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孔子的仁学思想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李木生 人气: 发布时间:2017-11-08
摘要: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天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常常会在深夜里,望着满天的星斗,或者看着寂静的月亮,就会与孔子有着没有隔碍的晤谈。这时的孔子,他的眸子里,总会充满着慈祥与仁爱。

  此刻,这个教师的孔子,这个思想者的孔子,又会如一条河流一样,从远方走来,又从我的眼前,粼粼着,向远方流去。

  望着远去的河流,我的眼睛里就会泛起着泪水,想到,就是这个人,在中国最早响亮地发现了“人”,又树立起“人”,并呼唤人类之爱。他不知道后来会有一个英国,英国会出一个与他一样闻名世界的莎士比亚,当然也不会知道有个叫丘吉尔的人与人有过一次著名的问答。那是当有人问丘吉尔:“如果英国只能在印度与莎士比亚之间,选择其一的话,你会如何选择?”这时,丘吉尔毫不犹豫,立刻回答说:“莎士比亚!”孔子当然也不会知道,要教会中国的执政者知道“人”的重要,是多么困难。但是,孔子正是在发现人与重视人上,为中国开了一个好头。

  而孔子而对于“人”的发现,最集中地体现在孔子思想的核心部分“仁”上。 “仁”可以说是孔子的创造,是他把仁发展充实成为贯穿着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总纲领,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仁完善成为一种人本哲学。《尚书》里只有一次提到“仁”,《诗经》提到两次,《国语》二十四次,《左传》三十三次,而一部《论语》,四百九十九段,竟然有五十八段讨论仁的问题,一百零九次提到仁,并从各种角度对仁进行阐释。孔子体现人本哲学的仁,对内就是修身以达到精神与道德的最高境界“君子”;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博施济众的仁政,就是以周礼为其外在表现形式;体现在教育上,就是有教无类,就是一系列符合人性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方法,就是促使人的全面发展;而作为实现仁的思想方法,则是以“欹”为标志的中庸,即矛盾对立统一相克相生下的执中、中正、中和,“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允执其中”(《论语·尧曰》),提倡“和而不同”、即保持对立面的和谐和共存而不是硬性消除对立面之间的差异,反对“过犹不及”等。就是因为在孔子庞大思想体系之中有“仁”提纲挈领,而这个仁又是以人为本,所以他才“不语怪力乱神”,也让儒家学说处于主流文化的地位,从而使他的仁学精神,由原始的道德观念上升为具有实践意义和人文精神的哲学范畴。

  首先,孔子肯定了人的追求与欲望的现实性与正当性。在《礼记》中,孔子直接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也就是说,饮食男女,这本是人类最基本的欲望。这与《孟子》中告子的“食色,性也”的话,是一致的。孔子还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虽然在里孔子是在感叹,人们对于道德的爱好不如对于美色的爱好积极急切主动,并从而导致社会秩序日渐败乱。但是孔子的这种感叹的前提,是承认肯定着人的“好色”的合理与自然,这种异性相吸的冲动,这种对于美色(也是一种伟大的美)的向往,是一种天性使然,也是积极主动的。由此出发,孔子也就将人们对于功名利禄的追求,看作正当的欲望,并给予了适当的肯定。如他说“邦有道,谷”(《论语·宪政》),“邦有道,贫且贱,耻也”(《论语·泰伯》),“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等,都是对于人的正当欲望的承认与肯定。这与《孝经·圣治》中的“天地之性人为贵”,表达的是一种意思。

  不仅肯定着人的正当欲望的合理性,孔子当然也看到了欲望对于人与人性的伤害。也许,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人的“异化”观点的,当属孔子了。被认为出自孔子之手的《乐》已经失传,而《礼记》中的《乐记》则被认为是当年《乐》一书的残留部分。就是在《乐记》之中,有着这样的话:“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因为人的欲望的没有节制,而使“人化物”,也就是人被物所异化或曰人丧失本性而被物化。人的异化,这既是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尤其是中国社会的悲剧。因为中国社会专制制度的漫长与残酷、冥顽不化又系统堂皇,更使得这种人性的丧失或曰人的异化,呈现出一种举世无双的状态。

  由此出发,孔子更进而提出了“立人”的主张,“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关于“仁”的阐释,最著名的当是樊迟问仁。这位孔子的学生,他的知名,就是因为几次著名的提问。他曾经向老师问种庄稼与种蔬菜的道理,孔子都答以“我不如老农民”、“我不如老菜农”,并因此引起了老师的不满与批评。但是樊迟的问仁却得了老师名垂千古的回答。在《论语》一书中,樊迟曾经三次向老师问仁,最为经典的,当是这次问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论语·颜渊》)这里是先问“仁”,再问“知”。还有一次,樊迟是先问“知”又问“仁”——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在这里,孔子把“知”也纳入于“仁”的照耀之下,要对鬼神敬而远之,但是却要专心致治于民,也只有这样勤勤恳恳地“务民之义”,才能“先难而后获”,取得一定的收获。而到了孟子,又做了更加明确的论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也就是韩愈所说的“博爱之谓仁”。仁是要,爱是苗”,“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事。仁者,爱之体;爱者,仁之用。

