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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段公玉鹏相识时都还未至不惑之年，转瞬之间，皆已越过耳顺的门槛儿。常常会为他的艺术人生而欣悦，而振奋。最让我欣悦的，当然是他的创作时刻与他行世的书刻作品。那种元气淋漓，那种物我两忘，那种舍我其谁的自由驰骋，无不令独具的笔墨化作生命的交响。
这种生命的力量与强大，既带着原始的野性，不受任何束缚——包括古人的戒律与时俗的规范，又漾溢着欢乐与热烈，一种徜徉在艺术天地间的幸福与呐喊。也正是这种生命的交响，让他在众多书画家群落里，卓然而立。
2009年，济宁市博物馆举办了一场惊动了济宁上上下下、并在齐鲁大地艺术界引起诸多反响的展览：段玉鹏书法篆刻展。我避开开展时的热闹，一个人于第二天独自前去细细品读，真是感慨系之。如此大规模的篆刻与书法作品展出，能够做到件件精到，又绝不雷同，其磅礴的气势与细节处的耐人寻味，以及人书俱老时的强大自信与各具生命特色的数百件作品，正隐约着一种大家风范。尤其是那幅高2.45米、长40米的小篆《千字文》，让我久久驻足。如此长篇巨制，却又笔笔不苟、一气呵成，圆融浑然间透出着挺拔秀朗、苍润静穆，浩浩荡荡如一条奔腾激荡的大川，直让人喜欢得不行。
他的另一件宏大作品《般若波罗密多心经》（3×15米），以隶寓篆意的笔势写出，同样显示出强劲的心力笔力，又是一番气象。同为金石书画大师朱复戡先生的学生、亦是书坛健将的冯广鉴先生，曾在一篇《鹏起天池风九万》文章中这样评价段公：“当今书坛泡沫甚多，他不追随时风，摒弃时俗，不骛虚声，不轻巧取媚，取法乎上，直追秦汉三代。大小篆刻遍临商周鼎彝吉金及《峄山》、《泰山》诸碑碣，融会贯通，为我所用，其作品高古苍迈，雄浑朴穆，富有典雅、庄重、整肃的庙堂之气。”
人们每每好说玉鹏兄的篆刻了得。早在文革刚刚结束后的山东第一次书法篆刻展上，他就是六位现场表演示范者之一：书法是蒋维崧、魏启后、张立朝，篆刻是陈左黄、苏白与段玉鹏。已逝隐居高士也是书法大家的孙徵禄先生，生前曾对段公的篆刻有过四字评价：悟性，腕力。说他悟性高，腕力非凡。
印从书入，字先印后，字好才能印好。他的篆刻，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他的书法的境界。
玉鹏兄的篆刻与书法艺术，真正有着质的飞跃，是从拜朱复戡为师开始的。虽然已经过去了37年，拜师的情景却如在目前。他说那时刚从部队复员回来，赶到泰安朱老的住处已是下午四时半。缘如热流让师徒二人一见如亲，话语便如溪水般浅吟低唱，冬天的静夜里，聆听老师教诲不觉间就到了第二天的凌晨四点多钟。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他说一下子如站在艺术的高级境界，眼前全没有障碍，才知道什么叫眼界高远。老师慷慨，赐名“起万”，出于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的自题联“鹏起天池风九万，龙游艺苑字三千”，寄寓着对于这名新学子的殷殷期许。朱老曾于五十岁时改名“起”，而今为新收的学生赐名“起万”，其中包含着多少对于后学的喜爱。这次拜师，他曾拿出一方自治的“虚怀若竹”印请教老师，并得到了老师“以大器立其体，以小器博其趣”的教导。
艺术的传承与接力，还有师生的情意，都化在血液里，让他刻骨铭心。那是1983年，还是在冬季，虽然因为烫伤，腿瘸着，还是到食品厂买了二斤老师爱吃的枣泥点心，再去泰安看望老师。见面老师就笑了，说：“连这都像我，我也烫伤了。”这样的一位大家，蜗居于一间房子里，一张床，一个“憋列器”（烧炭的炉子）。世态炎凉着，师生间却融融着如春的温暖。在这样侷促的空间里，83岁的老师展纸蘸墨，为自己的爱徒用篆、行两种字体，郑重写下“段玉鹏篆刻”的题签。写罢，良久，又情深地说：“吴昌老83岁为我题写《静龛印集》，我83岁给你题签。”喜出望外的玉鹏兄，早已是铭感五内，眼眶潮湿。总得告别，老远了，再回头，飞舞的雪花里，83岁的老师还站在风口里向他招手。此刻，玉鹏扔下书包，跑回去，扑腾跪下，抱住老师的腿，大哭。
