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脉:他们为嘛要贪污?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端木赐香 人气: 发布时间:2014-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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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脉:他们为嘛要贪污?

端木赐香

中国人做官为什么要贪污?这要用大白话回答起来很简单:不贪白不贪,傻瓜才不贪呢!但若要理论性的回答,就得扯很多了,今天有兴趣,就给大家扯扯吧。

(一)人性的原因

关于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作为哲学命题,我们争论两千多年了。对于人性,老圣人也曾经有过怀疑的,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荀子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走向善。而韩非子干脆认为,人再怎么教育,人性还是恶的,所以他老兄搞的是恶狠狠的“法制”。可是作为政治命题,我们却一厢情愿地认定人之初,其性本善的,所以我们的所有政治及其相关建设都是基于这么一个前提而成立的,导致我们自古以来的统治思想都有什么“敬德保民”的招牌。

善恶论之争几千年了,这里我不想陷于争论的泥沼,我有我自己的说法:人之初性本贪!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2002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提出:我们不否定道德说教,但是作为经济学者,我们首先注重的是制度。而且我们制度的设计和制度的建设一定要以人道德不好为出发点,要以人之初性本恶为出发点。当然我不是假定人之初性本恶。

樊纲不想假定人之初性本恶,但随后却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人的本性是贪婪的。这个就够了。

马克思概括资本的特性: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2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敢冒绞首的危险。

我给老马追加一句:资本的背后是人,资本的特性,就是人性。

人性是贪婪的,而贪官,却是大大发扬了人之初的本性。所谓的人之初,一是指人类的幼年,二是指人的幼年。我们的贪官当是两种幼年病的综合——第一是还没有进化完成;第二是还没有长大。我曾写篇杂文,题目就是“要把贪官当孩子”,说的也是这么个意思。三岁以下的孩子没有你我观念,见什么东西都以为是他的,特别是在商场里。三岁以下的孩子撒尿不找厕所,以为处处都是厕所。我们的贪官,便都是三岁以下的孩童了。可惜,如何处理这些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如何帮助他们早日进化为成人,好像办法不多。

(二)制度与体制的原因

众所周知,西方某些国家在走出封建社会的门槛时,之所以选择了三权分立的政体,乃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人性是恶的,不相信某一个政党,也不相信人民,将权力交给一个机构或一群人,只会导致完全的暴政,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暴政,对掌握权力的人,应该深怀戒心。而中国封建社会却永远不会自动地走到这一步,却恰恰相反,所有制度建设,都基于人性善这一前提,把希望寄托到读书人的忠孝贤良,寄托到帝王的英明决断。这种寄托,导致对专制制度与官僚体制温情的默许与浪漫的幻想,而贪污,又是专制与官僚体制下的必然伴随物。

(三)社会的原因

一般的看法是,中国社会是一个不道德的社会,但是组成分子,每一个人可能是道德的。也就是说,道德的人构成了不道德的社会。

这种不道德的社会中,最常见的形式是“不道德的家族主义”。西方学者认为,不道德的家族主义会引起腐败,促使人们偏离普世主义和行善的规范。也有人从另一方面说,中国人只讲私德,不讲公德。也就是说在他自己的亲友圈里,在他的私人圈子里,他是道德的,守信的,颇富人情味的;可一旦越出了这个圈子,他就可能不道德,不守信,甚至没有人情味。比如一个人对朋友慷慨大方,于私,他可能是个很好的朋友;但是于公,他却不是个合格的公民,因为这哥们儿老在偷税漏税。

试举一个例子,韩信当年落魄时,曾受一漂母饭恩,发达后,韩信给漂母送去千金。打一个比方,如果这漂母是个生意人,或者是个包工头,韩信肯定会给她拉点活儿的。

不信看胡雪岩,当钱庄伙计时,挪银五百两给落魄士人王有龄,王用这些银子进京活动,一活动,就任了浙江省的粮台总办,从此与胡雪岩官商托结,胡的红顶商人生涯从此起步。王死后,左宗棠本想查办胡,可两人一见钟情,竟成了好友。就连骂胡“确系坏种”的李鸿章后来也改变了看法,认为胡“救灾恤邻,慷慨好义”,“为近时所罕见”,甚至要求政府准许“赏给匾额一方”,以资鼓励。

