行，能使刻薄者敦厚，能使狭陋者厚德。与之同时代的人及其后世人，“闻者莫不兴起”，不是圣人怎么能感化人到如此程度呢？闻其风者尚如此，何况是亲眼目睹、亲身感受过其德行的人呢？廖廖数语，已把柳下惠的美德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了。 我们说，孔子数称柳下惠，而使柳下惠的影响渐渐增大。孔子曾赞他“言中伦，行中虑”(《论语·微子》)。《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说：“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在孔子心目中，柳下惠无疑是一位贤人。《史记》索隐引《大戴记》云“孝恭慈仁，允德图义，约货亡怨，盖柳下惠之行也”，阐述了孔子“数称”柳下惠的原因在于其德行。作为孔子之后儒家又一重要代表人物孟子，又多次赞颂柳下惠，我们可以想见柳下惠对儒家的影响了。通过上文的简略阐述，我们大体了解了孟子对柳下惠的评价。从中可见，孔、孟对柳下惠的评价之不同，即孟子将柳从孔子时的“贤”升格为“圣”。
二
儒家思想中最高理想人格是圣人。然而，孔、孟心目中的“圣人”理想人格内涵是有所不同的，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柳下惠的评价。 从孔子至孟子，儒家思想中理想人格发生变化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孔子、孟子分别代表了先秦儒家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何以在这两个阶段对“圣人”的内涵界定有这么明显的不同？
我们要初步理清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简略地谈谈孔孟之间的学术源流。孔子以推行周礼为理想社会的要求，一生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并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的继承人自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有至德，同时也有天下。孔子以其为圣人。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一脉经曾子、子思，到孟子。近年来，许多学者从郭店楚简入手，研究孔孟之间的先秦儒学问题。
另一个原因，随着时代的变化，儒学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形势。圣人观和理想人格论的嬗变就是其表现之一。 从春秋到战国，时代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也有人们观念的变化。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尽管周王室已然衰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已是一去不复返了，但当时的大国霸主在争霸过程中，仍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周王室仍然拥有“天下共主”的名分。周公开创的礼乐制度虽然偏离了实质，但表面上，礼乐文明的形式还是保存了下来。因此，孔子广泛继承了三代文化，并对之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立了儒家学说。孔子居鲁，天下之礼尽在鲁。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朱熹注：“道，则先王之道也。”孔子虽感伤于现实社会礼制的混乱，但仍在怀念有至德的先王先圣时代，宗法礼制有序、气象升平、天下一统。圣人是儒家理想道德人格尽善尽美、至善至美的最高典范，是人生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有至德，同时也有天下。 孟子所处时代，社会更加动荡，诸侯混战频繁。春秋时期那种“尊王攘夷”的温情面纱也早已揭下，“弱肉强食”成为其时代的信条，各国之间进行着近乎赤裸裸的权谋与武力较量。当时，儒家被视为“迂阔而远于事情”，“王道”提不起君主的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强国之术、霸道。孟子虽然从未放弃他对“王道”的执着，不失时机地
三
大体说来，孔子、儒学将人分为圣人、贤人、君子、士人和庸人五等。据《孔子家语·五仪解》记载：
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鲁哀）公曰：“何谓贤人？”孔子曰：“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 公曰：“何谓圣人？”孔子曰：“所谓圣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
在孔子处，圣与贤是有着严格的区别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孔子心目中的圣与贤所达到的道德境界标准。孔子心目中的圣人就是他曾多次称赞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不仅有德而且有位。儒家思想中“圣人”理想人格始终是道德境界最高层次，其内涵在孔子时是德与位并立兼备的。 《中庸》记载：“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熹注：“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确是如此，孔子一生以“圣人”作为崇高的道德理想。孔子曾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孔子心目中，唯圣人之德至高大至广远，如天一般不能言语形容。朱熹《四书集注》云：“言物之高大，莫有过于天者，而独尧之德能与之准。”孔子称赞“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子称赞“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孔子认为禹各适其宜，无所罅隙可议，故而再言以深美之。至于对周公，孔子曾为“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而哀叹。孔子心目中的“圣人”确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
柳下惠在孔子心目中还远远算不上圣人。孔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论语·卫灵公》)可见，孔子是将柳下惠作为贤者看待的。又《论语·微子》记载：“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朱熹《四书集注》注：“逸，遗逸。民者，无位之称。”在孔子认为，柳下惠与伯夷、叔齐等一样，虽有德然而无位，他们算不上圣人。孔子曾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孔子认为，“圣人”属于理想人格的最高层，不是一般人所能轻易做到的。
在孟子处，柳下惠已被破格拨擢为“圣”了。“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从孟子对柳下惠的评价可以看出，孟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相对于孔子的，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孟子那里，虽然尧舜、文王等先王依然被树为儒家的理想人格的典范，但圣人的名单上，却已多出了好几位原来被孔子称为贤者的人物，如柳下惠、伯夷等，当然还有儒家鼻祖孔子。这些人的特点就在于皆为“有德无位”者，而这在孔子处是不可能被称为“圣”的。孔子特别强调，德与位兼备是圣人的标准。“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中庸》)而在孟子处，孔子作为儒家祖师，之于思想上的大贡献，其地位无人能及，被尊为圣人；伯夷、柳下惠等则皆因德行出众而成为圣，尽管孟子也承认并指出了他们的“偏执”和不足。毋庸置疑，孟子心目中的“圣人”理想人格，主要强调“德”的一方面，而对“位”已不再那么强调了。 儒家思想中的最高理想人格是“圣人”。对于柳下惠，孔子以“贤”许之，孟子更进一步破格将其拨擢为“圣”。然而通过前面的简述，我们也认识到孟子所崇尚的“圣人”人格也是有分别的。“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赵岐曾注云：“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圣人之一概也。”随后焦循疏之：“然则圣人之一概犹云圣人之一端也。”伯夷、伊尹、柳下惠虽皆为圣人，但都是各执一端。孟子又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者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犹如人射箭，能射到靶，只说明他力气已足够；而中的者，不仅需要力量，还需要有技巧。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孟子认为孔子是巧力俱全，圣智兼备的；伯夷、伊尹、柳下惠是虽力以至而巧不足者。《中庸》记载：“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此处孟子赞颂孔子为圣之时者，是集大成者，应为此意。朱熹云：“三子犹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时，孔子则太和元气之流行于四时也。” 我们认为孟子心目中的“圣人”理想人格，是兼俱仁义礼智信的完美的“圣人”人格。孟子尊伯夷、伊尹、柳下惠为圣人，但犹认为他们各执德之一端。孟子尊孔子为“圣之时者”，是“集大成者”。通过以上简述，我们认为孟子心目中的“圣人”重德而不重位，重圣智兼备之至德而轻“有所介”之一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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