几十年过去，回首往昔，他所承继老师的，不仅是艺术之道，还有做人的风骨。朱老能够在当代艺术史上屹立的，是艺术与风骨的同在。1937年的“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之后，正是日本鬼子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耀武扬武的时候。避难在武汉的朱复戡，被逼临抉择：由日本人幕后策划、某些中国人出面成立的“书画会”，一致推举朱复戡为会长。朱老凛然对之，宁死不当。就是面对国民政府与蒋介石，他也始终保持着一个金石书画大家的独立风范。他有一封信给国民党大员戴季陶的信，很见中国文人的本色，信中有这样的话：“来书谓倘能改变作风，蒋（介石）必重用，此言何也？足下所谓作风，实是我个性，个性天生，无法改造。足下曾记曩年大庆里时静江、无徂安、沧白、尔我常相集晏，当时有渠座位不！乃一旦得志，便出狂语，安知五年后或无资格被我重用耶！削足填履，我不为也。”这段信译成老百姓的话也相当精彩——蒋介石你别烧包了！还腆着脸说什么重用我，你算老几？你连被我重用的资格都够不上！你觉得你手里握着的那些个官位都是宝贝蛋？呸！腐败害民的烂官，破鞋不如，我不稀罕！告诉你吧，老子天生的就是这个样，叫我改，没门！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这样的傲气与硬骨，这种艺术家独立与抗争的个性，分明还在被玉鹏兄所激赏所承接。这让我想起他的一幅画，几只螃蟹，还有翻个的，并题着一首打油诗：“金桂时节蟹正黄，君食莫忘醋和姜。横行霸道终有日，借劝客官莫称王。”附庸风雅的权贵们，也会与他结交。他不拒绝这种结交，也许会利用这种结交，但他在内心深处，一定存有着那块骄傲的领地，并不把他们真正放在心上。一次高层研讨会上，面对领导，他语出惊人：文化大市？我们欠的文化账太多了！
他是一个赤裸着灵魂的人，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可以燃烧。赤诚，本真，率性，自然，幽默甚至滑稽。红脸黑脸，好话孬话，亮就亮出真情实意，全不去费心考量，“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世说新语》）。早年，他在群众艺术馆，住着简陋的宿舍。因有一道墙挡着，便于窃者作案，同事与邻居们大多遭过偷盗，有的还遭到过两次三次。可是小偷就是不去“光顾”他，原因是他在门里门外都贴着一封内容相同的致小偷的信：“我本一职员，既无官又无钱。每月俸禄近百元，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较困难。只有同情心，家无多余钱。上下要注意，千万要安全。如有好和歹，赶快上医院，但需要字画，本人可奉献。”还有他的京剧与他手中的京胡，都会让他的生命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在他20岁到30岁的时候，他一个人就可撑起整台戏。回忆起47年前与京胡演奏家殷家鸿的奇缘，段公心潮澎湃。他去藤县，同车就有殷家鸿，又是同时下车，去同一个地方，住同一间屋，更因京胡与京剧使两个青春时的生命一下子融合在一起。他说起京剧与书刻的那种“味道”，一种生命瞬间爆发与升华的味道，一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大味道，眼睛里就会放射着异样的光芒。看他挥毫，听他唱“我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我就知道，那个“味道”里，有着人迹罕至的境界。
