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邹鲁之风”的形成与演变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王志民 人气: 发布时间:2017-12-17
摘要:“邹鲁之风”肇端孔子,始于鲁;兴于子思,扩于邹;盛于孟子,风行邹鲁。并由士风演变为世风,由邹鲁之地传播影响至全国。

邹鲁之风

  内容提要:邹、鲁是两个文化渊源不同的东方古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尊孔、崇儒、读经、传经为主要特征的“邹鲁之风”形成发展过程中,邹、鲁经历了二元一体的文化演变,成为一支以“邹鲁之风”为时代文化内涵的区域文化。“邹鲁之风”肇端孔子,始于鲁;兴于子思,扩于邹;盛于孟子,风行邹鲁。并由士风演变为世风,由邹鲁之地传播影响至全国。从楚墓郭店竹简发现的与思孟学派有关的活动情况,结合《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综合分析,可以看出,战国“邹鲁之风”形成的骨干力量——邹鲁之士,实际即是思孟学派的广大成员,他们根植邹鲁,活跃四方,西至中原,南到长江,推动了邹鲁之风吹向全国。战国“邹鲁之风”是先秦儒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为秦汉以后,不绝于史的“邹鲁之风”在全国各地的落地生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邹鲁之风儒学文化传播

邹鲁礼乐

  在中国儒学史乃至文化史上,“邹鲁之风”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文化现象。在汉代以后的二千余年里,“邹鲁之风”已经成为“儒风”及传统文明之风的代称,例如:《唐文拾遗》卷45载《文宗御注孝经赋》即有:“万门翕集,清传邹鲁之风;万室雍熙,普咏文明之德”。以“邹鲁之风”与“文明之德”对应。元代诗人吴海为福建闽县人,博学负气节,人称“性不悦流俗,慕邹鲁之风”。[1]《台南古迹志》记载徐树人任职台南时,大兴海东书院,“一时文士兴起,有海滨邹鲁之风”。[2]可见,“邹鲁之风”历来成为一地优良文化风气的代表。

  邹鲁是孔孟的故里。邹鲁文化研究是儒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勿庸讳言,这个领域的研究,特别是邹鲁文化与孔、孟及儒家学派关系等诸多问题的探讨,还是很不够的。

  杜维明先生从世界儒学研究意义出发,提出了一个思考深远的问题:“为什么曲阜、邹城形成的区域文化影响到中原,继而到全世界?这其中经过怎样的曲折和发展,逐渐成为主流⋯.都很值得探究。”[3]最近,我又读到了李学勤先生在十年前谈到这个问题时切中肯綮的一番话,很受启发:“这里需要研求的问题是,邹鲁文化何以会孕育出孔子及儒学?孔子和儒学又怎样塑造与推进了邹鲁文化?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邹鲁文化是在什么环境下形成的。与其他区域文化存在着如何的关系?要回答这一类问题,必须对邹鲁文化进行全面的考察分析,说明其本质和特征。”[4]

  杜、李两先生的话,代表了新时期学术界对孔子与儒学研究的一种热切期望:要从孔、孟产生的地域文化的角度来深入挖掘和探求孔、孟及儒学孕育、产生、发展的文化动因。这不仅是儒学研究深化的需要,也是齐鲁文化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拟从邹鲁之风的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作一些粗浅的探索。

  一、邹、鲁与“邹鲁”——二元一体的文化演变

  “邹鲁”并称,始见于战国《庄子·天下篇》。虽不见此前史籍,但邹、鲁两国都是立国很早,而且文化渊源有自的文明古国。关于两国文化的渊源、发展及相互关系,已有学者进行过有益的探讨论说。[5]但仍有必要在此梳理辨析。

邹鲁地图

  (一)邹与鲁——两支不同渊源的文化

  邹、鲁两国毗邻,以今日观其古国遗址,相距不过二十公里。但从文化渊源看,两国文化并非一体。鲁,立国于周初封建诸侯之时,为周宗室、姬姓,史多有载,论者亦多,此不赘述。邹之文化渊源却值得深入探析。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能够确信的是:邹,即邾(邹,亦作驺,为邾之异体字),邾,也作邾娄,为一立国早于鲁的东夷土著方国。其文化渊源,有学者依据《路史》、《元和姓纂》等文献和出土的《邾公牼钟》,认为:邾人的祖先为陆终氏,而陆终氏为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颛顼高阳氏的后裔。[6]且据《路史》:“朱,曹姓,子,邾也。”曹为姬姓,如此说,邹与鲁应为同祖同源的姬姓方国了。但此说颇多可疑处。一是上述材料多据唐人之《元和姓纂》和南宋罗泌《路史》,其中推导、传说成份较大。二是与先秦文献中有关邾、鲁关系的记载多有矛盾之处。细斟验之,笔者以为:王献唐先生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一书中所说:“三邾土著为东夷炎族,”而非黄帝族裔是正确的。此外,我们发现还有三条资料可以证明邹、鲁二国不同源,现补充如下:

  其一,周王室未视邾为同族同源之国。邾为夏商时立国的东方较大方国,与商奄等同属东夷土著。其大约未参与周初的商奄、薄姑叛周之乱,在周公东征后,保留下来。然而周初封建,并未封邾,只是将其作为周之附庸而据邾地。直至春秋时期,因其支持齐桓霸业,“尊王”有功,方封其为子爵之国。[7]显然,周王室并未将邾视为同宗。更没有象鲁、晋一样,具有“以蕃屏周”之待遇。

