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永恒之“道”

　　对于孔子的认知自古就有种种不同，由于传统在上个世纪遭到破坏，更加深了人们对孔子的误解。一些学者认为孔子只是很普通甚至是投机取巧的人，而他的那些学说也早已不适合今天的社会。这种看法看似有道理，实则大错特错，孔子的价值就在于他提出了一下超越具体时代的主张，而这些主张在今天乃至将来依然有价值。这些主张包括“仁道”、“乐天知命”、奉行“王道”等等。

　　在传统文化复兴的过程中，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论调：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弃其糟粕归于历史。这种论调看似公允，实则容易颠倒是非：首先，有些普遍而至上的东西是无法一分为二的，比如“上帝”、“仁”、“天命”等等，这些范畴没有实质性的对立存在，所以也不可一分为二;其次，我们要评论一种学说或价值体系的时候，首先要做到“忘我”，即去除以前的种种不可靠的偏见。

　　持此种论调而判定“精华”和“糟粕”的依据是什么?无非是过去的经验。面对一种新学说或者价值体系，理应先加以“同情之了解”，然后用自己的理智来判定合理不合理、有无普遍有效性等等，再决定信从与否。过去的经验、学识加上理性等固然可以判定一种新接触的学说的优劣，但不应该先存一个偏见，非要找出这种学说或价值体系的莫须有的“糟粕”来。孔子留给后世的教诲中有些就是永恒而普遍的，无所谓糟粕与不好。这些恒常之道主要包含“仁道”、“乐天知命”、“王道理想”等，下文加以分别论述。

　　一、孔子的“仁道”

　　按《说文解字》的说法，仁字从人从二，表示仁爱，郭店楚简的“仁”字，是上面一个“身”，下面一个“心”，有学者认为是身心合一的意思。笔者以为此字表示身体力行，反求诸己，主宰自己的心，使合乎性与礼，这里的心是人心而非道心的意思。按传统的说法，仁可分别为“忠”与“恕”两个方面，忠即是认识自己的本心本性，恕就是推己及人，《说文》的说法着重强调了“恕”道，而郭店简“仁”字的写法似乎更彰显了“忠”道，两者正好可以互为补充。不论何种写法，都不影响孔子所说的仁的含义与价值。在孔子以前，虽然也有“仁”字，但是从孔子开始，赋予了仁以永恒的价值。牟宗三说：“此内圣之学，就其为学言，实有其独立之领域与本性，此即彰著道德之本性(自性)以及相应道德本性而为道德实践所达至之最高归宿为何所是者是。自孔子立仁教后，此一系之发展是其最顺适而又是最本质之发展，亦是其最有成而亦最有永久价值之发展，此可曰孔子之传统。”(《心体与性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按照新儒家的说法，仁即是内圣一方面之最高法则，同时也是外王之最终依据，此论颇有道理。人之为人的依据在于“仁”，人可以反省内求，尽心知性，可以透过自己的心性设立种种法则与原理，认识“理”与“德性”，仁中的恕道又可以与他人发生关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理性”、“良知”等外化为法律与礼制，建立人类的文化系统。具体通过以下三方面来说明：

　　其一、仁是人禽有别的标志。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这“几希”主要就表现在“仁”上。动物界固然有“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等现象，俗儒遂大加附会，强调动物尚有孝的表现，所以人应该孝顺父母，那又如何解释母螳螂在怀孕后要吃掉公螳螂?俗儒是否又要附会为为了人类延续，女性可以把男性作为生育的工具，或者男性应该自裁?事实上，乌鸦、羔羊、螳螂的行为都是动物的本能，而人的孝行是基于感恩的心理与情感的联结，而且人透过仁心，可以决定“大杖则逃”，并且父母错了应该“谏诤”。要是不关系大原则，则尽量让着父母便是，若是关系“大义”，则便丝毫含糊不得了。比如郑成功的父亲和老师都失了儒家提倡的“大节”，所以他就不能顺从他们了，只好孤身坚持正义，要按照仁心来处理的话，还应尽量批评与争取父师回归正道。乌鸦与羔羊岂能分梳出这些原则与道理?人类不是出于利害的考虑而去关心同类，人类有完全出于仁心的“爱”，不计任何回报，认识到“理应如此”，就会真的去“如此”。若是出于利益考虑而不“如此”，还会受到“仁心”的审判，这并非螳螂，亦非其他禽兽所能具有的“良能”。此“仁”道以及与仁心密切相关之“良知”、“良能”实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孔子最大的价值即在点明此道。

