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运河文化的交融看济宁戏剧曲艺的兴衰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任广琴 人气: 发布时间:2006-11-28
摘要: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贯穿南北的主要交通大动脉,全长约1800公里。运河的开凿与贯通,不仅增加了祖国南北方的物资交流、文化交流,同时,国外货品、习俗文化也相继传入中国。因此,作为运河码头城市济宁的文化,既有中原古老文化传承,又受到外来商人文化习俗和宗教的影响,成为南北、中外文化的交融地。
  南北运河的通航,给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济宁,带来了快速发展和繁荣。自元代始,会通河的凿竣,实现了杭州至大都(北京)运河的全线道航,济宁也由冷落寂寞的小镇一跃成了热闹非凡的码头城市,商业日渐繁荣。“济(宁)当要害之冲,江南百货云集,贾贩多民,趋末(商)者众,然率奔走衣食于市者也”。明代中叶,济宁已成为一个“车马临四达之衢,商贾云集五都之市”的繁荣商业城市。经明至清,济宁商业日臻鼎盛。州城内外,四通八达,沿运两岸,行栈林立,店铺门面,星罗棋布。各地商贾云集,市场幅射周围地区百余县,成为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33座商业城市之一。
  商业的发展也启动了济宁的手工业。百年老店“玉堂酱园”,产品“京省弛名,味压江南”,老字号“兰芳斋”的糕点遐迩闻名,越河两岸的“济宁路青猾皮”年出口量达200万张,还有大闸口的红炉业、竹竿巷的竹器业,也应运而生。
  商业的繁荣、手工业的发展,吸引了外地客商相继建立自已的会馆,如山西、陕西、河南的“三省会馆”、湖南的“沅江会馆”、南京的“金陵会馆”以及“浙江会馆”“安徽会馆”“福建会馆”“江西会馆”等,他们不仅前来开设商号,创办手工作坊,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习俗,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相互传播与交流,推动了济宁文化的发展。
  南北文化艺术的交融、渗透、碰撞,有力推动了济宁地方戏剧、曲艺的兴盛与繁荣。同时,外来文化习俗也陆续传入济宁,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相互交融、渗透、碰撞,使之本地文化有一个大的飞跃发展。戏剧、曲艺文化就是一例。
  清朝时期,京剧在济宁就开始兴盛起来,拥有众多京剧班底和票友,流传着“济宁内行多,皮黄戏难演”的说法,可见,济宁观众对京剧的欣赏水平之高。说起京剧,不能不提“大兴楼”茶馆。这家茶馆从清光绪年间,就由刘少海之曾祖父经营。后来,刘少海帮助父亲刘玉海经营“大兴楼”茶馆,他拉得一手好胡琴,京戏唱得也不错。父子均酷爱京剧,所以在民国初年就有票友从“五福楼”“天合楼”茶馆逐渐被吸引到“大兴楼”来,这里成了京剧的票友之家。自济宁“进德会”成立了京剧研究社业余团体组织之后,京剧艺术在济宁又有了更大普及与提高。旧社会,京剧演员每到一地,均要先“拜客”,再落脚唱戏。所以知名演员像“四大须生”中的奚啸伯,“四大名旦”之称的尚小云、荀慧生,还有“江南第一旦”黄桂秋来济宁演出,先到“大兴楼”走访拜客,也就不足为怪了。济宁票友也热情欢迎,厚予招待。当时京剧票界有“沙鼓、李锣、边胡琴”(沙、李、边名字已失记)之说。票友中各个行业都有:老生有张子扬、王庆瑞,花面有张栋臣、金明举,老旦有高玉柱,花脸有李庆云,这些票友曾在“土山”的“逢春”“四海春”戏院上演过《七星灯》《白良关》《锁玉龙》等剧目。演出场面十分火爆,在当时济宁文化艺术界产生了强烈的轰动。
  山东绑子原名高调梆子,简称“高调”或“高梆”,是鲁西南一带流传较广的古老剧种。京杭运河开凿以后,山西商人来此经商较早,明代,济宁已有规模宏大的山西会馆。山西商人,多经营典当、钱庄等行业,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的戏曲和班社流入济宁,在不少剧目中也反映出当时山西商人来济宁等地做买卖的情形。如《奇错》《换妻》等。因此,四大古老剧种之一的“西梆”早期流入济宁等地后,受到当地方言及其他戏曲形式的影响,也就顺其自然地演变为山东梆子这一派系了。老艺人段广才曾回忆说,财神阁“高调”老班--五福班,是明朝万历年间创办的,这样算起来,至今也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随着班社的发展也相继出现了不少优秀演员。如现在人们依然熟记的有100多年前的郑二麻子(生旦兼演)、90年前的岳东明(红脸)、付七儿(刀马)等,在人们心目中都有很高的艺术造诣。特别是后期像段广才、窦朝荣等红脸,以他们优秀的表演和唱腔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有些老艺人虽然早已去世,但他们的艺名仍为广大群众所传颂,如“付七的刀、吴仗的腰、泼嘴老鸹唱得高”“花蝴蝶子、满天云”“金鼎、银凤、玉蜜蜂”“金马驹子银铃铛,不跟立楞一逛荡”等,都是群众对他们演出水平的赞歌。