  而“爱人”却有一个出发点,这便是对于人与人格的起码的尊重,不能以贵凌贱,不能以上欺下。“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有一碗饭或粥,哪怕得到它就会生、得不到吃就会饿死,但是如果用对待牲口的态度吆喝着,就是旅途劳累之人也不会接受;如果你用脚踩踏之后再给人,就是乞丐也不屑于接受。他的“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就是以人为本的经典论断。

  这种“爱人”,还在于对于生命的珍惜。我国的上古社会,是崇尚过残无人道的殉葬制度的。那时,要用奴隶、妇女等活人(有时是大量的)陪葬贵族的死者。随着社会的进步,活人的殉葬逐渐变为由活的牲畜去殉葬。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活人的殉葬已成零星的个例,并已实行以陶俑陪葬的办法。

  就是用陶俑,也遭到了孔子坚决地反对和厌恶。他从这些陶俑,似乎感到着一种无视生命的血腥。他甚至对于这种殉葬制度,给予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那个首先以作人俑以殉葬的人,是缺德的,恐怕他不会有后代吧!孔子在气头上,是很会骂人的,骂得也毒。

  在对于人与人格尊重和珍惜生命的基础上,孔子进而提出了“立人”的主张。这不止是孔子对于人的发现,更是孔子对于人的关怀、关注、与热爱。在樊迟问仁孔子答以爱人之后,樊迟还没有全部明白,这时孔子还有一段引伸的论述,他说应当“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便是要把正直而又有才能的人提拔起来,放在那种邪恶的小人之上,这样不仅能令正直的人发挥作用,还能“逼得”邪恶的小人变得正直,并进而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倡导正直的健康的风气,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这就牵涉到另外一个关于“仁”的重大命题,那就是呼吁统治者实施“仁政”,而这个“仁政”的核心,则是对于“民”的承认、尊重与关爱。

  关于这个问题,最为重要的,有这样几次阐述——

  有一次仲弓问仁,孔子这样回答:“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孔子告诉仲弓,一定要平等待人,出了门,对任何人都要礼貌、尊重,不管是国君大夫还是平民百姓,都要如看待贵宾一样;而使劳百姓,要像承当重大祭祀典礼一样严肃认真,小心谨慎;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就不要强加于别人;最后达到不怨天尤人,也不致招到别人的怨尤。在这里,孔子不仅教导自己的学生要平等地对待一切人,他自已首先就做出了一个好的榜样。这个仲弓就是雍也,姓冉名雍字仲弓。虽然他出身贫寒,父亲是个“贱人”,但是孔子却从不因为他的“出身”而稍有待慢,反而把他列为自己最得意的十个弟子之一,并说“雍也可使南面”,是说他有帝王之器,可以担当一国君侯之任。而且孔子还为自己的这位德才兼备的弟子得不到社会的重用,而鸣过不平:“犁牛之子騂(xing)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耕牛的儿子长着赤色的毛和整齐的角,虽然世人因为它出身贫贱而想用其作祭祀的牺牲来用,但是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就是这个仲弓,与老师的心是息息相通的,对于仁,他在《雍也》中有过与老师相似的论断,“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这不仅有使民如承大祭的严肃与认真,还有着简洁行政不劳民的爱心,所以孔子马上表示赞同说:“雍的这番话正确”(雍之言然)。

  还有一次,是子贡与孔子关于仁的对话。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子贡这个人,真不愧是孔子的大弟子,他总能提出一些高层次的问题,并总会在老师思想的深处引起共鸣。他问老师说:“如果有这么一个人,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生活得好,怎么样,可以算得上仁了吗?”子贡的问题,显然触动了老师,孔子马上有了一段精彩的言说:“能够博施济众,这哪里仅仅是仁道,那一定是圣德了!尧与舜或者都难以做到呢!仁是什么?那就是自己站得住能成功,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能成功,自己的事情行得通,也要让别人的事行得通,自己能够像个人一样的自主独立,也要让别的人像个人一样的自主独立。能够就眼下的事实选择例子一步步地去做,可以说就是实践仁道的方法了。”

  在这里,孔子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命题:人便是人的标准。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当然是孔子长存一生的志向。这一志向,在《公冶长》里颜渊、子路与老师的对话中,再次得到证实。有高足在侧,老师总会研之教之。这回老师是请他们俩个说说各自的志向,“盍各言尔志”。子路是个直性子,总是抢着回答,他说我乐意将自己的车子马匹和衣服锦袍,与朋友一起用,就是用坏了,我也一点遗憾都没有。颜渊的志向则是,不夸耀自己的优点,不把劳苦的事情推给别人。子路因为心里对老师始终存着一种儿子对于父亲一般的挚爱,加上性情使然,也就没了师生尊卑的界线,就直接问老师:光让我们说志向,那老师你的志向呢?这时,孔子说出了让后人每每诵读都会心头发热的十二个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老年人都得到安养,使朋友们都相互信赖,使青少年都得到教育与抚爱。