　　其二、仁是一切德行的基础。朱子说：“今日要识得仁之意思是如何。圣贤说仁处最多，那边如彼说，这边如此说，文义各不同。看得个意思定了，将圣贤星散说体看，处处皆是这意思，初不相背，始得。集注说：‘爱之理，心之德。’爱是恻隐，恻隐是情，其理则谓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爱。谓之心之德，却是爱之本柄。人之所以为人，其理则天地之理，其气则天地之气。理无迹，不可见，故于气观之。要识仁之意思，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朱子语类卷第六·性理三》)又说：“仁，便是个温和底意思;义，便是惨烈刚断底意思;礼，便是宣著发挥底意思;智，便是个收敛无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圣门却只以求仁为急者，缘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温厚底意思在这里，到宣著发挥时，便自然会宣著发挥;到刚断时，便自然会刚断;到收敛时，便自然会收敛。若将别个做主，便都对副不著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同上)宋明儒多认同“仁包四德”，这些话出于朱子之口，然而却并非全是宋代学者的发明，而是深读《论语》的总结。孔子提到“仁”，也提到其他德目，在他那里仁也是具有统摄性的。仁作为最重要的德性，是其他德性的基础，同时众德性表现出来，成为德行，德行的根据也在仁，否则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没有道德存在的余地。自私就是不仁，人只要顺着自己的利益去做，就会形成一个不仁的社会，没有德行可言。

　　其三、仁是良好制度的最终依据。荀子说：“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这种说法接近于耶教影响下的西方文化的论调。在孟子看来，人是性善的，善行是人的自由选择，在不需要别人认同、不获得利益、自己独处的时候，人也可以有善行，这些善行的来源就是“仁心”。孔子没有点明“性善”，但其言论中已然隐含着性善的意思了。按照荀子的意思，制度是为了变化人的恶性，是为了从外在方面来约束性，而按正统儒家的讲法，存在恶是因为性被淹没了，仁被遮蔽了。依于仁性才能承认人人平等，才要有各种制度保证自由和人权;若是没有仁，则可以按照功利主义的看法，普通人只需要给大政治家、大科学家等做苦力就好了，那样更有效率、科学技术也会进步更快。依据性恶建立的制度本来就含有不善和不平，所以荀子的弟子成为为君主专制张目的法家，并非偶然。

　　二、孔子的“乐天知命”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很多不加细思的人都以为孔子不关注来世和彼岸，也没有什么超越性，总体上比较世俗和功利。此乃皮毛之见。孔子的意思是：还没有把生命了解清楚，怎么去知晓死呢?假如没有来生，人却把精力放在思索来世上，今生却碌碌无为，岂非十分糊涂?假如有来世，人的记忆可以延续到死后的话，那么今生也是来世的人的过程，也很重要，丢开今世只求来生就更不对了;若是记忆不能延续到死后，则现今的自己与来世的“自己”可以定义为两个人，肉体消亡只剩下灵魂的话则是重新开始，那么今生对来世的见解全都是假想。即使不是的话，失去记忆也不记得了，今生的探索就变得毫无意义。古今中外拥有最优秀头脑者——那些大哲学家和大科学家，都在探索生死问题，依然没有答案。人在今生不能确定有无来世，只可加以简单设想，难有更深入的把握和认识，那些设想也是不确定而粗浅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最理智、最完满的态度就是孔子提倡的把握今生。

