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东夷文化及其源流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栾丰实 发布时间:2025-01-12
摘要:《礼记·王制》说“东方曰夷”,《说文》有“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皆为此意。所以又称为东夷。

  摘  要: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黄河和淮河下游地区,在考古学上存在一个自成体系的海岱系考古学文化。而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期,上述地区则记载着一个区别于华夏和苗蛮等部族的“东夷集团”。两相对照和比较,一般认为东夷族群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就是海岱系考古学文化。从称谓上,东夷族群的发展历史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即前九夷时期、九夷时期、东夷时期和后东夷时期。依据近百年来的相关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来分析东夷文化的发展和演变脉络,则可以把东夷文化的完整历史区分为六个发展阶段,即起源阶段、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鼎盛阶段、“夷夏东西”阶段、与华夏文化的融合阶段和最终的发展去向。

  关键词:东夷;东夷文化;前九夷时期;九夷时期;东夷时期;后东夷时期

东夷、东夷文化及其源流

  一、引言

  近些年来,东夷和东夷文化的研究以及社会关注程度持续升温,主要表现在:各地纷纷成立东夷文化的研究机构,如济南和济宁、青州、枣庄、临沂等地先后成立了“东夷文化研究会”“大舜文化研究会”等学术组织,临沂、青州等地还建立了东夷文化博物馆、东夷文化公园和东夷文化广场等对外开放的机构和场所;召开专题的学术会议,如山东省社科院等单位连续多次召开“东夷文化论坛”等;列入山东省的研究项目;出版学术论著,目前已经出版学术著作多部[1],发表的论文数量更多[2]。

  东夷和东夷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同时,各种非学术的声音也夹杂其间,有鱼目混珠之嫌。因此,有必要正本清源,对东夷和东夷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以及来龙去脉,在整体上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和把握。

  先秦文献中的“夷”,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夷,有时与华、夏对举,泛指中原地区以外的区域或部族,文献中称为“夷”、“蛮夷”或“四夷”。

  例如:蛮夷猾夏,周祸也。(《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

  明王慎德,四夷咸服。(《尚书·周书·旅獒》)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

  莅中国而抚四夷。(《孟子·梁惠王上》)

  狭义的“夷”,是专指古代东方居民。《礼记·王制》说“东方曰夷”,《说文》有“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皆为此意。所以又称为东夷,例如: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左传·僖公十九年》)

  杞,夏余也,而即东夷。(《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左传·昭公五年》)

  殷商甲骨卜辞、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人”和“尸”字,字形均为侧立之人。傅斯年先生认为“殷墟卜辞中每言伐人方,此人字实当释为夷字”[3]。郭沫若先生认为“尸字,假为夷”[4]。李学勤先生后来也认为,人方释为“夷方”为好[5]。这里的所谓“人”和“尸”,都应是“夷”字,已无异议。

  1931年,傅斯年先生提出著名的“夷夏东西”说。认为夏在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夷在以山东为主的东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夷夏东西分立,主导着中国上古政治历史的演变。“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发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6]

  1941年,徐旭生先生在通盘整理古史传说材料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古史上存在一个“传说时代”,其时代范围“上限未能定,下限暂定于商朝的盘庚以前”。遂提出传说时代的“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说[7]。

  以上两位先生依据传说史料,认为东夷族群和东夷文化是中华古代文明和后来汉民族形成的重要史前基础之一,在今天看来也无疑是正确的。几十年来,中国史前考古和青铜时代考古发展迅猛,不仅基本建立起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框架和发展谱系,对不同区域的文化面貌和特征甚至社会变迁也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和认识。在这些已经取得的考古学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的地下出土和传世文献资料,可以对东夷和东夷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最终融入中华古代文化的完整过程,有一个较为系统的概括和认识。

  按照三代中原地区的人们对东方的称谓,居住在东方的族群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四个大的历史阶段,即被称为“东夷”、“九夷”、尚未产生“夷”的称谓(或可称为夷人的祖先)和东夷族群的最终去向。如果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则是东方夷人的祖先时期、“九夷时期”、“东夷时期”和东夷族群的最终去向。下面先从“东夷”谈起。

  二、东夷时期(晚商至西周、春秋)

  称呼居住在东方的族群为东夷,以两周时期的文献记载最多,晚商时期也有,但只是偶尔一见。

  (一)西周、春秋时期

  这一时期关于“东夷”的记载主要见于两类文献之中,即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

  传世的先秦文献中关于东夷的记载,主要见于《左传》和《国语》,其他文献也有零星记载。例如:

  若出于东方,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其可也。(《左传·僖公四年》)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左传·僖公十九年》)

  公子朱自东夷伐陈,陈人败之。(《左传·文公九年》)

  杞,夏余也,而即东夷。(《左传·襄公二九年》)

  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以报棘、栋、麻之役。(《左传·昭公五年》)

  彼无亦置其同类以服东夷,而大攘诸夏,将天下是王,而何德于君,其予君也?(《国语·鲁语下》)

  楚恭王帅东夷救郑。(《国语·晋语六》)

  孔子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礼记·杂记下》)

  以上记载均属于春秋时期。由此可知,春秋时期黄淮下游地区还保留着一些族属为东夷的古国。如鄫国就在鲁南地区,山东兰陵县向城镇有鄫国故城;杞地在山东莱芜、新泰一带。

  出土文献这里指的是地下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其中有比较多的关于东夷的记载。与上述传世文献所记载的东夷均为东周时期不同,青铜器铭文中关于“东夷”的记载,主要为西周时期。例如:

  《璺方鼎》:“隹周公于征伐东夷,丰公、尃古咸斩……”(《集成》[8]02739;《断代》六)

  《小臣誺簋》:“东夷大反,白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唯十又二月,……”(《集成》04238;《三代》九·一一·一~二)

  《鼎》:“隹王伐东夷……”(《集成》02740;《三代》四·一八·一)

  《保员簋》:“隹王既燎,厥伐东夷。在十又一月,公返自周。……”[9](《图像集成》[10]05202)

  《宗周钟》:“王肇遹省文武,堇疆土,南或(国)……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隹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集成》00260·1~2;《三代》一·六五·一~一·六六·一)

  除了“东夷”之外,还有“反夷”“东反夷”等称谓,其含义是一致的,例如:

  《旅鼎》:“隹公太保来伐反夷年,在十又一月庚申,公在盩师,……”(《集成》02728;《三代》四·一六·一)

  《疐鼎》:“王令遣(捷)东反夷,疐肇从遣征……”(《集成》02731;《攈古》二·三·七九)

  从以上记载来看,周灭商之后的西周初年,东夷的势力还相当强大,所以才会出现周初“东夷大反”的危急形势和局面,需要周公、成王等亲自带领军队东征。经过几次征伐平服东夷的叛变势力之后,东方地区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此后直到春秋时期的较长时间内,东方地区的东夷小国多数依然存在,其臣服于周王朝,与周人分封过来的国家,如齐、鲁等插花分布,关系缓和,和平相处。所以只是在前述个别传世文献中偶尔提及东夷的存在。

  (二)晚商时期

  在追述晚商时期历史的周代文献中,有个别提到商王朝与“东夷”的关系,例如:

  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左传·昭公四年》)

  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

  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吕氏春秋·古乐》)

  这几条文献记载了商代晚期最后一位商王帝辛(纣王),曾经发动了多次征伐东夷的战争,最后战争虽然胜利了,但是这些战争导致了商王朝的覆灭。同样的内容,即晚商晚期征伐东夷的战争,在第五期甲骨卜辞中数量更多。只是当时的商人称东方之人为“夷方”(“尸方”“人方”),而不称东夷。例如:

  辛巳卜,叀生月伐夷方。八月。(《合集》第33038片)

  癸亥卜,寅贞,王旬亡祸?在九月,正夷方,在雇。(《合集》第36487片)

  癸已卜,贞,王旬亡祸,在二月,在,隹王来正夷方。(《合集》第36493片)

  癸未卜,寅贞,王旬亡祸,王来正夷方。(《合集》第36496片)

  同样的记载也见于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铭文之中,例如:

  《小臣艅犀尊》:“丁巳,……隹王来正夷方。隹王十祀又五,肜日。”(《集成》05990;《三代》一一·三四·一)

  《小子䍙簋》:“……隹𢦚令伐夷方,䍙宾贝……”(《集成》04138;《三代》八·三三·二)

  《作册般甗》:“王宜夷方,无敄,咸,王商(赏)作册般贝,……”(《集成》00944;《三代》五·一一·一)

  据甲骨卜辞记载,在晚商早期的武丁时期就有征伐东夷的军事活动,卜辞中有武丁亲自征伐夷和派遣其他人员征伐夷的记载。武丁时期一般称东方为“夷”,例如:

  侯告正夷(《合集》第6457片)

  王叀妇好令正夷(《合集》第6459片)

  王叀侯告比正夷(《合集》第6460片)

