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籍国学大师季羡林任继愈同日逝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佚名 人气: 发布时间:2009-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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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右)与任继愈(中)合影。资料图片

  孔孟之乡网消息 2009年7月11日,是整个中国文化界、学术界最为哀伤的日子,两位山东籍文化大师任继愈、季羡林的同时离去,让大家陷入阴郁。
  昨日上午9时,一代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这位“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老人最终在医院里走完了他的一生。而另一位山东籍的文化大师——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逝世的消息相继传来,据悉,昨日凌晨4时30分,任继愈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3岁。
  “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年轻的任继愈如此自问,并从热衷研究西方哲学转而关注脚下这片困难的土地。
  “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基于此,年轻而贫寒的季羡林在炮火纷飞、长年饥饿的异国他乡开始了艰涩的梵文、印度文和佛学的研究。对人类文化、对人类和平的热爱,使他掌灯到生命最后一刻。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老子全译》、《中国哲学史(4卷本)》《中国佛教史(8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7卷本)》……浩瀚著述,让人叹服任继愈经年累月的求索跋涉;9万余字的《罗摩衍那》、细小怒骂的《牛棚日记》,季羡林在文革时期坚韧的学术精神以及对人性的剖析,震颤心灵。
  他们学贯东西、享誉中外、德高望重,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国学大师。但是在一个需要大师的国度,在一个大师稀缺的年代,一天之内陨落两颗巨星,学界痛悲、举国痛惜!

  任继愈简介

  任继愈,原名任又之,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数十年来一直专注于中国哲学史、佛学和儒教研究。1916年4月15日生,山东省平原县人。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毕业。1942年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留北京大学任教,1956年晋升为教授。
  1964~1985年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筹建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并与北大联合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
  1987年至今,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导师,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学术界的代表,王羲之艺术研究院学术顾问,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手全译》等。
  近20年的中国学术界,人们为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争论不休,而抛出这个“绣球”的人正是任继愈,正是由于他的“儒教是宗教”的观点才引起了这场长达20年的哲学大讨论。
  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自选集》、《墨子与墨家》、《韩非》、《老子新译》、《天人之际》、《念旧企新》、《任继愈哲学文化随笔》、《宗教词典》、《佛教大辞典》、《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国历史文化丛书》等。

    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季羡林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季羡林先生生前也曾主动请辞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桂冠。他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
  季羡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10月,抵达哥廷根,入哥廷根大学。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
  1941年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年~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
    季羡林随着80年代进入古稀之年,但他学术生命仿佛进入了黄金时期。尽管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缠身,他依然故我,“咬定青山不放松”,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潜心研究,勤奋写作。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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