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什么周游列国?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陈霞 发布时间:2017-10-24
摘要:孔子周游列国虽然起因是孔子为推行政治主张不得已而为之的追梦苦旅,但却成就了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文化壮行。

周游列国

  周游列国是孔子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55岁弃官离鲁,到68岁离卫返鲁,前后时间长达14年之久。在这14年的时间里,孔子带领他的部分学生,以鲁国为原点,辗转于周围的各个诸侯国。这段颠沛流离的羁旅生涯,虽然起因是孔子为推行政治主张不得已而为之的追梦苦旅,但却成就了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文化壮行。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而他首先是一个政治思想家。春秋末年,礼坏乐崩,社会失序,面对“无道”的社会现实,孔子自觉地担当起拯救时弊的重任。怀着对上古帝王“王道”政治的向往,通过阅读研究“六艺”等古代文献,加之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孔子逐渐形成了自己关于社会治理的思想与主张,并且期盼能跻身于自己的父母之邦——鲁国的仕途,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曾信心满怀地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孔子在政治上的雄心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在当时世卿世禄制度依然盛行的鲁国,出身低微的孔子在仕途上一再受阻,直到鲁定公九年(前501),当时已经51岁的孔子,才获得从政的机会。是年,孔子被任命为鲁国中都之宰。第二年,又升任主管建筑与道路等事务的小司空,随后很快又升为掌管司法、刑狱和社会治安的最高长官——大司寇。孔子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进入了鲁国政权的核心。他自然欢欣鼓舞,信心十足,决意治理好鲁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事实上,孔子仕鲁参政以后,的确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干。他做中都宰时,“一年,四方皆则之”(《史记·孔子世家》);为司空时,“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孔子家语·相鲁》)。做了大司寇后,政绩更为突出。不仅在“夹谷之会”这一对齐的外交斗争中取得胜利,而且通过“堕三都”,削弱了“三桓”实力,打击了鲁国内部的私家势力。因此,孔子仕鲁,可谓政绩卓著,《史记·孔子世家》即说他“与闻国政三月”,鲁国大治。然而,孔子在励精图治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隐患。

  首先,孔子对鲁国的治理,引起齐国的妒忌与不满。齐国一直图谋控制鲁国,而鲁国的稳定与强大是对他们不利的,正如《韩非子·内储说下》所说:“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齐景公患之。”加之在夹谷之会上齐国君臣受到孔子的指责,不仅让他们脸面尽失,还被迫归还了以前侵占的鲁国的郓(今山东郓城东)、汶阳(今山东泰安南)和龟阴(今山东新泰西南)之田。于是,齐国君臣一直伺机排除孔子这一障碍。

  其次,孔子“堕三都”的活动引发与鲁国贵族的剧烈矛盾。这里的“三都”,是指鲁国贵族季孙氏的“费”邑,叔孙氏的“郈”邑,孟孙氏的“成”邑。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三家在邑内大兴土木,高筑城郭,巩固自己的地盘。然而,高大坚固的城墙也为这些都邑的邑宰们提供了叛乱的可趁之机,邑宰们动辄以采邑为据点对抗采邑主。这既让邑主们大为头疼,也严重影响了鲁国社会的稳定。于是,孔子提出“堕三都”的建议,即彻底摧毁三都高大坚固的城墙,使邑宰们失去借以叛乱的屏障。这从表面上看是为“三桓”的利益考虑,实际上孔子是为了强公室,杜私门,也即是为了削弱“三桓”的实力,恢复公室早已丧失的权利,这实际上也是孔子仕鲁的本意。三家贵族为了打击邑宰们的反叛,所以刚开始是基本同意和支持孔子的这一活动。然而,随着叔孙氏的郈邑和季孙氏的费邑相继被堕毁后,他们逐渐意识到“堕三都”最终是对“三桓”不利的,于是他们起而反对孔子的这一活动。孔子执意将“堕三都”贯彻到底,但最终仍未堕掉孟懿子的成邑。“堕三都”以失败而告终。

  显然,在“堕三都”事件上,孔子得罪了“三桓”,加深了他与鲁国贵族的矛盾。此一事件之后,即使在孔子从政之初,“行乎季孙,三月不违”(《公羊传·定公十年》),对孔子予以支持与信任的执政卿季桓子,也开始疏远、疑忌孔子。他听信公伯寮的谗言,将正担任季孙氏家宰的孔子的弟子子路辞掉。这一举动,表明孔子已经失去了季孙氏的宠信。所以,当时的孔子,虽然名义上仍是鲁国的司寇,但实际上已经不再被任用。孔子在鲁国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

  正当孔子与“三桓”矛盾加剧之时,齐国君臣趁机设计报复。他们鉴于鲁定公和季桓子都喜欢声色犬马之乐,便投其所好,送给鲁国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还有30辆华丽的马车,每辆车都由4匹披彩的马拉着。不出齐人所料,鲁国君臣果然中计,“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对此深感失望,但他仍然抱着一线希望。然而,在接下来的鲁国郊礼祭祀中,执政者违背常礼,祭祀所用的肉也没有分给孔子。至此,孔子知道自己不可能再被用于鲁国了。于是,他决意离开鲁国。鲁定公十三年(前497)春,在鲁国从政三年之后,55岁的孔子带着他的部分学生,满怀凄楚悲愤之情,离开了他的父母之邦。直到14年后(哀公十一年)才返回鲁国。

  综观以上,孔子离开鲁国,游走他乡,是在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不到支持与施展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孔子希望自己的学说能够用之社会,得到推行。然而,在当时的世卿世禄制度下,出身低微的孔子及其学生都很难进入鲁国的权利中心,即使像孔子有机会进入,但其思想主张与贵族利益格格不入,自然很难长久施行。而孔子又是一个“道”的坚守者,他不愿降低自己“道”的标准去迎合执政者们的利益,所以他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因此,当各种矛盾加剧之时,当自己的政治主张无法推行时,孔子不得不离开鲁国,去其他国家寻求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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