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鲁之士对汉代经学的巨大贡献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冯彬 人气: 发布时间:2016-12-15
摘要:

“邹鲁多经学,齐楚多辨智”

  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处于核心地位,而经学则更是儒学的核心。而经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邹阳传》:“邹鲁多经学,齐楚多辨智”。

  关于这个话题,有著名的学者有现成的论断,我还是照搬几段为妥:

经学 

  李学勤:国学的主流是儒学 儒学的核心是经学

  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认为,国学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非常的广博,非常的复杂,可是在国学里面它有一个主流,这个主流是儒学;儒学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是经学。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儒学是主流,它所占的比重和影响都特别大,而经学又是儒学的核心。不研究经学,不了解经学,应该说就没有把握住我们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的部分。我这样讲不是价值判断,不是说经学是好是坏,而是一个事实判断,是一个逻辑推论。这一点,我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学术界同仁和社会公众的认可。《2011年01月01日中华读书报》李学勤先生还认为:“就是因为儒家与墨家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源头,受到相同的教育,所以他们会使用相同的概念,有相近的主张。这些都属于经学,尽管当时还没有经学名称。当时经学的影响,不限于邹鲁的缙绅之士,从郭店简、上博简还有清华简来看,六艺或经学在当时的楚国也有很大影响,楚国主要是一少数族群荆楚聚集的地方,当时主要流行的是儒学和道家思想,此外没有见到其他诸子。”这段话可以看出,“邹鲁的缙绅之士”一定是经学的代表以及高峰。

  梁涛:经学是根,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梁涛先生认为:经学是根,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他说,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占有最高的地位,在历史上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儒学诞生于邹鲁,传播于中原,后来不断向外发展,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地域、一个种族。在历史上,很多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就是通过学习儒家经典而接受中原文化的,这对当时的民族融合绝对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近几年的出土文献来看呢,儒家经典像《论语》、《孝经》等,在周边地区都有传播,对周边民族也产生了影响,所以绝不应该把国学、经学仅仅看成是一个汉民族的文化。

  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经典,经典是与该民族伴随始终的。但不同的时代,经典承担着不同的文化使命,有不同的解读方式。所以,经典要被一个民族认同,被一个社会认同,要再经过一个重新理解、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会相当漫长。我们现在只是铺路,把问题提出来,有些问题可能不是我们能解决的,但路的方向选对了,中国学术与文化就有了光明的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余敦康先生说: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历史、哲学、文学,包括唐诗宋词,所有这些,都是从经学这个源头出来的,有了这个源头才有了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经学为什么重要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与欧洲、美国、伊斯兰世界、以色列、印度、日本做个比较,就可以发现其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学”。基督教有《圣经》的“经学”,伊斯兰有《古兰经》的“经学”,印度教有《奥义书》的“经学”,日本有神道教,也是它的“经学”。这样来说,“经学”就是每个民族几千年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核心价值观,太重要啦。我们现在也要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现在一般的中国人不知道。什么叫独一无二?五千年没断过!美国历史加起来三四百年,英国是一千多年,俄罗斯也是一千多年,印度长一点,但是断的。唯有我们炎黄子孙五千年一直没断,结果我们中国人自己给忘了,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是谁。现在我们谈经学,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救亡图存、经济发展、生活提高的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找出“我们是谁”?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认识到经学在我们民族凝聚中所起的作用,这中间有很多糊涂认识啊。 (摘自《儒家经学的历史作用》中华读书报2009.03.04)

邹鲁之士对汉代经学的巨大贡献

  关于这一论断,在山东省省情网上,一篇文章给了我更多的证据,就是《两汉山东经学的繁荣》。摘录几段以佐证本文:

  春秋时的鲁国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孔子是儒学的开山鼻祖,孔子学派是古代最大的学派,称为儒学。孔子是鲁文化的代表。

  汉武帝时期开始尊崇儒学,又多继承发展鲁文化。但是这时的鲁文化已经吸收了许多齐文化的内容,融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就是经学。

  从秦始皇到汉景帝80余年间,可考的博士凡24人,籍贯可考者13人,在齐鲁之地8人;从汉武帝到东汉汉献帝退位计360年,博士可考者171人,籍贯可考者128人,齐鲁之地为60人。可见,齐鲁人士在两汉经学中的地位,以及对经学乃至学术界所做的贡献。所以司马迁说:“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

  汉武帝以后,非通经学,不能为官,因此汉朝朝廷中的官员,大都出身儒生。薛人叔孙通首先在刘邦鄙视儒生的环境中受到重用,替刘邦制定朝仪。汉武帝又起用儒生,公孙弘就以布衣之士为丞相。自此以后,以通经学用为丞相者27人,属于山东籍者12人,分别是薛人公孙弘、齐人田千秋、济南人王沂、邹人韦贤和韦玄成父子、定陶人魏相、鲁人丙吉和孔光、东海郯人于定国和薛宣、东海承(今峄城)人匡衡、东海戚(今滕州)人马宫。特别是韦贤、韦玄成父子先后以明经为相,社会震动很大,当时邹鲁一带,流传着“遗子黄金满箩,不如一经”的谚语。这些以经学起家的儒生,他们不仅本人官居要职,而且大多是世代相袭,历久不衰的。有了政治特权,自然也就有了经济实力;同时他们又凭借着文化知识、封建礼教为招牌,长期在社会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这样,到东汉时便形成了许多以经学起家的世家大族。

  两汉400年传播经学的大师以齐鲁人为最多,中国封建社会以经学为指导思想,可见齐鲁人士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两汉时期因为学术派别之争,造成了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水火不相容的争论,在这个争论中,齐鲁经学家自然是主力,在争论中做结论者是郑玄,他兼通今古文经学,遍注群经,融合今古文经学,人们称之为“郑学”。“郑学”是两汉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终结。郑玄注经为改造汉代经学开启了新路,成为经学转化为玄学的滥觞。因此我们可以说齐鲁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傲首两汉的地位。

  同时,群言出版社出的《曲阜历史文物论丛》 其中有田立振先生写的《济宁两汉经学的发展与传承》,就作为本文的结语吧:

  济宁(邹鲁地区)作为孔孟故乡,不论是在发展汉代经学文化方面,还是在参与、维护汉王朝儒学治国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邹鲁名儒学派的发展与传播,不仅对邹鲁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这一点上,邹鲁儒师的功劳将永彪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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