  其二,春秋之世,邾、鲁最为敌对之国。邾鲁毗邻,观春秋之时,邾与鲁,虽时有朝鲁及与鲁盟好之事,但总体看,却绐终为敌意最大之国。这与鲁同晋、曹等同宗之国的亲密关系适成鲜明对照。此非纯为外交之事,而与文化相异有绝大关系。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统计:春秋之世,鲁国“兵之伐国仅二十,而书公伐邾者六,书大夫伐邾者八。⋯.邾在鲁之宇下,而陵弱侵小之兵,史不绝书如此。”所以,王献唐在说到春秋邾三国之忧时说:“邻国来侵,亦时以兵戎相见,其愁结最深者莫如鲁。”[8]统观《左传》所记春秋史料,邾与鲁,能抗则抗,能伐则伐,时有结盟,但以敌对为主。《左传》记载中,亦不乏邾联莒、联齐、联吴、联晋等国攻鲁之事。[9]以“尊尊亲亲”为治国方针,至春秋时仍享有“周礼尽在鲁”之誉的鲁国,对邻国之邾,“相煎何太急?”看来,本非同根生。

  其三,鲁人视邾为“蛮夷”之国。据《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鲁僖公母成风之母国须句为邾所灭。“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不仅指邾灭须句为蛮夷乱夏,且认为这是周王朝之祸。并于次年春,“伐邾”,取须句,反其君。礼也。”可见,邾在鲁人眼中,实为异类。邾、鲁之争,带有夷夏文化冲突的底色。

  邹、鲁文化的差异,从古文字和考古学上也能得到进一步的认证。山东考古学者王树明先生在其《邾史二题》一文中就提出:“邾之得名,缘于邾人原以蜘蛛为图腾。邾又“邾娄”一名,是人们直呼其图腾之名“蜘蛛”二字的声转易字。”[10]

  又例:邾国有诸多与鲁人相异的习俗。《左传·定公三年》载:邾庄公下葬,“先葬以车五乘,殉五人。”这与同属炎帝后裔,保留较多东夷习俗的齐人殉车马、殉人[11]相类似,而在鲁国不曾发生。

  近些年,在枣庄东江村发掘的三座小邾国墓葬中,发现春秋时期青铜器63件,24件有铭文。其中,多有小邾国君为嫁女而制作的媵器,这与在河北易县及河南洛阳发现的齐嫁女的青铜媵器十分相似。[12]

  春秋之时,邾与鲁为敌,却一直与齐国结盟,数度夹攻鲁国,很有些“借齐势以侵鲁”、“邾为齐之属”[13]的倾向。这应该与文化上的同源不无关系。作了以上的梳理,我们大致总结为邹、鲁文化是两支渊源不同的文化。在春秋以前,鲁为周之封国,邹为周之土著附属国。在“兴灭国继绝世”的周礼文化生态环境下,邹、鲁两国主要传承着各自的部族文化。邹为土著东夷古国,保留和传承着较多的东夷土著文化的诸多特色;鲁为周文化在东方的代表,传承着以周礼为核心、周鲁文化传统。两国和平关系的维持主要表现为:邾(邹)以礼朝鲁、尊鲁;鲁以礼安邾关系平稳,各承传统。

  (二)邹鲁文化交汇于春秋,融合于战国。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纲纪不张,礼乐崩坏,列国纷争。从邹、鲁两国关系讲,在鲁强邹弱的基本格局下,进入了一个以动荡、冲突、敌对为主的时期。从文化上看,则经历了一个由排斥、冲突到交流、融合的过程。大致可以说:春秋前、中期,两支文化在以冲突、敌对为主的关系中交流,春秋后期,随着鲁强邹弱国势的定格和士阶层兴起,邹、鲁在上层文化中加快了交流与融合。

  春秋末到战国中期,是由邹、鲁两支文化到“邹鲁”文化融二为一的完成期。它以文化下移,士的崛起为基础,以孔子大兴私学为途径,以邹鲁士风的一体化形成为展现,实现了邹鲁文化融二为一的过程。这种融合,从民族文化的发展演变讲,是在犬牙交错的部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在一个相对统一的地理单元内,夷、夏文化融合的缩影;是社会巨变所导致的原部族方国与封国之势力消长而形成的文化融合的必然结局。由邹、鲁到“邹鲁”,既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又是社会文化剧变的结晶。邹、鲁两支异质文化的融合,不是简单的一加一式结合,也不是以鲁融邹的简单合并,而是两支文化的提升和升华。邹鲁文化既非邹文化,也不是简单等同于鲁文化,邹鲁文化是在制度文化大变革时代产生的新区域型的文化。而其结晶体,即表现为“邹鲁之风”。

庄子天下篇

  二、从《庄子·天下篇》看“邹鲁之风”

  “邹鲁”并称,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也是关于邹鲁之风形成的最早文献记载。《庄子·天下篇》是一篇专论诸子百家争鸣的珍贵文献,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学术史专论。《天下篇》认为:古之道术“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而到了战国之世,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而各派思想家各执一己之见。作者遂以此篇论述今之各派与古之道术关系。

