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儒学的继承发展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郑起东 人气: 发布时间:2019-10-13
摘要: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

孙中山对儒学的继承发展

  提要: 孙中山先生从来对于儒家思想秉持至诚大公的态度,在反孔最烈的时期,挺身而出,弘扬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又吸收了近代西方先进思想,因此,他是中西文化的集大成者。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不仅在于继承,而尤在于发展。孙中山先生对于儒家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哲学思想的发展使儒家思想由知识变成了科学,实现了儒家思想的现代化,他的这一伟大功绩是永远值得我们牢记的。

  关键词: 孙中山先生 儒家思想 继承和发展

  对于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与儒家思想的关系,海峡两岸学术界已有较多研究。但是关于孙中山先生弘扬儒家思想的历史背景,儒家思想在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中的地位,尤其是孙中山先生对于儒家思想的发展,阐述尚不够明确,研究尚不够深入。本文试在此三方面做一简略探讨,以求抛砖引玉,就正于方家。

  一、孙中山先生弘扬儒家思想的历史背景

  对于儒家思想,孙中山先生向来秉持至诚至正大公的态度给予充分肯定的评价,从不因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改变,学术思想潮流的转化而稍有游移。甲午以来,中国国难日深,中国政治界和思想界出现了三股潮流。一股可以倭仁为代表,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泥古不化,拒绝一切改革;一股可以康有为为代表,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表现出了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利用儒家思想为政治服务的意图;一股可以谭嗣同为代表,他的“仁学”是对儒家思想的彻底否定。很明显,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儒家思想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先生揭起了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的旗帜。在辛亥革命以前,他就谈到要“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1]。他对“共和”的解释,阐发了我国传统的民族精神。他指出:“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勿谓我国民无理想之资,勿谓我国民无进取之气,即此所以慕古之意,正富有理想之证据,亦大有进步之机兆也”[2]。正是这一对“共和”的阐释,表达了他继承儒家理想的志向,奠定了他的大同世界的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背弃前盟,暴行帝制,解散国会,滥用公款,谋杀人才,迫害党人,孙中山先生发表讨袁檄文,引用书经:“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及“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句,鼓舞人民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讨伐袁世凯,并揭露了袁世凯假祭孔祭天,借儒家思想实行帝制的阴谋,指出:“国多忧患,而郊祀之典礼未忘”[3]。但是,孙中山先生坚持儒家思想是始终如一的,并未因反动派利用儒家思想而动摇对儒家思想的信心。在民国三、四年间,陈独秀因为反对袁世凯欲立孔教为国教,开始对儒家加以批评。至民国八、九年间,先后发表了七、八篇文章,对儒家思想进行全面否定。他举出种种例证,说明孔子之道,已无法适用于现代生活。他指出,孔子所倡之道德,是封建社会之道德;所垂之礼教,是封建时代之礼教;所主张之政治,是封建时代之政治。民国八年,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4]。与此同时,另一反孔健将吴虞发表多篇攻击儒家的文章,在《吃人与礼教》一文中,他举左传僖公九年,周襄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桓公坚持臣礼,于一块小小祭肉,亦决不苟且,但竟食易牙幼子之肉;汉高祖为义帝发丧,但于项羽欲烹其父,竟答言“幸分我一杯羹”,又“诛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后汉臧洪为其上司张超,坚决与袁绍对抗,至被围粮绝,杀妾以为兵将食;张巡守睢阳亦然,以证明礼教之害。然后指出:“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了”,“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5]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中,吴虞指责孝为一切罪恶的根源。他从孝经开宗明义章“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引伸出:“‘孝乎惟孝,是亦为政’,家与国无分也;‘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君与父无异也。推而广之,则如《大戴记》所言:‘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无信,非孝也;战阵无功,非孝也’。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他继引有子之言,“孝弟也者,为人之本。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而加以引伸,指出:“其主张孝弟,专为君亲长上而设,但求君亲长上免奔亡弑夺之祸,而绝不问君亲长上所以致奔亡弑夺之故,及保卫尊重臣子卑幼人格之权”,“于父之不慈者,固无制裁也。于君之无礼者,固无制裁也。是则儒家之主张,……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6] 吴虞之文,激扬猛烈,故胡适为其文作序,称之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7]。这一股潮流全面否定儒家思想,今天看来是错误的,然而在当时,声势不可谓不盛,力度不可谓不大。在这股潮流的冲击下,一般文人、学者随波逐流,而政客和野心家,则变幻畴张,加以利用。当时,能够审时度势,正确对待这股潮流的,惟有孙中山先生一人。充分表现了孙中山先生挽狂澜于既倒的远见卓识和非凡勇气。首先,他对新文化运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20年1月,他在给海外同志的信中,有这样的一段评论:“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刊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遂致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8]。

