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五四的有色眼镜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李竞恒 人气: 发布时间:2019-05-28
摘要:无论是喜爱还是继续厌恶真实的中国传统,摘掉多年来有色眼镜形成的偏见,去直面真实的历史世界,至少是没有坏处的。

  一百年前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深远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更是塑造起一个对中国历史的想象传统,即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从根子上、从基因上就是败坏的,四千年的吃人史和劣根性,体现为辫子、缠足等令人厌恶的象征符号,并进一步被延伸为“亚细亚社会”或“东方治水社会”,因此必须得到彻底的清算和涤荡。

  与之相对的是,“西方”自古以来凯歌高唱,古希腊人有“民主”,中世纪有“教权限制王权”,近代以来更是“新教伦理”以及“启蒙理性的光辉”。如果说中国文化还有一些可取之处的话,那么也一定是长期被儒家“压迫”的各类异端思潮,如庄子是“个体自由”,商鞅韩非是“讲究法制”,墨子是“人道主义和科学”,一直到李贽是“个性解放”。

  如果说再稍微温和一点,就会较为肯定黄宗羲,觉得黄宗羲虽然比“西方启蒙思想家”差一点,但是能出现在中国这块古老干涸的“黄土文明”上,一定是出现了宇宙射线辐射后基因突变的产物。

  此种状况和喜爱大谈“中西文化比较”的趣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知识界的热趣味和各种大行其道的“文化比较”,如“西方自古是海洋商业文明,中国自古是农耕文明”,“西方文化是个体主义文化,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西方文化主张个性解放,中国文化主张循规蹈矩”,诸如此类的“中西文化比较”下,真实世界的影像变得越来越模糊和光怪陆离。

  此种对“西方”的误读,早在五四时期就已显现其荒谬,如1919年陈寅恪与吴宓谈及当时国内流行的误以为“西方自由婚姻”,便指出真相是“西洋男女,其婚姻之不能自由,有过于吾国人”,“盖天下本无‘自由婚姻’之一物,而吾国竞以此为风气,宜其流弊若此也。即如宪法也,民政也,悉当作如是观。捕风捉影,互相欺蒙利用而已”。(桑兵:《陈寅恪的西学》,自《学术江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65页)。

  对二十世纪早期西方社会有深切了解的陈寅恪,对当时国内流行的那种想象中“西方”颇为不屑,但这种想象的“西方”在国内大行其道,不仅仅只是对当时欧美社会婚姻和家庭制度的无知,而且对相应的宪法、民政等领域都是类似的捕风捉影和一知半解的想象。

  即使是有“英国通”之称的胡适一派,在1922年柏林听到陈寅恪将印度与欧洲视为更接近的文化,而非是中国文化时,也是大开眼界,“不得不惊叹他的见解”(同上,第266页)。

  如果说五四第一代人的西学虽然短浅,但中国传统学问尚且深厚,因此尚能够洞见到一些真实问题的话。那么五四后学,从第二代、第三代直到今天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由于传统经史知识和相关训练的匮乏,加之陷入先入为主的抽象观念,

  “即使其中有人肯花些功夫去翻越古籍,他们所戴的‘五四’眼镜也使得他们很难‘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至于连古籍都读不太通的人,那就更不在话下了。所以‘五四’以来反传统风气越到后来便越发展成‘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情况”(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自《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1页)。

  流风余韵所及,无论是五四后学,亦或是捍卫“国学”者,其思维方式往往如出一辙,五四后学大谈“中西比较”,说中国自古奴性。捍卫“国学”者也大谈中西比较,如宣称西方人吃饭用铁器刀叉,因此“好战”,而中国人吃饭用竹木筷子,因此“和平”;又或是宣称西装为上下结构,因为“西方文化天人相分”,“中国的长衫上下一体,因为天人合一”。

  比较有趣的是,最早与观察西方社会与文化的晚清士大夫,却很少有人热衷于大谈“中西文化比较”,他们眼中更多的却是从欧美国家看到了和中国的相近,是类似华夏民族的“三代”。