中国谚语云: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又云: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死人之事。太可怕了,一衣一饭之恩,需要的时候,就要为恩人奉献自己的性命了。

举一个例子,常胜将军吴起曾经为一个士兵亲吸毒疮口上的脓汁,你会觉得吴起爱兵如爱子。可那士兵的娘却不这么看,听说这事后就开始哭,哭得死去活来。别人劝她:你儿子遇到了这么好的将军,你应该引以为荣才是,何以失声痛哭?老太太说:你们有所不知。我儿子的父亲,当年也曾由吴起将军亲自吸吮过脓汁,不久出战,想对将军的恩情有所报答,奋力抗敌,有进无退,终于战死了。如今吴起将军又这样对我儿子,我儿子肯定活不长了,我是为我儿子哭的呀!

大家明白了吧?中国社会,人情最重,还不起的。我这人老是不愿意对人太好,就是怕大家都掂着脑袋来跟我交朋友,那我不是要人家的命吗?叫我如何承受?所以说,如果我对你不是太好,那正是对你友好的真正标志。

总之,中国人身处的环境,是一张人情亲情乡情友情之网,没有一定的定力,你是摆脱不掉的。

也许正由于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最高统治者才怂恿出一个所谓的大义灭亲思想,大义灭亲大约来源于孔子。当春秋时晋国的叔向为自己的异母弟——贪官羊舌鲋定罪时,远在鲁国的孔子听了,赞扬说:治国制刑,不隐于亲!这一点,恰于西方相反,西方社会没有人情,但法律却基于人性之常情,认为亲人必袒护亲人,所以,西方社会不倡导大义灭亲,法律里便也没有包庇罪。

讲到这里我就感觉,我们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我们中国人最讲人情,可由中国人组成的这个社会却冷漠无情;我们中国人最讲亲情,可法律却提倡大义灭亲。贪官最遭老百姓忌恨,可贪官身边的人却喜欢他赞扬他;清官最受老百姓喜欢,可清官周围的人却恨他恨得牙痒。有时候我都想,让一个骂贪官骂得最狠的百姓与贪官结了亲家,那么,随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有人说,中国的贪官,是有着群众基础的。对否?

(四)管理方面的原因

曾有人说,中国百姓是世界上最无能的主人,管不好自己的财产,老被仆人偷。这一点,军阀孙传芳都看穿了。民国时期,也提倡人民公仆来着,孙传芳不屑地说:“现在做官的自称是人民公仆;凡是仆人没一个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我不是公仆。”老孙说得有趣,但是主人看不好仆人却是真的。而政府作为管家,在管理仆人时,也常常出现漏洞。朱元璋时代,也有自己的反贪局,当时叫监察御史,但大家都知道,那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我经常跟人开玩笑,说,民国时期的军阀张宗昌,号称狗肉将军三不知:不知自己多少兵,不知自己多少钱,不知自己多少姨太太。而我们古代的政府也是典型的三不知:不知自己多少人民——百姓要逃人丁税,户口当然查不清了,朱元璋一坐稳龙椅后,首先就是查户口,不知他小子查清了没有;不知自己多少钱——账上有数字,但实际钱在哪儿?国难时刻,崇祯让臣下给自己捐款时,他根本无从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存款;不知有多少贪官——政府知道自己有多少官员,但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贪官,就跟军阀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一样!

