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运河文化的交融看济宁戏剧曲艺的兴衰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贯穿南北的主要交通大动脉，全长约1800公里。运河的开凿与贯通，不仅增加了祖国南北方的物资交流、文化交流，同时，国外货品、习俗文化也相继传入中国。因此，作为运河码头城市济宁的文化，既有中原古老文化传承，又受到外来商人文化习俗和宗教的影响，成为南北、中外文化的交融地。
　　南北运河的通航，给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济宁，带来了快速发展和繁荣。自元代始，会通河的凿竣，实现了杭州至大都(北京)运河的全线道航，济宁也由冷落寂寞的小镇一跃成了热闹非凡的码头城市，商业日渐繁荣。“济(宁)当要害之冲，江南百货云集，贾贩多民，趋末(商)者众，然率奔走衣食于市者也”。明代中叶，济宁已成为一个“车马临四达之衢，商贾云集五都之市”的繁荣商业城市。经明至清，济宁商业日臻鼎盛。州城内外，四通八达，沿运两岸，行栈林立，店铺门面，星罗棋布。各地商贾云集，市场幅射周围地区百余县，成为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33座商业城市之一。
　　商业的发展也启动了济宁的手工业。百年老店“玉堂酱园”，产品“京省弛名，味压江南”，老字号“兰芳斋”的糕点遐迩闻名，越河两岸的“济宁路青猾皮”年出口量达200万张，还有大闸口的红炉业、竹竿巷的竹器业，也应运而生。
　　商业的繁荣、手工业的发展，吸引了外地客商相继建立自已的会馆，如山西、陕西、河南的“三省会馆”、湖南的“沅江会馆”、南京的“金陵会馆”以及“浙江会馆”“安徽会馆”“福建会馆”“江西会馆”等，他们不仅前来开设商号，创办手工作坊，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习俗，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相互传播与交流，推动了济宁文化的发展。
　　南北文化艺术的交融、渗透、碰撞，有力推动了济宁地方戏剧、曲艺的兴盛与繁荣。同时，外来文化习俗也陆续传入济宁，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相互交融、渗透、碰撞，使之本地文化有一个大的飞跃发展。戏剧、曲艺文化就是一例。
　　清朝时期，京剧在济宁就开始兴盛起来，拥有众多京剧班底和票友，流传着“济宁内行多，皮黄戏难演”的说法，可见，济宁观众对京剧的欣赏水平之高。说起京剧，不能不提“大兴楼”茶馆。这家茶馆从清光绪年间，就由刘少海之曾祖父经营。后来，刘少海帮助父亲刘玉海经营“大兴楼”茶馆，他拉得一手好胡琴，京戏唱得也不错。父子均酷爱京剧，所以在民国初年就有票友从“五福楼”“天合楼”茶馆逐渐被吸引到“大兴楼”来，这里成了京剧的票友之家。自济宁“进德会”成立了京剧研究社业余团体组织之后，京剧艺术在济宁又有了更大普及与提高。旧社会，京剧演员每到一地，均要先“拜客”，再落脚唱戏。所以知名演员像“四大须生”中的奚啸伯，“四大名旦”之称的尚小云、荀慧生，还有“江南第一旦”黄桂秋来济宁演出，先到“大兴楼”走访拜客，也就不足为怪了。济宁票友也热情欢迎，厚予招待。当时京剧票界有“沙鼓、李锣、边胡琴”(沙、李、边名字已失记)之说。票友中各个行业都有：老生有张子扬、王庆瑞，花面有张栋臣、金明举，老旦有高玉柱，花脸有李庆云，这些票友曾在“土山”的“逢春”“四海春”戏院上演过《七星灯》《白良关》《锁玉龙》等剧目。演出场面十分火爆，在当时济宁文化艺术界产生了强烈的轰动。
　　山东绑子原名高调梆子，简称“高调”或“高梆”，是鲁西南一带流传较广的古老剧种。京杭运河开凿以后，山西商人来此经商较早，明代，济宁已有规模宏大的山西会馆。山西商人，多经营典当、钱庄等行业，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的戏曲和班社流入济宁，在不少剧目中也反映出当时山西商人来济宁等地做买卖的情形。如《奇错》《换妻》等。因此，四大古老剧种之一的“西梆”早期流入济宁等地后，受到当地方言及其他戏曲形式的影响，也就顺其自然地演变为山东梆子这一派系了。老艺人段广才曾回忆说，财神阁“高调”老班--五福班，是明朝万历年间创办的，这样算起来，至今也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随着班社的发展也相继出现了不少优秀演员。如现在人们依然熟记的有100多年前的郑二麻子(生旦兼演)、90年前的岳东明(红脸)、付七儿(刀马)等，在人们心目中都有很高的艺术造诣。特别是后期像段广才、窦朝荣等红脸，以他们优秀的表演和唱腔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有些老艺人虽然早已去世，但他们的艺名仍为广大群众所传颂，如“付七的刀、吴仗的腰、泼嘴老鸹唱得高”“花蝴蝶子、满天云”“金鼎、银凤、玉蜜蜂”“金马驹子银铃铛，不跟立楞一逛荡”等，都是群众对他们演出水平的赞歌。