  《天下篇》以“古之道术无乎不在”为宗,评述当时六个主要学术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主旨及与“古之道术”的渊源关系。其中提及五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十三人,其中,对墨翟、禽滑厘(墨家),宋钘、尹文(稷下黄老学派),彭蒙、田骈、慎到(稷下道法家),关尹、老子以及庄子本人(本真道家)等四家论述,大致运用同一模式:先述学术宗旨及与古之道术关系,再提代表人物,继之评说基本思想主张。以稷下道法家为例:“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造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另一家惠施、桓团、公孙龙等辩者(后世称名家),则对其善辩特点及思想观点主张进行了评述。《天下》之文,汪洋恣肆,思想宏阔,知识广博,又精深独到,点石成金。虽然,该文的作者是否为庄子本人,历来存在较大争议,但如非像庄子这样的旷世奇才确难写出如此之高论。诚如王夫之所说:“或疑此篇非庄子自作,然其浩博贯综,而微言深至,固非庄子莫能为也。”[14]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天下篇》对儒家学派的记载,从内容及引文方式与前数家学派都不同,可说是一个特例。其记载为:

  “古之人其备乎!其明在于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细分析这段文字,作者在这里实际提出了:在道术为天下所裂之后散布的三个方面:一是“旧法、世传之史”;二是《诗》、《书》、《礼》、《乐》之五经文献;三是百家之学。评析儒家,既没有与其它各家并列论之,也没有象其它各家一样去评析代表人物及思想主张,而是讲述了对“邹鲁”之地的一个群体——“邹鲁之士”与“缙绅先生”的一种风气:即对《诗》、《书》、《礼》、《乐》中的“古之道术”,“多能明之”。这是对“邹鲁之风”的最早描述。其中,有几点很值得关注:

  其一,“邹鲁之士”是邹鲁之风的营创者。在“士”阶层蓬勃兴起,百家争鸣的战国中期,“邹鲁之士”已是一个在各派各家学者中影响巨大的群体。以至庄子在评述各主要学术派别时,不得不将他们作特别的表述。这个群体跟其它学派那些朝秦暮楚,“取合诸侯”的游士不同,他们固守着“邹鲁”文化家园,营造出一种区域独特的文化风气。这个群体数量之众,不限于部分学者,而是一个阶层“士”。这个阶层在《庄子集解·天下篇》表述为:“士,儒者;缙绅先生,服官者或云缙。⋯.绅,大带,六经所由传。”《庄子集释·天下篇》《疏》亦云“先生,儒士也。”[15]总体分析大约有两部人组成:一种是儒士,即冯友兰先生所说:“是一种有知识有学问之专家,他们散在民间,以为人教书相礼为生。”[16]邹鲁为孔子兴学之地,儒士众多,当在情理之中。二是“服官者”,即穿官服的知识分子。我的理解即是新兴的士大夫阶层,包括大、小有知识的官吏。总之,邹鲁之地的庞大知识分子阶层成为百家争鸣中的一支生力军,正是他们催生了邹鲁之风的形成。

  其二,“邹鲁之风”的内涵主体是尊孔读经的儒风。《天下篇》认为:那些“古之道术”载于《诗》、《书》、《礼》、《乐》等古典文献中。邹鲁之士,“能明之”,既反映出在邹鲁之地,研习六经,已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风气,也说明他们对六经典籍的研习已有相当的深度。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儒家所作的诠解,实际也是对这种风气很好的总结阐发,即“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而今人郭沫若先生则直接将对儒的诠释与邹鲁之士联系在一起,提出:“儒本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专号”。[17]此亦足见邹鲁之风在儒学形成中的重要历史作用。

  其三,邹鲁之风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崇尚道德教化之风。《天下篇》对邹鲁之风的精神文化内涵并没有直接的表述,但是,它肯定了“其”(古之道术)在六经中的蕴含,邹鲁之士,“多能明之”,实际上即是说,邹鲁之士最能理解与领会“古之道术”的实质,而这古之道术即是“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18]的精神思想的内核。亦即指中华文化自上古“三代”以来的文化精髓。而这个精髓,主要还是体现在精神层面,亦即思想文化。

  陈来先生在其《古代宗教与伦理》一书中,对儒家思想的来源曾作过系统的梳理和考证。他认为:“儒家思想本身是三代以来中国文化产物。⋯.儒家思想是连接着三代文化的传统及其所养育的精神气质的。”《周礼·地官》之“大司徒”职中,有所谓“十二教”,“十二教中的前六教明显属于礼乐教化的部分,与后来春秋战国儒家所讲的礼乐教化,其精神是一致的。”[19]关于教,文献中记载:“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教、友、睦、娴、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20]可见所谓六德、六行,主要是道德教化,《左传·昭公二年》中有晋国韩宣子到鲁国感叹“周礼尽在鲁”的记载,鲁地作为周公的封地,一直是《周礼》之制的典范执行者,到了春秋礼崩乐坏之时,鲁地可谓“乱云飞渡仍从容,”仍然保持周礼,可以想见,邹鲁之风所展现的也是一种道德教化之风。

