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祝英台为春秋任国(济宁)人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卞雄杰 朱继德 人气: 发布时间:2015-02-14
摘要:关于济宁市微山马坡墓志考

济宁市微山县马坡梁祝合葬墓及其墓碑,发掘于1995年春季。墓址位于济宁市境微山湖北端,老泗河北,梁氏祖茔、群墓之中。经历代淤积,墓碑深埋地下,因此学界少有人知。经碑文及有关史料、遗址考证,确证梁祝为我国春秋初期任国(今济宁市)人。

一、梁祝外传的复出

马坡梁祝墓是全国九处墓址中,惟一有墓志纪事,且于纪事中载明二人合葬的地方。墓志全文843字(正文756字),分别记载其生平和颂扬义节(通过重建祠堂起因)两个部分,详载了真实生活中的梁祝其人及其爱情瓜葛,其死因和地官指令二人合葬,与世传神话截然不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墓志碑的撰写者,在此为我们清楚地指明了墓志全文的依据来源。序曰:“外纪二氏出处弗详,迩来访诸故老,传闻(祝)在昔济宁九曲村。”此处交待十分明确,墓志关于梁祝的纪事,本于梁祝“外纪”,由于“外纪”对梁祝出生地记载不够详细,故有对故里老人的采访。

赵氏为我们说明的上述“外纪”,在我国学界并未有人提及,在所有关于梁祝的其它文献资料上,无任何笔载记录,可惜碑文撰写者赵廷麟所藉以为梁祝写志的原外纪,今已佚失。值得庆幸的是,赵氏的说明,使我们得知,墓志梁祝纪事,是原梁祝外纪的转载和刻于碑石上的记录,且根据碑文前言交待,墓碑纪事是忠于原外纪内容的,撰者有“外纪出处弗详,而得故老传闻,在昔济宁九曲村”,不将此项内容纳于正文之中,而提于序中说明,是作者于碑文中,有意保留“外纪”原貌和根据马坡梁氏家庙(梁祝祠)碑的先祖人物纪事求实要求的。撰者的慎重求实还可以从墓志的后文得知,赵廷麟受官府之托,秉皇家之命为梁祝写碑,必得认真严谨,其文曰:“书以奏明,授今(当今皇帝)兹托,其无用心哉。”据此可知此文为原“外纪”转录,当鉴之不谬。

梁祝墓碑既是原“外纪”内容的转载,又何有出处弗详之语呢?据墓志考知,梁祝生活的年代当处秦汉之前的春秋时期(详见后文考证)。先秦文学不同于后世人物传记,传写人物只是简单的记言或记事,汉司马迁开列传之先例,方演为后世传记之格式:记生年、乡籍、生平等项内容,故梁祝“外纪”存在“出处”(生地)弗详之情形,亦不足为奇。但考其墓碑内容其间还确有梁祝故里之披露,如邹邑西居、吴桥、西庄、柳荫、峄山等,均在今济宁市境内,或有遗址,或有至今沿用的村庄旧名,生活年代亦可从中考出。

为让世人一睹《外纪》所载梁祝,将墓碑内容概述如下:“在昔济宁九曲村。祝君者,其家巨富,……见世之有子读书者,往往至贵,显耀门闾,独予无子,不贵其贵,而贵里胥(地官名)之繁科。膝下一女名英台者,聪惠殊常,闻父咨叹不已,卒然变笄易服……。竟读书乃振门风以谢亲忧。时值暮春,景物鲜明,从者负笈,过吴桥数十里,柳荫暂驻,不约而会邹邑西居梁太公之子名山伯,动问契合,同诣峄山先生授业,昼则同窗,夜则同寝,三年衣不解,可为笃信好学者。一日英台思旷归宁,倏经半载,山伯往拜其门。……山伯别后不一载,疾终于家葬于吴桥迤(以)东。西庄富室马郎迎亲至期,英台苦思山伯君子,因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成室家之好,更适他姓,是异初心,遂将舍生取义,悲伤而死。……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

