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儒家思想是启蒙的内在动力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秦晖 人气: 发布时间:2019-05-05
摘要: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教授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刊发长文认为,新文化运动并非“救亡压倒启蒙”,儒家思想是启蒙的内在动力。

  今年适逢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但学界围绕新文化运动的探讨与反思从未停止。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影响最大的反思声音主要有两种:一,对“激进”与“革命”的批判,认为“夭折的宪政”当归咎于“倒退的五四”;二,“救亡压倒启蒙”,激进民族主义导致近代转型功亏一篑。

  近期,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教授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刊发长文《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新文化运动百年祭》。秦晖认为,这两种说法只看到了一些现象,但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并非“救亡压倒启蒙”,儒家思想是启蒙的内在动力。

  李泽厚错了:新文化运动并非“救亡压倒启蒙”

  对于1980年代以来由李泽厚畅言的“救亡压倒启蒙”之说,到1990年代又宣传“告别革命”论且不放弃前说,秦晖认为李泽厚陷入了巨大的矛盾,“这就像一个法国人既惋惜卢梭学说之被‘压倒’,又痛骂大革命之鸱张”。并且,当时宣称的所谓被“压倒”的“启蒙”,并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启蒙(那恰恰是从五四起成为大潮的),如果“救亡”指的是民族主义,那应该说从晚清起,“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启蒙”的内容之一,甚至是“西化”的内容之一。所以,“说穿了,‘救亡压倒启蒙’实际上指的是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崛起”。

  但是,“压倒启蒙”的是“救亡”吗?秦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崛起的说法在历史解释中站不住脚:

  首先,民族主义如果与自由主义冲突,它怎么又会与列宁主义结合?众所周知,尽管列宁主义在后来的岁月里的确演变成了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但在“十月革命”之初,即新文化运动引进它之时,却是以极度排斥民族主义而著称的。在1917年的列宁那里,“爱国主义”、“护国主义”,甚至“革命护国主义”都是“反动派”的代名词。在一战时期的欧洲和俄国,一般左派反战运动只是主张和平,烈宁却主张“变外战为内战”、“使本国政府战败”,在很多俄国人看来,没有比这种主张更“卖国”的了。虽然掌权后的列宁又一转而变为极端地扩张苏俄势力,但也不是在“爱国”或“民族主义”的七号下,而是继承马克思“工人没有祖国”的传统,在“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的旗号下实行此一转变的。

  同样,尽管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几十年后也日益变成了“中国崛起”、“中国梦”式的民族主义,但是当初它在中国激起的与其说是民族主义,不如说是打着“国际主义”旗号的亲苏情绪。当时的亲苏者尤其是其中坚,主要并不是把苏联视为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合纵连横的助力,而是把苏联的制度视为比自由主义更“进步”的人类理想,因此而亲苏信苏的。这不就难理解在后来的三十年里,当中苏主权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总是向苏联“一面倒”,甚至在1929年苏联军队大举入侵中国的“中东路事件”中,还打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旗号。

  另外,我们习惯于强调一战后巴黎和会刺激了民族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占据上风,并且,金观涛和刘青峰运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分析以数值证明:

  在新文化运动主要阵地《新青年》全部存在时期提到的国内外大事中,一战(欧战、世界大战、欧洲战争)遥占首位,共被提及448次,而十月革命纸杯提及287次;国内事件被提及的两次帝制企图(张勋复辟和洪宪帝制)只有113次,其他如义和团、辛亥革命等,提及次数就更少了。

  同时,数据库还显示:“巴黎和会在1919年‘小五四’时期虽为社会热点,但以思想文化评论而非新闻报道定为的《新青年》其实没怎么提及此事;直到19221年后,即陈独秀等《新青年》主持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后,才大量提及巴黎和会。”金观涛、刘青峰据此分析:“巴黎和会虽是五四当天游行的直接原因,但从观念史上看‘它还不能被视为推动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主义的最重要条件。但巴黎和会的意义,是在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不断被强化、深化的’。”

  新文化运动无视华盛顿会议

  民族主义解释不了历史事实

  秦晖对金观涛、刘青峰的研究表示认同,并加以申论。对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如果仅看“凡尔赛”,中国作为战胜国几乎一无所获;但从这个体系的整体来看,由于“凡尔赛”的不公在“华盛顿”得到很大程度的纠正,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所得不仅是“大体可接受的”,而且就中国当时的实际实力地位而言甚至可以说是很大的成功:

  只要看看以当时中国经济与军事的孱弱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却能在此后几年里先后收回青岛、胶济路、威海卫和原则上收回广州湾,而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统一和国力相对明显提高的条件下却用了6年才收回旅顺、48年才收回香港、50年才收回澳门,就能理解华盛顿会议的意义。再考虑到中国在一战晚期才参战,而且只派出了华工,并未实际参与作战,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提前”抗日和举国大规模殊死战斗所付惨重代价而言,一战后中国的所得应该说是很客观了。

  但在新文化运动中,尤其是其激进一翼对此却完全没有反应。由于后来从新文化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国共两党势力都全盘否定北京政府,对这个政府的外交成就基本上没有给予“民族主义”的评价。所以,新文化运动对华盛顿会议的真正主流态度,与其说是批判,毋宁说是“无视”。

  值得玩味的是,根据数据库不同时期的数据显示,已经被华盛顿会议纠正的巴黎和会,随时间推移反而被备受重视,而纠正巴黎和会的华盛顿会议却很快被“忘记”,不仅没有赞扬,连批评都几乎没有了。而且,在华盛顿会议上西方已经改变了巴黎和会时的态度,此后中国遭受到的侵略(如“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基本都是来自苏俄和日本,何以学习苏俄而不再学习西方的“救亡压倒启蒙”却仍然在继续发展?所以,“民族主义”并不能解释这些现象。