  同时,孙中山先生又对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盲目追随所谓新文化,对我国的文化失去信心,全面否定儒家思想的行为,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评,指出:“近年来欧洲盛行的新文化……,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我们中国的新青年,未曾过细考究中国的旧学说,便以为这些学说就是世界上顶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了几千年了”[9]。他还针锋相对地指出:“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10]。孙中山先生还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11]。孙中山先生的观点显然是对陈独秀和吴虞偏颇谬论的有力驳斥。孙中山先生还指出:“仁爱的好道德,中国现在似乎远不如外国。中国所以不如的原故,不过是中国人对于仁爱没有外国人那样实行,但是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12]。

  近代反孔以来,一再打压儒家思想,尤以文革时期“批孔”达到极致。至今,我们已经能明显看到其恶果,大多数人已能认识到当年的偏颇和谬误。但在近百年前,首先站出来维护儒家思想,维护我国的传统道德,回击对儒家思想的攻击,正确评价新文化运动,以孙中山先生为第一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大无畏的革命风范,深邃的理论素养和崇高的人格魅力,这些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二、儒家思想在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中的地位

  所谓地位,就是说儒家思想在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中究竟占多少份量,不光是指其重要性,而尤在指其成份。对此,半个多世纪以来众说纷纭。最先做出评价的当属戴季陶先生。1925年,戴先生写成《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指出:“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13]。大陆有些学者则否认孙中山先生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道统的继承者,并否认传统文化是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的核心[14]。很明显,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儒家思想在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中占多大成份,应当以孙中山先生的自我评价为依归。1921年12月,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曾经问孙中山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孙中山先生明确地回答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15]。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学说完全就是儒家思想的继承呢?这样说也不科学,因为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学说博大精深,即包括哲学思想,又包括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它的来源既有中国儒家思想的精华,又包括西方的先进思想。这也是孙中山先生所肯定的。他指出:“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16]。中山先生还说:“兄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实是集合中外的学说,顺应世界潮流,在政治上所得到的一个结晶品”[17]。在民权主义六讲第一讲中,孙中山先生讲到:“现在之民权时代,是继续希腊、罗马之民权思想而来。自民权复兴以至于今日,不过一百五十年,但是以后的时期很长远,天天应该要发达。所以我们在中国革命,决定采用民权制度”[18],在第二讲中,孙中山先生又说:“法国革命的时候,他们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名词,好比中国革命,用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一样。由此可说自由、平等、博爱是根据于民权,民权又是由于这三个名词然后才发达。所以我们要讲民权,便不能不先讲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名词”[19]。最后,孙中山先生断言:“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也是由欧美传进来的”[20],明确说明,欧美平等、民主的学说是中国革命思想的重要来源。五权宪法也是欧美三权分立思想的发展。孙中山先生指出:“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象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21]。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民主的理念与构想,确受欧美民主思想与制度相当的影响。孙中山先生的经济思想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影响。他考察了欧美社会经济改良的情况,指出:“欧美近年来之经济进化可以分为四种:第一是社会与工业之改良;第二是运输与交通事业收归公有;第三是直接征税;第四是分配之社会化。这四种社会经济事业,都是用改良的方法进化出来的。从今而往,更是日日改良,日日进步的”[22]。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中山先生“节制资本”的思想源出于欧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在引进西方的社会经济学说方面,孙中山先生选择了他认为最先进的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学说。民生主义的办法除了节制资本,另一个办法就是采用亨利·乔治的学说,即地租单一税办法,使土地国有化。孙中山先生认为:亨利的土地公有学说,“实为精确不磨之论”,“深合社会主义之主张”[23]。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即宣称:“余乃极端之社会党,甚欲采择显理佐治(即亨利·乔治)氏之主义施行于中国”[24]。让位于袁世凯后,他即致力于民生主义事业,在广东还帮助说服省临时议会议员,通过法案,推行单一税法。

