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变民主,新儒家思想的破茧之笔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杨榕 人气: 发布时间:2018-06-26
摘要:就民本思想而言,孟子站在儒家思想的最高峰,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这种境界为历代统治者不容,也为世世代代儒者选择性忽略

民本变民主,新儒家思想的破茧之笔

  春秋战国时代,虽然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甚至有人殉,但还是有人给社会底层百姓说话,自然这些有话语权的都是贵族阶层。在屈原《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就是对老百姓真真切切的同情。这种同情怜悯源自儒家思想所言的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出于《孟子 告子上》,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可不要小看这个论断,它与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构成的四心,是儒家性本善思想的基石。原文如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从最后一句话看到仁义礼智是人的本性,这样五常除了信,在这里就齐备了。这里也可以看出,信不是来自本性,而是后天形成的,也是五常可能最容易出问题的一个。儒家认为作为人的本性会随着外界环境变化,人会变坏变恶,所以儒家劝导人们固守本性。长期以来,人们对“舍生取义”这样的高度颇难苟同,确实,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是很多人难以企及的,正因为如此,儒家思想在我们这个国度的历史长河里催生了不知多少伪君子,这是儒家思想的过犹不及。但先哲们用本性本色来诠释这个思想,倒是让人无法反驳,就是人要不变坏,做这种事情是自然而然的。有趣的是,孟子去世时荀子约24岁,是战国儒家最后一位宗师,他以性本恶给儒家打了个圆场,这样一来,人性善恶都被儒家包圆了。

  如果说春秋时期孔子痛心于礼崩乐坏,极力规劝社会各界固守各自本分,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么愈加动乱战国时期的孟子就直接开出可以根治社会沉疴的猛药,这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出自孟子《尽心 章句下》。这就是伟大的民贵君轻思想,是极为重要的儒家思想,它可以撇清一切泼向儒家的脏水。这么透彻的思想源自什么?我想可能源自孟子所见到的战乱频仍、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他内心的恻隐之心被深深伤害!到这程度,孟子还未止步,在《孟子 梁惠王下》他进一步指出君甚至可以被弑,为了搞清语言环境,摘录一段对话: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这种言论在秦始皇后两千多年的帝制社会绝对是大逆不道、令人发指的。我们知道帝制社会最重的刑法就是“谋逆罪”,现在叫做颠覆政府罪,犯这种罪是要凌迟处死且株连九族的!这里要提一下儒家思想的一个欠缺,那就是君臣父子说难以自说其圆。周王朝得天下不是上天指定,不是老百姓推举,而是通过讨伐商纣实现的,虽说以仁义之名,但终究以臣伐君,故理论上有硬伤。这个硬伤导致儒家思想最终不能很好地解决君臣关系、仁与不仁、义与不义的关系,解决不了战争暴力。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历史上世世代代墙头变换大王旗没完没了,并且谁都会打着“仁义之师”的旗帜,因此儒家这个缺陷又衍生新的弊端,这就是儒家思想存在虚伪性。回到孟子。因很多类似观点孟子被后世许多帝王选择性忽视,对这样一位在儒家地位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他们如鲠在喉,咽不下又吐不出。明洪武年间,乞丐皇帝朱元璋亲手删去《孟子》全书85处,剩下170余节,編成《孟子节文》,于洪武五年(1372)颁发各级学校,作为钦定的教材。最后还是气不过,干脆把孟子逐出孔庙,不得配享!看看,改动教科书是多么随意?我们今天所读历史书真实成分又有几何?当然,在对话中孟子或许顾忌齐宣王的面子,语言上有些拐弯、不直接,没有干脆地说是与否,而是委婉地用“一夫”置换了“君”,其实傻子都知道他的本意。在当时那个年代,孟子回答这个问题是很难的,如果碰到流氓政府或流氓君主,他可就走不掉了!孟子为什么这么敢说呢?正如他回答公孙丑所言“善养吾浩然之气”吧!

  孟子的“反动言论”还有不少。如《离娄上》“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梁惠王上》“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梁惠王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又“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鲜明态度和铮铮铁骨!在统治者眼里他们在作乱犯上,在老百姓眼里他们是真正的贴心人!我们看到孔孟前后在春秋与战国跑断了腿也实施不了自己的主张,因为需要假国家机器才能实施,但没有一个君王采纳他们的主张。到了秦始皇统一之时,儒家惨遭焚书坑儒,连人带思想一起被干掉,焚书坑儒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杀掉的人才几百人。这赤裸裸的行径最终证明儒家思想是专制的敌人!

