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姓宗邦，诸侯望国：鲁国的历史与文化

　　在周代，宗法制度非常完备，诸侯国商议大事，举行活动，往往采取会集结盟的形式，而在此时，各国的排列次序也都遵循“尊尊而亲亲”的宗法精神。一般而言，“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而在姬姓诸侯国中，鲁国又往往排在各国之前，用《国语·鲁语上》的说法，就是“鲁之班长”，鲁国在诸侯国中班次居长。周代诸侯星罗棋布，位于“泰山之阳”的鲁国，其地位却显得如此特殊，以至于被认为是姬姓“宗邦”、诸侯“望国”。

(一)

　　鲁国是周王朝分封的一个邦国，然而，它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邦国。自周初始封，历西周、春秋、战国，到公元前249年为楚国所灭，鲁国历时七、八百年，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鲁国受封之地久已是上古文化发达的地区。鲁国国都在今山东曲阜，考古工作者在附近发现了原始文化遗迹。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这附近更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一脉相连，形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据记载，我国的人文初祖黄帝就出生在曲阜，炎帝、少昊、颛顼等不少氏族首领都与曲阜有关。殷商本起于东方，曲阜一带曾为商人旧都，即使在迁殷之后，他们仍然与这里联系密切，直到周初，这里依然是殷商势力极重的地区。

　　周初，以伯禽为首的一批周人来到曲阜一带后，这里又成为东西文化的交汇之地。周族自西方发展起来，在代殷之后，要很好地统治天下，就不能不把东方作为经略的重点，因此，可以说鲁国受封之地是他们首先考虑的战略要地。这里距王都较远，东南沿海地区的淮夷以及徐戎等也没有臣服于周。武庚叛乱时，“殷东国五侯”群起叛乱，奄国及其附近各部都是周公东征的主要对象，史籍所谓当时“攻商盖”、“攻九夷”(《韩非子·说林上》)、“灭国者五十”(《孟子·滕文公下》)都在这些地区。伯禽被封于曲阜后，甚至“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艺文类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纪》)。因此，要很好地镇抚东方，他们把这里作为周室堡垒是非常合适的。

　　伯禽受封时，周室为鲁国制定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国方针，并分给鲁国“殷民六族”，使之“职事于鲁”(《左传》定公四年)。这样，伯禽一支所带来的周文化与殷遗民及当地土著固有的文化相互交汇、影响，共同形成了鲁国的文化。

(二)

　　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因而在当时诸侯国中具有特殊地位。鲁国始封之君伯禽为周公长子，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辅助平定天下，都建立了卓著的功勋，在周初政治舞台上地位十分显赫。没有周公，就没有周王朝八百年基业;没有周公，就没有郁郁煌煌的周代礼乐文明。

　　也是因为周公的原因，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相对于他国来说还得到了不少特权。鲁国可以“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从文献记载到考古材料综合考察，这种记载应该是可信的。例如，周王室所拥有的职官“宗伯”、“太宰”、“大司徒”等，鲁即有之。还有，替周王掌管祭祀的“宗伯”，其他国家只称“宗”或“宗人”，有“宗伯”之称的只有周王室和鲁国。在教育方面，“鲁得立四代之学”(《礼记·明堂位》孔颖达疏)，鲁还有四代之乐。所有这些，恐怕在当时诸侯国中鲁国所仅有。

　　鲁国受封的同时或稍后，周王室在东方又分封了一些小国，这些小国有的即为鲁的附庸，有的则以鲁国为“宗国”。时至春秋，虽然王室衰微，礼坏乐崩，许多小国却依然纷纷朝鲁，并且至鲁观礼。鲁国在东方夷人势力较重的地区，其政权一直掌握在作为“伯禽之后”的周人手中，较完整地保存着周礼。《左传》襄公十年记载说:“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宋国保留的自是殷礼，鲁国保存的则是典型的周礼，即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这样，鲁国为宗周在东方代表的形象更加突出，因为时人视礼为国家的根本，周礼似乎是周王朝统治的象征。