  在《论语》中,学生们这样问仁于老师的例子很多,也足见仁在孔子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又如弟子子张一次问仁,孔子就答以“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其中最关键的,又是对工作的诚实勤勉与对民的宽厚慈惠,用现在的流行口号来说,就是勤政爱民。这也就是的《礼记·乐记》中所讲的“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以仁心爱民,以正义治之,民治的理想即可实现了。

  “仁政”一词,是孟子第一个使用,但是源头却是从孔子那里来的。 “为政以德”,“用贤纳谏”,“博施于众”,“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举直错诸枉”等,孔子几乎在反复申明着自己施行仁政、善待百姓的主张。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孔子在这里将民众对于统治者的信任,看做一个政权最为重要的基础。我们都知道,在《论语》之中,孔子提得最多的,除了“仁”,就是“君子”这个词了。有一次子路问老师怎样才能成为君子。老师说,要提高自己的修养以达到恭敬待人。子路说,这样就可以了吗?老师进一步告诉子路,还要修养自己使别人安乐。子路听出老师好象还有对于君子的更深层的思考,于是再问,这样就可以了吗?这时,孔子就向子路说出做为君子的最高标准:修养自己以使百姓安乐,这恐怕是尧舜也难以全面做到的。“修已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这也就是孔子在《为政》篇所说的,如果能以仁德去施行政治,就好象北斗星一样,虽然站在那里不动,而其它许多的星星,也会心悦诚服地尊拱着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在那样的时代,我的家乡有一个叫邾国的小国,当时邾国的国君邾文公,可以说正是孔子“修已以安百姓”的罕有的君主。在《左传·文公十三年》中,有着这样感动人心的记载:“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文中所说的“绎”,就在是现在山东邹城附近,这个邾文公在位五十二年,他为了迁都绎地而占卜吉凶。当史官对他说如果迁都绎对百姓有利而对国君不利的时候,这个小国之君却发出了足以震古烁今的铿锵之言:“如果对百姓有利,也就是我的利益。上天生育百姓并为他们设置了君主,就是用来为他们服务的并给他们带来利益的。百姓既然得到了利益,我的利益也就在百姓的利益之中了!”当臣下说不迁绎可以使他延长寿命的时候,这个小国之君,再一次发出了与当权者迥然不同的声音:“活着就是为了抚养百姓。而死的早晚,在于时运天命。百姓如果有利,就迁都,没有比这更吉利的了。”而且这个小国之君,却是个行动的巨人,他说过以上的话之后,便迅速迁都于绎。虽是小国之君,却为我们留下了“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命在养民”等以民为本的堪称伟大的遗训。

  而文中那个称赞他“知命”的君子,具说便是孔子。

  由此看来,孔子的“知天命”、“畏天命”中的天命,当然也就有着“命在养民”的成份了。

  可是孔子却不是个善于喊口号的人,他甚至觉得“巧言令色鲜矣仁”,讨厌那些只会说大话的人。达到仁的境界,还需要向内的一种内省与不知疲倦实践, “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至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告子》)这便是通过内省修炼与不倦地实践而让仁达于成熟之美。《菜根谭》里有这样一段话,说“富贵名誉自道德来者,如山林中花,自是舒徐繁衍;自功业来者,如盆槛中花,便有迁徙度兴;若以权力得者,其根不植,其萎可立而待矣。”这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富贵名誉如果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就如山林之花,会自然盛开、繁衍不息,而建立在权力之上的,则会迅速枯萎。这与孔子的君子是“讷于言而敏于行”,是完全一致的。真正的君子不在于纲领多么花里胡哨,也不在于打出着什么“思想”、“理论”、“主义”,而在于行动。我们看看孔子的行动,是比他说的要漂亮得多的。

  在《论语·卫灵公》中,有这样一个记载: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这是讲孔子接待一位瞎子乐师的故事。师也就是大乐师,在春秋时代是个相当重要的工作,因为那时特别重视礼乐文化。这个叫冕的乐师来看望孔子,我估计是有关音乐礼仪方面的研讨吧。孔子出来接着他,还扶着,又轻又慢地领他往里走。要上台阶时,就告诉他脚下是台阶。那时还不时兴板凳,到了席位前就告诉他席位到了,请坐下吧。坐了下来,孔子又详细的一一介绍在座的人,而且还要将每个人的方位,也就是在前还是在左在右,都向冕说得清清楚楚。师冕走了,学生子张就问老师:“这就是同瞎子乐师讲话的方式吗?非要这样繁多的规矩、处处都要言语一声?”孔子肯定地说:“当然要这样做,不仅对待有职位的乐师这样,就是对待一般的盲者,也应当这样。”南怀瑾先生曾经讲过释迦牟尼的一个故事来与孔子相对照。释迦牟尼的一个学生,是个盲人,但是还是坚持自己缝衣服。有一天,他想缝衣服,可是就是找不到针鼻,无法将线穿起来。老穿不起来,着急了,就在那里大声地喊叫,想让同学们帮帮忙。可是同学们——也就是一群罗汉们——都在那里打坐入定,干着修练的正事,没谁理他(可能有人想理,怕说易受干扰、不够坚定)。但是这时,释迦牟尼老师却从座位上走下来,帮助盲学生穿好针线,再轻轻地交到他的手上,并教给他怎样缝制衣服。盲学生一听是老师的声音,不安地说:“老师,你怎么亲自来了?”释迦牟尼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说完,又对其他的学生讲,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这种事情,有残疾的人和穷苦的人,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在对人的态度上,孔子,释迦牟尼,耶酥,都在一个境界上。