欧美国家,一个官员有了一定的资产,就要出具资金来源报告的。而中国,直到现在仍没有类似的规定,一个官员财产申报制都不想搞。2000年4月,我们开始实行实名储蓄制,但贪官会变通,国家能搞一国两制,贪官就会搞一家两制。公职人员不得经商,但公职人员的家属总能经商吧,所以,连云港的副市长鹿崇友,其80岁的父亲与70岁的母亲可以合资开个化工厂,可怜鹿老头鹿老太,这么不顾羞耻地老当益壮的。再不济,老爹老娘死绝了,人家还能给自己搞好几套户口呢。

(五)文化的原因

中国文化与贪污腐败之间的逻辑关系到底如何?特别是中国文化丰富多彩,三教九流的,这需要好好地梳理一番,大家若有兴趣,不妨研究一下。这里我简单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中国人选择贪污与腐败,其背后的终极原因乃是人的价值观在起决定作用。

第一,家族价值观的影响。可以说,2500年前的柏拉图就看出了家庭在社会中的力量,所以他提出,要建立一个平等的共产的社会,必须废除家族联系,甚至家庭本身。孩子们一出生就应该交给公共机构养育,而不知其父母是谁。这话好像专门是针对咱们中国这个传统的儒学社会的,因为儒家特别强调家族观念,而家族主义在西方学者眼里是不道德的,虽然中国曾有过“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千古美谈,但那仍免不了作秀的嫌疑。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意大利的黑手党乃是不道德的家族主义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以此类推,你会发现,中国封建社会中,大都是这种家族模式,《红楼梦》中,王、贾、薛、史等大家族(现在也有,俺不敢列举),都是强强联合。但是这种联合,之所以说它不道德,乃是由于这种家族主义,充其量只是个人及个体生存的有效手腕,但却无助于社会的前进,甚至是社会发展的障碍。所以我要说,中国的每一个大家族,其本质特征都跟黑社会一个性质。

第二,个人价值观的影响。罗伯特•默顿在其《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腐败的“手段—目的模式”,他认为,腐败是由动机促成的行为,来源于社会压力,结果则是违背规范。他强调,所有的社会制度都规定有自己文化上的目标,即目的。人作为社会行为者应力图达到这些目的。问题是,怎么达到这些目的,社会没有给出相应的体制规范,或者说,即使给出了,这些体制规范也都是疲软无力的,比如封建社会的反贪措施,这就导致大家共同拒绝遵守表面上的冠冕堂皇的游戏规则,进而衍生出一种私下里共认的游戏规则,吴思把它称作“潜规则”。在这种社会里,大家只认同个人的政治成就与经济成就,科举制时代,人们侧重前者;现在的时代,人们更侧重后者。侧重前者,买官卖官流行;侧重后者,贪污贿赂盛行。如今,我们过分渲染强调个人的经济成就,导向有点偏差。往大里说,它是不发达社会的一种心态(现在的经济发达国家,已富裕的公民由原先的物质主义者转变为后物质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更追求音乐、艺术和文学的享受),因为中国百姓还不到穷得只剩下钱的地步,更不拥有消费各种精神产品的资本。往小里说,它会导致个人价值观的畸形发展,比如现在的社会,笑贫不笑娼,笑清不笑贪,似乎大家就一个目的——直奔钱而去!现在的大学生也比以往更加躁动不安,因为媒体与社会过分渲染了商界精英的成就与价值,大家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奔向这个目标,手段的合法与否,似乎已不在考虑范围,或者说,手段本身就意味着能力!

第三,宗教与哲学的原因。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没有宗教。宗教的三大标志是:人格神的崇拜与敬仰,完备的宗教仪式,终极关怀的托付。宗教的根本特质是终极关怀,人是什么,人从何处来,又将归向何处去。中国宗教对这一切,闭口不谈。而中国哲学中,也没有人关心这些问题。尼采曾讥笑中国的孔儒哲学是庸俗的道德把戏,黑格尔甚至这样认为:所谓的中国哲学并不是真正的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无足轻重。孔子哲学只是一种“道德哲学”,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

两位洋老兄对中国哲学评价如此之低,原因何在?大家若有兴趣,不妨研究一下。不过我有一个主意,大家不妨看一些有关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历史资料,以及一些教案的内在原因。其实,中西冲突中,一般包含两个认知层面:政治的和文化的。遗憾的是,我们一般的史学教学,只侧重于前者,侧重于道德评价,而忽略后者,忽略文明本身内在发展的历史逻辑。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一个全方位的文明视角,基于这个视角,去考察文化与贪污,宗教与廉洁的内在关系,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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