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文化的和合精神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齐金江 人气: 发布时间:2019-10-30
摘要:“和合”精神是中华民族古往今来孜孜以求的身心、人际、社会、文明、自然中多元素和谐的核心理念。

鲁文化的和合精神

  “和合”精神是中华民族古往今来孜孜以求的身心、人际、社会、文明、自然中多元素和谐的核心理念。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倡“贵和”理念,有效地化解和处理了多种矛盾和冲突,保持了统一体的稳定和健康。“和”指和谐和平、太平祥和,“合”指结合合作、会通融合。“和合”是实现“和谐”的初心和途径,“和谐”是“和合”的理想和目标。“山东是孔子的故乡和儒家文化发祥地。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倡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主张‘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这种‘和合’理念同‘上海精神’有很多相通之处。‘上海精神’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强调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同和支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处世方法,“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和平、和谐、合作”的理想,“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蓝图,体现了中华人文精神,是中国人民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样式、风俗习惯的集中表达。

  一、和合思想的起源

  “和”“合”二字最初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和”字的初义是饮食意义上或者乐理意义上的调和,“得时之中和”,包含多要素成分构成的调和、和谐、协调、相应、恰到好处等含义。《说文解字》讲:“和,相应也。”“龢”与“和”相通,龢为协调、和谐之意。“龢,调也,从龠禾声,读与和同”。段玉裁注:“经传多假和为龢”。“禾”为谷物的象形。“禾,嘉谷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时之中和,故谓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龠”是一种用竹管编成的乐器。“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从品、侖。侖,理也。”“龢”与“和”指龠发出的声音是和谐的、相应的,合,《说文解字》讲:“合,合口也。”“合口”是口的上唇与下唇、上齿与下齿的合拢。“和”与“合”都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要素融合、结合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和”与“合”的含义相通。《礼记·郊特牲》:“阴阳和而万物得”。孔颖达疏:“和,犹合也”。殷周时期,“和”与“合”是单一概念。《易经》“和”字出现两次,“合”字无见。如:“鸣鹤在阴,其子和之”。“震巽同声者相应,故其子和之”,此“和”字指声音相应。“和兑,吉”,此“和”作和谐、和善。“龢”与“和”互通,即音乐的调和与音律的和谐。“盉”谈起。《说文解字》:“盉,调味也。从皿禾声。”段注:“调声曰龢,调味曰盉。今则和行而龢、盉皆废矣。”这说明“和”的原初意义也与饮食有关,即饮食系列中的众多的味道与原料的调和。无论是乐理意义上的调和还是饮食意义上的调和,有一点非常关键的要素就是,这种和谐所包容的对象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历代思想家对于“和”的意义的阐发,就是基于对于“和”这种原初意义的借鉴。

  “和而不同”理念中,“和”是关键词。司马迁说黄帝时“万国和”,尧时“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史记·五帝本纪》)。“和”字作为关键词在存世文献中多有记载,如:“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舜典》)、“庶政惟和,万国咸宁”(《周礼》)。其中的“和”指神和人的关系和谐,或各邦国关系和谐,或政事和谐。《诗经》中也有“既和且平,依我磬声”(《诗经·商颂》)、“兄弟既具,和乐且孺”(《诗经·小雅·常棣》)等诗句,包含了“和”的观念在内。《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期(公元前800年左右)史伯谈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故事:

  公曰:“周其弊乎?”

  对曰:“殆于必弊者也。

  《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匿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

  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

  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

  译作白话就是:

  郑桓公问史伯说:“周朝将要衰败了吗?”