  在这样一个境界上的,中国还有一个鲁迅。当进步青年也是诗人的柔石,被国民党枪杀之后,鲁迅先生写下了这样的话:“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指监狱)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是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柔石小传》中,先生写着:“柔石有子二人,女一人,皆幼。”在先生一九三一年八月五日的日记里,这样记着:“夜交柔石遗孤教育费百。”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残忍地枪杀大批和平请愿的学生之后,连续几天,鲁迅不吃,无语,病倒也不找医生。但是病倒的鲁迅却连续写下了《死地》、《可惨与可笑》、《空谈》和《纪念刘和珍君》,向专制者射出憎恨的火焰,向饮弹的青年“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他有一个叫韦素园的学生,在先生的支持关怀下办起了“未名社”,在无声的中国出版、翻译进步书籍。那样的社会,那样的时代,进步的青年怎能不命运乖蹇呢?穷困的素园默默地实干着,却得了肺结核病,累得大口大口的吐血,爱着的恋人也和别人结了婚。鲁迅关怀着这个无依的青年,就是南下厦门、广州和定居上海,也不忘这个病着的学生,深情地鼓励他:“好好地保养,早日痊愈,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一九二九年五月三十日,是韦素园的节日,这一天,到北京探亲的鲁迅一早就赶到西山福寿岭疗养院来看他。病中的素园,头一天就和人一起把病房打扫得十分的干净,还把为驱寂寞而喂着的小鸡,挑了几只个大的,专请大师傅做了莱款待自己心爱的恩师。从早上直到下午,他们忘情地谈着,很晚了鲁迅才不舍地离去。素园知道老师嗜烟,几次催他吸烟,但鲁迅为了学生的身体一直忍着,逼急了才跑到外面老远的地方抽一枝就回来。素园终竟死了,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刚刚三十岁。鲁迅久久地哀伤,像孔子为学生颜回、子路的死而哀伤一样。他亲笔为他心爱的学生写下墓志“宏才迹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并写下了《忆韦素园君》一文:“是的,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顶尖,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这是对素园的忆悼,也是对那些脚踏实地为民族工作的青年的赞美,更是对我们这些后来者的殷殷期待。复信,荐文,校稿,抄写,寄书,谈话,买药,讲演,授课,营救,开药方,介绍工作以至为学生捆束出发的行囊……在他劳累的一生中,有一半的光阴是为青年们“打杂”费去的,另一半,则是为了青年与中国的未来在写作上耗去的。他可以为了给一个不知名的青年打抱不平,宁可得罪一家大出版社和多年的老朋友;他可以对对其有恩却恩将仇报的青年,不予回击,并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给以公正的肯定;他可以用自己的手稿包油条当手纸,却珍藏着青年们幼稚的木刻作品到死;他可以为青年看稿校对累得吐血全然不顾,却会因为一个青年的削瘦而难过。

  不正是这些颗跨越巨大的时间空间的怜悯之心,撑起了东、西方的文明吗?

  孔子这样的“小事”多得很。

  子见齊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论语·子罕》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论语·述而》

  如果遇见穿丧服孝服的、戴礼帽穿制服的贵族和瞎了眼睛的人,哪怕他们是年轻人,孔子也会马上站起来,脸上涌起了严肃的神情。如果经过他们身边,一定会快走几步,不敢多看,也不忍多看;孔子在死了亲属的人旁边吃饭,从未曾吃饱过;孔子如果在这一天哭泣过,就不再唱歌。

  乍一看,很简单,也很容易做到。但是仔细思量,却并不简单的。这五十三个字里,让一个怀揣着一颗最真实的同情心的孔子,历经两千多年无情时间的淘洗却仍能不朽。同情又尊重弱者,心如明镜台的孔子用他那颗明净的心照出着普通百姓的疾苦,并真真切切地用心去体察。

