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诞辰在近代中国的节日化

一“外国冬至”

    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自明末以来就是基督教传播的一个中心，作为教中一大典礼，“Christmas”之庆典弥撒为教民所知是可想而知的。①上海开埠以后，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之外的各类西方人大量涌入，“Christmas”的庆祝便不再局限于教堂之中，以西人家庭和西人社区为主体的世俗化过节方式在租界中渐成气候，上海人对此不可能熟视无睹。《申报》创刊之后，每届“Christmas”例有新闻报道，从中得知，华人称之为“外国冬至”。

    1872年12月24日，《申报》第一次报道“Christmas”时只说它是“耶稣诞日”②，在次年的报道中则称之为“西国冬至”③。此后数年的报道中多用“西国节期”，1881年又称“西人冬节”④和“西历冬至令节”⑤，从1882年开始才有“外国冬至”之说，似乎是接受了民间的俗称：

    本月十六日系耶稣诞期，即华人所称外国冬至节。⑥

    本月二十六日为西人节期，即俗传为外国冬至。⑦

    明日为西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即耶稣诞辰，即华人所谓外国冬至。⑧

    从报道中可知，“外国冬至”之说一般用以解释耶稣诞日，偶尔也直接说“今日系外国冬至节”。⑨在《申报》从创刊到终刊所有关于“Christmas”的新闻和文章中，出现过许多不同的称谓，如“耶稣诞日”、“西国节期”、“泰西节期”、“耶稣诞辰”、“西人佳节”、“西历节期”、“令节”等等，20世纪20年代以后，“圣诞节”才成为较为固定的中文节名，同时也常用“耶稣圣诞节”“耶稣诞辰”，有时简称“耶诞”。值得注意的是，“Christmas”⑩的中国“俗称”，自1882年以后只有“外国冬至”和“西国冬至”。(11)把耶稣诞辰叫做外国(西国)冬至，体现出来的是“中国冬至”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般中国人是以本土冬至节来观察这个西国宗教节日的。

    中国的冬至节虽然在农历中不固定，但是耶稣诞辰在没有置闰的年份则固定在中国冬至后三天，以中国人的历法知识，这个外国节日是跟随着中国冬至的，在不信教的中国人眼中，很容易视之为外国人的冬至节。(12)《申报》曾在一篇报首论说中对此加以澄清，认为“外国冬至”之说是中国人不了解中西历法之不同所致，并特别强调这一天“乃彼国耶稣降生之辰，西人节期以是为最重”。否认外国有冬至，并把“外国冬至辄依中国冬至日以为准，迟三日而定为节期”这种说法叱为“是真不思之甚矣”(13)!后来，《申报》也曾数次驳斥过“外国冬至”之说，认为是“俚谚无稽，殊堪一噱”(14)。

    除了时间相邻，放假并群相庆贺也是中国人把耶稣诞辰叫做外国冬至的原因。冬至在中国本是个热闹的庆贺节期，“冬至之始，人主与群臣左右纵乐五日，天下之众，亦家家纵乐五日，为迎日至之礼”(15)。关于苏南一带的冬至习俗，《清嘉录》有这样的描述：

    郡人(指苏州人)最重冬至节。先日，亲朋各以食物相馈遗，提筐担盒，充斥街道，俗呼“冬至盘”。节前一夕，俗称“冬至夜”，是夜，人家更速燕饮，谓之“节酒”。女嫁而归宁在室者，至是必归婿家。家无大小，必市食物以享先，间有悬挂祖先遗容者。诸凡仪文，加于常节，故有“冬至大如年”之谚。(16)

    《申报》对旅沪西人家庭庆贺“外国冬至”也有类似的记述：

    先期，各西人家俱用冬青、柏叶系作垂花门，室中陈设辉煌，争相炫耀。届时邀宾燕饮，尽日言欢，爇□(17)炭以围炉，飞螺觞而醉月，暂抛俗务，藉洗旅愁。各店铺更踵事增华，铺张场面，而尤以福利为耳目一新，入其中，觉十色五光，陆离璀璨。凡用物、食物，绫罗、绢帛、锦绣、金银，以及珊瑚木难之瑰奇，锦贝文犀之美丽，如入波斯之域，令人目眩神摇。平时送货至买主家，悉用高大马车载运，兹以五色颜料就车上写吉利语，以表祝忱，更令出店马夫穿五色衣，戴假面具，高坐车上，若演戏然。(18)

    从场面上看，“外国冬至”的庆贺节仪确实与中国冬至相近。

    按照中国人对冬至日的理解，这一天寒气已极，是阴阳易气之时，阳气开始上升，所以应该庆贺，故冬至这一天，商旅不行，官民一律停业庆贺，朝廷则有正规的朝贺典礼。《申报》对冬至朝贺也非常重视。1874年冬至这一天(农历十一月十四日)，《申报》有如下报道：

    今日节届冬至，凡在京文武各大官俱朝服入贺，故本埠自道宪以次亦俱赴西门内万寿宫行礼，其英法两租界之会审衙门，所有日常案件俱暂停一日，以昭敬谨之意云。(19)

