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命运:从“周秦之变”到“新启蒙”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秦晖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8-04
摘要:本文为“第二届儒家学术研讨会:儒学与现代社会治理”录音整理稿。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儒家兴起于中国从封建到帝制的大变革时代。对这场变革人们的态度不同,有的人深恶痛绝,有的人很高兴。前者的代表是儒家,后者的代表是法家。儒家在这场变革中,决心捍卫“周制”,抵制“秦制”。他们用封建制抵制帝制、用贵族制抵制官僚制、用王道抵制霸道、用君臣的逻辑抵制行政化的逻辑。但最终的结果,“秦制”战胜了“周制”,儒家彻底失败。儒家还是生存下来了,但却放弃了自己的诸多原则。

  封建制能让人感受到“温情脉脉的面纱”,给人留下美好的回忆。虽然封建制的确有一种道德美感,体现了一种伦理精神。但封建制不就是宪政、自由,这一点,我和秋风有很大的区别。在课堂上,有人曾说:中国人相信人性可以改造,所以相信伦理,西方人不相信,所以就鼓吹和迷信制度。我觉得,在伦理可以起作用的范围内,西方人同样相信伦理,而不相信制度。如果共同体小到一定的程度,那么伦理就可以起非常大的作用。就是西方人,也没人主张在家庭内部搞民主选举,也没有人要对父亲实行三权分立。如果共同体小到了一个熟人社会,小到了一个亲人社会,亲情本身就起了制约作用。也可以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封建制度有两个根本的制约因素。首先信息对称。人们祖祖辈辈都在一起,非常稳定的依附关系,自然就建立起信任,不会“人一走,茶就凉”。其次是重复博弈。没有人希望搞一个敌人在身边,或者做一锤子买卖。这是一种天然的权责对应,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父亲天然对子女负有责任,子女就因此承认他的父权。很大程度上,熟人社会中领主与他的附庸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平等的,也不是自由的。秋风把封建说成自由,就相当于说农奴制是自由的,这有很大的问题。农奴制本质上就是封主和封臣之间的关系。中世纪封建制中,每一等级都可理解为恶封主和封臣的关系。诸侯是天子的农奴,卿大夫又是诸侯的农奴,士又是卿大夫的农奴。实际上,这种关系是一种保护和服从关系。上位者保护下位者,下位者服从上位者。秦制取代周朝封建制,建立了强权统治,人们不难体会到原来关系的“温情脉脉”。秦制的苛刻,在雍正的一个小故事中有所体现。有人上表拍雍正皇帝的马屁,表示皇恩浩荡,即使粉身碎骨不能报万一。雍正皇帝写了一句批语:“但尽臣节所当为,何论君恩之厚薄”。直白一点,就是说:你当狗就行了,我对你好也罢,坏也罢,这不是你要考虑的,你就是狗。显然,这种严苛的关系在贵族制时代是不存在的。在小共同体本位的时代,亲人关系、熟人关系都不会是这个样子。

  儒家为了捍卫周制,建构了一套小共同体本位的伦理和政治概念。我有一种方法论原则:要理解一个东西,不要看它主张什么,而是要看它反对什么。孟子批判杨墨“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反映出的就是小共同体本位的特征。是否愿意“拔一毛利天下”不是善恶的判断,不存在该不该“拔一毛利天下”的问题。问题是,这“一毛”谁有权利拔?按杨子的说法,我的“一毛”只有我才有权利。这是个人本位的。按墨子的说法,你的“一毛”要符合天下的利益,有利于天下,就该拔。孟子则说,我的“一毛”既不是属于天下的,也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父母的。赵岐解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不敢毁伤。“不敢毁伤”不是我不应该毁伤,而是我没有这个权力。这强调了一种家庭观念,表明儒家的小共同体概念,既高于个人,也高于天下。此即“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按照这种观点,为了孝道,可以不去服从国家,我就是要做孝子,就是不为国家打仗。“大义灭亲”的宏大叙事在儒家看来都是鬼话。儒家就是要“亲亲”高于“尊尊”。后来法家对儒家攻击,也主要集中在这一点。

  然而,封建制斗不过中央集权制,儒家后来惨败。不光是中国是这样,西方的历史也是这样。尽管封建制在道德上给人以美感。但是西方中世纪在没有中央集权的帝制的情况下,虽然有查理大帝等强大的君主,出现了波兰、瑞典等强大的国家。瑞典和波兰都曾欺负过俄国,但是俄国一旦实现了中央集权,这两个国家都被它打得屁滚尿流。尽管俄国比波兰和瑞典都要野蛮得多,经济、文化也落后。但波兰和瑞典就是打不过俄国。讲的简单点,就是君子斗不过流氓。秦制战胜周制,说透了,也是这么回事。儒家当然对此耿耿于怀。他们后来“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刚才秋风说,董仲舒把秦制给驯服了,基本上是,秦制把儒家给驯服了。尽管董仲舒总是力图保留自己的一点东西,就是企图用一种神秘主义的谶纬之学吓唬皇上,保留一个所谓的“天命”。这个“天命”,君主是不懂的,只有“我”才懂。只有我才有对“天命”的解释权。可是,大家知道,这管什么用呢?搞思想史的人提出过一种说法,叫做“历史上的第二次‘焚书坑儒’”,指的就是从南北朝到隋唐这段时间内,谶纬之学的禁绝。讲得极端一点,正如王安石所讲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谁能制约得了君主啊?天明不在乎,天命由我说了算,讲什么谶纬之学,我就把它查封了。谁讲谶纬,我就杀了谁。历史上很多人都是这样被杀的。我们的皇上就是不理这一套的。你想制约他,就是不行的。所以后世的儒家一直有很深的这样的情结,包括后来宋明理学中的程朱和陆王两大派。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是想维持儒家的“天命”解释权。比如说朱熹痛骂叔孙通,本质上就是在骂秦制对儒家的扭曲。人们通常认为,宋明理学中,朱熹比较强调约束,陆王比较强调放纵的。但朱熹讲的约束,主要是讲约束皇帝,心学讲的放纵,主要是讲放纵老百姓。但是,老实说,后来儒家的发展,讲约束就是讲约束老百姓,讲放纵就是放纵皇上。阳明心学中,讲放纵最多的是李贽。他的下场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讲约束皇上,讲得最极端的就是海瑞,他的下场是什么,大家也知道。李贽和海瑞好像还都是回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背景。最后仍然是,讲约束就是约束老百姓,讲放纵就是放纵皇上。