　　山东梆子的剧目比较丰富，经常上演的有《头冀州》《二冀州》《打金枝》等，这些剧目的故事情节内容多数来源于民间生活或传说，加上艺术的夸张、渲染，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扬琴(即山东琴书)早在清乾隆年间，民间就有小曲联唱体，因主要伴奏乐器为扬琴，人们习惯称为“打扬琴的”或“唱扬琴的”。它是一种曲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的说唱艺术形式。
　　民国三十年，扬琴艺人集合于济宁，建立了以“殷田昌、贺金城、茹兴礼”为首的三大门户，立足于济宁码头。济宁人过去有句顺口溜“老咬口的干饭道门口的粥，茹小辫的扬琴翟教寅的吼。”可见，扬琴在济宁的普及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扬琴”并非山东独有的一种说唱形式，尤其济宁的“扬琴”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的影响较大，除了在地域上与他们相邻外，主要是这些省份的商人在济宁的较多，因此，在表演风格、技巧上都有相同之处。
　　“扬琴”经常使用的曲调，据沈德符《野获编》载，“乾隆年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老幼良贱，不问男女，人人习之，亦人人喜之，以至刊刻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脾”。由此可见，“扬琴”是属于普通百姓的下里巴人。
　　济宁八角鼓也叫鼓子曲，它是北京八角鼓与河南鼓子曲流入济宁后，三者相结合，而又采用本地方言土语，吸收地方民歌俚曲，而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曲艺形式。晚清时期盛行。当时济宁演唱八角鼓的人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豪门富户的闲散人家，在茶余饭后邀请宾朋演唱，视为一种高雅的消遣娱乐；另一部分是些盲残的贫苦艺人以此为乞食之业，不走村串户，专为豪门富户喜庆之日应邀登堂演出。有的巨富之家专门收养着一班子八角鼓艺人供其消遣。清末明初时，济宁的潘家大楼和曲阜的衍圣公府就有八角鼓艺人长期居住。八角鼓的曲调，一部分是明、清两代的词曲牌子，一部分是吸收溶化的民歌俚曲，分为越调、平调、岭调三大调系。它将明清俗曲、南北曲艺完美结合，是研究运河诗歌文化的宝库。
　　济宁的音乐舞蹈，别具一格，有的还蜚声海外。(一)唢呐。原名“苏尔奈”，原流传于波斯、阿拉伯一带，元时传入我国，明代随运河流入济宁。后经吸收、改良，便形成了济宁唢呐。济宁唢呐又分为两个派系：西部、北部以嘉祥为代表的木杆唢呐，发音洪亮饱满、高亢激越；流行于南四湖东岸的铜杆唢呐，发音委婉细腻，深沉含蓄。唢呐在旧社会也入官乐，明代王磬所作《喇叭》的曲子有词唱道：“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官船往来乱如麻，全仗你抬身价。”旧时唢呐艺人地位十分低下，属下九流之一。唢呐音乐常用于民间婚丧庆典，并且渗透于鲁西南戏曲之中。(二)仙鹤舞。它的原始形态属“道具舞”类型，是流传在济宁的一种古老民间舞。它的道具是用竹子扎成的仙鹤，人在鹤中驾驭表演，名曰“白鹤仙子”。表演时为丹顶鹤一人领舞，八只幼鹤随舞，舞姿飘逸、潇洒，队形变化多端，情趣盎然。由于仙鹤寓有“吉祥长寿”之意，因此，此舞颇受人们的欢迎。60年代初期，前卫歌舞团将其整理后，赴国外演出，受到国外艺术家的好评，一个濒临绝迹的古老节目又得以发扬光大。
　　清光绪末年，运河告废之后，商业由繁荣逐渐走向萧条。随着外地会馆、商号、行栈的撤出或关门歇业，致使中间商及工人失业。济宁经济衰落，逐渐步入历史低谷。
　　商业的衰败导致手工业的缓慢发展。济宁的手工业犹如济宁的商业一样，随运河而生，运河兴商业兴，商业的兴盛也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运河废止之后，商业不景气，对手工业来说，更是带来了明显的冲击，原材料采购受到限制，产品销售困难，资金周转期延长，致使许多手工业者不得不关停并转。手工业的发展陷入了困惑局面。商业、手工业这一经济基础势必影响和制约着文化艺术。随着运河停运、商号行栈的撤出、手工业的破产和倒闭、城市人口相对减少，人们对文化艺术的需要求总量相对降低；更是由于经济的缓慢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下降，很大程度上限制着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作为文化艺术的戏剧、曲艺日益衰败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不断推进，古老的济宁又焕发了青春，文化艺术更加繁荣，戏剧剧种、曲艺表演形式增多。目前，济宁城区设有京剧团、吕剧团、豫剧团和歌舞团等团体，文化场、馆、所不下100处，无论规模还是演员素质、演技水平都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
　　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不仅给济宁带来经济的发展，更带来了文化艺术的繁荣。换言之，如果没有京杭大运河，没有它带来的商品经济的交流，就没有济宁昨天的兴盛，就没有济宁昔日的戏剧、曲艺繁荣。这一点尤其值得今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