那个重情义的教授乌峰，刚刚为玉鹏兄的六十六诞辰举行过庆祝活动。其实，奔七的段公，那颗童心正在如春柳般戏着河水。是对于艺术的痴迷与全身心地投入，让他的生命在人生的初冬仍然绽放着盎然的春意。瞧他的右手食指，粗大有力，这是他五十年篆刻不辍的证明。右手握拳，就是两个矿工也无法掰开。我曾经看到过他的部分篆刻，一箱箱一盒盒，数千枚形式各异的印刻，无不静静地又生动地涵敛着艺术的光芒。他无疑有着对于艺术的高妙的悟性，他的生命就是为艺术而呈现着光彩。一年365天，无一日没有创作。曾经，一天之间，他雕刻过50方印。“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我不下三次听到过玉鹏兄重复荀子的这句话。敬之以勤，不敢有丝毫片刻的怠慢，这就是他对于艺术的态度，也是解释他成就的锁钥。他还记得学生时代自己刻过第一方印：贫下中农硬骨头。艺术是有生命的，她要与那些有着超常天赋又坚贞不移且能勤勉不息的人结缘。五十年前，中学生的他曾经为全班的同学每人刻过一个印章，可是孩子们谁稀罕这个？玉鹏绝不罢休，公然宣布谁不要就揍谁。2012年，济宁有个叫李同宁的拜访西泠印社，与印社的一位老员工聊天时，竟就听到他说起这样的话：“你们山东的一些人跑到西泠求印，山东不是有个段玉鹏吗？”真是天下谁人不识君了。
虽是朱复老的得意弟子，他却并不挑食，会广采众家之长，而后融会贯通为自己的风格。古文字学家容庚、商承祚，海上印家高式熊、方去疾、钱君匋、陈茗屋，还有山东的书法名家魏启后等，都有交往，并从他们的艺术里吸收着自己需要的营养。就是他的出生地济宁，他也会在那些备受压抑的民间高人中，学习与借鉴。从这些人身上，不仅是领略艺术的真谛，还让他多出一幅眼睛去看社会与人生。孙育孺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诗书画皆精，更有一肚子学问，却因年代的荒谬而被遣送回到济宁的薛口村，穷困潦倒，受尽屈辱。就是这位受苦在民间的高人，却遇到了年轻军人段玉鹏这样的知己。一个军人，与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交往，是冒着政治风险的。是艺术的魅力，让他在那样人妖颠倒的时代看清了这位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分量、一位艺术家的分量。孙育孺早早地于凄凉之中离开了人世。他怎会知道，四十年后，那个曾经的小畏友还在深情地记念着他，记着他用一张作业本纸的背面所写的那封谈艺术的信，一封写于1974年、写得满满一张纸的信。也是个大雪天，玉鹏兄去拜访这位没于村野的高人。房子太小太矮，只能低头进去。没有门，只挂着个草笘子。满墙的黑灰，歪而细的屋梁上吊着黑黑的灰穗。没有床，只是铺着一小片麦秸，甚至没有一个枕头。三块土坯当桌子。但是墙上竟有一幅画，当然是自己画的，远处有山，近处有水，几只蝌蚪在游。画的左上方有他独特的题字：“今日小，明日大。不仅有识于文字，而且有利于田家。”出得门来，在无人的雪地上，青年的玉鹏又是独自大哭了一场。哭人生的艰难，哭艺术的遭殃。
外表强悍的玉鹏心却是软的热的。他在书协主席的位置上，总会想到那个在风雪里苦熬的孙玉孺是怎样以一颗热热的心去关怀他帮助他，总会想起泰安的风雪中目送弟子的83岁的老师，他也就不遗余力地去帮助别人，帮助那些刚刚起步或正在腾飞的后来者。一个地级市，能够有150个全国书协会员，这里面有着段公的心血与绸缪。为了解决一个年轻书法家的经济困难，他会主动购买其书法作品。他与夫人李芳助学两个贫困生，并要求每一位副主席都要帮助一名贫困生。
对于艺术家，严格意义上，应当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来检验来要求，而对于权力的态度，则是一种试金石。依附与亲近当然是自甘末流的同流，丧失艺术良知的艺术可想而知；冷观而清醒地保持距离，才会让艺术少受污染、干扰与侵袭；而只有看清人类进步的大势，葆有着鲜活强劲的一个知识者的良心，敢于铁肩担道义，并常常地持有一种独立与批判的精神，其艺术才能有望到达不朽的境界。后现代主义时期的大师、德国画家安塞姆•基弗，曾被称为“大西洋两岸同时代人中最好的画家”。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用自己的画笔，回忆与记录了纳粹的罪恶，从而又被称为“伟大的记忆者”。中国的艺术家们（包括作家们），鲜有这样的胸襟、责任与胆魄，他们大多在追逐权力与名利的“征战”中耗去了大好时光，甚至丢掉了真正的艺术之魂。