  只要制度不变,这种情况就变不了。这种情况真正发生变化,就是始自西学传入中国。西学传入中国,能够在中国人心中产生那么大的波澜,就是源于反法之儒。这些人正是“周秦之变”之后,对秦制非常不满,想复兴周制的这帮人。他们认为,中国从秦汉以后就不行了。那个时候的人,从来没有讲“商鞅变法”有多伟大。最早对西学有好感的人都是骂商鞅的,都是骂秦汉的,也都认为三代很伟大。老实说,我认为这就是普世价值。最近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老用自有、民主这些词,然后以此和西方争论:你的那个民主是假的,我这个民主才是真的。用他们的话语肯定是争论不过他们的,所以作者就主张,我们干脆就不用这套话语。我们就将仁义道德,不讲自由民主。你讲自由民主我就不跟你谈,只谈仁义道德。老实说,你谈仁义道德就谈不过人家。戊戌前后这些人,都是谈仁义道德,没有谈自由民主的。郭嵩焘、马建中、王韬、薛福这些人都是在讲:人家是仁义道德,我们自己就是不仁不义。就是当时的极端保守派也持类似观点。比如,参了郭嵩焘一本的刘锡鸿、把留美幼童搞黄了的陈兰斌等,他们私下都讲人家是仁义。刘锡鸿甚至还说,英国人“上下同心,以礼自处”、“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老实说,对英国的这种评价,我们的自由主义者都没有说过。他们还说过什么,英国是“仁爱兼治,圜海归心”。当然,他们说的是英国自己,没有说英国对我们是这样的。只是说,英国对他们国内是这样样子,反侵略他们自己并不含糊,他们也不是卖国贼。但是很明显,人家在国内就是做得比我们做得仁义。因此,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普世价值。讲仁义道德,人家比你仁义道德;讲自由民主,人家也比你自由民主。就是这么简单,你讲到天上,也不能把恶的讲成善的。这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道德的力量。

  老实说,那个时期就是一个抵制秦制的时期,只是后来发生了宏大的变化。这期间,日本的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日本近代化是走出周制,并不是走出秦制。日本的明治维新,很多中国人介绍日本的时候,感想都是周秦之制,包括日本的废藩置县、独尊天皇,甚至包括日本人讲的自由。福泽谕吉讲的自由,就是讲从封建领土那里“自由”出来,效忠天皇。受日本的影响,后来学习西方的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从“引西救儒”来走出秦制,相反地变成“引西排儒”来追求秦制。这样中国和西方接轨的资源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把和“西儒的对立”搞得很厉害。当然,搞得最极端的还是五四前后的一批人,包括毛泽东。我觉得,毛泽东后来的表现有着很深的根源。我们看毛泽东中学时代的两篇论文,一篇是《宋襄公论》,他在里面大骂仁义道德,称之为“蠢猪似的仁义”。另一篇是《商鞅南门徙木立信论》,把商君称为4000年来最伟大的学者。很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欣赏商鞅,其实是欣赏商鞅最残酷的一个做法。商鞅主张不要救济流浪的穷人,救济穷人是养懒汉。不救济流浪的穷人,还要把他们抓起来劳改、劳教。毛泽东认为这是“孥贫怠以绝消耗”。毛泽东那时候对穷人有这样的见解,这可不是“为人民服务”那个宗旨。中国就这样走进了“荆轲刺孔子”这样一个荒诞的时期。本来现代化应该走出秦制,但是所有的人都拿孔子开刀,尤其是到了80年代。如果说,五四的时候“荆轲刺孔子”还真是一个认识问题,到了80年代,“荆轲刺孔子”纯粹是一个形而下的考虑。你惹不起秦始皇,所以你才要刺孔子。你不敢讲现实,所以才要借着骂祖宗来讲。到了90年代事情终于走向了反面,其结果,不是“荆轲刺孔子”了,而是荆轲保守了。荆轲的保守不是表现在荆轲尊孔,而是表现在荆轲颂秦王。很多人,包括今天很多的儒,他们是在尊孔吗?不是。他们是在尊君上、伐后王。

  (注:本文为“第二届儒家学术研讨会:儒学与现代社会治理”录音整理稿,未经秦晖审核。此次会议由广东信孚研究院、《开放时代》杂志社联合举办,在2011年5月14日、15日上午召开于广州从化)

责任编辑:孔孟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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