六经

  三、邹鲁之风的形成

  关于邹鲁之风形成的过程,并无直接的文献记载。但作为邹鲁之地一种“儒风”文化现象,来探讨其形成的历史轨迹,我们大致可以作如下的追溯:邹鲁之风的文化基础,应该上溯至周公封鲁之时。杨向奎认为:“鲁遵守西周传统,‘周礼在鲁’是宗周礼乐文明的嫡传⋯.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代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21]作为以尊孔读经为主体展现的邹鲁之风的形成则应该从孔子生前整理六经,并以六经授徒开始。其在春秋战国之世的形成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肇于孔子,兴于子思,盛于孟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肇端孔子,始于鲁。

  孔子对中华文明的最大贡献之一,即是对三代文献为主的古代典籍整理而编定“六经”。《庄子·天运篇》借孔子与老子的对话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匡亚明在“文革批孔”后不久出版的《孔子评传》中即高度评价说:“经过孔子整理的‘六经’(现仅存‘五经’),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夏、商、周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情况,对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史、政治社会史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六经’不仅是我国的珍贵史料,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富有学术价值的古代文化瑰宝。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22]在整理六经过程中孔子本身就为学生和社会树立了一个学习经典、尊崇传统的榜样。《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事,可见他读经之勤奋和编经之艰辛。据笔者粗略统计,《论语》中,有十三次专谈或采引《诗经》,74次提到礼,数次引用《书》、《易》,多次论乐。诵读、研习《诗》、《书》、《礼》、《乐》、《易》成为他一生的精神追求和职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应该是“邹鲁之风”的开创者,也是其形成的前提和基础。

  前人早就注意到孔子编定六经目的之一,是作为私学教材。《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近人周予同先生说:“孔子既然设教讲学,学生又多,很难想象他没有教本。毫无疑问,对于第一所私立学校来说现成的教本是没有的⋯.孔子为了教授的需要,搜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重加整理编次,形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23]孔子的弟子众多,其弟子尊崇孔子,亦以孔子为榜样,读经习经。可以设想,在孔子生前,鲁地在一定程度上就已形成一种崇礼重经的文化风气。

  应当看到,孔子去世后,鲁国文风曾一度消沉。一是弟子四散。《史记·儒林传》载:“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汉书·艺文志》引刘歆语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虽然孔子死后,“弟子皆服三年”,然后“相诀而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但毕竟师生相聚论学、共读经典的昔日风光不再,鲁地的文风大受影响。二是百家之学兴,读经之风消。时入战国之后,列国纷争,兼并战争激烈,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各国争相延揽人才,催生诸子百家的形成。而各家各派学者大多“喜议政事”、“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力求投合统治者的需要。而以三代文献为主编定而成的“六经”,因其不合时宜,则受到冷落。这也对鲁地文风产生重大影响。《文心雕龙·时序》中评论说:“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第二阶段:兴于子思,扩于邹。

  在邹鲁之风的兴起发展中,子思是一个关键人物。子思,名伋,为孔子嫡孙。其一生以弘扬乃祖之学,教授六经为己任,在邹鲁之地大兴私学,使邹鲁之风得以兴盛发展。关于子思的生平,文献记载较少,大致说来,可有以下几点:

  其一,子思生于孔子晚年,曾亲聆孔子教诲,[24]他一生以弘扬孔子之学为己任。《孔丛子·记问》记载:“夫子闲居,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意子孙不修,将忝祖乎?’”可见,孔子晚年对子思的成长十分关注,每有闲居独处之时,祖孙问答,即刻教诲,解疑释惑,着力培养。《孔丛子》记孔子与子思对答共四处,涉及家事、任贤、礼乐、哲理等,内容广泛,可见多所用心。而子思也继承乃祖之志,以弘扬儒学为己任,成为孔子之学的正宗传人。正如康有为所说:“孔子之道大矣,荡荡如天,民难名之,唯圣孙子思,亲传文道,具知圣统”。[25]

  子思曾受孔子得意弟子曾子之教。《孟子·离娄下》曾记载说“曾子、子思同道”。《礼记·檀弓上》、《孔丛子·居卫》都记载有曾子对子思教育的话。宋儒则认为:“孔子殁,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己。曾子传之子思。”[26]孟子则“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荀列传》),可见子思上接孔子,下启孟子,是孔学传承谱系中的关键人物。

  其二,他做过官,但官职不高,曾受到鲁、宋国君重视,做过师傅、咨询一类虚职,大致属于颇有声望的“士”一类。他曾在鲁穆公时为官吏。《孟子》中多次提到子思,“鲁穆公之时,公仪休为政,子柳、子思为臣。”他也曾在宋国做官,但依孟子的说法“子思,臣子,微也。”可见,子思的官职并不高。

  其三,子思一生主要的事业是继承乃祖的衣钵:读经传经,兴学授徒,安贫乐道。《盐铁论·贫富》曾记载:“孔伋,当世被饥寒之患。”《说苑·立节》则记“子思居于卫,缊袍无表,二旬而九食。”可见,他一生比较贫寒。子思兴学的直接文献资料亦较缺乏,但子思一生,门人众多,应是事实。孟子即“受业子思之门人”《礼记·檀弓下》记载:子思之母死于卫,子思哭于庙,而门人随至,劝其不要哭于庙的事。另有多处记载子思与门人的对话,均可见其门人之多。

  子思兴学授徒,曾扩展到邹地。这方面先秦两汉文献中并无直接记载,但《史记·孟荀列传》中,既有“孟子授业子思之门人”一说,孟子就学未有到邹之外的记载,可作一证。另,邹城地方文献及林庙石刻中则有多方面记载,众多历代遗址尚存,想必也是有历史的依据。

