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故事,看孔子面对灾难的态度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张凝 人气: 发布时间:2020-03-28
摘要:让我们像孔子那样,对患者和逝者寄以同情和哀悼,在反思中学会敬畏天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坚信我们的使命,无畏前行。

三个故事,看孔子面对灾难的态度

  子之所慎:齐,战,疾。(《论语·述而第七》)孔子所慎重对待的事有三件:祭祀,战争,疾疫。

  新冠肆虐,让我们通过《论语》里记载的三个小故事,看看孔子是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无助之灾的。

  故事一:伯牛有疾

  《论语·雍也》第十章: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这里讲到孔子的弟子伯牛,名字叫冉耕,得了一个恶病,大概是一个无法治疗的疾病,孔子去探望他。因为伯牛染上这个恶疾,伯牛的家人不愿意让孔子进病人的屋里去看望,孔子不得不隔着墙壁,从窗口去相见。这个“牖”就是窗口,所以“自牖执其手”,是从窗口那里握住伯牛的手。然后孔子说:“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患这么样的恶病?这难道是天命吗?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首先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孔子探望危重病人,不进房间,而是从窗口相见,是不是古人也懂得隔离的道理?这一点现在不好考证。在《朱子集注》中,朱熹提出,因为伯牛在家里是要以面君之礼来尊孔,对孔子就好像臣对君一样,而孔子不敢当,他身份不是国君。但是伯牛家人对孔子非常礼敬,所以孔子就不进屋里面,只是从窗口那里握着伯牛的手。实际上清儒已经对此辨别清楚,朱熹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但到底孔子为何只是从窗口探望生病的伯牛,给后人留下很多想象的空间,也不排除当时已经有隔离的初步意识。

  关于这一段的核心意旨,李炳南先生在《论语讲要》里面有一段说到:“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孔子晚年丧子,弟子颜渊亦早死,是皆天命。”

  孔子也是圣人,他晚年丧子,这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确实是令人非常难过的事情。弟子颜渊又早死,这也是对孔子一个很大的打击,这个打击比晚年丧子的打击更重。《论语》中并没有记载孔子因为丧子而说出非常哀痛的话,但是颜渊死的时候,他却说出“天丧予,天丧予”,天要灭我吗?他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颜渊是能够真正继承孔子道统的人,孔子重视精神道统的传承,更超过对自己骨肉的重视。举这些例子,都是说明圣人也有天命,敬畏天命。

  只是圣人跟小人不同的地方,在于圣人乐天知命,所以《礼记·中庸》中说“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这个居易,是讲素位而行,就是他能够平心静气,安分守己地来面对天命。君子在苦难中能够修身养性,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这就是俟命,俟是等待,等待命给他安排机遇、安排责任。而且在等待时,他的心是安的。小人就不一样了,“小人行险以侥幸”,小人不知天高地厚,冒险行事,做不该做的事情,希望能够侥幸得到意外的好处。其实小人行冒险,通过侥幸所得到的,还是他命中该有的东西。命中没有的,没有办法侥幸获得,冒险行事的结果,很可能是遭殃。

  孔子本人并不是医生,当时的科学技术和医术也有其局限性,孔子不能超越历史,不可能治好伯牛的病或者让颜渊不早死,孔子知道这背后有天命的必然,他一方面坦然面对天命,而另一方面,他更有同情和伤痛。坦然与伤痛这两种态度看似是矛盾的,但孔子正是要告诉我们,作为人,我们只能活在这种矛盾的张力中,以中庸的态度保持中道,而“中庸”作为孔子思想最深刻的智慧,又只能通过在实践中体悟,而不能机械地理解。

  故事二:子畏于匡

  《论语·子罕》第五章: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这是孔子一生中遭遇的几件大事之一。匡是一个地名,在宋国。畏,是受到威胁,这个字代表很严重、很可怕、很危险的一件事故。