  孙中山先生是熔古今中外进步思想于一炉的学问大家。他引进西方先进政治经济思想加以改造,他继承中国儒家思想精华加以发展。他自称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25],极其准确地指出了他的学说思想的来源。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来源于儒家思想。蔡元培分析主要来源于中庸之道[26]。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则来源于儒家思想和西方先进思想的融合。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学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我们不能因片面强调它是儒家思想而否认它对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继承;也不能因片面强调它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而忽视它对西方先进思想的吸收。因为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学说不但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而且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理论。他是中西文化的集大成者。

  三、孙中山先生对儒家思想的发展

  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的形成有“因袭”、“规抚”和“独创”三个途径。以往的研究对于其“因袭”和“规抚”探讨较多,而对于“独创”则涉及较少。而孙中山先生“有所独见而创获者”,对于中国的革命和民族贡献独大,最具现实意义,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愈益彰显其时代的特色。下面试以孙中山先生对儒家思想的发展看孙中山先生对中国社会的贡献。

  孙中山先生对儒家思想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即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哲学思想。

  孙中山先生对于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主要在民族主义。儒家民族主义思想中有一个重要的观念,那就是:严夷夏之防或明华夷之辨。儒家一向对此甚为注重,认为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也是中华民族保持其文明的生活并继续向前进步所必须坚守的阵线。所谓华夏之分,首先见于《尚书·舜典》“蛮夷猾夏”的论述。这一区别,似乎是在虞时即已形成。孔子曾对管仲攘夷之功大肆称赞说:“如其仁,如其仁”,“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27]。儒家民族主义的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有助于防止先进民族的文化受到野蛮民族的侵略和破坏。但夷夏之防或华夷之辨也在某种程度上有悖于民族平等。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因此,孙中山先生对于儒家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改造。他指出:“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28]。经过孙中山先生的改造,儒家的民族主义从古代的民族主义进化到了现代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同时,孙中山先生反对狭隘的西方民族主义,主张民族平等。西方狭隘的民族主义基于人种的观念,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军舰队进攻大沽炮台受到重创时,美军舰队将领认为血浓于水,因而参战即为一著例。此外,所谓白人澳大利亚,白人加拿大等政策都为这一狭隘民族主义的反映。孙中山先生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末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29]。孙中山先生的遗言—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更是把儒家的民族主义发展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发展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标志。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绝不因时间而稍褪颜色,在今天更凸显其现实意义。

  在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发展上,孙中山先生的独创主要在于对“忠”、“孝”和“修身”的阐释上。而这恰恰是对近代中国乃至现代中国最有意义的方面。

  1924年3月,孙中山先生演讲三民主义,他认为中国民族所以能生存几千年,必有其所以能生存的长处,那就是固有的道德与智能。他针对当时许多祠堂把原写有的忠字铲去的事实,对忠字加以重新阐释,“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实在是误解。……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30]。近代,对忠作新的阐释的,孙中山先生是第一人,这就是他的独创。他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为国为民,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孙中山先生对“忠”的观念加以改造,对“忠”的内涵加以新的阐释,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古往今来,就有许多野心家、阴谋家利用“忠”的观念,愚弄人民,也有许多愚忠之人,陷于彀中而不能自拔。近代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据说陈公博本不愿投日,但因其忠于汪精卫,终于走上了叛国的道路。因此,孙中山先生提出要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不应忠于一姓一家,至今仍有警世含义。

  孙中山先生对“修身”的引伸也是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他专门抨击了有些中国人吐痰、放屁、留长指甲和不刷牙齿的陋习,认为有损于中国人形象。孙中山先生对“修身”的阐释丰富了“修身”的内容,赋予了“修身”新的含义。古代,孟子虽然早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提法,宋儒也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但儒者似乎对卫生不大措意,魏晋文人不用说了,据说,王安石即曾“蓬首垢面以谈诗书”。时至今日,中国人不讲卫生,不守规矩的行为仍然继续败坏着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形象。令人回想起孙中山先生的教诲而感慨万分。如果人人都能遵循孙中山先生的教导,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必能获得外国人更大的尊重。即此一端,可见孙中山先生对于儒家伦理道德的发展大有助于塑造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形象。