  邹城现存宋代以来的林庙石刻中,记载子思曾来邹地讲学,并在邹地写成《中庸》。元代所修的中庸精舍,有孔颜孟三氏教授张䇓所写的《中庸精舍记》记其事,“旧名子思讲堂,谓孟子传道于此”。[27]此后,改为中庸书院、子思书院等,明清时代多次重修,今遗址尚存。

  笔者综合各种资料认为:子思在战国初期邹鲁之风的形成发展中,是一个过渡性的关键人物。一是他将孔子去世后,因弟子各奔东西、散游诸侯,鲁地一度消沉的文风重新振作起来,使之得以延续。二是他将兴教讲学扩充到邹鲁之地。这在战国初期鲁国国力日衰,“状如小侯”的情况下,为邹鲁之地传承发展儒学,培养人才,提供了支持,也为孟子的出现奠定了厚实的文化基础。三是子思施教,以传授五经为主。这为形成“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对《诗》、《书》、《礼》、《乐》“多能明之”的邹鲁之风形成打下基础。《孔丛子·杂训》载:“子上杂所习,请于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训焉,学必由圣,⋯.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这说明,在战国百家之学兴,天下之士,朝秦暮楚,以干世主的风气下,人们要学什么?面对混乱的思想局面,子思坚持“学必由圣”,排除杂说,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传承儒学,这对邹鲁之风的形成,延续、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事实上,邹鲁之风的形成由孔子教授六经之起到孟子崇孔读经之兴,子思是个关键人物,正如清代黄以周在辑录《子思子》时所言:“求孟子学孔圣之师承,以子思为枢纽。”[28]子思所作《中庸》中,共引《诗》14篇,亦可见他对诗学的重视。

  第三阶段:盛于孟子,风行邹鲁。

  从文献记载的角度看,邹鲁之风的繁盛和战国之世儒学的振兴,是直接联系连接在一起的。而这都得之于孟子的伟大贡献。

  《汉书·儒林传》:“天下并争于战国,儒学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至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这说明,在战国早中期相当一段时间,儒学声势大衰,《诗》、《书》、《礼》、《乐》的传授也仅在齐鲁之地绵延不断而己。儒学的振兴,主要得力于孟子、荀卿二人。六经复传,并推动邹鲁之地形成知识分子一代文化风气的,则主要是孟子。原因有二:

  其一,孟、荀因为战国时代振兴儒学之大师,且先生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论儒传教,影响巨大。但孟子较荀子早半个世纪。前有孟子,后有荀子,共推儒学,显于当世。而所谓“威、宣之际”儒学“显于当世”主要是孟子。根据历代学者考定,荀子出现在稷下的时间大致不早于齐泯王时期。

  其二,孟子一生,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邹国。其对邹鲁之地的文化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有关孟子生平事迹的材料较少,但现有历史文献中,大致可以这样来分析他与邹国故乡的关系:第一,他在四十岁之前,没有离开邹国的记载。从总体看,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生活内容:一是他在邹国接受了启蒙教育,著名的“孟母三迁教子”的故事就是出现在这个阶段。二是他在这儿从师学习,受子思影响巨大,是子思门人的学生。尽管后世学者以此认为孟子可能在鲁国求学,但古代文献中并没有孟子在鲁国或其它地方从师学习的记载,为子思之后学,与是否在鲁求学是两码事。孟子很可能是子思及其弟子在邹地兴学的直接受教者。三是孟子曾在邹地设教授徒。[29]四是初仕邹国。《孟子·梁惠王下》曾记载邹穆公问政孟子之事,如清人周广业在《孟子出处时地考》一文中说:“孟子之仕,自邹始也。时方隐居乐道,穆公举之为士。”[30]

  总结来看,早年孟子之与邹国关系,大致可概括为:幼承母教,从师学习,设教授徒,出仕为宦。他的人生是从邹国开始的。

  第三,孟子在四十岁到六十岁的二十年间,曾周游列国,于齐、梁两大国之间奔波往复用力最多,冀有所为。孟子在邹、鲁、滕、薛、宋等国间率徒游说,传经讲学,将邹鲁之风传播各地,值得关注的是,孟子在齐威王、宣王之时,三次游齐,在稷下学宫长驻达十数年之久,在各国与君臣交往甚广。《孟子》一书中提到齐宣王就有23次,是所有国君中提及次数最多的。其在齐之稷下率徒讲学,不治而议。但官居卿位,特受尊崇。辩说争鸣,影响极大。在魏国,他与梁惠王大谈“仁政”,希望他“省刑罚,薄税敛”,“与民同乐”;他称不行仁政的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在滕国,他“馆于上宫”。[31]受到很高礼遇。他劝滕文公保民而王。大讲“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道理,如此等等。我们可以说,孟子对“邹鲁之风”的形成发展,贡献是巨大的:一是孟子尽其所为,所到之处,大力弘扬儒学,力挽“儒学既黜”之颓势,重振儒风,大力提升了邹鲁之风的影响力。二是培养了大批“邹鲁之士”。[32]同时,孟子讲学始于邹鲁,其弟子大多为邹鲁之士。孟子出游,从者如云,“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33]这实际上为邹鲁之风的发扬广大,培育了数代传承的生力军。

