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张进 人气: 发布时间:2010-04-23
摘要:

摘要:儒学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被中华各民族所普遍认同和接受,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是与儒学的思想内涵和精神特质密切相关的。儒学作为“大一统”的封建文化,既有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于封建制度的支撑作用,又有对中华大家庭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心理维系和文化延传作用。今天,发掘利用儒学中的积极因素,使之融入现代精神文明中,对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儒学;中华民族;凝聚力

    儒学产生于春秋时期的齐鲁地区,在长期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它逐渐被中华各民族所普遍认同和接受,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重要的文化信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在形成中华民族这个稳定的共同体过程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发挥了任何其他文化不可替代的凝聚作用。对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仍有诸多启发和价值。
一、儒学在各民族中的传播是中华民族融合统一的重要文化基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众多的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多元融合的统一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各民族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其中包括汉、蒙古、回、藏等在内的各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多元”的方面;而中华各民族在历史上又有一个主体文化,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结构“一体”的方面。纵观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担负这个“主体文化”使命的就是儒家文化。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儒家文化逐步走出了中原文化圈,摆脱了其单一的民族性而衍射到“四裔”,为我国各民族共同吸收、承传、改造和发展,对构成中华民族共同要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血缘传承、礼仪道德、语言文字、心理状态、行为习俗等的形成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始,儒学就已广泛传播。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弟子三千,除了颜回、冉求等一大批齐鲁子弟外,还有卫人端木赐、吴人言堰、宋人司马耕、陈人颛孙师、晋人叔仲会,更有西方的秦人秦祖、南方的楚人公孙龙等。孔子之后,孔门弟子散游天下,著书立说,聚徒讲学。[1]326-333正如司马迁所说:“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1]546可见,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向四方传播开去。
    秦汉多民族统一封建国家的建立,客观上为儒学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提供了条件。特别是汉儒董仲舒倡导“独尊儒术”,并获汉武帝的支持,使儒学占据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之后,儒学便加快了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辐射与传播。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以儒学为核心的大一统王化政策,从而使儒学传播到东北、西北(新疆)、西南及两广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并对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影响。《汉书?循吏传》记载:“文翁,庐江舒好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伤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吏者。又修学宫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宫子弟……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2]300此后历代王朝莫不如此。如唐朝曾册封云南大理地区少数民族首领阁罗风为“云南王”,赐名“归义”,并晓以儒家的忠、义、仁、勇等封建伦常观念;至其孙异牟寻继位,唐德宗又“赐孔子之《诗》、《书》,颁周公之《礼》、《乐》”。[3]隋唐以后,中央王朝还通过兴办官学、开科取士等方式,把儒学向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很多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统治者,为了自化及化民的需要,也积极主动地学习,如唐代东北的渤海国,派王子大明俊等十余人到长安学习唐制及儒学,受到中央王朝册封。
    不可否认,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许多优秀的文化可供其他民族学习、借鉴,汉族也的确曾从少数民族文化中吸收了很多进步、有益的东西丰富和充实了自己的文化。但是,“从文化宏观及其发展的总体趋势来考察问题,我们又不可不承认以下一个事实,即汉族文化始终是给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以强有力影响的一种文化,儒学则是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文化差势所产生的那种强制性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自魏晋以降,凡有志参与逐鹿中原的各少数民族,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要仿效汉族文化,吸收汉文化之长,改革旧制,改变原有生活方式。”[4]前秦氐族政权的君主苻坚、由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都十分推崇儒家文化,北魏孝文帝还在其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修建了孔子庙,辽国契丹人、金国女真人、西夏拓跋氏等都曾先后仿照汉文或按图索骥创制了自己民族的文字。这都促进了儒学在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传播。