  他碰到人家家里死了人,就有一种同情油然而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能不严肃起来。经过发丧的队伍,也不会看热闹一样停下观看,要紧走几步,不去打扰别人的忧伤与痛苦。面对眼睛瞎了的残疾人,也是这样。这是一种怜悯,只要将心比心,就会如此。说说容易,真要做到可就难了。淋过社会的风雨,再经过时代的变故,人心往往会变硬结趼。更有官场的“优越”而让人心变硬变黑的,跷着二郎腿、拉长着脸,不仅会对别人的痛苦视而不见,不要说不再成人之美,有时还会幸灾乐祸。至于对于戴礼帽穿制服的贵族也这样对待,我想孔子这不是对他这个人,而是他的冕与服代表了国家制度,有某种国家的象征,所以才严肃起来。

  孔子比人经受的风雨要多得多,可是他的心却越发地柔软起来。体会着孔子的用心,我总是在这样的细节处被感动,也告诫自己:孔子当然也是你的老师,好好学吧。

  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论语·乡党》)

  朋友死了,如果没有收殓的人,孔子就说:“丧葬由我来料理吧。”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同上)

  这是在鲁国当大司寇的孔子,已经相当阔气了。只是阔气的孔子仁心不改,自己的马厩失火,他只关心人受伤了没有。他这种关心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修养。并没有新闻监督,也没有上级的规定,更没有什么群众的眼睛,只有“人”在他的心里放着。就如东汉的刘宽(曾经做过太尉),在一次准备上朝的时候,他的夫人为了试探丈夫是否如外界传的那样仁厚,就让侍女在他换好朝服的时候,给他端上一碗热羹并让侍女故意翻倒在丈夫整齐的朝服上。谁知刘宽并没有生气,反而关切地问侍女:“羹这么烫,伤到手没有?”

  有仁人在,仁爱之火是不会熄灭的。

  不光对人,就是对鸟,孔子也一样施着仁爱之心。

  《论语·述而》记着这样一个细节: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孔子并不是一天到晚地学习、教学与思索,他有好多个人爱好,比如钓鱼、打猎。但是他的钓鱼与打猎有点与人不同,即钓鱼就是钓鱼,不用大网去网,“钓而不纲”。孔子倒是没说为什么,但是意思很明确:大网一网下去,不仅大鱼,连小鱼小虾也会一古脑儿网上来。他好象有些不忍心,太小的鱼还应当在水中生长,况且网多了、鱼少了,水就不热闹、要寂寞的。但是打猎的时候,箭术高明的孔子却从不射正在归巢的鸟和已经栖息的鸟,“弋不射宿”。归巢的鸟往往嘴里衔着活食,它的家里正有刚孵出的小鸟嗷嗷待哺呢。把大鸟打死了,巢里的小鸟也得饿死。再者,人家已经归巢,一家子正亲亲热热的,你打死其中哪一个都是悲剧。还是一个不忍心。后来有句民间的格言,大概就是从孔子这里来的,这两句格言说:“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

  台湾画家江逸子,在他的《论语画解》中,也曾经讲到过一个自己的溯吾老师这样的仁爱的故事。有一天上完课,品茶闲谈之中,老师似无意间想起一件事,突然提出要学生帮老师个忙,说他的亲戚最近在美国开了一家礼品店,要请老师代买国画,并说买了画老师再在上面题上字,一定是完美的作品,好出售的,希望江逸子能够成全此事。老师的事,学生岂有不答应之理?但是学生毕竟对老师有着深厚的爱戴,提出先白送十幅作为开店的祝贺。但是老师坚决不肯,并要求每月一幅,四开大,题材不限,每幅十美元(相当于台币四百元)。江逸子是个穷学生,这样既练了画,又可以有了固定的收入,添置点颜料纸笔也就不用愁了,也就痛快地应允下来。在老师六十华诞的时候,江逸子扎了一盏三层九重六角的宫灯祝寿。顶层三缘画的是八仙献寿,六合同春的人物画,中层三缘画的是潇湘八景等山水,下层三缘画的是花鸟松梅等,全长一丈余,悬挂在老师二楼宽敞的楼梯间,加上灯泡,清新淡雅,一下成为了老师寿诞的焦点,抢尽了风头。之后每年除夕到元宵才舍得挂出,平时则收藏在日式壁橱内。有一年腊月重悬宫灯,竟无意间碰破了一角。江逸子听到后,赶快带上画具到老师的二楼修补。为了找寻同类的纸张,发现了壁橱内有一捆纸十分眼熟。谁知,打开一看,竟然全是江逸子按月呈给老师的画。江逸子当场愣住了,泪水就流了下来。他擦干了泪,再捆好画归到原位,补妥宫灯,即勿勿离去,而后便托故不再为老师的那个子虚乌有“礼品店”画画了。江逸子说:“为善不为人知,世间有之,济贫以诚,只有我师溯公了。”

  提倡仁并实践仁的人,必然会对社会与当权者保持一种清醒的批判的立场,这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本色与基本立场,也是检验一个知识分子成色的试金石。在这个关键之处,孔子实在是给我们带了一个好头。长沙市一中一名叫林林的高三学生,就在《远行的孔子》一文中,敏锐地发现,“孔子的巨大的动力来自于对国家政局腐败的不满,并企图通过兴盛周礼来营造一个乌托邦”。