  如徐继畬认为华盛顿不当国王,是三代时期的天下为公;薛福成认为当时的美国类似“虞夏”时期;郭松涛、王韬认为当时英国是华夏的三代;康有为认为欧美政治是三代和两汉;孙文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也认为“泰西诸邦”是“三代之遗风”;宋育仁以当时西欧的政俗为“三代之治象”。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从各个方面论述了欧美政俗与中国传统之间从大体而言,其实并无根本性的区别,如谈到西方虽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但西方同样有君臣之伦;当时西方家庭供奉祖父母、父母的照片,并且省墓插花,这是因为西方同样有父子之伦;

  另外还谈到,当时的西方,结婚要请命父母,夫人也并不参与政事、议院、军旅等,西方人也是有夫妇之伦的。张之洞提到当时已经出现了激进主义者提议要废除三纲,但“中无此政,西无此教,所谓非驴非马”([清]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0—71页)。

  张之洞的观察比较接近事实,即十九世纪晚期中国和当时西方之间的差异,小于现今包括了中西方在内的世界与十九世纪时中西方在内的世界之间的差异。换言之,“古今之争”的问题可能才是真正实质所在,而非五四以来所想象的“中西之争”。

  十九世纪的英国,正是处在“不古不今”的状态,它拥有现代的自由市场和贸易结构,但又尊敬君主、贵族,父亲在家中是权威和道德的榜样,所以张之洞能从中看到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当时英国人口比例中少数的绅士精英才有参与社区或国家治理的资格,而非人人有份,属于一种古典自由的状态。

  晚清士人从西方看到并欣赏的内容,不是西方和中国之间具有根本性的差异,而是西方的君臣、父子、夫妇这些内容更接近古典的华夏文明。他们要做的,不是彻底否定自己的文明,而是通过作为“他者”的西方,重新唤醒并回归古典华夏文明。

  然而在此之后,中国知识精英接受的“西学”,却日趋激进化。“西方”的形象,也不再是有君臣、父子、夫妇的面貌,而是逐渐变为了越来越接近五四时期人们想象中的形象。

  冯克利教授曾经感慨,中国在甲午战争以后开始大规模学习西方,但这个学习的时间结点非常不幸,因为1870年普法战争后的西方进入到一个糟糕的状态,普鲁士式的国家统治经济与军国强权的模式逐渐替代了英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式旧欧洲。随之出现的,便是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等各类现代激进意识形态。

  对于1870年以前的整个西学渊源了解并不多,像《旧制度与大革命》《联邦党人文集》这些都居然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中文翻译的,像民国时期最吃香的便是费边社拉斯基之类的左翼思想,有一个叫“鲍桑葵”的人,现在根本没人提的,他在1920年代写了一本书,马上就被翻译过来,而《联邦党人文集》这样重量的西学,却根本无人问津(冯克利:《我们学习西方的时机非常不幸》)。

  实际上,随着各类激进思潮的引入,晚清的最后十年间,中国精英也出现了大量的激进观点,如今人推崇的宋教仁、蔡元培,都有过废除家庭和私有制的观点;章太炎和康有为之间完全属于对立,既是政敌,又是经学今、古文之敌,但是他们居然都相信“母系社会”,因为“母系社会”这个神话确实有助于解构以父系为纽带组建的家庭、家族。

  康有为的终极理想是无家庭、无国家的“大同世界”,章太炎的理想则是“五无”,不但无家庭、无政府,甚至无世界。在著名的《民报》中,大量宣传的是俄国无政府主义、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家、巴枯宁、万国社会党、法国大革命、国家主义等欧陆激进主义意识形态。

  而对于真正西方更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无论是英美普通法,还是中世纪封建习惯,亦或是苏格兰启蒙思想之类,其实都是非常陌生的。五四时期那种对“西方”的无知和想象,其实就是这种学习西方时机不幸的延续。

  到了五四时期,随着整体氛围的日趋激进化,像康有为、章太炎这种激进主义者都迅速沦为了“守旧派”,因为他们一个在打孔家店的氛围下居然还有提倡孔教的主张,另一个还反对白话文,主张读经。

  严复虽然翻译了大量符合激进人士口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作品,但他对西学的态度相对较为审慎,希望“苞中外而计其全”,调和中国学问与西学,反对“悉弃其旧”式的彻底否定本国文化。因此,这位向来主张维新的士人,也和康有为、章太炎一样,在五四前后迅速沦为了“守旧人士”。