本文纪事的主要情节基本同于流传全国的故事内容,其重大区别是:(一)马坡梁祝,其结局为人间悲剧,并非神话传说。(二)此处梁祝合葬乃地官所为,无钻坟化蝶附会。(三)碑文纪事贯穿“聪惠、兹孝、好学义节”的礼教主线,有别于“聪明、才貌、婚恋、化蝶、团圆”的民间传说。(四)此处梁祝祠为官府重修的梁家祠,其合葬有墓碑详载,非同记于他地方志上的传说。(五)此处梁、祝、马三姓氏,其家族后裔均取封闭心态。而周边村庄梁、祝、马则无此心态,更不同于其它地方梁祝故事及流传的情形。总之,此《外纪》资料,却为至今未见史载的非神话传说的梁祝传(实为刻石方志)。据《宋戏文辑轶》(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12月第一版)曰:“祝英台的故事起源很古,《识小录》卷三(明徐树帜)说在‘金楼子’上已有记载,可惜现在的辑本没有这一条”。唐张读为志怪小说《宣室志》的作者,他记载的“梁祝”为坟裂化蝶的神话夫妻,是民间传说的定型;据清代撰写的《宁波府志》、《宜兴志》所载梁祝也皆为乡居不同的神话人物,载于《中国百科全书》、《辞海》及《戏曲史》、《中国神话》、《文学大辞典》等,无不以神话载写,至今不见有一则原形(型)人物数据加载我国史籍。

综上分析,马坡墓碑即出梁祝外纪,其记事又具备了原形(型)人物几大特征,其墓葬、其族裔、其祠、其墓碑,无不证实梁祝却有其人,其墓志的发掘则是梁祝外传的复出。

二、梁山伯祖居吴桥

在墓碑中有关梁、祝、马三氏住址的记载:“在昔济宁九曲村祝君者,其家巨富”,“西庄富室马郎”,祝英台住九曲,马郎住西庄(两村相距四华里)十分明确。唯梁山伯家住在何处,较为笼统。然细读碑文有:祝英台“过吴桥数十里柳荫暂驻,不约而会邹邑西居梁太公之子山伯”。……“山伯疾终于家葬于吴桥迤(以)东”的记载,却又向我们提供了解开上述之谜的钥匙。据马坡桥梁遗址考证,从葬墓东白马河上有吴桥,邹县旧志(娄志)桥梁(八章)有载:“吴桥——在城(邹县)西六十里,跨白马河上,隆庆年间(公元1567年——1573年)被水淹没。”梁祝墓,若以此桥定位当载“葬于吴桥迤(以)西”,故墓志所记吴桥非指桥梁,实为村庄,且墓西,是一片高埠,林(墓地)近村居亦为当地之俗也。另外,此载亦非撰者所为,墓碑撰于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早于隆庆,此时,墓西吴桥村已荡然无存,白马河吴桥尚在,赵廷麟非以桥梁定位,乃记“葬于吴桥迤东”是抄“外纪”原文之故也。由此分析,合葬墓西有吴桥村,为梁氏所居,故梁山伯祖居吴桥村,桥以村名,村以姓称之谓也。

三、梁祝生于春秋之时,任国人

依据“外纪”撰写的梁祝墓志,不仅语言文字颇具先秦古风,而纪事内容中诸多名词称谓,也是考察梁祝生活时代的重要依据。

乡党士夫:墓志“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乡党士夫”的称谓,并非“乡邻”含义的借指,而是处理梁祝丧祭活动的地官之属。墓碑记事出于《外纪》,《外纪》又记“乡党士夫”,是乡党士夫指令里胥族家将祝英台从葬山伯之墓,可证梁祝生于有乡党士夫的年代。

“乡党”合用,转意为“乡里”或乡闾,最早见于春秋纪事,据《论语·乡党篇》:“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孔子生于春秋,春秋有乡党。《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吴起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者30余人而东出卫郭门”。此文可证乡党于战国时期尚存,秦改郡县,乡党区划自此消失,后世典籍偶有引用,皆为借指,其区划实体均不付存,因此,梁祝生活年代当在秦汉之前。梁祝生于任,任国被兼并于春秋之末,乡党之区划取消,按此时限推断梁祝生于春秋,是不错的。

春秋之邹邑:邹邑,有春秋之初的鲁邹邑,在曲阜东南,马坡之东,原属邾。邹,同陬字,本作鄹。左传鲁襄公八年(公元前563年),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被封为“陬邑大夫”。《史记·孔子世家》,有孔子生于鲁昌平乡陬邑。因孔子周游列国归息于此,改称息陬。据王献堂《三邾疆域图考》:《左传》鲁喜公三十三年,鲁伐邾,娶訾娄。邾、邹、陬、鄹、耶同音,考邾之都邑初本于此,故称邹邑,时当春秋之初。