  这才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在时间上离我们很远,在心灵上离我们却很近。春秋战国时期诸国攻伐不断,君主们人人自危,思贤如渴,多数大王们是能够做到礼贤下士的。这类似于与虎谋皮的游说现在看似天真,但却是当时诸子百家思想共有的风格,那就是真实而不附和,所有的思想都具有独立性而绝不躬身于权势。法家思想也一样,刚开始是作为一种学问,到帝制社会后法家及所有思想都沦为皇家使用的工具,思想本身失去应有地位,从形而上锐变为形而下。东周的大王们都习惯说“先生何以教我”这句话,因此诸子百家们不少以王者师的身份自居。

  儒家的边缘化也揭示一个历史发展规律,那就是历史的发展不是按照所谓思想、道义前行的,而是以利益为方向以力量为动能才得以前行,斗争、流血是必然。儒家的理想主义在漫长的550年岁月都践行不了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儒家思想的不现实而理想、不彻底而有硬伤,说明了还有比它更现实、更彻底的思想,这就是法家思想。法家思想是550年春秋战国唯一胜出的思想,之后成为坚实的、优越的、独有的中国帝制社会思想理论基础,让帝制在中华大地一干就是2200多年!

  法家化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帝制基础的节点在在西汉武帝年间。董仲舒在《论语 颜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君臣父子说基础上“开发”出三纲,即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化儒为法最终同化了这部分儒家思想,需要强调这种同化是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驱动下才得以实现,自此“抢过来”部分儒家思想的法家思想在结构上臻于完善。

  到隋唐,科举制度的产生,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这是同样重要的一个制度及文化节点,自此中国鲜有人格独立的文化人和学者,这也可以理解为不断精致化的帝制制度到此收买了整个社会中流砥柱。科举制度为中国所独创,是帝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民意的关键机制,它同化了、笼络了民众里的精英阶层,使得他们有上升渠道和空间。我们知道社会阶层一旦固化就势必会积蓄反对能量而最后崩溃,科举制度是帝制的优越性更是救命草,他笼络过来的精英们无一例外都会反身协同皇帝对付他们出身的大众阶层;而更巧妙的是,对大众阶层又具有强烈的麻痹忽悠作用,在于你没有本事,否则怎么考不上功名呢?认命吧!

  整个两千多年帝制社会的趋势是,儒家思想不断向忠君思想演变,尤其元清两代,野蛮民族愚昧、落后、少数的特征,让他们极度不自信,在杀的千里无人烟终于有安全感之后,他们才开始学习并接受儒家思想,并奴化儒家思想,最终让儒家思想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站台。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地质疑儒家思想怎么两千多年都发展不了?那是因为中国特殊国情使然。这种停滞只是体现儒家思想社会政治学方面,其它方面还是有所发展。大致脉络如下。

  从周公儒家思想开始,到春秋战国年间的孔学、孟学、荀学、再到自董仲舒被工具化的三纲五常(这是一根主线,一直不间断地被各代统治者创造性发展)、朱程理学、阳明心学,可以说周公之后包括孔子在内的儒家思想都可以称为新儒家思想,我们文章题目上的新儒家思想则定义为21世纪的、与民主思想接轨的儒家思想,为了好记,也可以叫做民主化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周公时期贵为国家思想,但其后无论是哪派哪支,对帝制政治制度都没有本质意义上的改良作用,只是不断被改良为趁手的工具。人们经常把孔孟理解成死后成名那类人,历史上确有很多这样的文人,如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这种相比较是不靠谱的,因为孔孟虽然没有得势,但却也活跃在帝王师层面,这是其一;其二,死后成名是在于儒家思想被法家化,被确定为国家思想的那部分与孔孟之道大相径庭,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

  所以时间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儒家思想还是在春秋期间最为光彩夺目,其思想的活跃性最强,尤其在孟子创造性发展力,儒家思想达到它的巅峰状态。可惜再伟大的人都会有时代局限性,孟夫子也不能例外,他的熠熠生辉的语言没能总结提升,今天我把它总结一下。孟子政治学思想本质上就是民本思想,民本就是以民为本,延伸开来民生、民权也属于这个思想体系,可归纳为“三民主义”。这和孙中山的“民族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只有民族与民本的差异。孙中山之所以提出民族是因为要针对满清鞑虏,所以抛开民族两个主义竟然没有实质差异了!有意思的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都没有民主这最为重要的内容。因此从这奇特的角度我们可以洞悉民国时期的民主自由其实是不彻底的,实质上蒋介石政府跟北洋政府都搞的是不伦不类、不干不净的、表面上民主宪政内核仍是专制的独裁政府。