  史伯回答说:“差不多就要衰败了。

  《尚书·泰誓》上说:‘百姓所向往的,上天一定会听从的。’现在周幽王抛弃了光明正大有德行的人,却喜欢那些挑拨是非、奸邪阴险的人;讨厌贤明正直的人,却亲近愚顽鄙陋的人。排斥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正确主张,却采纳趋炎附势与自己相同的错误说法。

  其实和谐才能生成万物,完全一律相同就不能发展。把不同的东西加以协调平衡叫做和谐,所以能丰富发展而使万物归于统一;如果把相同的东西简单相加,用尽了之后就完了。

  所以先王把土和金、木、水、火相配合,而生成万物。因此调配五种滋味以适合人的口味,强健四肢来保卫身体,调和六种音律以使动听悦耳,端正七窍来为心服务,协调身体的八个部分使人完整,九脏都具备以树立纯正的德行,合成十种等级来理顺百官。于是产生了千种品类,具备了上万种方法,计算成亿的事物,经营万亿的财物,取得万兆的收入,采取无数的行动。所以君王拥有九州辽阔的土地,取得收入来供养万民,用忠信来教化和使用他们,使他们协和安乐犹如一家。倘若能做到这样的话,就是和谐的极致了。

  于是先王从异姓的家族中聘取王后,向四方各地求取财货,选择敢于直谏的人来做官吏,处理众多的事情,努力做到和谐统一。只是一种声音就没有听头,只是一种颜色就没有文采,只是一种味道就不成其为美味,只是一种事物就无法进行衡量比较。

  周幽王却要抛弃这种和谐的法则,而专门喜欢专一。上天夺取了他的明察能力,要想使国家不衰败,可能吗?”

  公元前522年,晏子与齐国国君齐景公讨论过“和与同异”的问题。《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了“和与同异”的故事:

  十二月,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

  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

  公曰:“惟据与我和夫!”

  晏子对曰:“据以同也,焉得为和?”

  公曰:“和与同异乎?”

  对曰:“异!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

  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下无言,时靡有争。’

  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

  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

  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

  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

  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以曰否。

  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

  同之不可也如是。”

  译作白话就是:

  (鲁昭公二十年,即公元前522年)十二月,齐景公在沛地打猎,用弓召唤虞人,虞人没有应召。齐景公派人逮捕了他。

  虞人辩解说:“从前我们先君打猎的时候,用红旗召唤大夫,用弓召唤士,用皮冠召唤虞人。这一次下臣没有见到皮冠,所以不敢前进。”于是就释放了他。

  孔子说:“坚守着道义不如坚守着官位。”君子肯定了这话。

  齐景公从打猎的地方回来,晏子在遄台随侍,梁丘据驱车来到了。

  齐景公说:“只有梁丘据跟我和谐啊!”

  晏子回答说:“据也只不过随和你相同而已,哪里说得上和谐?”

  齐景公说:“和谐跟相同不一样吗?”

  晏子回答说:“不一样!

  和谐就好象做羹汤: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禾烧煮,厨工加以调和,使味道适中,味道太淡就增加调料,味道太浓就加水冲淡。君子使用羹汤,内心平静。

  君臣之间也是这样。国君所认为行而其中有不行的,臣下指出它的不行的部分而使行的更加完备;国君所认为不行而其中有行的,臣下指出它的行的部分而去掉它的不行的内容,因此政事平和而不违背礼仪,百姓没有争夺之心。

  所以《诗》说:‘有着调和的羹汤,已经告诫厨工把味道调得匀净。神灵来享而无所指责,上下也都没有争兢。’

  先王调匀五味、谐和五声,是用来平静他的内心,完成政事的。

  声音也象味道一样,是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互相组成的;是由清浊、大小、短长、缓急、哀乐、刚柔、快慢、高低、出入、疏密互相调剂的。

  君子听了,内心平静。内心平静,德行就和协。所以《诗》说‘德音没有缺失’。

  现在据不是这样。国君认为行的,据也认为行;国君认为不行的,据也认为不行。

  如同用清水去调剂清水,哪有口味去吃它呢?如同琴瑟老弹一个声音,哪有趣味去听它呢?