  今载王其步伐夷(《合集》第6461片)

  武丁时期的卜辞中,偶有“东夷”的记载,如:

  东夷又曰:千森余……(《合集》第8410片)

  据上述甲骨卜辞的记载,可以认为商代晚期商人称呼东方地区及其族群,绝大多数情况下为“夷”和“夷方”,但在晚商早期的武丁时期已经出现“东夷”的称谓。

  从商王仲丁到商末纣王期间的三百余年,东方的夷人与西部商王朝的关系,总体上表现为“或服或叛”,所以才会留下双方时有征战的记录。由此可见,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当时还不是地方隶属于中央的性质,东夷族群应该是臣服于商王朝的附属国或保护国,名义上应该还是许多相对独立的国家。

  (三)关于东土和东国

  东土的概念最早见于武丁时期,甲骨卜辞中有关于征伐东土的记载,如“贞,令伐东土”(《合集》第7048片)。这里的东土与夷应该有一定区别。

  周初,东土的内涵比较明确,是指周王朝在东方的领土。如《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而这个东土应该在晚商时期就已经存在,即居于东方的蒲姑和商奄,它们至迟在晚商时期就归顺了商王朝,成为商王朝的东土。所以,武王克商之后,虽然并没有继续向东进军,但因为商王朝已被周人征服,其领地就归入了周王朝的版图之中。

  较之东土,出土青铜器铭文中“东国”的数量更多一些。东国的前面应该有主语,有时候没有则是省略了。而东国的概念也未必和中国相对应。

  《周书·康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这里的东国是相对于周人的都城丰镐而言,洛阳在丰镐的东面,故称为“东国洛”。

  更多的东国是东方的国度,有的与东夷有关,例如:

  《明公簋》:“隹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或(国),……”(《集成》04029;《三代》六·四九·二)

  《宜侯夨簋》:“隹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诞省东或(国)图……”[11](《集成》04320)

  《班簋》:“隹八月初吉,在宗周。……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徒驭、戜人伐东或(国)……三年静东或(国)。”[12](《集成》04341;《断代》一二)

  《史密簋》:“隹十又一月,王令师俗、史密曰:‘东征’。㪉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夷、雚不坠,广伐东或(国)。”[13](《图像集成》05327)

  这些周初青铜器所记载的“伐东国”“三年静东国”,征伐的对象主要是东夷。所以,这里的东国和东夷大体相同。

  出土青铜器中还有“殷东国”的记载,所指应该是殷商都城以东的地区和国度,殷商时期臣服于商王朝,周灭商之后,又归顺于周王朝,例如:

  《保卣》:“乙卯,王令保及殷东或(国)五侯,……”[14](《集成》05415;《断代》二)

  要之,东土的概念相对较为简单,应该是指东方的领土。同样,西周时期还有北土、西土和南土的说法。东国则略微复杂一些,相对于周人,陕西以东都是东国,所以洛阳也曾被称为东国。相对于商人,更远的东方才是东国,主要是东夷分布的地区。从其对东方的控制角度看,既有臣服于商的东国,如蒲姑和商奄,也有不在其控制范围的国度,如更远的地区。所以,《诗经》中有“大东”和“小东”的不同称谓。

  周初平定东夷的叛乱之后,几个主要的东夷支系已归顺于周王朝,并听从周王朝的调遣,参加其军事征伐活动。例如:

  《禹鼎》:“……亦隹噩(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或(国)、东或(国),至于历内,……”(《集成》02833;《断代》一九O)

  三、九夷时期(夏和早商)

  从晚商时期往前推就是文献记载的早商和夏代。这两个时期对东方夷人的称谓基本一致,但保存下来的数量有多、少的差别。

  (一)早商时期

  所谓早商,是相对于殷墟期的晚商而言,即自成汤灭夏到盘庚迁殷之前均可归入早商[15]。

  商代早期,先秦文献中偶见关于“夷”的记载,与晚商时期的夷和夷方不同,在“夷”前面增加了区分的定语。如《竹书纪年》载:“仲丁即位,征于蓝夷”(《后汉书·东夷传》注引)和“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征蓝夷,再征班方”(《太平御览》卷八三引)。再如《后汉书·东夷传》云:“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