    元代和清代蒙古族和满族统治者在崇儒兴学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作出的历史贡献尤为突出。元世祖忽必烈早在藩邸时期,就重用元好问、郝经等汉族儒生,接受了儒家文化。1271年,他取《易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之义改蒙古国号为元朝,以华夏文化正统自居。他还接受许衡等儒者的建议,改革旧俗,按照儒家典章制度推行汉制,这对边陲地区的少数民族影响尤大。如云南在宋代以前儒家思想影响薄弱,被元世祖派到云南的平章政事、回族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到云南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遵照忽必烈的旨意,“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5]并在中庆路(今昆明)定孔子之尊位,同时两旁辅立孟子和孔子的十门生像及七十贤徒与历史上名儒的绘像。赛典赤治滇有方,在云南各地建立学校,大兴儒学教育,对儒学在云南地区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时人云南诸路肃政廉访使王彦在其《中庆路重修浮宫记》赞道:“赛典赤分省此方,创学宫,举师儒,北人麟集,爨僰循理”,“设立学校,以弘既富且教之义,如爨僰之类,嶷嶷然有知经者矣”。[6]52自此以后,随着教育的发展和科举制的推行,儒学在云南传播日盛。满族统治者受儒学的影响超过了蒙古族,这从大清帝国的开创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身上可以看出。努尔哈赤说:“为恶者天谴之,其国衰败;为善者天佑之,其国炽昌。总之,主宰在天。”[7]皇太极则更明确地说:“自古天下非一胜所常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有未成而中废者,有既成而复败者。岂有帝之裔常为帝,王之裔常为王哉。独不见辽金元亦曾君临天下,后复转而属之明。可见皇天无亲。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废弃。”[8]这种“主宰在天”、“天佑有德者为王”的思想,显然是从儒家历来所主张的“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思想演化而来。满族入主中原以后,到处修建孔庙,奉儒学为正宗,使其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服务。康熙帝甚至亲自拜谒孔庙,命人进讲《资治通鉴》,广召学者编纂儒家典籍,同时制定《圣谕十六条》,把儒家历来倡导的“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隆学校以端士习”,“明礼让以厚风俗”等作为基层教育的指导思想。
    从历史上看,宋代以后儒学得到有效的传播与普及,并逐渐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别具特色和风格的儒学形态,它把先前儒家所提出的伦理纲常上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从而反映了时代的共同价值取向,提升了中华民族对于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理学家们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了众多的门人后学,并经历朝官府的提倡、宣扬及门人后学的笃志奉行,使儒学逐渐走向民众。这一时期的官学系统主要由府学、州学、县学组成,但它们实际上是科举预备班,对儒学进行普及的主要是执行基层教育的村学、乡学、社学、义塾等。儒学在民间成为乡规民约、家训以及故事、歌谣、戏剧的重要思想内容,广为传布,融汇到各族人民的思想文化之中,日益为社会公众所接受,进而积淀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心理要素。明代大儒王阳明在武宗正德元年(1506)因得罪宦官刘谨,被“庭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9]在贵州三年,他先后在龙岗等地书院讲学,广招学子,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时贵州各地的书院迅速发展起来,达十六、七所之多,而且大多分布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这对儒学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王阳明去世后,巡按贵州监察御史王杏于1534年在贵阳为其建祠,并感叹说:“士类感德,翁然向风。是年杏按贵阳,间里巷歌声蔼蔼如越音。又见士民岁时走龙场致莫。亦有遥拜而祀于家者,始知师教入人心之深若如此。”[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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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史实可以说明,中国各民族走向儒学认同已成了历史定局,这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在各种复杂因素长期综合作用下产生出的一种必然结果。儒学在中华各民族中的传播及被接受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实现大融合的过程。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汉、满、蒙、回、藏等50多个民族,不断地分化、结合,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族人民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同时也创造了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传统文化,而这个传统文化的主干就是儒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种认同——中国各民族的共同认同,而这种民族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共同认同的文化——儒家文化。儒学不属于汉族,也不单属于哪一个少数民族,而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它是古代中国各民族融合统一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之所以历久不衰,与儒家文化的凝聚作用有很大关系。儒学传统在历史上用来整合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及其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与儒学有关的文官制度及其信仰系统,用来整合汉民族的文化与其它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这其中儒学作为“大一统”的封建文化,既有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于封建制度的支撑作用,又有对中华大家庭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心理维系和文化延传作用。
二、儒学对中华各民族具有坚强凝聚力的原因
民族凝聚力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儒学之所以在各民族中传播和被接受,并成为中华各民族具有坚强凝聚力最深厚的文化基础,其主要原因在于儒学的思想内涵和精神特质,适应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儒学的包容性、开放性,使它能被各民族接受、认同,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信仰。
儒家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相互交融的多源文化,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虽然汉代曾在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当时所尊崇的“儒术”,已经涵摄了黄老道家、法家、阴阳家等诸子学说之要旨,并以“和合、中庸”作为其思想旨归。汉末,佛教思想传入了中国,并不断与本土的儒道思想相互融通,到唐代则形成了儒释道共存合流之势。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来看,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就是在兼容诸子百家、融合道教、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儒学虽然是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一度享有“独尊”之地位,但这种“独尊”不等于“唯一”。中国文化中没有诸神之争,儒、佛、道并育不害,这正是儒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所在。不像“欧洲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10],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儒学虽有固守道统、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保守性,但同时又有融汇消化其他学说以增强自身生命力的灵活性。在其长期发展中,儒学不断与多元文化交流,互相学习,互相渗透,容纳和同化其他文化,同时也沟通、融汇了各民族文化,因而使中华各民族人民都或早或迟的接受儒家文化,甚至把儒家文化看成是自己的文化。