  孙中山先生对于儒家哲学思想的发展在于创立了“知难行易”学说。儒家思想一贯重视求知。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并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孟子则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并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然而,明确提出“知难行易”,乃是孙中山先生的独创。孙中山先生是以批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推行“知难行易”说的。孙中山先生指出:“阳明言知行合一,中国古书又言,知之非艰,行之为艰。兄弟思之,此似是而非者也。兄弟谓之,行之非艰,知之为艰。虽将旧习学说推倒,此学说上古有人觉悟,而未有能证明之者。然兄弟能得一学说,打破古人之旧学说,即一味去行之谓也。今即以古人之说证明之,中国大成至圣有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孟子言,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商鞅又云:民可与乐成,难与图始,从可知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实中国上古圣贤遗传之学说”[31]。

  孙中山先生还指出:“就知和行的难易之先后说,凡百事情,知了之后才去行,是很容易的。如果不知也要去行,当中必走许多‘之’字路,经过很多的错误,是很艰难的。为甚么不避去那种错误的艰难?因为知是很难的。如果要等到知了才行,那么行的时候,便非在几百年、几千年之后不可,恐怕没有定期了。所以我们人类,有时候不知也要去行。”[32]。

  对于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后人也曾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如胡适之先生曾于1929年5月,在上海新月杂志第二卷第四号上,发表一篇《知难行亦不易》,在题目下附记:《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说述评》,他首先肯定行易知难的学说,是一种很有力量的哲学,但认为这个学说有两个根本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把知行分得太分明。因为知行分得太分明,不知不觉的把知行分做两件事。分做两种人做的两类事,这是很不幸的。因为绝对大部分的知识,是不能同行分离的,尤其是社会科学的。这绝大部分的知识都是从实际经验(行)上得来,知一点行一点,行一点更知一点,越知越行,方才有点儿知识。行的成绩便是知,知的作用便是帮助行、指导行、改善行。所以知行不能分开。

  第二个根本错误是把实行看得容易,而不晓得知固是难,行亦不易,医学最可推翻知难行易说,因为医学一面是学,一面又是术;一面又是行。医生只有从临床的经验得来的学问与技术,方才算是真正知识。一个医生的造成,全靠知行的合一;即行即知,即知即行,越行越知,越知越行的工巧精妙,岂但医生如此,一切技术,一切工艺,那一件不如此?

  适之先生除指出上述两个根本错误外,认为知难行易学说,要发生两种危险。第一,青年同志只认得行易,而不觉知难,于是将有打倒知识阶级,轻视学问的风气。第二,一般当权执政的人,以为知识之事已由总理担任,政治社会的精义,都已包罗在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中,人民只有服从,无可疑义。于是掮着训政的招牌,箝制一切言论出版自由,不容有丝毫异己的议论。

  适之先生认为行亦不易,主张治国应当请教专家,运用科学。他说:“治国是一件最复杂又最重要的技术,知与行都很重要。民生国计是最复杂的问题,利弊不是一人一时看得出的。故政治是无止境的学问,处处是行,刻刻是知,越行方才越知,越知方才越行。要把这件大事办好,只有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然而行易之说,可以作为一般不学无术军人政客的护身符。此说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

  胡适之先生的文章发表后,曾引起许多对知行问题研讨的文章,和对他主张的评论。

  1929年9月23日,国民政府立法院党义研究会成立,胡汉民先生演讲《从党义研究说到知难行易》。他指出:“宋儒说:……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无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这种一旦豁然贯通的用力,是完全离开事实的,是禅家“顿悟”的说法,不但不适用于今后的世界且不足以解释以前儒家原有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中国人在过去的时期中,很多被这种‘用力’的主张所误,要求什么‘一旦豁然贯通’,却终于不能临到这‘一旦’。总理以为这种错误,非急加纠正不可,于是推翻古来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成说,而创知难行易的学说”。

  针对胡适之先生认为知难行易说的第一个根本错误,是把知行分得太分明,认为知行不能分开,主张知行的合一,胡汉民先生说:“非难知难行易学说的人,往往拖出王阳明先生来做保障,说什么知难行亦不易。我们过细把这句话想一想,觉得它的结果与效用,通通是等于零。阳明说:‘知是行的主义,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又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因此形成了他的即知即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的知行合一说,知行合一之说,在理学家的修省功夫上,诚然有相当的价值,但是理论则与现实不符”。

