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书法界的人来说，不知道 《鲁峻碑》、《史晨碑》、《景君碑》这些碑刻的恐怕不多，这些碑刻可是直接影响着中国书法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景君碑》碑文笔画介于篆隶之间，字形较篆书扁，而较隶书长，正处于篆书向隶书转换变化的过程，具有重要的书法价值。
据碑文首句称：“惟安二年仲秋囗囗故北海相景君卒。”知景君卒于东汉顺帝汉安二年（公元143年）。或因原石磨泐，“二”字两横之间有一泐点误以为横画，王昶《金石萃编》、梁启超《碑帖跋》等均作“汉安三年”。据《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顺帝汉安二年四月，立皇子炳为皇太子，改年建康。八月，顺帝崩冲帝即皇帝位。由此可知，不存在“汉安三年仲秋”之说。可见大学者亦有疏忽之处。
碑阴有“陵成宇立，树列既就，三载已完，当离墓侧”等语，可知故吏为景君庐墓三年，期间树碑建祠，三年而成。则此碑当立于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所见著录均将刻立时间定为汉安二年或汉安三年，值得商榷。
此碑有的称为《景君铭》，我觉得称之为 “铭”更为合适一些，因为碑额上便称“铭”，而且全文除第一句是叙述语言以外，其余全是四字一句的铭文。正因为其形式是四字一句的有韵的文字，所以对景君的履历、事迹介绍得非常模糊。从碑文中，我们只知道他死于汉安二年，生年及寿数皆未提及。他的名、字、籍贯都没有明确记载。资料上称他是济宁人，也只是由碑立在济宁文庙推测的而已。对他的履历只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线。“遵考孝谒，假阶司农，流德元城……”“守郡益州……躬作逊让”，“据北海相”，“委位致仕”，用现在的话说，先举孝廉，授谒者，做大司农的属官，然后外放元城宰（县长）。升授益州郡的刺史没有到任，又改放北海相。最后致仕回籍，死在家里。里籍、姓氏、字、号、生卒年月，这些被后世视为墓碑文字的要件，此碑皆付阙如。立碑本欲传名于不朽，而名字反被忽略，或因碑为属吏所作，故尊而不名；或当时文体宜然？不得而知。按此时距石刻碑碣的出现怕已有一百好几十年了，就是按现在存世的最早的墓碑来说，也已经晚着四五十年了，碑文的写作尚如此的不规范，可见古代的文化现象进展是缓慢的。
尽管如此，《景君碑》仍是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它向后世治史的人们提出了许多政治制度史方面的课题。
首先，皇帝已经 “授以符命，守郡益州”，他却可以以“路遐恋亲”为由，不接受任命。在做了其他方面有益的工作之后，皇帝居然可以又改派他担任北海相。这在后世乃至近现代以来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一个特例还是惯例，如果是个特例，必然还有许多申请和批示的步骤，因为碑文语焉不详，使我们无法知道。如果是惯例，那么我们由此可见汉代官吏的任命和管理竟能宽松到这般程度，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笔者孤陋寡闻，不知有没有人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研究这一现象。
其次，门生故吏集资为主管官员立碑，对金石界来说，好像已经成了司空见惯了的浑闲之事，好像鲜有人再作进一步的思考，门生和故吏究竟与主官是什么关系。孔子弟子为孔子庐墓三年，被人认为是古礼，其实应当是当时的“新礼”，因为既然孔子是变官学为私学的第一人，那么，师生关系应当是当时产生的新关系。倒是主管官员与下面的办事人员之间倒应当是自古有之的老关系。此碑彰明较著地记载着，吏员对主管官员也是要守三年孝的，在碑阴的三横列故吏人名之后，有一句总结性的文字“行三年服者凡八十七人”。我们读《三国演义》有一个现象也已经习焉不察了，那就是刺史、郡守等地方官员下面的文武官员，都是称他们为“主公”的，种种迹象表明，下级书吏乃至官员对其上级官员是人身依附的关系。
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写字的小书吏可以升职为郎，以后晋升为朝廷命官的行列，并没有任何身份上的障碍。后世的属吏对主官人身的依附关系淡了。尤其是文职的僚属，与主官甚至可以是主客的关系。他们是主管官员的“西宾”，称主官为“东翁”。身份是高了，但他们都是没有政籍的，不能由此一路晋升上去。这些微妙的关系变化也似乎并未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这些历史的细微之处，人们究竟知道多少？宏大的史论汗牛充栋，千百遍的重复，造就了众多的学者，又有多少具体的问题被一直忽略着？
笔者庸陋，没有能力解决以上问题，只是希望能有人关注，找到有说服力的解答。
编后：研读碑帖是书法家习字研文的必修课之一。我市书法家李樯先生在读碑帖的过程中注重的并不仅仅是书法的结体与用笔，而是从中品读出了内里涵盖的文化历史背景和政治制度的微妙变化。在我看来，这当是研读碑帖的另一种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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