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中国史学的通鉴精神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乘桴子 发布时间:2021-03-23
摘要:通鉴不独为资治,留将公道传后世。惟愿今日治史者,追迹董狐齐太史。

  通常都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就是说,历史的书写权掌握在胜利者的手中,是非曲直,褒贬毁誉都由胜利者决定。然而观察中国史上林林总总的史书,就会觉得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尽然。

  首先,必须注意到的是,历史上充满大量的野史。这些并非官方指定的史官所修纂的史书,并不完全代表掌握主流话语权的胜利者的立场。其作者或为在朝的官宦,或为在野的士人。他们之中,甚至还有主流势力的对立者。因而,这样野史就在一定程度上发出的是与主流话语不同的音声。正由于如此,历史常常有禁绝野史的官方行为。

  其次,即使是官修史书,其立场亦不完全代表官方。

  究其原因有三。

  第一,官修史书的资料来源,除了极少是出于记言记动的史官的直接记录之外,基本上是来自各种野史、笔记、碑志以及收入列传人物的家庭所提供的家传。尽管这些史料在利用时经过了史官的修饰润色,仍不免残留有异样的音声。

  第二,无论是在朝抑或是在野的修史者,大多都有着强烈的独立意识。这至少是自春秋以来的传统。这就是文天祥讴歌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左传·宣公二年》记载了晋国太史董狐之事:“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则记载了齐国太史在大臣崔杼弑君后的作为:“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即使前仆后继,也要将真实书写下,不屈不挠,可歌可泣。

  第三,后世日臻完备的政治制度,也给史官预设了自由的话语表达空间。在唐代就有这样的规定,当朝皇帝没有权力查阅史官所书的当朝实录。这一传统作为“故事”,也为宋代以及后代的史官所继承。所以当宋太祖蛮横地打掉兴谏者的牙,那个人却从容地将牙拾起。宋太祖问,你难道还要告我不成?那个人说,我不能告你,但自有史官书之。太祖听之悚然。果然,这件事通过史官流传到了今天。

  不仅是修当代史如此,修古代史也有着惩恶劝善的明确意识。这至少从孔子整理《春秋》时就开始了。孔子赋予了《春秋》“微言大义”,所以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不惟“乱臣贼子惧”,按董仲舒所言,孔子改编过的《春秋》,更是“贬天子”之作。从此,一部部史书,就成为难以磨灭的石碑。

  这石碑,既是丰碑,又是耻辱柱。这就令恶者惧怕,所以要禁绝野史,删削官史。也令善者有了期冀与安慰,知道丹心可以照汗青。因为在现实中,在历史上,正义未必就会战胜邪恶,曲折道路的尽头也未必一定就是光明前途。然而,自在人心的公道,则终究会在史书留下痕迹。有位政治家在含冤而死之前,他也如是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其实,所谓的人民并不掌握话语权,而是那些有良识与独立意识的“齐太史”、“晋董狐”们,自会秉笔直书的。

  固然,历史上也不乏媚势曲笔或挟私褒贬的治史者。如魏收撰《魏书》时,便口出狂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而北宋的王钦若在修纂国史时,也把不利于自己的事实隐去。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史实的歪曲与缺失。如在秦桧禁绝私史之后撰成的南宋史学名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秦桧的劣迹就很少载笔。不过,真实总会像云层中的阳光一样透射出来。当然,这种真实有待于历史研究者别具只眼去发现。

  通鉴不独为资治,留将公道传后世。惟愿今日治史者,追迹董狐齐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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