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化秦始皇与丑化孔夫子意欲何为?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支那先生 人气: 发布时间:2019-11-16
摘要:美化秦始皇是为了掩盖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丑化孔夫子是为了抹杀儒家追求社会和谐反对强权的合理性。

美化秦始皇与丑化孔夫子意欲何为?

  文革中,“批林批孔”深入进行之日,“评法反儒”甚嚣尘上之时,正是竭力美化秦始皇并尽力丑化“孔老二”之际。

  为了美化秦始皇,其“焚书坑儒”便被描绘成“是为了统一思想”,并且旨在“反对复辟奴隶制度”,从而被吹嘘成“坚决制止了奴隶主复辟企图的政治家”,进而被吹捧成“征服了六国并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帝国的雄主”。其血腥残暴的罪恶行径竟然一笔抹杀,从此在歪曲历史的前提下披上了合法化外衣。经过如此蓄意粉饰,这位暴君秦始皇得以彻底翻案,美化成为神话,摇身一变成为“雄主”,由炼狱而天堂,俨然光芒四射的无产阶级领袖的化身。

  为了丑化孔夫子,其“克己复礼为仁”的说法竟被曲解成“孔子思想核心是‘仁’,而‘仁’的目标就是‘复礼’。所谓‘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贵族奴隶主阶级统治的一套政治制度和秩序”,并且不顾史实地断言“孔子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顽固维护者”。经过这一番精心炮制,孔子则经丑化成为鬼化。如果说,五四时期“砸烂孔家店”后孔子由神而人,那么文革时期则打入十八层地狱成为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恶鬼。

  经过精心美化与蓄意丑化,经过炮制神话与打造鬼话,二者显而易见:一个是反对复辟奴隶制,另一个是顽固复辟奴隶制。其交叉点则在于孔子所处春秋时期究竟是不是奴隶制社会?孔子所要恢复的周礼究竟是不是“西周贵族奴隶主阶级统治的一套政治制度和秩序”?这个问题如果按照大陆建国后历史教科书来看,中国奴隶社会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476年春秋结束,中国封建社会则从公元前475年战国时代至1840年鸦片战争,那么秦始皇的美化和孔夫子的丑化似乎名正言顺。可事实并非如此,以春秋战国为分界,其实是郭沫若在极左影响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史学观。

  众所周知,所谓封建社会,是指分封制度创建的社会。如果按大陆历史教科书所推定的公元纪年,中国封建社会应始于公元前1046年武王姬发创立的西周(台湾则为公元前1122年)。其一,周王朝建立后为显示新时代的开始,一改前代称“帝”的习俗,而改为迥然不同以往的“国王”称谓,被人们尊称为“天王”,因此周武王姬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国王;其二,周王朝采取了由国王分封贵族到各地建立封国的政治制度。国王以首都镐京为中心,沿着渭水下游和黄河中游划出一片广袤的土地,即国都附近的地区称为“王畿”,由国王直接统治,而王畿以外的所有土地全部分封。封国的面积很小,20个或30个封国联合在一起,也没有王畿大,所以中央对封国可以完全控制。群星捧月一样的诸侯国,环绕拱卫着王畿。封国君主对封国内的臣民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只是每年须到首都入朝觐见,用进贡代替赋税。每当中央政府征兵从事战争时,封国君主拥有率领部队听从调遣的义务。从此,封国取代了部落,而“部落”一词也在历史上倏然消失;其三,尽管封国直属中央,但封国国君的身份则分封为“公”、“侯”、“伯”、“子”、“男”这5个爵位,并按其分封的爵位来划定其封国国土面积的大小;其四,为避免权力继承过程中的骨肉残杀,周王朝还出台了“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的封建宗法制度。这一封建宗法制度,被此后历代王朝所传承,一直到20世纪初清王朝覆灭为止;其五,周王朝严禁以人“殉葬”,并以陶俑或木俑取而代之。

  跨入21世纪,中国史学界终于排除了极左主观唯心主义史学观的干扰,按黄现璠先生主张的“无奴说”,中华上下五千年仅存在奴隶现象,根本就不存在奴隶制制度。因此,夏商二朝为王权时代,而西周社会早在周武王灭商并奠都镐京时起,至周平王迁都洛邑前这一时期(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西周社会制度则属封建制时代。而以周平王迁都洛邑为开端的东周时期(即从公元前770年起),约200年内,社会纲纪紊乱,处于“礼坏乐崩”的激烈动荡之中。所谓“礼坏”,即礼法的败坏;而所谓“乐崩”,则是文化教育的崩溃。“春秋无义战”,这一时期仅仅是诸侯王逐鹿中原而攻城掠地的血腥时代,根本就不存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与新兴地主阶级的蓬勃兴起。对于鲁国于公元前594年“初税亩”,即实行了按土地数量进行征税,以及秦国于公元前408年实施的“初租禾”,即规定按收获量征收地租,只不过属地主对于农民收取租税形式的变更,而决非极左学派极力侈谈的“新兴封建经济”的萌芽。