    此后，《申报》每年都报道冬至朝贺并停公的消息。(20)从历年报道中得知，上海道、县各属官员一般在冬至晨五鼓齐诣西门内万寿宫(21)举行朝贺礼，先期有牌示，同时知照租界当局停止公共公廨谳案一日。《申报》每年报道耶稣诞辰，也必细述西国机构(如领事衙门、银行)以及海关、会审公廨的休息日安排，从放假来看，“外国冬至”与中国冬至是一样的。《申报》每年报道冬至消息大多用《令节停公》、《令节停讯》之类的小标题(22)，与报道耶稣诞辰最常见的新闻标题《西节停公》、《西节停讯》几乎一样，有的年份，冬至节与耶稣诞辰的停公消息在同一版面上前后并列，更可见两节的紧密关系。(23)

    “中国冬至节在圣诞节前二日或三日，年年如此。它的外表节目有许多与圣诞节相同，就是冬尽春回冬至一阳生等等，一部分意义和习俗也有相同之点。所以圣诞节一传到中国，就被称为‘外国冬至’了。”(24)从《申报》的报道来看，这个观察大致不差。一中一外两个“冬至”，在清末尚处于“你过你的节，我过我的节”的状态，进入民国以后，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却出现了“你过你的节，我也过你的节”情况，中国冬至也因此在像上海这样越来越现代化的都市中渐趋式微了。

    民国肇始改从阳历，阴历年、节不被官方重视，甚至不准民间过年。大概由于这个原因，1912年和1913年的冬至，《申报》没有相关消息。自1914年起，由于袁世凯尊孔复古，北京政府正式定农历元旦、端午、中秋、冬至为四节，并在这一年冬至举行了民国第一次祭天礼。1915年冬至前，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也接近高潮，有人建议袁世凯在冬至节这一天举行登基大典，这一建议虽然因时间仓促而没有被采纳(25)，但是冬至却与袁世凯称帝扯上了关系。其实，冬至古代本也是与君王直接相关的一个日子(26)，明清两代更是国家三大盛典之一，朝廷的庆典与民间的冬至活动并无关系。(27)虽然官、民同过冬至节，但是，这个节日在官方实际上就是向皇帝(清末还有太后)朝贺的日子。(28)冬至这天，天子祭天，官员向皇帝行礼，百姓祭祀自己的祖先，中国冬至事实上分为官、民两种过节方式。也因为这样，官方的冬至节仪会随着政权的更迭发生变化，如清代的朝贺礼，在袁世凯称帝前后变成了全国性的官方祭天礼，袁世凯死后再不见举行。虽然冬至曾被北洋政府正式命名为“中华民国冬至节”(29)，准予放假以示庆贺(30)，但是国民党掌权之后很快便扫除一切旧节俗，官方也再无冬至节礼。民间冬至礼俗虽然保留下来，但是缺少了官方提供的仪式感，甚至在官方不许过旧节的禁令下，报刊对冬至的报道也就淡化了。(31)从1927年开始，《申报》再也没有专门报道冬至的新闻。(32)

耶稣诞生，是为基督徒圣诞节

二　欢乐、狂欢的“圣诞节”

    光绪初年的“外国冬至”活动主要局限在旅沪西人社群中，《申报》的例常报道大多关注放假日期，对旅沪西人如何过节仅有“悠游数日”、“相与燕饮为乐”、门插冬青、柏树枝、悬旗等简单的介绍。较为详细的庆贺情况首见于1884年对跑马活动的报道，新闻中特别指出这是“寓沪各西人”的遣兴之举。(33)从1888年首次对教堂耶诞弥撒的详细报道中也可看到，参加宗教活动的主要是西人。(34)光绪中叶以后，华人参与过节的情况逐渐增多，如1892年耶稣诞日适逢礼拜日，“是以租界中益热闹非常，凡执业于各洋行者莫不采烈兴高，一骋其车水马龙之乐”，比中国新年更显繁盛。(35)租界的大部分人口为华民，租界过节如过中国新年般热闹，显然是华人“执业于各洋行者”以及一般居民一起庆贺的缘故。教堂弥撒礼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信徒参与，“教中人”、“入教者”、“中西教友”之类的称呼屡见于新闻之中。1896年耶稣诞日，南市董家渡天主教堂的弥撒礼吸引了附近入教者数千人之多(36)，新北门外大天主堂也是中西教友麇集，教堂门前车水马龙，络绎不绝。(37)1898年耶诞日，到虹口南浔路天主堂瞻礼的教中士女多至三千余人，“不可谓非一时之盛事也”(38)。而在十年以前，教堂的弥撒礼还主要是西人参加，到会人数不过数百。(39)