  的确,孔子是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是他第一个提出了让统治者颤栗的“君舟民水说”。面对鲁哀公的提问,他说:“且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荀子·哀问》)《史记》就记载这一个真实的见证着“舟水”说的事件:“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

  在统治者面前,孔子没有奴颜、媚骨,总会平等地甚至居高临下般地斥责。“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孔子直陈鲁国三家权臣在家庭之中用天子之舞,并警告大家注意季氏的野心,“像这样的事情,季家都忍心做出来,还有什么事情他们不敢做呢”?鲁国国政的实际掌握者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直言相告:“政字的意思就是端正。您自己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呢?”(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不用发多少文件,也不用下多少号召,甚至不用“三令五审”,在上者做出个好样子来,比什么都有说服力。在上者事事沾光彻底腐败、处处霸道压迫人欺侮人,社会还能有个好?梁山上的好汉,哪个不是被逼上去的?这个季康子又换了个法问政于孔子,他说:“假若杀掉坏人来亲近好人,怎么样?”孔子还是把开门的钥匙落在当权者的头上,他教导这个不可一世的掌权者说:“你治理国家,为什么非要杀戮?你要真想把国家治理好,老百姓会看到并跟着往好处走。领导者的作风好比是风,老百姓的做派好比是草。风向哪边吹,草向哪边倒。”(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尧曰》一章中,孔子还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加教育便行之杀戮这是统治者的残虐。一条鱼死了,可能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池塘的鱼都死了,那肯定是池塘的问题了。孔子的局限,也许是只看到了当权者的责任,而没有见出制度与体制的根本性问题?不过季康子也有着他的长处,虽然孔子一再地戗他,他还是挺信任孔子,又因为苦于鲁国盗贼太多的问题而去请教解决的办法。孔子并不因为当权者的一个好脸就心软,他还是直言相告:“假如你自己不贪求太多的钱财,带了个坏头,就是奖励偷窃,也没有人干。”(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以上见《论语·颜渊》)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能够这样面对面地对立批评,是相当不容易的。季康子是鲁国的上卿,实际掌握着整个鲁国的大权,而孔子又有意于从政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与思想主张。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既要维护秩序,又坚决反对个人独裁的孔子。

  这种批判的立场与批评的态度,在《论语》中出现许多次。如在《论语·子路》中,子贡与孔子有一次著名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孔子对于当政者有一个基本的评价——“斗筲之人”。

  子贡问曰:“如何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行,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真是一段发人深省、尤其是发当权者深省的妙论。孔子很显然是把知识分子的“士”,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与档次上。对于子贡“怎样才可以叫做士”的提问,孔子回答得十分干脆,那就是“自己一言一行都要保持羞耻心,做到俯仰无愧,如果出使国外,要不辱使命,很好的完成君主的交待的任务,就可以叫做士了。”这当然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做到是相当难的。于是子贡又问,还有没有次一等的?有啊,孔子说,那便是宗族的人称赞其孝顺父母,乡里的人称赞其恭敬长辈。子贡似乎觉得这个标准也很难做得完美,于是又就问老师有没有再次一等的。孔子说:“如果说到一定做到,而且行为坚决,不管是非黑白,都能言行一致,也可以勉强称之为士。”

  师徒说到此处,本可以告一段落。也许子贡觉得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也未必容易,加上对于大大小小的当政者,又有着自己的观察与认识。他便接着问道:“当今执政做官的诸公怎么样,可以称之为士吗?”孔子听了之后似乎还有些生气,觉得这样明摆着的问题还用问吗?“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哎!这班子自私而又器识狭小的人算得了什么,他们离士远着呢!”是的,真的离士远着呢。起码,这些个大大小小的当官者,已经没有了羞耻心,说白了也就是“利令智昏”、“权令智昏”,处于一种无耻的状态,无能却又霸道,只知成己之美、成人之恶,让手中的那点权力蒙着眼睛,便一路滑向无耻的深渊之中。

  在孔子的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士,是比那些执政当官者要高好几个层次的。这里面,当然包含着那个时代的现实,也显示着孔子对于现实的强烈批判态度。这种态度,也便在我国历史上成为一种罕见珍稀的人文资源,并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树立起一种风范。

  基于这种批判的态度与士的也就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的立场,孔子也许是在中国第一个主张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

  不妨让我们温习一下孔子在《论语·阳货》的理论:“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两千多年来,统治者是把《诗》作为必学的经典的,而孔子的话,更是要当作“教导”执行的。但是人们恰恰忽略了孔子这段话的真正含义。孔子将《诗》的作用概括为“兴、观、群、怨”,兴指诗歌可以提高想象力,陶冶情怀;观表示观察,观察社会风俗兴衰及政治的得失;群即通过诗歌可以增进人们的交流与沟通,改善人际关系;怨则是明确地提出了诗歌的批评与讽刺功能,意即对于执政者的过失与社会黑暗的指责、揭露与抨击。当然,这种怨,是多义的,也包括着“哀伤、挽歌、谴责、讽喻”(黄宗羲语),但是其对于执政者的批判与指责,毕竟是“怨”的最主要的职能。这一职能,也是被历史地权威地肯定了的,如《毛诗序》谓诗的作用在于“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而孔安国则直接将“怨”解释为“怨刺上政”。