  孔子所生活的时期(公元前551年—前479年),根据《论语》及其它文献史料,无论鲁国、齐国,还是陈国、蔡国、卫国其它国家,既不存在“农奴制早已解体,农奴早已解放,新兴封建经济早已建立”这一事实,更不存在“政权掌握在新兴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手中”这种说法。孔子所面对的,只是东周封建统治者的骄奢淫佚和昏庸无道,以及贪得无厌的诸侯相互兼并和战乱频仍。诚如孟子所描绘的那样:“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基于上述,孔子才为恢复西周初期那种社会安定的秩序而四处奔走呼号,且“知其不可而为之”。那么,这样的“克已复礼为仁”,完全出于其忧国忧民的仁爱之心,旨在实现其社会安定、百姓乐业、秩序井然、天下一统的理想。所以,孔子所处的西周,是一个封建制社会而非奴隶制社会。那种诬陷孔子“要恢复西周贵族奴隶主阶级统治的一套政治制度和秩序”的奇谈怪论,岂非咄咄怪事?至于“孔子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顽固维护者”的歪理邪说,也自然不攻自破。由此可见,目前之所以仍有人在大肆诽谤孔子者,一是由于极左错误思想的蒙蔽和蛊惑,二是文革结束后并未从思想文化方面拨乱反正。从2011年冬末孔子塑像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到初春在料峭的寒风中悄然拆除,深刻反映出“爱者欲其生,恶者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这一时代之尴尬与历史之无奈。即使时至今日,因不辨孔子之是非曲直而大肆攻击诽谤者,仍不乏其人。

  对于有幸被2000多年后的“文革”所神化的秦始皇,曾被冠以“坚决制止了奴隶主复辟企图的政治家”的美名,如今则不免成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泡泡糖。因为稍有一点史学知识的人都知道,秦始皇能够“征服了六国并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帝国”,得益于公元前356年秦孝公蠃渠梁及商鞅这两位政治家联手所进行的变法,主要限制世袭贵族的权利,强化军国主义教育,废井田(劳役租制),开阡陌(在贵族和农民的田地之间),使地处蛮荒而弱小的西方蕞尔小国一跃而崛起为超级强国。变法后的秦国,以奖励军功而沦为崇尚暴力的强权国家,而并非极左思潮所宣扬的“新兴封建地主经济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时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他所建立的大帝国集专制、强权、暴虐与血腥于一体,无疑是一次社会历史的大倒退。就其社会制度而言,秦始皇才是中华上下五千年真正的大奴隶主,而大秦帝国亦为中国历史上彻头彻尾的奴隶制国家。因此,秦始皇所统治时期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关于丞相王绾和廷尉李斯之间所进行的是建立分封制还是郡县制的争论,以及以淳于越为首的一派儒生与周青臣为首的另一派之间关于类似问题的争执,只是涉及秦国统治阶级以何种行政制度进行统治的争议,而与所谓“坚决制止了奴隶主复辟企图”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至于秦始皇“征服了六国并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帝国”,正如上面例举的历史事实所证明的,无非是他幸运地䞍受了秦孝公以来整整六代一百几十年期间内发展并巩固了的一份大家业。因为秦孝公实现了商鞅变法后,以富国强兵奠定了雄厚经济基础,其后范雎为秦国确立的“远交近攻”对外政策,分化瓦解了六国的联合反秦联盟。蠃政13岁继位时,全凭吕不韦总揽国家内政外交。当他22岁执政管理国事时,国家富强的雄厚经济基础与强大的军事实力早已奠定,只需继承其先辈既定的军国主义大政方略,完成其未竟的霸业而已。