  胡汉民先生继续指出:“总理说:‘我们不应该把知同行不问场合,都放在一个人身上。王阳明不懂得分工的道理,以为行的人便得知,而不知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已是一个普遍明显的定例。……我们不能曲就阳明的说法,把知看作极简单的一回事。要晓得一知半解的知,算不得是真知’。总理说:‘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含科学之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所以凡没有经过真切的研究,没有找到确实的基点的,不能说是知。实行者临行之时,事理上所暗合之知甚大,但脑筋之所应用之知则甚微。知与行的道理,的确应该相结合,但知与行是两回事,两种工作,却无从合一”。

  蒋中正先生则于1939年3月15日发表了《行的道理》(行的哲学),并进一步建立了《力行哲学》的理论体系。其“力行哲学”与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说是有一定区别的,秦孝仪先生也认为是“在太阳之下,别燃一灯”[33]。其区别主要在于孙中山先生认为阳明“知行合一”说,与其“知难行易”说,旨趣不同,而蒋中山先生则认为此两种学说,仍“彻上彻下,只是一贯”[34] 。

  孙中山先生在总结其研究先贤理论而创立“知难行易”说的历程时说:“当革命破坏告成之际,建设发端之始,予乃不禁兴高采烈,欲以予生平之抱负与积年研究之所得,定为建国计划,举而行之,以冀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隆盛之地焉。乃有难予者曰:‘先生之志高矣、远矣,先生之策宏矣、深矣,其奈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何?’予初闻是言也,为之惶然若失。盖‘行之惟艰’一说,吾心亦信而无疑,以为古人不我欺也。继思有以打破此难关,以达吾建设之目的,于是以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以励同人。惟久而久之,终觉奋勉之气,不胜畏难之心,举国趋势皆如是也。予乃废然而返。专从事于‘知易行难’的问题,以研求其究竟。几费年月,始恍然悟于古人之所传、今人之所信者,实似是而非也。乃为之豁然有得,欣然而喜,知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则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也。倘能证明知非易而行非难也,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35]。同时,孙中山先生又指出:“夫‘知行合一’之说,若于科学既发明之世,指一时代一事业而言,则甚为适当;然阳明乃合知行于一人之身,则殊不通于今日矣。以科学愈明,则一人之知行相去愈远,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则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不合于实践之科学也”[36]。

  蒋中正先生则认为:“总理提倡‘知难行易’的学说,其目的在于鼓励实行;而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其主旨也是在于提倡实行”,“总理注重实行的精神与阳明学说的本质在行的意义上并无出入”[37],并且认为:“我们今日是既离不开科学上知识的知,更加离不开修养上良知上的知”[38],“我们要贯彻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必须辅之以王阳明‘致良知’的哲学”[39]。同时总结说:“这两种哲学,就作用方面说,可说只是一个,因为统是注重在动的方面,而且统是注重在行的哲学”[40]。

  那末,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学说究竟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差异在什么地方呢?也就是说孙中山先生对于儒家哲学思想的发展究竟在什么地方呢?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知难行易”的学说是对儒家哲学思想的科学总结,使儒家哲学思想由古代哲学变成了现代哲学。

  首先,王阳明的“知”是指一人之认识,而孙中山先生的“知”是指普遍的认识;其次,王阳明的“知”是指本能的认识,而孙中山先生的“知”是指科学的认识。孙中山先生指出:“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41]。因此,孙中山先生所指的“知”,是科学之知,必经由学、问、思、辨而得之者,而王阳明的知,指的是本然之知,乃得自天赋而不必由力学得之者。说实话,这种“知”在哲学上毫无研究之必要。

  秦孝仪先生认为,“知”应分“哲学之良知”和“科学之真知”[42]。蒋中正先生认为,“知”应分为“科学之知”和“德性之知”,即“修养上良知上的知”,那末,世界上有没有脱离科学的“德性之知”呢?在古代诚然是有的。但在现代科学出现以后,这种“德性之知”就必然要符合科学要求,否则就必然会阻碍社会进步。在现代社会不但“德性之知”,任何“知”都必须符合科学要求,哲学即科学,我们试看,西方大学在授与博士学位时,皆冠以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等名号,就知西方实视哲学为科学。