  第四,终老邹国。根据大多数前人研究的成果,大致说来,孟子自六十岁左右直到八十四岁去世,晚年二十余载主要是在故乡邹国过的。其晚年对邹鲁之风的推助及兴盛发展影响甚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其一,其晚年以研究《诗》、《书》、《礼》、《乐》为主业,对邹鲁士风影响极大,《史记·孟荀列传》云:(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史记考证》引清人梁王绳语:“七篇中言《书》凡二十九,援《诗》凡三十五;故称叙《诗》、《书》。”赵歧《孟子题辞》亦说:孟子晚年,“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庄子·天下篇》所言:“《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与孟子晚年与众弟子万章等人在邹地的《诗》、《书》活动有极大关系。其二,晚年教授大量生徒,为邹鲁之士的大量产生做出突出贡献。孟子晚年生平情况文献记载不详,但其广招弟子,讲经授徒是可以肯定的。从文献记载看,万章、公孙丑之徒是其晚年不离左右的弟子,后世学者多认为:“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殁,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34]孟子曾说:“君子三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教育天下英才为三乐之一。天下英才集中于前,可见其晚年,学生数量多,来源广。孟子以此为乐事,估计其晚年教育成就之大,自己是很满意的。

  孟子是孔子之后,传承、弘扬、发展孔子儒学影响最大的学者,不仅他对孔子尊崇备至。而且,他也以捍卫弘扬孔子之道为其一生最主要的历史担当,认为:“自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云圣人之世如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35]而要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呢?后世学者从东汉赵上去到韩愈也都对孟子在儒学特别是对先秦孔子儒学发展中的独特地位给予中肯特殊的评价的确是“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36]因而,观战国之世儒学及百家之学发展中,孟子实成为儒家学派挽颓势,开新局的中兴之巨人。自其同时代舟后的学者庄子《天下篇》始,孟子已成为战国儒学的代表。故在《天下篇》中“邹鲁”并称孔孟之乡,邹、鲁并称,邹在鲁前,实因孟子。这是战国儒学发展的时代印记,也是孔孟故里区域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儒学因孟子而兴,邹国因孟子而名世,“邹鲁之风”因孟子而达于繁盛。

海滨邹鲁

  四、“邹鲁之风”的发展演变。

  纵观从孔子到孟子,“邹鲁之风”的形成、发展过程,结合《庄子·天下篇》及先秦文献对邹鲁之风的有关记载,笔者认为:在战国之世形成的所谓“邹鲁之风”,实际是一种士风,亦即在邹鲁之地形成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时尚风气。这种士风的文化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它是一种以“述唐虞在代之德”为己任,坚守传统,弘扬传统的风气。是以历史担当精神,对上古三代以来形成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坚守、传承和弘扬,孟子“言必称尧舜”,邹鲁之士对三代以来的经典文献《诗》、《书》、《礼》、《乐》的热衷研习、传诵,以致形成了一种邹鲁士人共同创始的独特文化风气。战国时代社会巨变,战争频繁,“士风”的主流是热衷政治竞逐功利,著书立说,游说诸侯,迎合时尚,以干世主。邹鲁之风显示的却是一种特立独行的社会风气,不合时俗,却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其二,这是一种尊崇孔子,弘扬儒学的风气。孟子以“私淑孔子”自道,以“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为人生追求的目标,以孔子编定的六经为教材,“聚天下英才而教之”。邹鲁之士,对《诗》、《书》、《礼》、《乐》独“能言之”,这在战国中期,列国纷争,“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的大环境下是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象。从战国儒学发展讲,邹鲁则是儒学一处弘扬孔子儒学、培育儒家学者,坚持传播,发扬儒学的大本营和文化基地。

  其三,是一种崇尚道德教化,宣扬修身养性之风。邹鲁之士研修《诗》、《书》,深挖圣王先贤的“圣德”,以为自己的楷模和榜样。孟子道性善并专讲仁、义、礼、智四端之说,倡言以身示范立志要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孟子》中38次引用《尚书》,[37]引《诗》35条,大力宣扬“养浩然之气”。孟子说:“唯有德者,然后能金声而玉振之”。他认为邹鲁之士的时代使命就是要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环境下,要大力弘扬传统美德,要“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这是孟子所极力宣扬和坚持的,也是邹鲁之风所体现的一种道德精神。

  其四,是一种知识分子坚持理想,壮志有为的风气。由孔子到孟子,历览邹鲁之风形成的精神发展过程,都体现着一种胸怀天下、积极入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孔子及其弟子、子思、孟子是这样,邹鲁之士也是以此精神为主体,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而由这样一个群体形成的士风也同样充溢着这样一种“士”的精神。孟子之所思所想即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以积极人生态度,投身其中,“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38]甚至周游列国,四处碰壁,有志难申之时,则“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39]坚持理想,独行其道。这反映出以孟子及其弟子为主体表现的邹鲁之士的共同精神面貌和风气时尚。