    “初十日为中国冬至，马车络绎前赴张园者不知凡几。昨日为西国冬至，马车络绎前赴张园者又不知凡几。中国人真不肯辜负良辰佳节哉!”(40)这是1909年的情况，可见在清末的上海，外国冬至已如中国冬至一样热闹了。民国以后，庆贺耶稣诞辰的热闹气氛逐渐弥漫至一般社会生活中，而“外国冬至”这个缺乏宗教意味的中国俗称，却逐渐向宗教味极浓的“圣诞节”演变；另一方面，其宗教内涵又渐渐地被“欢乐”、“幸福”乃至“狂欢”这些世俗旨趣取代，原本纪念耶稣诞辰的宗教节日，遂变为许多上海人最愿意花钱取乐的“狂欢节”。

    耶稣诞辰纪念的世俗化，与教会组织自身的改变有关。(41)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世俗化努力最见成效，它所举办的耶稣诞辰纪念活动，宗教意味并不显著。1913年平安夜，青年会请费吴生演说热度之升降，并当场用各种电机做试验，演示给大家看。(42)1915年耶诞前两晚，青年会在四川路总部连演文明新剧《基督与世界万国之关系》(43)，内容与宗教有关，而形式则是世俗的新式戏剧。1917年12月23日，青年会夜校的耶稣圣诞庆祝会与冬季学生同乐会合并在一起，来宾多达七百余人。同乐会除了演讲“耶稣圣诞为世界最快乐之日”的道理之外，还请人演奏丝竹国乐，并演滑稽新剧，又有“圣诞老人”与校长一起分发礼物，最后才是演出耶稣圣迹故事。(44)1922年平安夜，青年会的演出单中有新旧戏剧、音乐、滩簧以及各种游艺，而且活动也移到了城内的九亩地新舞台(45)，这已经很像是普通单位的迎新游艺会了。

    清末上海较大规模的弥撒活动一般都在教堂举行，从《申报》的报道看，整个过程庄严肃穆。民国以后的教堂庆贺有了新的变化，1913年慕尔堂的欢祝耶稣降生大会虽然以《圣经》与唱诗为主，但是已经添加了钢琴独奏、双人小提琴合奏，牧师演说寓言一则，竟然“滑稽可喜，合座为之粲然”。(46)天安堂在1915年12月24日一早举行“圣诞节同乐会”，除了宗教演说之外，还安排了幻术和滑稽表演，另有茶点供应。(47)庆祝活动也越来越社会化，教会组织经常在圣诞前后组织慈善活动(48)，教会学校也加入庆祝行列。(49)

    进入20世纪20年代，圣诞庆祝活动已经越出教会组织和西人社群，成为上海人普遍参与的一个欢乐的节日。诚如青年会的吉尔达所言，圣诞老人“往昔只临泰西各地，近乃欣然与中华人士相接，其所得之待遇，日形隆盛而新奇”。由于中国人参与圣诞盛典的热情极高，而各教会机构的圣诞庆祝形式“较往昔更为新颖而繁多”，青年会的干事费吴生便专门制作了上海各教堂和教会机构的圣诞庆祝安排，以供市民按图索骥参加活动。吉尔达特别提到，并不属于教会的南洋公学和复旦学校的学生，竟然自行举办圣诞庆祝活动，被认为是破天荒之举。(50)由于圣诞庆贺影响到中国、印度、日本等国，“所以基督圣诞四个字，似乎已经弥漫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心坎，真可称得起‘普天同庆’了”(51)。西方庆祝耶诞的一些民俗也渐渐传到东方来了，比如“圣诞礼盒”(Christmas Box)、“圣诞树”(Christmas Tree)、“圣诞叟”(Santa Claus)和“圣诞片”(Christmas Card)等等(52)，非基督徒起而效仿，圣诞卡尤其流行，人们“纷纷以圣诞卡片分赠亲友者，其言曰‘愿尔有快乐之耶稣圣诞节’(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或有加言‘愿尔有安乐之新年’(wish you a happy new year)”(53)。“Santa Claus”则逐渐成了圣诞节的标志。《申报》第一次提及“圣诞老人”是1917年12月25日《青年会夜校开会记》一文，此后也称“圣诞老翁”、“圣诞叟”、“圣诞老”、“散克特老师”、“圣诞老公公”，20年代末以后，除了“圣诞老公公”偶尔一见，基本上都叫做“圣诞老人”。头戴长帽、一把大胡子、身材矮胖、笑眯眯的圣诞老人形象也被画图绘影印于报端。1920年的“申报星期增刊·圣诞号”就以圣诞老人的形象作为刊头画，1922年的“申报耶稣圣诞增刊”(THE SHUN PAO CHRISTMAS EDITION)刊头右首也是圣诞老人形象，这一年的这个形象几乎成了此后《申报》广告中所有圣诞老人形象的模板。30年代以后，圣诞老人已近成了圣诞节的“形象代言人”，大量的冬节和圣诞礼品用他作为广告形象。这个给人们带来礼物、欢乐的圣诞老人也成了圣诞节“欢乐化”的象征。事实上，至少在上海这个地方，圣诞节确已从一个宗教节日演化成了一个快乐乃至狂欢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