  关于蓝夷的具体地望,丁山先生认为:“蓝夷,殆即春秋时代的滥邑。《郡国志》东海郡昌虑县有蓝乡……,昌虑故城,在今滕县东南。”而“班方,可能在东海郡的襄贲”[16]。与仲丁所处时代大体相当的河南郑州郊区的小双桥遗址,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有许多来自东方地区典型的岳石文化遗物[17],其中出土数量较多的是长方形孔大型石器,有的还在表面涂朱。这一发现,不少学者认为可以与文献中记载的仲丁时期征伐东夷的一支——蓝夷直接相联系[18]。

  在二里岗下层和上层文化时期,郑州商城内的考古遗存中也有较多来自东方的岳石文化因素[19]。尤其是在汤灭夏之前的所谓先商和二里岗下层的早商偏早时期,郑州地区的岳石文化因素更为明显。如郑州南关外遗址[20]、二里岗遗址[21]、郑州电力学校遗址[22]和化工三厂遗址[23]等,岳石文化的因素甚至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可以说明在早商时期,商王朝与东方的夷人族群之间存在密切的文化联系,这种联系基本是友好型关系。所以,关于早商时期中原商王朝与东方夷人之间的关系,文献上没有留下战争等交恶的记录。而东方夷人与商王朝之间交往的形势发生反转,是在早商偏后阶段的仲丁时期(或所谓中商时期),出现了较长时期连续征伐蓝夷的记录。此后,商王朝征伐东方夷人的战争断断续续持续到晚商之末的帝辛时期,甚至因为长期征伐东夷的战争而导致商王朝覆灭[24]。

  (二)夏代

  在先秦文献中存留不多的关于夏代传说文献中,关于夷夏关系的内容占据重要地位。正如傅斯年先生所说:“夏后一代的大事现在可得而考见的,是些什么呢?答曰,统是和所谓夷人的斗争。”[25]

  夏初,秉承五帝时代后期的禅让制度,禹之后本来应该由东方的皋陶继位,而皋陶先于禹而去世,再选择东方的伯益来继位。但此时发生了伯益和夏启之争,不管是礼让说或是争斗说,最后的结果是以夏启的胜利而告终,从而完成了东西方之间的民主禅让制度向“家天下”的集权专制制度的转换。

  夏后氏“家天下”的传子制度实施不久,到太康之世,东方夷人首领有穷夷羿、寒浞代夏。对此,《左传》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髠、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鄩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左传·襄公四年》)

  夷羿作为东夷有穷国的首领,是少昊族群的后裔,居地可能在少昊之墟的曲阜一带[26]。其趁夏太康时内乱之机,因夏民而代夏政,攫取了夏的最高权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夏启擅自改变东西方(夷夏)禅让制度的一种报复行为。如果不是夷羿过于迷信武力,沉湎于田猎,弃用贤明之臣,任用“谗子弟”寒浞,夏代的历史有可能就此改写。

  夏后相时期,也发动过征伐东方夷人的战争。如“后相二年,征风夷及黄夷”(《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竹书纪年》)。

  浇和豷也是夏前期东夷族的重要人物,与寒为同一方国,曾显赫一时。其灭夏后相是否与征伐风夷和黄夷有关,亦未可知。如《左传》中记载:

  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绪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左传·哀公元年》)

  此后的有夏一代,中原与东方的关系较为缓和,后世文献有不少两者关系的记载,例如[27]:

  少康即位,方夷来宾。

  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太平御览》卷七八O引)

  后荒即位,元年,以玄珪宾于河,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鸟。(《北堂书钞》卷八九引)

  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

  这些记载表明,少康之后的夏王朝与东方的九夷之间,整体上处于较少争战的友好交往阶段。少康中兴之后的夏代,年代大体相当于考古学上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28]和岳石文化前三期[29]。这一时期在岳石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中,很少见到来自中原地区的典型二里头文化因素,即使在岳石文化分布区西部的豫东和鲁西南地区也是如此。但是,在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内,如豫中的郑州甚至豫西洛阳地区的二里头遗址中,也可以见到较多的来自东方的岳石文化因素[30]。据此可以认为,有夏一代中原与东方的关系,除了夏代前期东方夷人一度代夏而占据上风之外,总体的形势较为稳定,夏王朝对于东方的九夷部族基本上处于守势,在中原与东方的关系上呈现出一种夷夏东西二元对立的格局。

  四、前九夷时期(夏之前,北辛文化到龙山文化早期)

  如前所述,与夏初前后的禹、启同时的东方夷人首领是皋陶和伯益。这一时期大体相当于考古学上龙山文化晚期。而伯益又是秦人和赵人的祖先,大约是在这一时期,伯益在与夏启争夺中原主导权的斗争中失利,辗转而向西和向北发展。