　　春秋时期，“政由方伯”，但在各诸侯国会盟等的班次上，鲁国却位居前列。鲁既为姬姓，又为周公之裔，故在诸侯位次序列中被列为首席。如春秋初年，齐遭北戎侵犯，齐向各国求助。战后答谢诸侯，在馈送粮饩给各国大夫时，齐请鲁国案班次代为分派;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时，在各会盟国进行的歃血仪式次序上，除主盟的晋国外，鲁也被排在各国的最前面。既然周室对鲁国寄予厚望，把鲁国分封在商奄旧地，那么，在推行周代礼乐制度时，有“望国”地位的鲁国也就不能不以表率自居了。

　　鲁国宗周模式的东方诸侯，担负着传播宗周礼乐文明的使命，如在周王朝治国政策的贯彻上，鲁国即堪为典范，周公治国，他的保民思想、明德慎罚、勤政任贤等都似乎在鲁国当政者身上有明显体现。当然，说鲁国为“宗周模式”，绝不是说鲁国完全排除其他的文化因素，使鲁国全盘周化，而是在政治统治上鲁国为周王朝的东方代理人，而且在鲁国上层贵族中完整地保存着周代礼制。事实上，鲁国要彻底推行周文化，以之取代当地固有文化，既无必要，也没可能，因为周灭商后对殷商旧部采取的就是“怀柔”的政策，更何况鲁地殷遗势力极重，而且文化的推广也不是任何外在强力所能成功的。

　　鲁国在当时诸侯国中的重要地位，或者说鲁国与宗周的特殊关系，其影响所及，铸就了鲁国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在鲁国，周礼乃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上至鲁公，下至卿士，无不循礼而动。不论是“国之大事”，还是往来小节，无不如此，否则就会遭到指责，甚至被视为“不祥”的举动。周礼由周王室制订，而在具体实施时，各诸侯国一般是因地制宜。唯有鲁国始终不忘“法则周公”，祖述先王之训。由于礼乐传统在“化成民俗”方面的效应，鲁国形成了谦逊礼让的淳朴民风，鲁人崇德尚义、热爱邦国、重视本业、讲究男女有别和夫妻之别。

　　鲁人依礼而动，一些“违礼”之举往往引起人们的规谏、评论或指责。入东周以来，虽然已经“礼坏乐崩”，但鲁国仍有不少知礼之人，如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柳下惠、曹刿、夏父展、里革、匠人庆、申繻、叔孙豹、子服景伯、孔子等。臧文仲、柳下惠、孔子等不仅被现在的历史学家称为“学者”，像孔子等人更是著名的礼乐大师。另外，如文公时的宗有司，《左传》的作者左丘明，他们也都以知礼、明礼而闻名。

(三)

　　鲁国社会是整个西周以至春秋战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作为典型的宗法农业社会，鲁国宜于农桑，农业较为发达，手工业的发展也处于各国的领先地位，只是为贵族服务的性质比较明显，而且手工业门类多与农业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关系密切。再加之鲁国不像齐国那样带河蔽海，有渔盐之利，也不像秦、晋那样与外族接邻，其交换关系很难获得充分发展。因此，就鲁国的大部分时期而言，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工商食官”的传统久久没能突破。在这样稳固的定居农业区域，周室的宗法礼乐制度得以很好地推行，鲁人重农与重礼相辅相成，构成了鲁文化的特殊风格。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有贵族君主制和专制君主制两种基本类型，严格讲来，专制君主制是战国以后宗法制彻底崩坏以后才真正出现的，在此以前则以贵族君主制为主。在这种体制下，君主虽然在国家政权中具有一定的权威，但他的权力要受与他有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的贵族群体的制约，或者说君权受着族权的制约。在鲁国，这种制约在春秋末期以前始终是存在的，由于鲁人“尊尊”、“亲亲”观念根深蒂固，鲁国公族中分出的各大家如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臧孙氏、展氏等等，虽然都是鲁君的下属，又有很大的独立性，同时却还对君权起着监督与制约的作用。各家族自己确立各自的首领，有的还有自己的武装、都邑。据专家研究，鲁国还有会盟制、朝议制、辅贰(正卿)秉政制、大夫争谏权等，所有这些制度都约束和限制着君权。

　　礼乐传统对鲁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典籍记载看，鲁人都知道礼有“经国家，定社稷，利后嗣”的功能，因而他们“服于有礼”，对周礼怀有极大热忱。为了争权夺位，鲁国也发生过类似骨肉相残的事件，但与他国相比，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所以 “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时人都十分看好鲁国。鲁人敬尊君主，使鲁国的政治比较稳定。