  就其消灭六国后废除分封制转变为郡县制而言,文革中将其作为秦始皇的丰功伟绩极尽歌颂赞美之能事。其实不然,西周时期“封邦建国”、“分土封侯”的分封制,作为地方行政制度,时至春秋战国就已向县郡制过渡。人们知道,春秋初期,晋、楚等国往往在新兼并的地方设县,并作为地方行政区域直接隶属于国君,旨在有利于国君对边远地区的统治。春秋中期以后,设县的国家增多,有的在内地也设置了县,县开始成为地方行政组织。春秋末期,有的国家又在新得到的边远地区设置了郡。而秦国商鞅变法创建的县乡制度,决非其独家首创。这一地方政府系统,由若干村组成一乡,若干乡构成一县,全国划分成31个县,开始了直属中央政府的政权集中。而秦始皇兼并六国后,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划分为36个郡,每个郡又分几个县。如果捡鸡毛凑掸子,商鞅无非根据沿袭了自春秋以降之作法,如果说有所变动,只不过由诸侯国之县郡制改成乡县制,而秦始皇亦不过由乡县制改成郡县制。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就其所谓“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三大业绩而论,其实既非秦始皇之首创,亦非其独家之专利。

  言 及“车同轨”,人们可从《古史考》得知:“黄帝作车,引重致远。……禹时奚仲为车正,加马。”据此,黄帝作为中国车辆最早发明人而以轩辕氏见称,而大禹时任命奚仲专职负责交通工作。“车同轨”之首创之功,自然非奚仲莫属。按史书上所讲,秦始皇时所谓“车同轨”,只是为修驰道而统一车辆轨道的宽度。倘若深究“修驰道”之创始者,亦并非始于秦始皇。因为西周即有国家一级的道路,称为“周道”或者“周行”。然迄今仍有大多学者置历史事实于不顾,岂非咄咄怪事?

  论及“书同文”,无论《淮南子·本经》所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还是《说文解字序》所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仓颉造字为天下所共知,据载乃鸟虫文;尔后甲骨文字之推广,不可能不“书同文”,只不过不得而知罢了;然西周时期,大篆文字的统一则不乏其人。首先,据《礼记·中庸》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又如《书诀》云:“周公命史佚同天下之文。”即当知大篆之“书同文”,为周公所领导,为史佚所推行。后至周宣王,又命太史籀作字书《史籀篇》,用籀文统一了当时的字形。从《易经》、《尚书》、《诗经》、《春秋三传》等文献和地下出土的简帛文、金石铭文来看,早在西周时期,华夏文字的形体、文法和文章结构,即已统一。由此当知,秦朝李斯所作小篆,只是书写形体较大篆有所简化而已。更何况许慎在其《说文解字序》说得非常详尽:“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所以,秦始皇时即有八种文字并行,而“首次统一文字”之说,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

  提及“统一度量衡”,亦非始于秦始皇。姑且不论商鞅变法所推行的统一度量衡制度,如何强迫全国使用同一标准的尺寸、升斗和斤两,亦不论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秦孝公时政策的直接延续和传承。仅就《尚书·舜典》所载:“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其意显而易见,史前舜帝之时,即协调了春夏秋冬四时的月份,确定了天数,统一了音律,规定尺寸之度、升斗之量与斤两之衡的同一标准。然而,出于文革特定历史时期,无视历史文献史料当属司空见惯,然而距文革之发动已近半个世纪,仍片面夸大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制度的历史作用,而对历史文献史料之事实采用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之漠然态度,则不能不引起国人的高度警觉。

  还原历史真实,是历史的责任与时代的担当。反思文革时期出于所谓“阶级斗争”的需要,肆意割裂历史,只字不提秦王朝实行郡县制和大一统的结果。从“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法西斯残暴统治,到“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从赋税“三分之二”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横征暴敛,到修阿房宫、筑骊山墓的大兴土木……到究竟是造福于天下黎民百姓,还是“天下苦秦久矣”?事实胜于雄辩,极左背景下的“古为今用”,不仅以其实用主义史学为虚拟的“阶级斗争”服务,而且尚以极端主观主义唯意志论歪曲了历史之真相。

  总而言之,文革中美化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为了掩盖文化专制下焚毁大量文化典籍和迫害大批知识分子之罪行而使其合法化;而丑化孔夫子“克已复礼”,则是为了抹杀儒家追求社会和谐安定和反对强权的合理性。其手法就是歪曲历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主观唯心主义,其背景则是利用郭沫若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以春秋战国作面对为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界唯心史观。所以,新人文运动要进行思想文化启蒙,必须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不能只面向未来而健忘过去,不能只面向西方现代文明而忽视了东方古代文明,不能只面向传统文化的推广和普及而无视极左思潮的回潮和危害。因为,这关系到民族的未来!

责任编辑:孔孟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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