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历史及运河文脉追踪

运河玉带桥夜景

运河东大寺桥夜景

 流光溢彩的济宁古运河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南宋诗人朱熹这两句脍炙人口且寓意深长的诗，原意是把读书比作人们永远保持活力的源头活水，但细细品来，在许多方面都给人以启迪。
　　现在，我们要贯彻落实济宁市党代会关于运河综合保护开发的重要部署，全面实施“以河兴市”战略，首要的问题也是要读懂“运河历史及运河文脉”这部书，让来自“源头”的“活水”充分涌流。就是说，应在较为系统地了解运河历史的基础上，弄清楚运河在我们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包括济宁市在“依河兴市”的过程中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弄清楚它所积累的宝贵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弄清楚目前究竟还有哪些潜在的价值，以便从中汲取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

运河开凿、发展和兴盛的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

　　中国的京杭大运河与万里长城一样，同埃及金字塔、印度佛加雅大佛塔并称为世界古代最宏伟的四大工程。这是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中华民族智慧和聪明才智的结晶，是我们国家历史文明的记录和象征。
　　京杭大运河肇始于春秋，完成于隋代，发展于唐宋，取直于元朝，兴盛于明清，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一项壮举，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规模最大的人工河，也是中国唯一南北走向的长河。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吴王夫差开凿的从江都（今扬州）到末口（今淮安）的南北水道邗沟，距今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此后有战国时期魏国在中原地区开的鸿沟，三国时曹魏在华北平原开的白沟、平虏渠、利漕渠，吴国在江南开的破岗渎。但直到隋朝以前，这些运河规模都不大，而且互不连贯，时兴时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水运系统。因此我们将这个时期所开凿的运河统称为早期的运河。
　　隋代统一中国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发展江淮漕运，增强北方边防力量，从公元584年（隋文帝开皇四年）到公元610年（隋炀帝大业六年）20余年之间，充分利用了过去开的运河和天然河流，先后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并重修了江南运河，终于凿成和疏通了以国都洛阳为中心，北抵河北涿郡、南达浙江余杭的大运河。唐代的运河基本上是沿用了隋代大运河的体系，只是作了局部的变更和整修。所以后人有“隋朝开河，唐宋受益”之说。
　　隋唐以后，伴随着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东渐北移与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开通疏浚连结南北方重要交通运输干线的大运河，已经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共有的认识和奉行的基本国策。金、元、明、清四朝都建都北京，更进一步开凿沟通河北、山东运河河道以南接江淮各地。尤其是元朝世祖忽必烈时通过开凿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等河道，遂使大运河裁弯取直，直接贯通南北，也使前代呈多支型分布的运河转变为单线型的大运河。这样，就将隋唐以来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运河改建为大都至杭州、经由山东济宁的京杭大运河，并且比原来的运河缩短了700公里。从而把南北方各大经济区更直接地联系起来，成为中国运河变迁史上自隋代以后又一次重大转变，奠定了此后南北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及其规模。之后，明朝的永乐皇帝、清朝的康熙皇帝也在整修运河工程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就这样，中国人民一代接一代，以其勤劳、智慧和坚强的毅力，由短到长，由局部到整体，不断地开凿整修，持续了两千多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一条纵贯我国南北的人工大运河。大运河全长1794公里（东西走向的浙东运河及其他局部地区的小运河未计在内），跨越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二市，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比举世闻名的、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1914年竣工，全长81.3公里）长21倍，比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1869年竣工，全长172.5公里）长10倍，比这两条运河的开凿时间要早两千多年。至于中国大运河历经两千多年所积累的历史文化底蕴之丰厚，更是后者望尘莫及的。