　　鲁人深受宗法礼制的影响，但鲁国的政体形式也不是一成不变，它有一个从盛转衰的历史过程。继承制度是宗法制的根本，宗法制又制约着国家的政治体制。西周时期，鲁国君位传承实行的当然是嫡长子继承制，但由于种种原因，西周时期的鲁国君位呈现为“一继一及”的表现形式，即以“兄终弟及”补充“父死子继”的原则，在嫡长子继承制的继承规则之下，鲁公的兄弟被排斥到鲁国的最高权力之外，他们遂成为一个个卿大夫之家。随着势力的壮大，他们以自己的采邑为后盾，与公室相抗衡，卿大夫势力的增长造成了公室的衰微。

　　鲁自春秋中期以后，出现了宗法礼乐崩坏的局面，从政治到经济各方面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如税制和兵赋方面，鲁国先后实行“初税亩”、“作丘甲”、三桓“分公室”、“用田赋”，这些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司马迁就说鲁国“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史记·货殖列传》)，鲁人在摆脱了“工商食官”的传统之后，不少人也加入到了自由工商业者的行列。鲁人血缘宗法观念逐渐淡薄，反映在政治上，则是三桓与公室之间的斗争更加剧烈。战国初期，哀公曾欲联越击三桓而被逐;“悼公之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史记·鲁周公世家》)但到鲁元公之后的穆公时期，鲁以公仪休为相，三桓则盛极而衰，彻底在鲁国失势。随后，鲁国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并在官制与选拔制度上进行变革，于是，鲁国的宗法贵族君主制逐渐让位于专制君主制。

(四)

　　鲁国的礼乐传统深深影响了鲁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其中最为重要、影响后世既深且广的，当然要数培育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礼乐之学。

　　孔子生活在鲁国，毫无疑问，孔子思想的产生密切关联着鲁国先辈们的礼乐传统。春秋中期以前，学术本为官有。学术既专为官有，故教育亦非官莫属。所以，《礼记·曲礼》说“宦学师事”，官守与师传合而为一。当时，礼乐教育是贵族教育的重要内容。泮宫是鲁之国学，或称大学。春秋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诗经·鲁颂·泮水》所载鲁人在泮“献馘”、“献囚”、“献功”来看，鲁国十分重视在泮宫进行军礼等的教育。除国学外，鲁太庙也是鲁国讲习礼乐的重要场所，《论语·八佾》中“子入太庙，每事问”的记载即其明证。

　　春秋以来，随着原始宗法制度的解体，社会上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局面。周代礼乐既有崩坏之势，则“王官之学”的典章制度也逐渐失传。如在鲁国，其乐人便四处流散，境况不佳，《论语，微子》记:“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人于汉，少师阳、击磐襄人于海。”这时期，不仅许多贵族不习礼文，即使有些人主观上企图保存周礼，但也泯灭了礼之本义。可是，礼毕竟是鲁国的立国根本，于是，在鲁国，无论正在上升或没落的大小贵族，都感到礼坏乐崩于自己不利，也就是都感觉到没有文化难以保护自身的利益”，因此，当时贵族阶级中的个别人便思收拾遗散，弘扬礼乐传统。孔子所学以礼、乐为主，他的一家之学便是在此基础上，集合西周以来之文籍及典章制度、伦理道德而形成的。

　　孔子精于礼乐实是他受到当时士大夫敬重的主要原因。儒者公孟子曾说:“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墨子·公孟》)孔子知礼，遂成了时人学礼的去处。孔子有感于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遂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当代不少学者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礼”作为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宗法性氏族统治体系，要求维护和恢复这种体系是“仁”的根本目标。孔子讲“仁”是为了释“礼”，与维护“礼”直接相关。因此，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孔子以其礼乐之学传授生徒，开私家讲学之风，儒学于是创立。

　　鲁国产生了儒学，也产生了墨学。鲁国文化重现实、重人世，也重科学、重自然。惟其如此，鲁国才产生了能工巧匠鲁班和墨子，他们都是我国最早的科技圣人。战国时期鲁国还出现了天文学家甘德，他是著名的“善说星者”。鲁国的织品如缟、绨、锦名扬天下，鲁国的历法和纪年十分发达，都足以使鲁国文化光芒四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