  ‘不应该只是一味相同’的道理就像这样。”

  史伯在与郑国的国君郑桓公探讨周朝政治的弊端及如何长治久安时,首次提出“和”与“同”,并阐发了两者的关系;晏子则是透过齐国的国君齐景公“在沛地打猎,用弓召唤虞人,虞人没有应召”这样一件小事,晏子进一步对齐景公说,“和”就像八音的和谐,一定要有高低、长短、疾徐等等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组成一首完整和谐的乐曲。晏子层层深入,以事比事,借事说理。史伯提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晏子阐述的“和与同异”,两者存在逻辑上的螺旋上升和递进延伸的关系。史伯所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强调矛盾的对立统一及其转化;晏子所讲:“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侧重人为因素在矛盾转化中的作用,实质上这是重视人如何把握矛盾运动的规律,进而因其势而利导之,顺势而为,指导人们的实践,做到尽可能少犯错误。

  二、和合思想的成熟——孔孟墨子论和合

  孔子丰富发展了他以前的“和”与“同”的观念,形成了臻于完善的和合思想体系。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意思是说,孔子认为:“君子用自己的中正的意见来纠正别人的偏颇意见,使一切都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从附和。小人只是盲从附和,却不肯表示自己的中正意见。”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就是说,君子以“和”为准则,听取各种不同的声音,独立思考,加以判断。“和”不是“争”,而是在相互影响中使事物得到发展。“争”是“和而不同”阶段性发展的具体表现,包含有“相助相长”的内容。孔子的弟子有子提出著名的论断:“礼之用,和为贵。”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意思是说,有子认为:“礼的作用,以遇事都做得恰当为可贵。过去圣明君王的治理国家,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小事大事都做得恰当。但是,如有行不通的地方,便为恰当而求恰当,不用一定的规矩制度来加以节制,也是不可行的。” 孔子在其教学相长的实践中贯穿的“和”的理念。“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意思是说,孔子同别人一起学习歌唱,如果别人唱得好听,一定请他再唱一道然后自己又和他。《论语·季氏》记载了孔子与冉有、子路论述“和无寡,安无倾”的故事: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

  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译作白话就是:

  季氏准备讨伐颛臾。冉有、子路两人拜谒孔子说:“季氏准备对颛臾使用武力。”

  孔子说:“冉求!难道不是你的过错吗?颛臾这块地方,上代的君王曾经授权他们主持东蒙山的祭祀,而且它的地界早就在我们最初被封时的疆域之中,这是和鲁国同安危、共存亡的藩属,为什么要去攻打它呢?”

  冉有说:“是季孙让这么干的,我们两人都是不同意的。”

  孔子说:“冉求!周任有句名言:‘能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再任职;如果不行,就该辞职。’譬如瞎子遇到危险不去扶持,将要摔倒了却不去搀扶,那又要助手干什么呢?你的话错了。老虎和犀牛从槛里逃了出来,龟壳和美玉在匣子里毁坏了,这是谁的责任呢?”

  冉有说:“颛臾城墙牢固,离季孙的采邑费地很近。现今不把它占取,日子久了,一定会给后代子孙留下祸害。”

  孔子说:“冉求!君子就讨厌那种‘不说自己贪得无厌、却一定另找个借口’的态度。我听说过:‘无论是诸侯或者大夫,不必着急财富不多,只需着急财富不均;不必着急人民太少,只需着急境内不安。’如果财富平均,便无所谓贫穷;境内和平团结,便不会担心人少;境内平安,便不会倾危。做到这样,远方的人倘若还不归服,便再修仁义礼乐的政教来招致他们。他们来了,就得使他们安心。如今仲由和冉求两人辅助季孙,远方之人不归服,却不能招致;国家支离破碎,却不能保全;反而想在国境以内使用武力。我恐怕季孙的心思不在颛臾,却在鲁君啊。”

  《论语·子张》记载了子贡称赞孔子治理国家“动之斯和”的故事: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

  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译作白话就是:

  陈子禽问子贡道:“您对仲尼是客气呢,还是恭敬谦虚呢?难道他真比你还高明吗?”

  子贡说:“有修养的君子凭一句话就表现出他的有知,也由一句话表现他的无知,所以说话不可不谨慎。他老人家的遥不可及,犹如青天不能用阶梯爬上去。

  他老人家如果得国而为诸侯,或者得采邑而为卿大夫,那正如人们所说的‘一呼吁百姓人人能自立于社会,百姓自会人人能自立于社会;一引导百姓,百姓就会前进;一安抚百姓,百姓就会从远方来投靠;一动员百姓,百姓就会同心协力。’他老人家,生得光荣,死得可哀痛。怎么样能够赶得上他老人家呢?”

