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鲁”——代名词的形成历程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冯彬 人气: 发布时间:2017-11-03
摘要:“邹鲁”, 作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名词而有口皆碑,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

邹鲁秀灵

  近年来,地域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各地均兴起了文化圈或者商圈(商帮文化)研究,但作为影响中华文明的东方文化圈,尤其是邹鲁文化,至今没有专门的具有国际性视野的研究,即使有研究也是把邹鲁文化作为一个地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研究,自近年来网络的兴起,对比较文化以及跨文化的研究大有突破,研究“邹鲁”为什么会作为“文教兴盛之地” 的代名词,就有了平台、基础。

  在网络搜索“邹鲁”,连带搜索就有“东南邹鲁”“海滨邹鲁”“小邹鲁”等联想式推荐搜索关键词。

  “邹鲁”, 作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名词而有口皆碑,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

  先秦时期在古老的华夏大地崛起了多个地域文化。苏秉琦先生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古文化大区内,进一步分为了六个文化区。李学勤先生进一步提出了先秦“七大文化圈”的概念:以周为中心,北到晋国南部,南到郑国、卫国,也就是战国时周和三晋(不包括赵国北部)一带,地处黄河中游,可称为中原文化圈。在中原北面,包括赵国北部、中山国、燕国以及更北的方国部落,构成北方文化圈。长江中游的楚国是另一庞大文化圈的中心,这就是历史、考古学界所艳称的楚文化。淮水流域和长江下游有一系列赢姓、偃姓小国如涂国和群舒等,还有吴国和越国。如果我们把东南的方国部落也包括进去,可划为吴越文化圈。西南的今四川省有巴、蜀两国,加以今云南省的滇以及西南其他部落,是巴蜀滇文化圈。关中的秦国雄长于广大的西北地区,称之为秦文化圈可能是适宜的。

  今山东省范围内,齐、鲁和若干小诸侯国合为齐鲁文化圈。其中的鲁国,保存周的传统最多,不过从出土文物的风格来看,在文化面貌上更近于齐,而与三晋有别。在这个文化圈的南部,一些历史久远的小国仍有东夷古代文化的痕迹 。子姓的宋国也可附属于此。

  关于齐鲁文化与邹鲁文化,李学勤先生曾经有这样的见解:

  在贾庆超先生的《邹鲁文化研究》一书的前言,李学勤先生这样写道:区域文化研究的盛行,是我国传统文化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的标志,我在一些场合几次说过。对历史文化分区域的记述探讨,在中国有久远的渊源,可追溯到《管子·水地篇》、《史记·货殖列传》等。而现代的区域文化研究则以上世纪30年代的吴越文化、40年代的巴蜀文化为嚆矢。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楚文化、秦文化等区域文化研究蔚为风气,众所周知。然而,邹鲁文化的研究却是这个广阔园地中相当冷落的一隅。

  邹鲁从来是历史上十分重要的地区,其文化影响至为深远。《史记》于《货殖列传》里专门说到“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注意到该区域在文化上的特点。那么,为什么邹鲁文化的区域研究却很少作为一项专题来开展呢?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大家一贯把这个区域的文化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贾庆超先生说:“邹鲁文化不是狭隘的区域文化,而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文化、主流文化、主导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产生思想家的摇篮。”即反映出这样的观点。

  产生这样的观点,自然不是偶然的。中国思想家影响最大的孔子,由孔子缔建的儒学,即出现在邹鲁文化之中。不管我们怎样去评价,儒学在历史上总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更重要的是,儒学的精神浸透了中国人的世世代代。比如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儒学之重点不仅在于求知,更要紧的是在做人,这使中国的传统学术与外国大不相同。直到近代,很多学者还在传习这一点。如钱穆先生所定香港新亚书院学规,开首便说“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新亚遗铎·新亚学规》 。

  这里需要研求的问题是,邹鲁文化何以会孕育出孔子及儒学,孔子和儒学又怎样塑造与推进了邹鲁文化;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邹鲁文化是在什么环境条件下形成的,与其他区域文化存在着如何的关系。要回答这一类问题,必须对邹鲁文化进行全面的考察分析,说明其本质和特征。

  历时两年多的“邹鲁”文化现象的探索,研究,本人逐步认识到:尽管许多人包括李学勤先生都承认它是“历史上十分重要的地区,其文化影响至为深远”,然而,邹鲁,作为文化昌盛之地代称以来,“邹鲁”早已不是特指这个地区的地域文化,而是历代文人志士的精神向往、价值追求,历代推崇并以“门成邹鲁”而自豪,有些文人大家还以复兴“邹鲁”之风为己任,将“邹鲁”,挂于城门、写入楹联、冠以书院、镌刻于镇纸之上铭之,并赋诗讴歌“邹鲁”、“弦诵”、 “孤桐”等等。

  这说明,邹鲁早已不是一种地域文化,它的形成时期是华夏大地早期文明、文化融合的最辉煌时期——春秋战国,由于这里早已是“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皆能明之”的文化盛景,汉书·儒林传第五十八记载,刘邦打败项羽后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这是何等的安定、祥和、临危不惧,让我想起刀剑下沉迷于数学的阿基米德。

  由是观之,先秦时期尽管形成了吴越、荆楚、燕赵、巴蜀等文化区域,但只有这里的思想家在探讨人生、探讨社会如何治理,探究生命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探讨生命的自我完善、探索民生的使命、责任,站在历史的高度思索一个社会群体该如何长治久安,即使佛家自汉朝以降对中国浸淫几百年,都抹不去儒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使命感,并形成了传承文献、教化民众的良好传统。

  “邹鲁”因此被推崇。

  直到历代仁人志士文人大家皆以复兴“邹鲁”文明为使命,“邹鲁流风洽,瓯蛮习俗迁”、 “欲使边陲媲邹鲁,雍容弦诵洽诸羌”、“ 左交许郑右程朱,要使海滨变邹鲁”)”、 “西洋荒服之国,竞化为邹鲁之乡者”, 不断把一个个蛮荒之地变作邹鲁之乡。于是,这样的文化昌盛之地,便纷纷以“XX邹鲁”来自喻,来激励,至而海外皆有“海东邹鲁”,比如辽东名士李种徽、宋时烈与朝鲜海外邹鲁,在台湾,明清之际,一大批名儒学者从福建及大陆其他地区东渡。爱国报人、地方史学家连横说:“吾闻延平入台后,士大夫之东渡者盖800余人”。在《台湾通史》中,特列《诸老列传》,以记此事。可见,邹鲁之风之盛。

  在两千多年“邹鲁”盛名演化流变的轨迹中,不仅能够找到中华文明重心的轨迹,而且形成了弦诵邹鲁的时尚,更因尊崇邹鲁,也造就了一大批致力于文化复兴及传播的仁人志士、邹鲁遗风的佳话。

责任编辑:孔孟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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