　　与此同时，运河的开凿整修技术也日渐成熟，运河的管理更是日臻完善。这一时期，特别是元、明、清三代，在解决运河水源、保护河堤、开凿河道、利用各种闸、堰以控制调节运河水量等关键技术上都有重大创新突破。如，处于济宁市北部、位于汶上境内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位于兖州北部的金口坝等，这不仅是我国水利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运河工程的经典作品，成为中华科技史上最为闪光的篇章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水运专家，仅在我们济宁，元、明、清三朝就有数百位河道总督钦命治河治运，无数著名水利专家和重臣高官协同河督整治河道或督漕督运，譬如元代的郭守敬、马之贞，明代的宋礼、陈喧、白英，清代的靳辅、张百行、林则徐等，他们都以济宁为舞台，创造了不可胜数的可歌可泣、光照史册的业绩，为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和运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大运河的开凿与贯通，营造着新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生产环境，极大地促进了整个运河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使运河区域成为繁荣昌盛的新的经济带。大运河的开发首先与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隋唐以后运河的贯通更直接导致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广泛交流、南北方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各地区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更促进了南北方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譬如，我们济宁原是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运河开通后，开始大面积引进种植棉花和烟叶，有的是卖原料，有的是加工后销售外地。这样，就使运河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获得显著提高，也使运河区域成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从而推动了农业经济的稳步发展。
　　大运河的贯通，也极大地促进了运河区域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南北（也包括东西）物资大交流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史载，明清时期，运河年货运量在3，500万担左右，漕运最盛时，船只多达12，000艘，船工达12万人。明朝20多个织造局，半数设在运河区域。清代所设北京、江宁、苏州、杭州等织造局，全部在运河线上。有人说“河水一淌，黄金万两”，其实何止万两！明代在运河上所设钞关，商税收入达八九十万两，占到全国税收总量的90%%以上。清代康熙年间更是增加到一百四五十万两，运河名副其实地成了朝廷的“摇钱树”。特别应指出的是，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运河区域，如苏州、杭州等地的某些行业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和包买商，济宁市的玉堂酱园已开始发行股票。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标志。
　　运河区域商品经济的繁荣，加速了沿线乡村城镇化的进程，催生了一批运河城市的兴起。由运河开发、畅通而兴起的商业城市，从今日北京南下，经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绍兴，直到宁波，宛如一串镶嵌在运河上的明珠，璀璨辉映，耀人眼目。其共同特点都是工商繁荣、客商云集、货物山积、交易繁盛，成为运河上一个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从历史上看，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对历代王朝的政治局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隋唐以后，大运河也就成了维系中央集权和中国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纽带，从而奠定了祖国大一统局面的坚实基础，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在运河开凿和运行过程中形成的运河文化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广阔的扩散性和开放性，不断减少区域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共同的文化特征，从而使各个区域文化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化。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也使东南沿海地区与全国各地及中国的邻近国家和地区以及西亚、欧洲、东非各国的联系更为直接而紧密，扩大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面发展。所以中国古代的运河问题，不仅是一个交通运输问题、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对历代统治者来说，就是一个政治生命线的问题。
　　去年5月21日在杭州召开的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讨会发表的《杭州宣言》，对京杭大运河的历史功绩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京杭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流动的、活着的重要人类遗产。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大运河为我国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依河兴市”创造了济宁历史的辉煌