  《史记》上对此记载的也是惊心动魄: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

  孔子将要到陈国去,经过一个叫匡的地方,弟子颜刻替他赶车,颜刻用马鞭子指着说:“从前我进入过这个城,就是由那缺口进去的“。匡人听说,误以为是鲁国的阳虎来了,阳虎曾经残害过匡人,于是匡人就围困了孔子。孔子的模样很像阳虎,所以被困在那里整整五天。颜渊后来赶到,孔子说:“我还以为你死了。“颜渊说:“老师您活着,我怎么敢死!“匡人围攻孔子越来越急,弟子们都很害怕。

  在这样危难的情况之下,孔子很镇定,从容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如何理解这则论语?前辈名家各有解释。

  穆先生注解——孔子临危,每发信天知命之言。盖孔子自信极深,认为己之道,即天所欲行于世之道。自谦又甚笃,认为己之得明于此道,非由己之知力,乃天意使之明。此乃孔子内心诚感其如此,所谓信道笃而自知明,非于危难之际所能伪为。

  李泽厚先生注解——孔子以传道即保存、传递“先王之道”为己任,即今之所谓文化责任感、历史责任感。

  南怀瑾先生注解——我们看到孔子在一个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他始终不以宗教精神,来个祷告,求神保佑。他始终建立一个人文之道,处一切人、事,要自己增加自信。也是他一贯作人处世,处困难当中的精神。

  南怀瑾先生的注解中提到一个词:“宗教精神”。对宗教精神这一概念,南先生是做狭义理解的,所以他说孔子不以宗教精神求神保佑。“宗教精神”一概念,也可以做广义理解,孔子对天道、天命的信仰也可以说是一种宗教精神或宗教情怀。孔子对于“天”的态度一直保持着一种张力,天命对于孔子,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

  一般人一旦遇到重大灾难或理性无法解决的难题,这种对“天”的敬畏的缺失就开始凸显出来,人们会由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精神极端脆弱,极端迷信,极端不理性,对什么都不信,又对什么都容易轻信。当疫情变得越来越严重时,很多人的思想状态就会处在这样一个阶段。

  让我们再回头看看孔子吧,当孔子在灾难面前说“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体现在我的身上吗?上天如果想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消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其中既有对自身使命的期许,更有对天命的坚定信赖。我们在孔子关于“天”的言论中可以看到,孔子对于“天”,既敬畏,又自信。当敬畏之时,天似乎是外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必须敬畏。而当自信之时,天又是内在的,孔子自称“五十而知天命”,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天命又是可知的。这是两种矛盾的态度,在西方哲学看来,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但在孔子身上,这两者又是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孔子在天命的各种时机中,恰如其分地展现出他对天既敬畏又自信的信念。孔子以他独特的中庸智慧,在宗教精神和人文精神之间,保持了一种平衡。

  故事三:祭如在,不欺天

  《论语·子罕》第十二章: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这段话涉及的孔子弟子是子路,子路可以说是对孔子最忠诚的弟子。“使门人为臣”,指让孔子门人为孔子做家臣负责治丧。按照当时的礼制,孔子不是大夫,死后不应由家臣来料理丧事,可是在他一次病重之际,子路等人却悄悄做了类似的安排,这自然是出于对老师的尊重。孔子病情减缓之后为此痛责子路,认为是欺天之举。孔子说:“好长时间了,子路用这种诈伪的方法啊!我没有家臣,却装作有家臣。我这是欺骗谁呢?难道要欺骗上天吗?而且我与其死在家臣的手里,不是还不如死在你们的手里吗?况且我即便不能用大夫礼葬,难道我就死在道路上没人埋葬吗?”