  这种思想光谱的激速变化,显示了学习西方时机不幸,却又狂热崇拜“西方”,在迅速引入大量1870年代以来的各种激进思潮后,如野马般狂飙的状态。

  经过了五四声浪的口诛笔伐,中国传统几乎被等同于垃圾,“全盘西化”的口号甚嚣尘上,甚至连汉字、线装书也都被赋予了原罪的属性,更遑论经史之学的命运了。

  但是有趣的是,在历经了数十年的风雨之后,五四的执牛耳人物胡适、傅斯年却在晚年又对中国传统产生了某种回归性的重新肯定,如胡适在台北中山堂的演讲,肯定了“中国从古代以来都有信仰、思想、宗教等自由”;“在中国这二千多年的政治思想史、哲学思想史、宗教思想史中,都可以说明中国自由思想的传统”(胡适:《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新生报》1949年3月28日)。

  在1960年美国西雅图召开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上,他发表了“中国的传统及其将来”的演讲,强调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是“人文与理性的中国”,对中国文化报以乐观的态度(《中国的传统及其将来》,自《胡适文集》第12册)。又如傅斯年,在五四时期尤其控诉“名教杀人”,厌恶孔孟之道,在晚期也逐渐发生转变。

  到1941年他卧病在床,收到胡适的信中劝他读读《论语》《孟子》,“想想那‘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怨天,不尤人’的通达人情,近乎人情的风度”。傅斯年承认,在经历了这场病痛后,他在一定程度上皈依了中国传统。

  在台湾大学第四次校庆演说中,他强调了“中国民族五千年文化,必定不会泯灭”,“我们现在要看清我们的面孔,想到我们的祖先,怀念我们的文化”(《台湾大学校刊》第四十五期),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寄予了强烈情感。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将早年厌恶的《孟子》列为了学生的教材:“傅斯年过去以不谈仁义礼智自豪,但他充台大校长后,却规定以《孟子》及《史记》为大一国文教材,这可能是表现由他们过去无思想性的学风的一种转向”(徐复观:《五十年来的中国学术文化》,自《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22页)。

  这两位五四旗手在晚年对中国传统态度上的转变,是值得玩味的。这其实意味着中国的启蒙式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大量具体历史经验后,对于早年“致命的自负”有所反思,意识到无根之树的理性建构,只能是沙子一样的城堡,没有根深树茂的历史文化渊源滋养,一切理想蓝图也不过是缥缈的海市蜃楼。

  另外一个例子是殷海光与中国传统的关系,殷海光一生激烈反传统文化,但在他死前却对此进行了很多反思,从“对西洋文化的热爱远超过中国文化”变为“转而喜欢中国文化”;晚年殷海光认为“从社会层面看,中国在强大的帝制下,人民却有很大的社会自由。拿犹太教和回教来说,比孔教要专断多了。历史的社会应与历史的社会比较,拿历史的社会与近代西方的社会比较,是一个根本的错误”(陈鼓应:《殷海光最后的话语》)。

  对于晚年殷海光的转变,郭齐勇先生评论道:“殷海光大半生认定传统道德与民主政治、自由精神完全不相容,晚年转而肯定‘孔仁孟义’是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根基,至于如何说明、论证后者,殷已来不及做了。但至少他肯定了政治自由的道德基础。这是他最重要的转变”(郭齐勇:《殷海光晚年的思想转向及其文化意蕴》)。

  这三位有重大影响力的五四知识分子晚年转向的例子,当然并不是说就意味着中国的启蒙主义者已经放弃了五四的遗产,转而投入文化保守的阵营。

  这三个重要人物转向的象征意义在于,这意味着在经历了众多历史反思之后,秉承了中国五四道统的启蒙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最初“砸烂孔家店”、“全盘西化”的简单幼稚,他们开始用更成熟、严谨的态度来面对悠久的中国文化遗产。