  谁说西方文化是乌鸦文化,报忧不报喜,中国文化是喜鹊文化,报喜不报忧?我们的文化源头,就说过了可以“怨”、必须“怨”。“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真正的仁者,不仅能够爱人,让心中充盈着爱的阳光与温柔,还要明辨是非,能憎能恨能恶,这个“恶”,也就是“怨”。而且这种可以“怨”的诗,发展到二十世纪之初的时候,也便演化为蔚为大观的以鲁迅为创始者的杂文。

  还有,我们不妨再深想一步,提倡“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孔子,为什么不再给诗列出一条“颂”的功能?有怨有颂,多“辩证”呀,而且还会使天下历代的统治者好说话好操作。但是孔子硬是觉得诗的作用不该有“颂”。也许那些对于孔子的这些想法有意见却又不好直说的人会说,《诗》中不是也有“颂”吗?但是仔细品品,诗经中的那些颂,按照毛翰先生的发现,都是史料性质的,聊备一格罢了。

  孔子的意思很明白,当政者不贪污不违法不以权谋私不一言堂不横行霸道甚至廉洁奉公,是那个位置上的本分,理应做到的。如果还把这些正常的理应做好的东西拿来作为典型,隆重地、大张旗鼓地宣扬,铺天盖地地“颂”,恰恰说明有些是非已经颠倒,那些本该做的东西已经是多么稀罕,也就可想而知,社会已经到了怎样不可收拾的地步,执政者已经到了怎样腐败、政治已经到了怎样黑暗的地步。虽然这样,两千多年来,我们的文化充斥着的,几乎是清一色的“颂”,起码是占主流地位的,或者每一个朝代的当代,都是让“颂”统治着的。不仅统治着,还会达到由肉麻到麻木的登峰造极。“万岁”,“最”,“忠”,“圣明”,“英明”,“天才”,“隆恩”,“伟大”,“盛世”,“蒸蒸日上”,“一日千里”……

  至于“怨”,往往是才萌芽便会被扼杀,被戴上各种罪名的“帽子”而后再被蛮横地扼杀。有些帽子虽有创意,但是仔细一想却又是可笑的,甚至是逆世界进步潮流而动的。孔子说过,“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无疑,这是在把政治清明与黑暗、执政者好与坏的评判权,交到了民众的手中。这不是硬性地交给谁,而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因为“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大学》)。

  有一次,鲁定公问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问题时,孔子对于“一言丧邦”的问题作了如此地解答:“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论语·子路》)孔子的意思非常明了,那就是当执政者尤其是国君类的大执政者,说话做事都没人反对,非但没有人反对,还在利益的驱动下净听到盈耳的赞语颂词,这固然是你执政者的快乐。你做对了也说对了,人们的赞扬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当执政者做了错误的事说了错误的话,下边也没有人敢干提出反对意见,指出其错误来,这不就是一言可以丧邦吗?

  孔子是把敢于独立地说出不同意见与执政者虚心地听取不同意见,提高到了可以兴邦丧邦的高度。所以他曾向子路提出这样的要求:勿欺也,而犯之。对于执政者,不要欺骗他,但是必需当面触犯他,向他提出反对意见。

  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记载着郑国大夫子产正确对待民意与社会舆论,不同意毁掉乡间民众发表意见的场所“乡校”的故事——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

  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这个故事,真是可以刻成碑立于人民大会堂之上。因为它也许是中国最早的关于民主建设的真知灼见。

  其中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一是必须要有一个让民众可以自由地对于现实生活或制度及政治,品头论足、充分发表意见的场所。二是执政者遇到这样的舆论,尤其是其舆论刺到了要命处的时候,执政者所要做的最为聪明的举措,不是实行那个叫然明的人的毁掉场所的建议,更不能用杀人灭口、杀人禁怨的恶劣做法,而是要像郑国的主要执政者子产所做的那样,民众议论所肯定的好事善事,要“发扬光大”,不能光做表面文章、政绩工程之类,尤其是民众所反对的厌恶的,那就要警惕起来,尽快地纠正。三是对于民众民间舆论的认识,要看到这是政治成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而且要导之,不能毁之堵之。如果毁之堵之,则会酿成大祸,甚至走向政权的垮台。

  对于民意,孔子相来重视。他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对于大家都喜好或者都厌恶的人,要注意考察,而这种考察,并不是带着领导意图或“戴帽下达”的走过场考察。当然这种民意是要经过分析的民意,并不只是一味地从众媚俗。如子贡问他,乡人都说好就认为他好,乡人都说他坏就认为他坏,可以吗?孔子回答得智慧而科学,他说这样认为不对,“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见《子路》),也就是说,只有好人喜欢、坏人厌恶的人才是好人。