  山东梆子的剧目比较丰富,经常上演的有《头冀州》《二冀州》《打金枝》等,这些剧目的故事情节内容多数来源于民间生活或传说,加上艺术的夸张、渲染,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扬琴(即山东琴书)早在清乾隆年间,民间就有小曲联唱体,因主要伴奏乐器为扬琴,人们习惯称为“打扬琴的”或“唱扬琴的”。它是一种曲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的说唱艺术形式。
  民国三十年,扬琴艺人集合于济宁,建立了以“殷田昌、贺金城、茹兴礼”为首的三大门户,立足于济宁码头。济宁人过去有句顺口溜“老咬口的干饭道门口的粥,茹小辫的扬琴翟教寅的吼。”可见,扬琴在济宁的普及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扬琴”并非山东独有的一种说唱形式,尤其济宁的“扬琴”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的影响较大,除了在地域上与他们相邻外,主要是这些省份的商人在济宁的较多,因此,在表演风格、技巧上都有相同之处。
  “扬琴”经常使用的曲调,据沈德符《野获编》载,“乾隆年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老幼良贱,不问男女,人人习之,亦人人喜之,以至刊刻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脾”。由此可见,“扬琴”是属于普通百姓的下里巴人。
  济宁八角鼓也叫鼓子曲,它是北京八角鼓与河南鼓子曲流入济宁后,三者相结合,而又采用本地方言土语,吸收地方民歌俚曲,而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曲艺形式。晚清时期盛行。当时济宁演唱八角鼓的人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豪门富户的闲散人家,在茶余饭后邀请宾朋演唱,视为一种高雅的消遣娱乐;另一部分是些盲残的贫苦艺人以此为乞食之业,不走村串户,专为豪门富户喜庆之日应邀登堂演出。有的巨富之家专门收养着一班子八角鼓艺人供其消遣。清末明初时,济宁的潘家大楼和曲阜的衍圣公府就有八角鼓艺人长期居住。八角鼓的曲调,一部分是明、清两代的词曲牌子,一部分是吸收溶化的民歌俚曲,分为越调、平调、岭调三大调系。它将明清俗曲、南北曲艺完美结合,是研究运河诗歌文化的宝库。
  济宁的音乐舞蹈,别具一格,有的还蜚声海外。(一)唢呐。原名“苏尔奈”,原流传于波斯、阿拉伯一带,元时传入我国,明代随运河流入济宁。后经吸收、改良,便形成了济宁唢呐。济宁唢呐又分为两个派系:西部、北部以嘉祥为代表的木杆唢呐,发音洪亮饱满、高亢激越;流行于南四湖东岸的铜杆唢呐,发音委婉细腻,深沉含蓄。唢呐在旧社会也入官乐,明代王磬所作《喇叭》的曲子有词唱道:“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官船往来乱如麻,全仗你抬身价。”旧时唢呐艺人地位十分低下,属下九流之一。唢呐音乐常用于民间婚丧庆典,并且渗透于鲁西南戏曲之中。(二)仙鹤舞。它的原始形态属“道具舞”类型,是流传在济宁的一种古老民间舞。它的道具是用竹子扎成的仙鹤,人在鹤中驾驭表演,名曰“白鹤仙子”。表演时为丹顶鹤一人领舞,八只幼鹤随舞,舞姿飘逸、潇洒,队形变化多端,情趣盎然。由于仙鹤寓有“吉祥长寿”之意,因此,此舞颇受人们的欢迎。60年代初期,前卫歌舞团将其整理后,赴国外演出,受到国外艺术家的好评,一个濒临绝迹的古老节目又得以发扬光大。
  清光绪末年,运河告废之后,商业由繁荣逐渐走向萧条。随着外地会馆、商号、行栈的撤出或关门歇业,致使中间商及工人失业。济宁经济衰落,逐渐步入历史低谷。
  商业的衰败导致手工业的缓慢发展。济宁的手工业犹如济宁的商业一样,随运河而生,运河兴商业兴,商业的兴盛也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运河废止之后,商业不景气,对手工业来说,更是带来了明显的冲击,原材料采购受到限制,产品销售困难,资金周转期延长,致使许多手工业者不得不关停并转。手工业的发展陷入了困惑局面。商业、手工业这一经济基础势必影响和制约着文化艺术。随着运河停运、商号行栈的撤出、手工业的破产和倒闭、城市人口相对减少,人们对文化艺术的需要求总量相对降低;更是由于经济的缓慢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下降,很大程度上限制着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作为文化艺术的戏剧、曲艺日益衰败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不断推进,古老的济宁又焕发了青春,文化艺术更加繁荣,戏剧剧种、曲艺表演形式增多。目前,济宁城区设有京剧团、吕剧团、豫剧团和歌舞团等团体,文化场、馆、所不下100处,无论规模还是演员素质、演技水平都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
  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不仅给济宁带来经济的发展,更带来了文化艺术的繁荣。换言之,如果没有京杭大运河,没有它带来的商品经济的交流,就没有济宁昨天的兴盛,就没有济宁昔日的戏剧、曲艺繁荣。这一点尤其值得今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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