  在二十世纪都难以实施的民主自由思想,就难以苛求两千多年前的先贤了!其实孟子是走的很远的,他提出的民贵君轻思想可以视同民主思想的前身,在这个思想里民贵于国家和君王,民是最重要的!民主其本义是人民自主,即“主权在民”。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现代国家制度的基础,国家权力由公民直接或间接行使,有时被称为“多数的统治”。对民主和自由的关系我认为民主在前自由在后,有了民主才有自由,只有主权在握,才会有自由。为什么说孟子的民贵君轻可以推导出民主呢?这其中推导的逻辑是,民大于社稷更大于君,天下没有比民更重要的,所以主权应该归属民。很吃惊吧!孟夫子表面激进的民本思想实质上可以认为是民主思想,可惜的是在那个时代终是说说而已,缺失广泛的民众基础。孟子去世后68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所有对专制不利的思想皆被翦除,儒家思想首当其冲。

  儒家思想,又叫孔孟之道,可见孔孟地位是相当的。其实就孔孟之道本身来说,就已经对周公儒家思想进行了一场革命,最重要的包括教育平民化和惠及到多社会阶层的平等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在那个诸国攻伐纷争的乱世,打破教育只囿于贵族的规矩,普及到人数更广泛的平民百姓阶层,甚至奴隶也有资格学习,这是非常伟大的创举,这个创举得益于诸侯国连连混战,无人去关注这些“逾矩”的事情。后世至隋唐前的某些阶段,门阀制度有所抬头,教育又被圈到贵族阶层,可见孔子能走的如此高远是得益于他所痛恨的乱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平等思想被今天文明世界广泛认同,据说被已成英文挂在联合国总部大楼里并写入联合国《人权宣言》。

  然而,这平等思想却是不彻底的,甚至是矛盾的。另一方面孔子的等级思想根深蒂固,完全脱离不了时代局限性。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这是站在统治者角度,而没有站在学术立场。又云:“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学而第一);“事君,敬其事,而后食其禄。”(卫灵公)等,则是对君臣双方的开导和教诲。其实换个角度很好明白,孔子一方面要搞思想研究,另一方面也要找工作,替君王着想、说他们爱听的非常正常。《滕文公章句上》里孟子也说过很有分量的话:“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在文革期间倍受批判,直接导致红卫兵小将和劳苦大众把儒家视为死敌!

  但恰恰就是这位继承孔子衣钵的孟子,却把儒家思想推进到跟孔学完全相异的地步,民贵君轻是对孔学的叛逆和革命。孟子于前289年去世,彼时又一个儒家大师荀子荀子(约前313年-前238年)年方24岁,恰风华正茂之时。跟孟子变革孔子思想一样,他也对孟子的某些重要思想进行否定革新,这就是性善论。荀子认为人性本恶而绝非善,跟孟子持截然相反观点。正因为如此,荀子认同法家思想的许多主张,是唯一一个把某些法家思想要义纳入儒家思想的关键人物。荀子在民本思想、制度学思想上也没能比孟子走得更远,他的巨大成就就是把法家道家的某些思想融入儒家思想,史上孔孟荀有时并称,但最终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不如孔孟。后世荀子性本恶思想被主流儒家思想选择性忽略,一部三字经开篇词“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足以说明问题。他是最后一个儒学宗师,在他去世后27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儒家思想的命运发生巨大改变。整个帝制社会里儒家思想在政治制度变革上没有丝毫贡献,相反沦为帝制的统治工具。

  就民本思想而言,孟子站在儒家思想的最高峰,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这种境界为历代统治者不容,也为世世代代儒者选择性忽略,前面说了,这些人都被收进彀中,丧失独立性,要效忠老板打工挣钱。今天我把明珠投暗的孟子民本思想从两千多年深深的泥淖中挖掘出来,让它恢复美丽容颜,这种骇世惊俗你能受得了吗?我不能说孟子有民主思想,这显然脱离事实,客观上孟夫子远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只是指出从民贵君轻可以推导出来民主这样的结果。

  法家可以改造儒家思想,使之局部法家化,今天我们要学习法家的办法,在儒家民本思想上也可以把儒家思想民主化;法家把表面语焉不详的君臣父子转化为三纲,我们为什么不能把靠近民主思想很近的民本思想升华为民主思想呢?如果说法儒有融通之处,那么儒家思想和民主思想更有通融之处!是时候让两者并流了。一旦儒家思想纳入民主思想,它才会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的思想,这样包罗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人际关系学、礼学、文学的儒家思想,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思想。

  说到这里就可以点题了,民本变民主,是新儒家思想的破茧之笔!时间刚刚划过2017年12月31日子夜12点,2018终于到来,我也跨入我的50岁时代。谨以此为献给所有热爱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文化的人们!愿祖国和祖国文化一路走好!走向兴旺发达!

  杨榕

  初稿:2017年12月31日子夜

  终稿:2018年元月5日于五立斋

责任编辑:孔孟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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