　　孔子教人把握今生，意思是在今生实现价值和意义，有尊严地活着，并非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意思。孔子在鲁国做官，参与祭祀的时候，国君不守礼节，于是离开鲁国;在其他国家和对方的国君谈论的时候，人家爱理不理，孔子也会离去。这是因为他在乎尊严，他有理想，想要去实现。如果他像今天的人一样，为了权位和利益可以抛开一切，完全可以出卖自己的知识，多收学费;或者做生意，让子贡来帮忙打理，纳几房如夫人，多占有土地，扩大家业;或者结党营私，通过各种手段谋取更高的官位。倘若孔子愿意，凭着他的学识与能力，岂会做不到?他并没有那样做，因为他完全是在凭着仁心行事。

　　孔子一生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因为必须那样做，生命才有意义;同时另一方面，孔子也有很洒脱闲适的时候。有一次，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四个学生侍坐，孔子问他们，如果有人了解赏识，那各自希望做什么。子路说能治理好千乘之国，三年使民众变得勇敢;冉有说在三年之内可以使小国富足起来;公西华愿意在一个国家当赞礼的人;曾点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孔子赞同曾点，固然有嗤笑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小家子气的味道，但是更有真心赞同曾点的意思。孔子称赞最得意的弟子颜渊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周易·系辞传》也说：“乐天知命，故不忧。”孔子也有悲伤的时候，但全然是出于公心，绝无私意，悲伤是因为王道不行而自己无能为力;他对自己的境遇是从不忧愁的，尽量做好自己，尽人事而听天命就好了。孔子对待人生始终是温和的、向上的、甚至可以说是正直的。

　　三、孔子的“王道理想”

　　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对答齐景公的问话，有具体的语境，但也隐约透露出要各安其位，君主要有君主样子的意味，大体可以作为王道的表现之一。晚年，他返回鲁国，依据史书创作《春秋》，才更具有普遍性，包含了其对于政治与历史的见解，更重要的是寄寓了自己的王道理想。《春秋》笔法特殊，仅靠字面难以理解其微言大义。大体言之，王道理想主要表现在政治制度方面。

　　君主去世后，继承人到底是长、还是嫡是确定的，这是为了避免纷争，万一君主不贤，还有臣子之辅佐与纠正，要使君像君，若是成为“独夫”，则人人得而诛之。天子有天子的仪制，诸侯有诸侯的仪制，若僭越就是不对的，《春秋》会加以记载。实际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孔子只是依据仁心，选择尽量合宜的制度来实现秩序，绝非支持中央集权，不然《春秋》就不会反对兼并战争了。另外，《春秋》讥刺世卿，实即反对无能者之世袭。盖天子在古时尚负有教化责任，世袭亦当时之不得已，其他世卿世袭则明确反对。

　　刘师培说：“《礼运》此文，近儒多以公羊之义说之，以为大同即太平世，太平世即民主国，其说得矣。然亲疏远近若一之说既非太平世不能行，而大道为公之说亦与《民约论》不合。《民约论》谓‘求益众人之心，由求便一己之心相积而成’;又谓‘人心偏于私爱，多不顾他人，故以众人之利害为利害之说，以公益变人之私益，名为甚美，实大反乎事实’(此与日本加藤氏所倡之说同)，则人己之界不能骤泯明矣。……唯选贤与能则俨然民主之政体，此则与公羊同意者也。”(《中国民约精义》)

　　西方之民主建立在性恶与个人之上，而儒家主张的大同实即建立在性善与公心之上的民主，原比西方更好。只是自明亡后，儒学衰落数百年，如今距太平世尚十分遥远。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不能推给儒家。甚至可以说，中国各方面落后的原因与儒家的衰落以及民众对儒家的误解有关。有人说儒家主张专制，实在是不读书的迂腐之言，甚或别有用心的污蔑。

　　综上所述，孔子提倡普遍的仁心以及基于仁心的制度，都具有永恒的价值，对今生的高扬以及洒脱更表现了孔子的饱满与温润，值得后人永久玩味。（王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