(二)儒学“大一统”的国家观和民族观,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于封建国家的统一、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一统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其最早出现于《春秋公羊传》。孔子作《春秋》,在记载列代周王即位时多次冠以“王正月”字样。对此,《公羊传?隐公元年》解释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西汉大儒董仲舒由此引申出政权统一的思想,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2]152这一解释与孔子本人的意向是基本符合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大地总体上处于分裂状态,各诸侯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争,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孔子一生所追求的理想便是中国获得政治统一,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11]168。他反对诸侯和大夫破坏中华大一统的行为,极力呼吁“一匡天下” [11]144。先秦儒家几乎都有这种“天下统一”的思想。如孟子在回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的提问时,很干脆地回答“定于一”[12]4。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荀子也提出过“天下为一”[15] 312、“四海之内若一家” [15]93的观点。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多依托于统一国家的形式,故民族凝聚力又主要表现为统一国家的凝聚力。正是由于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在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与同化、诸侯争霸天下的过程中,中华民族追求和合的统一观念渐渐孕育而生。自西汉形成大一统思维方式后,它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并长期影响着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中华儿女在大一统思想影响下始终保持着一种民族凝聚力,使中国能一直以统一的大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儒家主张“仁政”,要求统治者“重民”、“爱民”以得“民心”,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
在儒家看来,“民”是国家的根本,为政者要“重民”、“爱民”。孔子十分景仰远古圣贤,孟子则言必称尧、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他们看来,这些圣贤们能勤政奉公、视民如伤、爱民如子,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11]59的伟大圣王。他们也因此而赢得了“民心”,被万民拥戴,才开创了三代盛世。反之,那些虐民、残民、害民者,将失去民心,导致国家分裂,天下旁落。孟子明确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2]111,把民视为国家之本。他深有体会地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12]54可见,儒家把民心向背看得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得民心便可以形成一种强大的认同感、亲和力和内聚力,从而把统一国家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凝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儒家“重民”、“爱民”思想的深层次内涵包括重国家民族凝聚力,主张只有人民信任而形成的精神向心力,才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最可靠的基础。与此相联系,儒家提倡实行“仁政”, 以德治国,特别重视统治者道德楷模的向心力量,将君德作为政治规范提到空前的高度。他们提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11]122,“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11]9,“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11]47 ,“近者悦,远者来” [11]133,“民归之,如水之就下” [12]4,德政的结果会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形成一股强大而持久的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确保国家的根基牢固。这种以德治国、以民为本的思想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约束了封建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为人民争得了一些利益。中国古代也出现了一些进步政治家,他们把重民、爱民、与民同忧乐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注意吸引和聚合人心,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
(四)儒家重血缘、人情,尤其是同胞情结,以一种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文化的形式,长期以来对加强中华民族的感情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仁”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11]125。如何“爱人”,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11]4即从最亲近的人开始,培养起孝心、爱心,再把这种将对家庭成员的情感推及到社会关系中,达到“泛爱众”。这一思想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和弘扬。宋明理学家们认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3]、“……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14]这样在整个社会中,便贯穿着一种温和的伦理情感,从而使社会关系变成一种具有家庭色彩的感情联系,这种联系由近及远,有差别地延伸至天下之人,使人与人之间通过感情联系凝聚为一个亲密的整体。大家往往都以炎黄子孙自居,同宗同脉,并通过对祖宗的追忆和祭拜、对故土的眷恋,潜移默化地积淀成一种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愫,凝结成一种深沉的乡土意识,这对中华民族的感召和凝聚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著名作家萧乾《枣核》一文中的主人翁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改变了国籍并不等于就改变了民族感情;而且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么依恋故土的。”这位美籍华人,虽身在美国,但爱祖国之情之行却令人感动。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中,海外华人华侨已经成为一种载入史册的经济现象和社会力量。而把世界各地的3000多万海外华人华侨与十几亿中国人联结在一起的是两条重要的纽带:一个是血缘,另一个就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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