  以如上四点为主要内涵特征的邹鲁之风在战国至秦汉的历史变迁中,传承发展,与时俱变,蔚然成为邹鲁之地一种独特的文化学象,这种变化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由士风到世风。即由知识分子风气演变为邹鲁之地的社会风气。赵歧《孟子题辞》云:“孟子既殁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这说明孟子云世之后,特别经秦始皇“焚书坑儒”,邹鲁之风有可能受到了摧残。但邹鲁之风并未泯灭,一是士风延续,断而未绝。在《史记·儒林列》列中记载秦末农民起义中,邹鲁之士的活动情况,其中有记载“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子之礼器,往归陈、王”之事,足见邹鲁之风在暴秦之世的坚守。又记载:“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的文化景象。兵临城下,依然书声朗朗,弦歌不绝,亦可见邹鲁之士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依然有着坚守传统、光大邹鲁之风的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二是影响所及,向世风转化。《史记·货殖列传》:“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40]这说明,好儒之风,到秦汉时,已经从知识分子的“士风”逐渐演变为邹鲁之地的民风民俗了。邹鲁以其尊孔好儒,风行诗书礼乐,已成为邹鲁异于他邦的社会的文化景象。

  第二、由邹鲁影响到到全国。由于孟子及思孟学派的大力推动,邹鲁之风在战国时代既已远播全国,深深影响了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发展。一是孟子率邹鲁弟子周游列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力倡仁政,传播儒学,弘扬邹鲁之风的文化精神,使区区小国之邹,因孟子而名扬天下。“邹鲁”遂成为儒学故乡之代名。推高了儒学在战国诸子百家中的“显学”地位,大大提升了邹鲁之风在诸子争鸣中的影响力。

  二是邹鲁之风劲吹稷下。孟子带万章、公孙丑等弟子,三次游齐,与齐宣王及稷下先生多有论辩,大力推行仁政主张。他长住稷下学宫达十数载,官居卿位,待遇优厚,备受尊崇,与稷下各学派学者争鸣、交流、辩说、研讨,推动了邹鲁之风与稷下之学的交汇、融合,促进了齐、鲁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及儒学在齐地的传播。战国之士,稷下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心,前有孟子,后有荀子,光大儒学,助推了诸子学术争鸣。而齐鲁之地则南有邹鲁之风,北有稷下学宫,共同营造出战国学术文化的“重心”地位。

  三是邹鲁之风远播长江南北。从孔子到孟子,邹鲁之风如何影响传播到长江流域,历史文献中相关资料并不多。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记载孟子的话说:“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这是有关荆楚学者北学孔孟之道,感受邹鲁之风,从而南传长江流域的一则间接记载,陈良是否来邹鲁之地或求学于孟子,该篇记载不详。但却记载着楚人学者许行和陈良及其弟子陈相与其弟陈辛等数十人在滕国与孟子辩仁政,论农家之事。滕为邹之邻国,又是孟子率徒久住论学之处,我们说,有大批的楚地学者来邹鲁之地求学,与邹鲁之士,谈经论道,将邹鲁之风带回长江荆楚之地,应在情理之中。战国邹鲁之士是否到长江流域传经说儒?虽然所见文献的直接记载并不足,但是,孔子的弟子澹台灭明,字子羽,武城人,而“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41]《史记·儒林列传》也有:“澹台子羽居楚”的记载,可见,邹鲁之地的孔门后学曾大批南下长江一带,恐怕从孔子时代就已开始。《吕氏春秋·去宥》有“荆威王学《书》于沈尹华”的记载,沈尹华为何处之儒家学者,史无详考,但楚国威王学《诗》、《书》、《礼》、《乐》应有儒家学者教之,其中应有邹鲁之士。总之,仅从文献典籍考察,邹鲁之士将“邹鲁之风”传播至长江流域是完全可能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湖北荆门郭店楚墓中出土的一批战国中后期的竹简及其释文的发表,为邹鲁之风远吹长江流域荆楚之地提供了新的证据。这些竹简中有14篇为儒家著作。李学勤先生认为:郭店楚简的“这些儒书都与子思有或多或少的关连,可说是代表了由子思到孟子之间儒学发展的链环”。[42]对于简书《五行》篇,庞朴先生认为“经部是子思所作,说部是孟子后学的缀补。”陈来先生结合《荀子、非十二子》中:“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进一步提出“《五行》说文为孟子所作。”[43]其中出土竹简《缁衣》即出自《子思子》,已是绝大多数郭店竹简研究学者的共识。[44]而《缁衣》中:“简本保留战国中期的特点,引文只引《诗》、《书》,”[45]郭店竹简的出土,为邹鲁之风传至长江流域,提供了探讨的路径。

  邹鲁之风怎样吹到长江岸边。杜维明先生有一段话值得我们分析思考。他说:“郭店出土的资料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这次出土的资料可以认为是先秦时期一个精致的图书馆里的材料。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现在认为是‘东宫之师’,也就是楚国太子的老师,他应该是当时水平很高的知识分子。”

  杜先生的推导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门窗,让我们看到了邹鲁之风吹绿江岸的美妙图景,这个“水平很高的知识分子”,不知其名,但极有可能是一个饱学的邹鲁之士。理由有三:一是从竹简的内容看,儒学的著作(共十四篇),而其中主要的是思孟学派的著作。这个时期,正是在子思及其门人和孟子推动下,邹鲁之风极盛时期,一位邹鲁之地的儒学大师当了“东宫之师”最具可能。二是从《五行》的作者即是子思与孟子来说,可能从子思到孟子,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邹鲁之士持续地传播儒学于长江流域,使邹鲁之风在战国之世即重现江南。三是从《缁衣》内容多引《诗》、《书》看,所谓邹鲁之风传布江南,实际是再现了从子思到孟子讲学授徒重《诗》《书》的传统。是以邹鲁之士“多能明之”的《诗》、《书》、《礼》、《乐》在楚地落地生风为主要体现的,这更显示出,邹鲁之士在江南复制了邹鲁之风的历史。