  《论语·卫灵公》记载了“灵公问陈”的故事:

  卫灵公问陈(陈:同“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译作白话就是:

  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军队列阵之法。孔子回答说:“祭祀礼仪方面的事情,我还听说过;用兵布阵打仗的事,从来没有学过。”第二天,孔子便离开了卫国。

  在《周易》的传文中,也保留了孔子儒家的“和合”思想材料。《周易·乾卦·彖辞》:“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大和:即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意思是说,天道的大化流行,万物各得其正,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王弼注:“不和而刚暴。”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说:“太和,和之至也。……未有形器之先,本无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故曰太和。”上天本来就是和谐的,在上天分化出天地万物之后,不使和谐丧失,这才叫作“太和”,“太和”包涵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主的“普遍和谐”的意义。《周易·乾卦·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意思是说:圣贤君子与天地的德行一致,与日月的光明相同,与四季的顺序合拍,与鬼神一样的给人吉凶。先于上天行动上天不会违背他,后于上天行动则遵守上天的时令。上天都不违背他,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意思是说:圣人看到天地万物的丰富繁杂,于是模拟了它们的形态容貌,恰当地象征它们,所以称之为象;圣人看到了天下各种各样的变动,于是考察它们的融会贯通,为它们制订了各种行为规范。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注重人与自己内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合作,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品格养成,引导人与社会崇尚“真、善、美”。孟子强调:“养心莫善于寡欲。”“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认为:“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特别强调以身作则和身教重于言教。孟子认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孟子从“仁政”出发,提出了“善政不如善教”思想。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善教的重点,不仅在于“得民心”,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明人伦”。孟子指出:“人之有道也,饮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善政”乃治标之举,“善教”为治本之策。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管理社会,“善教”——即通过教育引导,使人转变思想,完善自我,影响行为,是缓解社会矛盾、谋求社会平安、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措施。“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意思是说,如果不违背农时,那么打下来的粮食就吃不完;如果密孔的鱼网不入池塘去捕鱼,那鱼鳖水产就吃不完;如果砍伐林木有一定的时间,那木材便用不尽。假如只顾对自然的索取,一味“数罟入洿池”“斧斤入山林”,肆意破坏自然资源,其结果就会“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孟子·梁惠王下》),必然会遭到自然的惩罚。《孟子·公孙丑下》记载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论述: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译作白话就是: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内城每边只有三里长,外城每边只有七里长,围攻它而不能取胜。既然围攻它,一定有得天时的机会;然而不能取胜,这就是天时不如地利了。城墙不是不够高,护城河不是不够深,甲胄、兵器不是不够坚实、锐利,粮食不是不够多;却弃城而逃,这就是地利不如人和了。所以说:保有人民不靠国家的疆界,保卫国家不靠山川的险阻,威镇天下不靠兵器的锐利。占据道义者帮助他的人就多,失去道义者帮助他的人就少。帮助的人少到极点,连亲戚都背叛他;帮助的人多到极点,全天下的人都会顺从他。凭着全天下的人都顺从的力量,来攻打连亲戚都背叛他的人;所以君子要么不打仗,如果打仗一定会取得胜利。”

  《孟子·万章下》记载了孟子“柳下惠,圣之和者也”的论述: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译作白话就是:

  孟子说:“伯夷,是圣人中清高的人;伊尹,是圣人中负责任的人;柳下惠,是圣人中随和的人;孔子,是圣人中识时务的人。孔子,可说是集大成的人。集大成,就像奏乐时先以击打镈钟开场,再以敲击特磬收尾一样,完完整整。击打镈钟,是条理的开始;敲击特磬,是条理的终结。条理的开始,是运用智慧的事业;条理的终结,是完成圣德的事业。智慧,好比技巧;圣德,好比力量。就像在百步之外射箭:箭射到靶子,是你的力量在起作用;箭射中靶心,就不是你的力量在起作用了。”

  战国时期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在当时的百家争鸣时代,有“非儒即墨”之称。墨子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等观点。墨子认为,“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社会之所以失范,在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与此相伴,自私自利亦是乱世之因。违反“兼爱互利”原则的恶果是“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兼相爱”并不否定自爱,而是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交相利”也不是鄙视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与互利两不偏废。兼爱互利是为治之道,天下才能实现和谐、富足。《墨子·尚同中》记载了墨子“相和合”的论述:

  子墨子曰:“方今之时,复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内之父子兄弟作怨讎,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余力,不以相劳;隐匿良道,不以相教;腐臭余财,不以相分。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

  译作白话就是:

  墨子说:“从如今的时代回头考察古代人类刚刚诞生的时候,那时还没有行政长官,他们的说法是:‘天下各人所秉持的道理不同。’所以一人有一种道理,十人有十种道理,百人有百种道理。人数越多,所谓的道理也就越多。所以每人都认为自己的道理是对的,而认为别人的道理是错的,因而就相互攻击。在家庭内部父子兄弟之间生出怨恨,都有离散之心,不能相互和睦相处。以致闲置余力也不愿意帮助别人;隐藏好的道理,不愿意帮教别人;多余的财物腐烂,也不愿意分给别人。因此天下陷入混乱,如禽兽一样。没有君臣、上下、长幼的区别,也没有父子、兄弟之间的礼节,因此天下大乱。”

  《墨子·辞过》记载了墨子“阴阳和”“天地和”的论述:

  凡回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孰(同:熟),衣服节而肌肤和。

  译作白话就是:

  所有活动在天地之间、包容于四海之内的事物,天地之间的情况,阴阳之间的调和,没有一样不是自然就有的,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改变。根据什么知道是如此呢?圣人留有遗训说:天地,称为上下;四季,称为阴阳;性别,称为男女;禽兽,就称为牝牡雌雄。这确实是天地间的实际情况,即使古代的先王也不能改变。……所有这五个方面(指古代圣王在修建官室、缝制衣服、烹调饮食、制造舟车、蓄养姬妾五个方面都有节制,讲究实用,不求美观,不尚虚荣,不败坏道德),都是圣人注重节俭的地方,也是小人淫逸放荡的地方。节俭的就能昌盛,淫逸的就会灭亡。在这五方面不可没有节制。夫妻之间有节制,天地阴阳之气就自然和顺;风雨有节候,五谷就自然丰收;穿衣能调节,身体也就舒适了。

  《墨子·尚贤下》记载了墨子“天下和,庶民阜”的理想:

  是故昔者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小臣,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远者归之。日月之所照,舟车之所及,雨露之所渐,粒食之所养,得此莫不劝誉。

  译作白话就是:

  所以从前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小奴隶伊尹,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从而天下和乐,百姓富足。所以,附近的人安于其居,远方的人前来归附。凡是日月所照,舟车所至、雨露所滋润、五谷所养育的人们,得到这些贤人,没有不相互劝勉和称赞的。

  春秋战国时期鲁文化中的“和合”概念范畴经过长时间的孕育打磨,逐渐得到各家的认同。儒家“和合”是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价值目标的追求,为达此目标,而经诸多中介环节,以达天人、主客的和合。儒、道、墨、法各家对和合范畴做出自己的理解,这便是先秦各家“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一致”和“同归”之所在。“和合”不仅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据和纷纭复杂事物现象后面的存有,而且是社会主体政治、道德、艺术、日用交往活动的准则、原则、原理和主体人的心理感受、情感愉悦、身心协调的尺度。

  三、和合精神的影响——鲁文化中和合的故事

  鲁文化中的和合精神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广泛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周公制订了“制礼作乐、经天纬地”的治国方略,究其核心,乃是基于“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前提下的理想选择。“周公相(成王),践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伯禽受周公影响很深,这种以礼治民的思想也必然对鲁国的治理产生深刻影响。“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鲁、齐两国始封之时,就在如何对待当地固有礼俗选择问题上各有不同的选择。“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同:驰)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周公教导鲁公伯禽,君子不怠慢他的亲族,不让大臣抱怨没被信用。对于老臣故旧,只要他没有发生严重过失,就不要轻易地抛弃他。不要对某一人求全责备。“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日:‘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日:‘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伯禽“受封之鲁”、三年报政,就为鲁文化铺陈了厚重的礼乐文明、和谐共生的底色。《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季札聘鲁观周乐”的故事: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