  二、“知难行易”学说是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正确表达,赋予了“知”和“行”现代科学的概念。

  “知行合一”说认为:“知即是行,行即是知”。王阳明说:“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如改成“知之明觉精察处便是行,行之真切笃实处便是知”,谁能说出二者的区别?因此,“知行合一”说片面强调“知”和“行”的同一性,混淆了认识与实践的区别。使人认为,行不必有理论指导,而知不必上升为理论。而“知难行易”学说既强调了“知”与“行”的区别,又明确了“知”与“行”的联系。一方面,“知难行易”学说突出求知之难,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在“知”的指导下,行之易,鼓励人们勇于实践。孙中山先生指出:“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这是完全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可谓知者,然而他们发现的理论不必自行,而实践这些理论的人“不必自知”。别人的,外国的好经验,好理论,我们尽可以拿来便用,不必重新摸索,再走弯路。所以说,“知难行易”学说是既鼓励人们实践,又鼓励人们学习的好理论,它提倡重视知识,重视理论,重视科学,这是“知行合一”说难望其项背的。

  三、“知难行易”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是真正把“知”和“行”统一起来的学说。

  孙中山先生认为,正确的理论对于革命的成败起关键的作用。他说:“夫破坏之革命成功,而建设之革命失败,其故何也?是知与不知之故也。予之于破坏革命也,曾十起而十败者,以当时大多数之中国人,犹不知彼为满洲之所征服,故醉生梦死,而视革命为大逆不道,其后风潮渐盛,人多觉悟,知满清之当革,汉族之当复,遂能一举而覆满清,易如反掌。惟对于建设之革命,一般人民固未知之,而革命党亦莫名其妙也。夫革命事业,莫难于破坏,而莫易于建设。今难者既成功,而易者反失败,其故又何也?惟其容易也,故人多不知其必要而忽略之,此其所以败也”[43]。中国革命是这样,世界革命也是这样。孙中山先生又说:“当时欧洲的民众都相信帝王是天生的,都是受了天赋之特权的,多数无知识的人总是去拥戴他们。所以少数有知识的学者,无论用甚么方法和力量,总是推不倒他们。到了后来,相信天生人类都是平等自由的,争平等自由是人人应该有的事;然后欧洲的帝王便一个一个不推自倒了”[44]。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都需要理论的指导。孙中山先生还说:“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所以然者,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象,从意象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功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近日之无线电、飞行机,事物之至精妙者也。美国之一百二十余万里铁路,与夫苏伊士、巴拿马两运河,工程之至浩大者也。然于科学之原理既知,四周之情势皆悉,由工程师筹定计划,则按计划而实行之,已为无难之事矣。此事实俱在,彰彰可考”[45]。

  孙中山先生正确地阐明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他指出:“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他把知和行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先行而后知,进化之初级也。先知而后行,进化之盛轨也”[46]。就是说,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的来源,而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则是知行发展的最高阶段。据笔者所知,近代国内全面、正确、系统阐述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孙中山先生是第一人。

  四、“知难行易”学说鼓励人们勇于实践,符合人们认识世界的客观规律。

  “知难行易”学说切中中国尚空谈,怵实践的时弊。孙中山先生指出:“予之所以不惮其烦,连篇累牍,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者,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夫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一说误之也。此说深中于学者之心理,由学者传之于群众,则以难为易,以易为难,遂使暮气畏难之中国,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由是易者则避而远之,而难者又趋而近之。始则欲求知而后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则惟有望洋兴叹,而放去一切而已。间有不屈不挠之士,费尽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尤为难,则虽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此中国积弱衰败之原因也”[47]。在这里,孙中山先生用“知难行易”学说,打破人们保守畏难的心理,鼓励人们投身实践,改造中国。同时,孙中山先生还阐明不知而行是人类认识的普遍规律。他指出:“然而科学虽明,惟人类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后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较于知而后行者为尤多也。且人类之进步,皆发韧于不知而行者也,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夫习练也、试验也、探索也、冒险也,此四事者,乃文明之动机也。生徒之习练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达其欲能也。科学家之试验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发现也。伟人杰士之冒险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业也。由是观之,行其所不知者,于人类则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图致富强也。是故不知而行者,不独为人类所皆能。亦为人类所当行,而尤为人类之欲生存发达者之所必要也”[48]。孙中山先生把不知而行提高到促进人类文明达到国家富强以及人类生存发达的高度,指出不知而行是人类进步的规律,充分表明了孙中山先生对实践的重视。孙中山先生的这一论断至今仍有广泛的现实意义。近年来西方推行中医,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其中某些国家的政府和医疗机构却以中医医理不明为由,拒绝给中医合法地位,结果,推行中医走了弯路,延误了很多病人的治疗,而后,这些政府和医疗机构认识到了这个错误,中医、中药和针灸又开始在这些国家兴盛起来。这就说明,不知而行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知难行易”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综上所述,“知难行易”学说是孙中山先生对于儒家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确实比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准确、全面、系统、深刻。“知难行易”说较“知行合一”说已有质的飞跃,因此实在没有理由再把“知难行易”说倒退回“知行合一”说,或者把“知难行易”说合并到“知行合一”说。