  对于此章,陈祥道注曰:门人欲厚葬之者,义也;孔子不敢厚葬之,礼也。夫诈则不诚,欺则不忠,不诚则无以行己,不忠则无以事天。故于己言诈,于天言忠。《四书解义》曰:此一章书是见圣人守礼以正也。由前言之,见家臣之不当有;由后言之,见家臣之不必有。有可爱人者,当爱以德;敬人者,当敬以礼。庶乎理顺心安,而无逾越之失也。

  一个人生死之际的感言最足以展现他的内在精神,因为此时的自我已经没有任何隐瞒的必要了。孔子对于天是敬畏的,尤其在生死之际,这种敬畏表现为一种“不欺天”的坦诚。孔子曾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论语·季氏》)正因为敬畏天命,所以孔子不为虚荣而做那些纯形式主义的虚假形式。子路想按照大夫的礼仪厚葬孔子,这种感情可以理解,但孔子说,在生死之事上,首先要有诚敬和敬畏,所以不能欺天,该用怎样的礼仪就要用怎样的礼仪,既然不是大夫,就不能用大夫的礼仪厚葬。

  这里说到对天的敬与诚,但孔子在另外一处又有不同的讲法。《论语·八佾》中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祭祀祖先就像祖先真在面前,祭神就像神真在面前。孔子说:“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那就和没有举行祭祀一样。”在这里,孔子同样是在一种矛盾中表达中庸的精神。一方面,孔子对鬼神是承认的,所以他要祭祀,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像一般老百姓一样迷信鬼神。在孔子的祭祀中,他强调的是对祭祀对象的尊崇以及自身的崇敬之心,至于被祭祀之鬼神是否存在本身孔子存而不论。因为孔子说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

  如果我们本着怀疑精神去追问的话,既然孔子根本不能确认鬼神是否存在,为什么要祭祀呢?而且祭祀的时候还要“祭神如神在”,这不是假装神在?

  我们首先要明白,春秋依然是一个鬼神祭祀盛行的时代,而人们对鬼神祭祀的背后也包含着对天命的敬畏,或者反过来说,在当时,对天命的敬畏就体现在鬼神祭祀的仪式中,虽然很多人在鬼神祭祀中带有很多功利的动机,或祈福,或求免灾,或为战争胜利等,但鬼神祭祀仪式仍不能废除。也就是说,在鬼神信仰和祭祀仪式中,既包含着积极的东西,也包含着消极的东西。孔子对这两者都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一方面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反对那种纯粹为了谋利去贿赂鬼神的祭祀,另一方面,他又赞成人们“祭神如神在”,在真诚的祭祀中保持对天命的敬畏。至于鬼神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同样可以做此理解——孔子会告诉你们,你们以为的那种鬼神并不是以你们以为的那种方式存在的,但鬼神也并非不存在,他以某种方式存在着,你们祭祀的方式不能抵达你们想象中的鬼神,但对鬼神的祭祀中确实包含着天命的信息,所以你们还是应当真诚地祭祀。

  祭祀的问题也与另一个问题相关联,生命为什么需要仪式感?孔子反对虚假的、没有真挚感情的礼仪,但孔子又坚定地维护周礼重视礼仪。《论语·乡党》中描述孔子说:“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有盛馔必变色然,迅雷风烈必变”。看见穿孝服的,虽然平日很亲密,也一定改变容颜。看见戴着正式礼帽的人和盲人,虽然经常遇到,也一定表示礼貌。遇到穿丧服的,在车上俯身表敬意,同样姿态对待拿着国家文件的人。丰盛的宴席,一定改变面容以致意。巨雷大风,一定变色而起。如果说听到“迅雷风烈必变”是“所以敬天之怒”,那么见到穿丧服的人、盲人以及背负图籍的人所表现的尊重与同情,则是基于对于天命的敬畏而产生的对于生命和文化的敬畏。

  面对新冠病毒这一灾难,让我们像孔子那样,首先对患者和逝者寄以同情和哀悼,让我们在反思中学会敬畏天命,然后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坚信我们的使命,无畏前行。

责任编辑:孔孟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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