  当然,这不是说港台知识分子如柏杨、孙隆基等就不再继续从根子上彻底否定中国传统,而是说主流的知识界已经不再以仇恨的粗暴态度来处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河殇”一代,其实继承的正是五四后学那种状态,对于西学颇为隔膜,而对于本国传统也难深入。在他们的叙事之下,中国文化一无是处,浑身是毒,或顶多只有道家还能勉强与海德格尔对话,儒家则一无是处,最多还有一点点“修身”的用处。

  与之相对的是,“国学热”的热闹,大量“国学信徒”居然与五四后学共同分享了一套关于“中国传统”的想象,二者貌似对立,但唯一的区别只是前者认为这个很坏,后者认为这个很好。

  例如,五四后学们认为中国传统对妇女戕害,夫为妻纲太可恶,“国学大师”的女德班就宣称夫为妻纲很好,妻子就是要“逆来顺受”方为美德。无论是五四后学们,还是“国学大师”们,二者显然都不清楚宋儒解释“夫为妻纲”,是丈夫首先要做出更好的道德表率,其实是对丈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又如二十四孝,郭巨埋儿之类的惨酷,五四后学宣称这是儒家孝道吃人,“国学大师”们宣称二十四孝真乃中华传统美德。实际上,这二者都不清楚,这“二十四孝”根本和理学家或儒家无关,其起源只是民间混杂了草根佛教的愚夫愚妇故事,如“郭巨埋儿”这种残忍的故事,在明清时期就受到正统士大夫如方孝孺、王延相、戴君恩、李默、林俊、李世雄、袁枚等人的强烈批评,说郭巨的行为不但残忍、虚伪,而且也不孝,没恻隐之心,连人都算不上。

  显然,由于对真实传统历史文化的无知,五四后学说二十四孝是儒家的“吃人礼教”,“国学大师”们说这是“中华美德”,其实都和历史上真实的儒学无关。

  又以跪拜礼为例,五四后学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奴性的体现”,“国学大师”们则认为这是“感恩父母、师长的中华传统美德”,二者看似对立,其实仍然是分享了同一个关于“中国传统”的想象。而实际的真实历史是,古人席地而坐,双方礼貌的坐姿本来就是跪,跪坐而拜,其实类似鞠躬,并没有后世那种主奴尊卑的色彩。

  身份低的人要拜身份高的人,身份高的人也会回敬并答拜对方,臣拜君,君答拜臣;新妇拜姑舅,姑舅也答拜新妇;甚至在年轻人的冠礼上,是母亲先拜,再受儿子的答拜。跪拜古礼的含义,既不是五四后学们说的“奴性”,也不是“国学大师”们要在垂足而坐时代鼓吹的“拜师礼”。

  五四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但五四巨大波澜的一圈圈涟漪,却至今未曾消散,它所建构出的中国传统想象,甚至成为了其反对者的“基本常识”。

  余英时先生说,新儒家为了对抗科学主义,结果最终变为对现代科学主义有一种有意无意的“反模仿”,而反模仿其实也是模仿的一种(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77页)。同理,现在大量号称信奉“国学”的人,其实也是在对五四话语建构下的“中国传统”进行反模仿,二者的认知其实如出一辙。

  这其实意味着,五四及其后学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其实占据了长期的优势,我们还需要更好地挖掘和整理本国历史文化传统,才能获取有效的认知。

  常见的误解还包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古代中国没有真正财产权;给皇帝三跪九叩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皇帝可以随心所欲地颁发“圣旨”;缠足是“程朱理学的主张”;连坐制度、有罪推定是“儒家司法思想”;朱熹是“纳尼姑为妾的坏蛋”,凡此等等,层层包裹,而迷失在这些神话故事中的读书人,无论是启蒙知识分子,还是“国学大师”,都如同在《黑客帝国》中被插入芯片的状态。

  告别五四的有色眼镜,便是走出黑客帝国幻觉世界的过程。无论是喜爱还是继续厌恶真实的中国传统,摘掉多年来有色眼镜形成的偏见,去直面真实的历史世界,至少是没有坏处的。

  作者简介:

  李竞恒,字久道,一九八四年生,四川江油人。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师,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出版专著有《干戈之影:商代的战争观念、武装者与武器装备研究》《论语新劄:自由孔学的历史世界》,《早期中国的龙凤文化》。

责任编辑:孔孟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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