  从郭店竹简发现的思孟学派有关活动情况,结合《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综合分析,大致可以看出,战国时期邹鲁之风形成的骨干力量——邹鲁之士,实际即是思孟学派的广大成员,他们根植邹鲁、活跃四方,西至中原,南到长江,是推动邹鲁之风吹向全国各地的骨干力量。《荀子·非十二子》中记载荀子批判思孟学派,“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

  这段话,以思孟学派在邹鲁之风形成发展中的一种文化影象来理解,会找到更好的注脚:荀子在这里,以激烈的言辞挟击思孟,说他们那些“言必称尧舜”,自称是传承“真先君子(孔子)之言”的学说,由子思首唱在前,孟子呼应在后,这个前后近百年的“唱和”,是以那些“嚾嚾然不知其非”的世俗之儒,“受而传之”,推波助澜的。这些“世俗之沟犹瞀儒”,实际即指那些对“《诗》、《书》、《礼》、《乐》多能明之”的“邹鲁之士、缙绅先生”。而被荀卿指斥的思孟学派的“俗化”,正是指的邹鲁之风将孔子之教义,将《诗》、《书》等经典推向大众化,社会化和风俗化的过程。这是思孟学派的特征,也是邹鲁之风在行秦儒学发展中的巨大贡献所在,郭店楚墓中儒简的出土,佐证了《荀子·非二十子》中对思孟学派特征的描述,也证实了邹鲁之风强劲的文化传播力。

  战国时代,邹鲁之风是先秦儒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它的发展演变为儒学的广泛传播,在西汉时期上升为国家和民族的统治思想,为秦汉以后,不绝于史的“邹鲁之风”在全国各地的落地生风,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王志民,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孟子研究院特聘院长)

  [1]见《元诗选上集·辛集》。

  [2]见《雅堂文集》卷三。

  [3]杜维明《在儒家思孟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总结发言》,见《儒家思孟学派的论集》齐鲁书社2008年12月。

  [4]见贾庆超等著《〈邹鲁文化研究〉序》中华书局2004年8月版。

  [5]参见李启谦《论孟子思想与邹鲁文化》见《烟台大学学报》1995年4期。王钧林《论邹鲁文化》,见《东岳论丛》1997年1期;杨朝明《邾鲁关系·邾国文化·邹鲁文化》见《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8月第4期。

  [6]参见郭克煜《邾国历史略说》见《东夷古国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8年10月。

  [7]《左传·隐公元年》载:“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杜预注:“以为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称名。“孔疏:“齐桓行霸,仪父附从,进爵为子。”

  [8]见王献唐《三邾疆邑图考》齐鲁书社1982年版。

  [9]参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362-364页。

  [10]参见《小邾国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3月。

  [11]齐国故城遗址中:现有大型殉马坑:东周殉马坑、殉车马坑两处。又参: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12]参看: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105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李零《读小邾国铜器铭文》见《小邾国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3月。

  [13]参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第363页。

  [14]王夫之《庄子解》,中华书局1984年版。

  [15]见《庄子集解·天下篇》。

  [1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原儒墨》,中华书局,1984年。

  [17]转引自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第367页,三联书店2009年4月。

  [18]见《庄子·天下篇》。

  [19]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三联书店2009年4月,第373页、377页。

  [20]见《周礼、地官、大司徒》。

  [21]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

  [22]匡亚明《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3月,第355-356页。

  [23]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增订版,第801页。

  [24]据李启谦先生考定:孔子去世时,子思十二岁。见李启谦《子思及〈中庸〉研究》载《孔子与孔门弟子研究》齐鲁书社2004.12。

  [25]见康有为《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第187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26]见《二程语录》转引自李启谦《子思与〈中庸〉》一文。

  [27]见刘培桂编著《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齐鲁书社2005年9月,第28页。

  [28]见《清史稿》卷482。

  [29]参杨泽波《孟子生卒系年新考》见《孔孟学报》第八十期(台湾孔孟学会)。

  [30]参王其俊《中国孟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11月,第70页。

  [31]见《孟子·尽心下》。

  [32]参见刘培桂主编《孟子志·孟子弟子考述》,山东人民出版社。

  [33]《孟子·滕文公下》。

  [34]见《韩昌黎文集·答张籍书》。

  [35]见《孟子·尽心下》。

  [36]见《韩昌黎文集·送王秀才序》。

  [37]刘起玗《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9页。

  [38]见《孟子·尽心下》。

  [39]见《史记·孟荀列传》。

  [40]见《史记·货殖列传》。

  [41]《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42]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见《中国哲学》第20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3]陈来《〈五行〉经说分别为子思孟子所作论》见《儒家思孟学派论集》齐鲁书社,2008年12月。

  [44]参阅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232-233页。

  [45]周桂钿《郭店楚简〈缁衣〉校读杞记》见《中国哲学》第二十辑。

责任编辑:孔孟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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