  金观涛、刘青峰对此评述说:《新青年》知识群体在头几年对十月革命“并不是特别用心”,因此与其说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中国人知道了社会主义,毋宁说是接受社会主义才使国人听进去了俄国的这“一声炮响”,在知识分子愈来愈认同“社会革命”,乃至接受社会主义后,“才对十月革命愈来愈有兴趣”。

  在秦晖看来,国人在列宁上台四五年后“才对十月革命愈来愈有兴趣”,并不是因为这几年之后苏俄对华外交愈来愈友善和平等,而是因为上述国人对苏俄的社会改造和新社会模式愈来愈看好。

  秦晖认为,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启蒙”本身,而不是来自“救亡”。不是因为西方对中国的威胁变得更大使中国的学习对象从西方转向更为友好的苏俄,进而学习目标也从西方式的自由主义转向了俄国式的社会主义,而是相反,由于国人启蒙兴趣转向“社会革命”,导致中国人的“救亡”抗争对象从俄国人那里转移,而集中对准了“西方”。

  新文化运动并非第一次启蒙运动

  儒家思想才是近代启蒙的内在动力

  除此之外,秦晖认为,中国的思想启蒙早在辛亥革命前几十年就已经出现,并且不断发展,否则根本不会有辛亥革命。并且,秦晖在考察启蒙思想史发现,学习西方的动力在于中国内部。在晚清时期,中国的先觉者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出发,也就是从“孔孟之道”出发,对比中西现实之后,认为中国早已礼崩乐坏而“三代圣贤之世”见于西土。只是相对于中国过去的“儒表法里”而言,中国那时的启蒙主要是冲着“法里”,而不是冲着“儒表”的,“儒表”被激活了古代的崇周仇秦情绪后,成为呼应“西学”的启蒙动力。

  由于后人错把“启蒙”与“反儒”画上等号,才忽视了“第一次启蒙”的存在。而实际上,也正是由于第一次启蒙的推动,中国才有了冲着“秦制”、而不是冲着“孔教”而来的辛亥革命。所以,革命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已经是第二次启蒙,但它一方面是第一次启蒙的深化,另一方面却也是对上一次启蒙方向的偏移,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偏移得愈来愈厉害。

  在秦晖看来,这种“反法之儒”虽没有存在“古典的宪政民主思想”,但“从道不从君”的古儒之风、以“民主”反极权,以“封建”反帝制、以士大夫的尊严和人格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给走出“秦制”的近代中国提供了思想动力,并为接轨“西学”提供了本土资源。比如郭嵩焘叹羡西洋国政民风:“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由三代盛时之视狄夷也。”再如王韬所言,西洋“以礼仪为教”,“以仁信为基”,“以教化德泽为本”。有趣的是,郭嵩焘等都是清朝官员,洪仁玕则是反清的“粤匪”,但他们对西方的看法却差不多。洪仁玕说,西洋“礼义富足”、“诚实宽广,有古人遗风焉”。不仅如此,连朝廷的极端保守派官员都在私下“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比郭嵩焘等还要高调。

  而这一切都是鸦片战争后、戊戌变法前,即新文化运动之前几十年的事。郭嵩焘这些人当然不懂什么“新文化”,他们其实还是传统儒者,西方更未必真与“三代”相似,但是已经与西方比较,古儒心底潜藏的对“秦制”不满就冒了出来。而崇信人性恶的法家拜服的是铁腕赏罚、顺昌逆亡的皇权,对皇上本人谈不上真正的忠诚,无权的“虚君”难免墙倒众人推。在秦晖看来,这就是中国没有成功实行君主立宪、却在“公天下”(古儒的理想,据说也是西方的现实)推到“家天下”的革命中成了“亚洲第一共和国”的文化原因。

  这些儒家先觉者把古儒“官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的“民本思想”与西学中民权优先、国权服务与民权的“民主”观念结合起来,明确提出改革的目的是为老百姓的幸福和权益,“富国强兵”只是顺带的目标。他们甚至名言:不能善待老百姓、提高老百姓地位的“强国”很可怕。谭嗣同的《仁学》并未称引西哲话语,但主张“先民主,后强国”。秦晖认为,这应该算是“人权高于主权”之观点在中国本土思想中最早、恐怕也是最极端的表述。

  但是,“秦制”在中国传统中一直有来自古儒“三代”理想的质疑,在没有可行的制度参照时,这种质疑(晚清以前最近的代表是明清之交黄宗羲等人)固然流于乌托邦,有了这一参照,“秦制”的道德合法性就瓦解了。随着国是日非、国难日深、民生益艰、民怨益积,公开“叹羡”终于成了主流。

  所以,秦晖认为,早在鸦片战争后不久,部分国人一旦了解“夷情”,西方的民主共和便与中国传统古儒久被“儒表法里”体制所压抑的崇周仇秦情结一拍即合,使反“秦制”、学习“洋三代”的“引西救儒”思想逐渐发展起来。到了清末新政时,革命派固然鼓吹共和,立宪派绝大多数也主张“英国式宪政”。而革命派和立宪派两派的区别主要就是“排满”与否,而不是民主与否,这样才有了辛亥革命之变帝制为共和。所以,秦晖认为,把“民主”说成是五四才“启蒙”的东西,是不符合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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