玉鹏兄是有大志向的人，他曾与我谈起黄宾虹。就是这个叫黄宾虹的人，于1923年发表于上海《民国日报》上的文章，虽然已经过去了八十年，现在读来仍然让人触目惊心：“画者未得名与不获利，非画之咎；而急于求名与利，实画之害。非惟求名与利为画者之害，而既得名与利，其为害于画者为尤甚。当未得名之先，人未有不期其技艺之精美者，临摹古今之名迹，访求师友之教益，偶作一画，未惬于心，或弃而勿用，不以示人，复思点染，无所厌倦。至于稍负时名，一倡百和，耳食之徒，闻声而至，索者接踵，户限为穿，得之非艰，既不视为珍异，应之以率，亦无意于精研。始则因时世之厌欣，易平昔之怀抱，继而任心之放诞，弃古法以矜奇，自欺欺人，不知所止。”多少“名家”，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往往是在成名之前。一旦成名，自以为成了大家的范式，从而也就丧失了学习、吸收、上进的心境与能力，固步自封，甚至远离了艺术之堂奥。
让人欣慰的是，玉鹏兄是清醒的。出乎多少人意料，书、刻成就斐然的段公又于去年拜大家程大利为师，在绘画领域走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一步非同小可，昭示着他的艺术生命的拓宽与开掘，亦表达着他对于艺术没有止境的追求。程大利与众不同之处或曰高人一头之处，在于他的学养与他的生命意识的强大自觉，在于他的当代极为稀少的“士夫精神”——亦即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良知。“我在宇宙的洪荒之中感受生命的律动”，他的画里，那种苍茫苍凉，原始雄浑，无不栖居着生命的激情与独立的思索。也许程大利先生会帮助段公凿开另一扇生命的闸门，从而开垦出崭新的艺术天地。
段玉鹏简介：
段玉鹏，1949年生，山东省济宁市人。1977年拜金石书画大师朱复戡先生为师。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国际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书协副主席、山东省文联委员、济宁市文联副主席、济宁市书协主席。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冷印社社员、山东省书协顾问、山东印社顾问、朱复戡艺术研究会顾问。山东省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兼职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济宁市政协特聘专家，济宁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山东省“泰山文艺奖”一、二届书法类评委。北京荣宝斋画院程大利山水画工作室画家，段玉鹏艺术馆馆长。
作者简介：
李木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讲师团专家，济宁散文学会、淄博市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发表出版散文作品近300万字，作品曾被《人民文学》《当代》《十月》《大家》《钟山》《花城》《随笔》《新华文摘》等刊物重点推介，并入选《三十年散文观止》、《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散文卷》、《新中国散文典藏》、《中国百年散文》等二百余部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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