  这样的有关言论自由和民主意识的萌芽,都会被千载传记。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将中国笼于黑暗之中,受害的,不仅是被毁的“乡校”与民众,还有施暴者。因为,他们也将处于黑暗之中,而且一旦光明到来,他们又会成为黑暗的标本,被置于历史与民众的眼前从而遭到唾骂。

  而我们的孔子,真是聪明。他一下子就看到了事情的本质,认为一些人认为子产的不仁是不对的,“吾不信也”。孔子的意思表达得特别清楚:只有放开言道,允许有民众“品头论足”的场所,执政者并能够真切地听取民众的意见与批评,才是真正的仁德仁政。孔子肯定子产,实际上是在坚持一种独立自主的发言权。他在《荀子·子道》中,对于这种发言的重要与作用,有着具体的论述:“万乘之国,有争(即诤)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孔子是在把这种“发言权”,与国家存亡、社稷、宗庙、家庭的安危联系在了一起。

  孔子是精明的,他的眼睛与他的遭遇,都让他清醒地认识到发言发声发音的艰难与危险。对于执政者,他要求他们要施行放开言路的仁道;对于他的学生,对于士(知识分子),他则有着另外一种要求,那便是争取发出独立的批判的声音。如果危险的环境不允许发出独立的声音,或者各人有各人的不同性格与情况,他又给予理解与体谅。但是他有一个底线:即使不能发声,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不能助纣为虐。“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中庸》)

  孔子告诉人们:“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是的,他说的多好多对啊。百姓的需要仁,是比需要水火还要急迫着。水火当然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如果不小心,有时还会因为水火而受到伤害。但是,仁,却是对百姓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至好至贵的东西。这样好的东西,我们不是应当全力地守护、培育、建设,使其大成气候的吗?执政者,也不要觉得民需要,自己就不需要。其实,执政者民众都需要得紧呢,孟子不是说过嘛:“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

  出身贫贱,又在逆境中度过了一生的孔子,对于百姓有着我们现代人无法理解的情感。我们动不动就从“政治”的高度,以“阶级”的观点和“哲学”的视角去看待他,让他穿着这样那样的服装。其实,我们本来应当首先以一个人的孔子去看待他、想像他、理解他。两千五百多年,当然是相当漫长的。可是看看我们人类的心灵,一二千年不就如今天昨天一样的近在咫尺吗?听听他对于处于“人下”的百姓的看法,那就是一个出身于此又通过教导三千学生置身于此的人,对于自己人的一种温情与热爱。还是那个子贡,总是与老师探讨一些重大又有趣的问题。他有一次对老师说,我很苦恼,不知道该怎样谦虚地对待普通人,“赐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的教导平易而又生动。他对子贡说,这些普通人就好象是土地,深深地挖掘,就会有甘泉出现;这广大的土地,还可以播种与收获五谷,种植与生长树木,并能养育家禽与牲畜;人生的时候站立在他的上面,人死的时候又埋入在他的里面;有着这样多的贡献,却又不索要什么。这些普通的人不就是这广大的土地吗?对于这样犹如土地一样仁厚的普通人,不是应当给以尊敬与热爱吗?“为人下者乎?其犹土也。深抇(hu)之而得甘泉焉,树之五谷蕃焉,草木殖焉,禽兽育焉;生则立焉,死则入焉;多功而不德。为人下者其犹土也?”(《荀子·尧问》)那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很久以前,我们的孔子就已经在流亡的途中了。地球的那边是“兽有穴,鸟有巢,人之子耶稣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地球这边的孔子,是有时连弯着胳膊肘当枕头也不能(曲肱而枕之),甚至要绝粮七天、累累若丧家之犬了。他们都在心里存着巨大的悲悯,因为他们身边的百姓也在经受着同样的苦难;他们又都在心里充满着欢乐,因为他们都以天下苍生为念,并看到了黑暗掩着的光明。

  在孔子流亡列国的时候,卫国西北边境的仪城守城的长官,在与孔子晤谈过之后,对孔子的学生们说过这样一句话:“天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木铎为一种手摇的铜铃,用木锤为舌,古代施行政教传布命令的人手摇木铎聚众宣讲,摇击出的声音温和而宏亮。但是,我倒觉得,这个木铎,更是代表了一种知识分子的批判与发言的立场。“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夫子的声音也就在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也标识出一种独特的立场,影响着社会,也影响着人心。

  “与人善言,暖于布帛”(《荀子·荣辱》,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与一系列的言论,不就是如荀子所说的善言,正如布帛一样,一代又一代地,温暖着人类的心灵吗?仁,仁中的人,仁中的爱,仁中的人道情怀,仁中的人文精神,必然殊途同归,将东方西方的人的河流,汇聚成无边无际的闪着人性光芒的海洋。

  作者简介:

  李木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讲师团成员。写过300万字的散文与300多首诗,所写散文百余篇次入选各种选本,曾获冰心散文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首届泰山文艺奖等。

责任编辑:孔孟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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