  从以上孙中山先生对儒家思想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出,简单地把孙中山先生称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或“儒家道统的继承者”,是不准确的。因为孙中山先生不要说在历史上,即使只在思想史上,地位远比董仲舒、二程、朱熹、王阳明要高得多。所以这样称呼孙中山先生不是抬高孙中山先生,而是贬低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使儒家思想由知识变成了科学,使儒家的哲学思想由古代哲学变成了现代哲学。他实现了儒家思想的科学化和现代化。他的这一伟大功绩是永远值得我们牢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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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孙中山:《复翟理斯函(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页。

  [2] 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一八九七年八月中下旬)》,《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72--173页。

  [3] 孙中山:《讨袁檄文(一九一四年五月)》,《孙中山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0—91页。

  [4] 《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42—243页。

  [5] 《吴虞文录》,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12月版,卷上,第71—72页。

  [6] 《吴虞文录》卷上,第1-6页。

  [7] 《吴虞文录》,序,第7页。

  [8] 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一九二Ο年一月二十九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9—210页。

  [9] 《民族主义:第四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0页。

  [10] 《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43页。

  [11] 《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44页。

  [12] 《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45页。

  [13] 戴季陶:《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北平青年书店1945年10月10日发行,第26页。

  [14] 金冲及:《建国以来的孙中山研究工作(代序)》,金冲及主编:《孙中山研究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15] 《与马林的谈话(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马林在中国的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另据《马林档案》第3111号。

  [16] 《民生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94页。

  [17] 罗家伦编:《国父演讲集》。

  [18] 《民权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68页。

  [19] 《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71页。

  [20] 《民权主义:第三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93页。

  [21] 《民权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53—354页。

  [22] 《民生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66页。

  [23] 林子勋编著:《国父学说与西方文化》,第106页。

  [24] 孙中山:《在上海答<文汇报>记者问(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2页。

  [25]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孙中山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页。

  [26] 蔡元培:《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东方杂志》28卷1号,民国二十年一月十日发行,时论要删,第73页。

  [27] 《论语》,宪问第十四。

  [28]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0页。

  [29] 《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53页。

  [30] 《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43—244页。

  [31] 孙中山:《在广东省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全集》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3页。

  [32] 孙中山:《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3页。

  [33] 秦孝仪:《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学说与蒋中山先生“力行哲学”会通一贯之体认》,《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民国七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第54页。

  [34] 蒋中正:《革命教育的基础》,《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央党史委员会,民国七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第26卷,第103页。

  [35] 孙中山:《孙文学说》,第一章,《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59-160页。

  [36] 孙中山:《孙文学说》,第五章,《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98页。

  [37] 蒋中正:《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3卷,第342—343页。

  [38] 蒋中正:《革命教育的基础》,《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6卷,第96页。

  [39] 同注3,第97页。

  [40] 蒋中正:《革命哲学的重要》,《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第580页。

  [41] 孙中山:《孙文学说》,第五章,《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00页。

  [42] 秦孝仪:《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学说与蒋中正先生“力行哲学”会通一贯之体认》,《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民国七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第56页。

  [43] 《孙文学说》,第六章,《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12页。

  [44] 《民权主义:第三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85页。

  [45] 《孙文学说》,第六章,《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04页。

  [46] 孙中山:《在广东省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123页。

  [47] 《孙文学说》,第五章,《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98--199页。

  [48] 《孙文学说》,第七章,《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22--223页。

责任编辑:孔孟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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