　　追根朔源，济宁是靠运河发展起来的城市。京杭运河济宁段始凿于元代至元二十年间，距今已有720多年的历史。运河开通前的济宁是个经济落后的小城。南宋爱国名将文天祥被俘解往大都途经此地时，曾留下了“百草尽枯死”、“路上无行人”的诗句。运河的开通和兴盛，为济宁提供了一条开放交流的大通道，使得济宁“南通江淮，北达幽燕”，“南引吴楚闽粤之饶，北壮畿辅咽喉之势”，出现了“百货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的繁荣景象，把济宁的商业文明推向鼎盛时期。元代时（1328年——1329年），济宁路商税额为12403锭白银，在中书省管辖的21路7个直属州中（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内蒙、山西、河南的黄河以北地区）占四位。明清时济宁州城区街道达上百条，开设店铺逾千家，从业人员万余人，周围辐射近百县，日营业额高达白银10万两以上，成为全国著名的33个工商业大城市之一，运河沿线7个对外开放的重要商阜之一。有几句民谣：济宁州，赛银窝，南门靠着运粮河，小闸口里真热闹，税务街上买卖多，就是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
　　随着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城区出现了许多以行业、市场甚至商品命名的专业化街道，如，以编制出售竹器而得名的“竹杆巷”，以制糖作坊而得名的“糖坊街”，以黄姜商贩货店而得名的“姜店街”，以制作不同类型的油篓而得名的“大油篓街”，等等。一些街道和店铺沿河枕流，陆水相济，其建筑风格既保持了北方的持重，更吸纳了南方的灵巧，加上城区秀美的南方水乡风光和众多的私家园林，所以被称为“江北小苏州”。有人写了首《竹枝词》赞美道：“济宁人号小苏州，城面青山州枕流。宣阜门前争眺望，云帆无数傍人舟。城中圜门杂嚣尘,城外人家接水滨。红日一竿晨起候，通衢多是卖鱼人”，形象逼真地描述了济宁的江南风味。
　　历史上的济宁又是“东鲁之大郡，水路之要冲”，在中国运河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元、明、清三代都把济宁作为治运和司运中心，都派设最高治运司运机构和相应的军事机构常驻济宁。清代康熙、乾隆南巡曾几度驻跸济宁。济宁因而又被誉为“中国运河之都”。特别应当提出的是，明代工部尚书宋礼采纳汶上普通百姓、被毛主席称作“农民水利家”的白英的建议，并同白英一起历经八年时间艰苦卓绝的奋斗所创建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是当年运河全线科技含量最高、可与四川都江堰相婢美的伟大工程。它代表了中国古代水利建设的最高水准，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运河的骄傲，更是济宁的骄傲。与此同时，在济宁因河兴市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成为济宁文化的根，由此运河又被称作济宁的“文化河”。
　　济宁运河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包括以诚信谦和为核心的工商文明，以“江北苏州”风貌为特征的城市文明，以群众喜闻乐见为特点的民俗文化，以及在商业文明和治理运河过程中表现出的鼎力革新精神。济宁作为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孔孟之道、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着世代济宁人，重礼仪、尚伦理、尊中庸、重义轻利、“文不经商，士不理财”是本土居民世代恪守的基本信条。京杭大运河开通后，这种文化观念开始受到极大冲击。济宁凭借融南汇北的地理优势，在吸引了大批外地商人、手工业者的同时，也使他们的文化观念、生活习惯在此保留、推演。史载，南北漕运最盛时，济宁“市杂荆吴客”，有数以万计的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省的商人、手工业者在此定居经商。他们创办了大批商号、手工业作坊，如苏州人戴氏创办的玉堂酱菜铺，专营苏州糕点的兰芳斋食品店，以编制竹器闻名的竹器一条街——竹竿巷等。外来商人具有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务实、创新精神。济宁人与南北商人在长期共事和生活过程中，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经过互相影响甚至斗争，最终融汇揉合。“看似冤家却有缘”，儒家的“仁”、“义”、“诚”、“信”、“和”、“中”等信条，一并揉进了工商经营的规范之中，从而形成了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信为本、礼仪为先”、“买卖不成仁义在”等为基本理念的儒商文化。有句顺口溜这样描绘济宁人：“南京到北京，没有怀庆精，怀庆到济宁，一精也不精。”一个“精”字道出了商人的机巧与儒生的原则在磨合中提炼出的精髓。运河文化与儒文化终于珠联璧合了。
　　作为济宁运河文化特质的革新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商业文明中的创新和治理运河过程中的创造。特别是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不仅创造了彪炳史册的治水科技成果，而且积聚了流芳百世的宝贵精神财富。要知道，完成如此宏伟大业的，不是达官显贵，也不是“专家”、“权威”，而是白英这位民间百姓。当然，作为封建官吏，工部尚书宋礼“上体国忧，下悯民困，劳心集思，广询博采”，并同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一起为白英施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环境，也是难能可贵的。白英作为一介平民，他“身处岩穴而心在天下，行在一时而功及万世”的品格和境界更是光彩夺目。为了创建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白英和由他率领的众多民工，在测量、施工工具十分简陋的情况下，进行了长达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他们所表现出的忧国忧民、勤奋敬业、自强不息、鼎力革新的精神，以及不避艰险、不畏权贵的浩然正气，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生动写照，也是运河文化的精髓。这是现在我们弘扬民族精神和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好教材。
　　“文化引领社会发展”。济宁运河文化所积聚的宝贵精神财富，不仅为济宁创造了历史的辉煌，而且在今天的现代化事业和和谐社会建设中，仍将源源不断地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脚踏实地的站立在这样一块坚厚的基石上，济宁的腾飞将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