  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译作白话就是:

  (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前来鲁国访问。……请求观赏周朝的音乐和舞蹈。

  鲁国人让乐工为他歌唱《周南》和《召南》。季札说:“美好啊!教化开始奠基了,但还没有完成,然而百姓尽管很辛劳却并不怨恨了。”

  ……看到跳《韶箾》舞的时候,季札说:“德行达到顶点了!伟大啊,就像上天无所不覆盖一样,像大地无所不承载一样!即使有再大的德行,恐怕也超不过这个了。观赏至此,达到极致了!如果还有其它乐舞,我也不敢再请求观赏了!”

  《左传·昭公二年》记载了韩宣子“周礼尽在鲁矣”的感慨:

  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

  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

  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译作白话就是:

  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春,晋平公派韩宣子来鲁国聘问,并且通告他因执掌国政而来相见,这是合于礼的。

  韩宣子到鲁国太史氏那里参观藏书,见到《易》《象》和《鲁春秋》。

  韩宣子说:“周礼都在鲁国了,我今天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朝为什么能够成就王业的缘故了。”

  《礼记·礼运》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言偃谈“大同”社会的故事: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

  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大下为公。选贤与(同: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译作白话就是:

  从前,孔于参与鲁国的年终祭祀,祭祀结束后,他走出来在的楼台上游览,不禁感慨长叹。孔子的感叹,大概是感叹鲁国当时的现状。

  孔子的弟子言偃在他身边问道:“老师为什么叹息?”

  孔子说:“大道实行的时代,以及夏、商、周三代英明领袖当政的时代,我都没赶上,但我看到了关于他们业绩的一些记载。

  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选举有德行的人、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天下,人们之间讲究信用,和睦相处。所以人们不仅仅敬奉自己的双亲,不仅仅慈爱自己的儿女,而是使所有老年人能够安享天年,使所有壮年人都能发挥作用,使所有年幼的人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健康成长,使那些年老无偶、年幼无父、年老无子以及身体残废的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各尽自己的职分,女子各有自己的夫家。开发财富资源,人们不愿让财物委弃于无用之地,但也不私自藏在自己家里。出力劳作,人们不愿让自己身上的力气无处施展,但不一定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因此,阴谋诡计被抑制而无法兴起,劫夺偷盗、杀人越货的坏事不会出现。所以,人们生存于和谐的环境,住宅大门不必关闭也会安然无事。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大同。”

  在《礼记·礼运》“大同篇”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中,“大同”社会是以“天下为公”为最高准则,而不同于“天下为家”的社会。在“大同”社会中,社会财富不是私人所藏有的,而是为大家所共同享有的;人人都要为全体利益而劳动;育幼、养老都有很好的安排,能劳动的人从事劳动,而失去劳动条件的人,由集体供养(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大家相爱,没有权谋欺诈和盗贼掠夺,和平地生活而没有战争(“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公共事务由大家来办理,在分工上可以选出人们信赖的人担任必要的工作(“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在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时期,并非“大同”,乃是“小康”时代,由小康才能进入大同。这样的“大同”理想,不但继承了早期儒家思想,而且在不少地方也继承了墨家思想,例如“选贤举能”和“尚贤”原则相似;“老有所终”一段又相似于《墨子·兼爱》中的一节,甚至“大同”这一名称也可能从墨家所说“尚同”沿袭而来。同时,《礼记·礼运篇》有些地方也受了老子思想的影响,如称“大同”世界为“大道之行”,而“大道”则是道家的术语。可以说,“大同”理想主要源于儒家,同时也吸取了墨家和道家的某些思想,而非一家之专利,这正是“和而不同”文化观的体现。正因为有这种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生生不息,连绵不断。“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所以,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华文明也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中国梦是和平梦。大同理想一直反对霸道,追求和平主义。中国梦所追求的崛起与发展是一种和平崛起、和平发展,而不会走逢强必霸的某些西方列强的老路。中国的和平发展只会为世界带来机遇与发展,而不是威胁与危害。协和万邦一直是中国人的追求,和平主义一直是中国的民族特性。

  (作者:齐金江,孔子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孔孟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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