显耀门闾:邹鲁之乡是儒家学说的发祥地。早在孔孟之前,便将读书视为极荣耀的事情。“闾”字源于周礼区划,考其使用范围和年代,仅见春秋旧籍。《吕氏春秋》卷一仲冬纪有:“是月也,命阉君,申宫令审门闾,谨户室必重闭。”此文有门庭或门户之意。仲冬纪又曰:“是月也,可以罢官之无事者,去器之无用者,涂阙庭门闾,筑囹圄,此所以助天地闭藏也。”吕氏为战国时人,记春秋之事,此书有更一字赏千金之严肃,故有门闾可断梁祝为春秋之时人也。

读书致贵之俗:春秋初期,读书人颇受世人尊重。由于诸侯争战需要,举贤世风日重,读书至仕的气候初成,“见世之有子读书者,往往至贵”的观念和时俗,便是这一时期的反映。国内外部分学者,往往将梁祝视为儒者,严格说是不恰当的。碑文纪事丝毫未提及梁祝为儒家学子,其读书追求尚无“学而优则仕,唯有读书高”之境界。为了战争需要,春秋初期的乡举学子,将读书,射御列为并重的学练课目,对学有所成的佼佼者,委以国之重任或命为军事将帅,参与国事或征战杀伐,非同于以劳心为天职的儒家教育。因此,读书往往致贵的这一现实,反映了孔子儒家思想产生之前,春秋时期的世俗和观念。

关于笈的考证:辞源谓笈为书籍。书者,箸于竹帛之书(见《说文解字》),此处笈则为盛放书简之用具。《三国志·吴》谢承恩注引《后汉书·李固传》有载:“李固改易姓名,杖策驱驴负笈追师三铺(汉指长安近畿)学五经积十余年。”可见书简是很重要的,故英台赴峄山读书有“从者负笈”的记载,知梁祝读书年代至古。

中国贯笄之俗:地处中原的邹、鲁、任等北方侯国称中国(相对四夷),其服饰礼俗,有别于荆、楚、吴、越。墓志有“卒然变笄易服”的记载,表示梁祝生于春秋,为北方人。《淮南子·齐俗训》曰:“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剪)发”是说我国春秋之时,四地不同风俗;后汉《地理志》,还有“荆楚吴越皆披发跣足”的记载,进而证明,梁祝非为南方,而生北地。  

车轿之鉴:墓志“祝英台舍生取义……少间愁云满室,飞鸟哀鸣,闻者惊骇,马郎旋车空归”的记载,不同于他处传说。在外地流传的故事中,皆言以轿迎娶,并有下轿拜坟细节,独有此处碑文载为“马郎旋车空归”,毫无附会言语。我国轿子作为交通工具,源于宋代,因宋太祖陈桥兵变,车改轿形,轿字从车。然,时少有官吏乘之,唯康王南渡后,方普遍乘用。墓碑记载马郎驾车迎亲,实无抢霸,其如实作记,诚为可信。

春秋之媒官:早在春秋之时,婚嫁即受周礼严格约束。《周礼·地官·媒氏》,曰:“媒氏掌万人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有关媒官之称,有曰男者为媒,女者为妁。《孟子·滕文公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贼之。”作为周礼媒官制度,是酿造梁祝悲剧的重要原因。在马坡墓碑有“英台苦思山伯君子,吾尝心许为婚,第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成室家之好,更适他姓,是异初心也”的胸中苦痛。碑文的这一生活史实,恰是我国古老婚姻制度的客观反应。也是梁山伯、祝英台所处时代的载录和说明。

梁祝就读厘王时:流传于鲁西地方的戏曲《梁祝下山》有“周公之礼定纲常,厘帝(王)君正臣又良,妯娌和睦家不散,兄宽弟忍家能久长。梁山伯祝英台结下故友,就在红罗峄山念文章”的戏词,是说梁祝在峄山读书的时间是周厘王(前681年——前676年)在位期间。横观此段历史与周厘王同时在位的齐有桓公(公元前684年——前642年);邾有惠公(公元前723年——前678年);鲁有庄公(公元前693年——前662年)。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内施改革,外盟诸侯,尊王室,强军旅,举贤重教,遂成霸业。与此同时,桓公为振兴国学,培育国之英才,特又采取强有力措施,以倡举贤之道,正月之初,乡长复事,桓公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惠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告,谓之蔽明,其罪五。”译成现在的话:“在你的乡里发现平日好学,孝敬父母,聪明仁惠,在当地有一定名声的人,就应当向上级报告,如果有这样的人不报告,叫埋没贤明,要判五刑之罪(即墨、劓、剕、宫、大辟)。”概括起来,桓公乡举贤者,所定标准有三:“平日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惠质仁。”凡具备这三项标准的乡校等学子,乃为贤者,是国学入读的主要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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