  比皋陶和伯益更早的史前时期,东方地区保存着丰富的传说史料,而经过近百年的田野考古工作,研究并建立起一个文化十分发达并且自成体系的考古学文化区系,即海岱历史文化区。

  (一)关于东方地区的早期传说

  东方地区传说中的著名人物或部族主要有太昊、少昊和蚩尤[31]。

  1.太昊

  太昊为东方地区较早时期的族群,学术界向无异议。早期文献中关于太昊的传说资料不多,撮其要者如下:

  陈,太皞之虚也。(《左传·昭公十七年》)

  太皞氏以龙纪官,故为龙师而龙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纾祸也。”(《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自太皞以下,至于尧、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逸周书·太子晋解》)

  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有曰建木,百仞无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太皞爰过,黄帝所为。(《山海经·海内经》)

  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山海经·海内经》)

  何世而无嵬,何时而无琐,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荀子·正论篇》)

  历太皓以右转兮,前飞廉以启路。(《楚辞·远游》)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逸周书·月令解》)

  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蛇身人首。有圣德,都陈。作瑟三十六弦。燧人氏没,庖牺氏代之。(《帝王世纪》)

  太昊是东方夷人早期的首领或部族,其时代早于尧、舜,而与黄帝、炎帝等时代相若,或更早一些。从传说文献中的记载可大致推定太昊部族的地望。《左传》等明确说太昊之虚在陈,而陈在河南东部的淮阳;属于太昊后裔的四个风姓小国,其中三个在鲁西南地区。此外,夏代的“风夷”和商代甲骨卜辞中的“风方”,亦应是太昊的后裔。据丁山先生考证,风夷的故地当在安徽江淮之间的西部地区[32]。

  综合以上三者,可以大体推定太昊的地望主要在豫东、鲁西南和皖北地区。

  另外,在经过条理化的秦汉文献中,太昊被尊称为东方之帝,说明太昊在历史上应该与东方关系更为密切。而上述以鲁豫皖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分布区,只是太昊族群后来新迁入的区域[33]。

  2.少昊

  东方夷人文化成就最为突出的少昊氏,《左传》等先秦文献中的记载明显多于太昊,撮其要者如下。

  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左传·文公十八年》)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

  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

  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

  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

  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左传·定公四年》)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

  《山海经》一书中多处提到少昊,例如:

  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山海经·大荒东经》)

  少昊生般,般是始为弓矢。(《山海经·海内经》)

  也有文献比较明确地认为少昊居于穷桑,而穷桑的具体位置大约就在曲阜一带。例如:

  少昊金天氏,邑于穷桑,日五色,互照穷桑。(《尸子》)

  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帝王世纪》)

  少昊是东方夷人最显赫、最重要的族群,故不少文献将其列入五帝之列。少昊族群的分布区域,据传说文献的记载,大体可以确定。

  晚商周初时期,曲阜一带主要有奄、徐等较大的东夷土著政治实体,两国皆为赢姓,属典型的少昊之后裔。周初成王分封,周公之子伯禽“因商奄之民”,封于少皞之墟的曲阜。而“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尚书·费誓》)。表明周初的东夷旧部徐国离曲阜不会很远,“当在今山东东南部曲阜县附近”[34]。或认为就在泗水县城东南的汉舒村古城一带[35]。而徐国迁到苏北地区应该是在周初成王东征之后。因此,一般认为以曲阜为中心的鲁中南汶泗流域,应该是少昊族群的主要分布区域。

  此外,鲁北中部齐地的历史沿革,也可以追溯到比较久远的上古时期。“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左传·昭公二十年》)这里最早的爽鸠氏,应是前述郯子所言“五鸠”中司寇的爽鸠氏。以此看来,泰沂山以北地区也包括在少昊族群的分布范围之内。

  3.蚩尤

  蚩尤是夏代之前东方夷人另外一个显要的人物或族群。早期传说中也有一些关于蚩尤的记载,例如:

  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逸周书·尝麦解》)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

  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战国策·秦策一》)

  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剝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吕氏春秋·孟秋纪》)

  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史记·封禅书》)

  关于作为九黎之长的蚩尤的族属,徐旭生先生提出四证,力主其属于东夷集团,并认为其活动的区域主要在鲁西地区和豫北、冀南的交界地带。传说蚩尤与黄帝在涿鹿之战中战败被杀之后,尸体被分解,头颅葬于巨野,躯体埋于寿张[36]。到汉代时期,关于蚩尤的民间传说主要保存和流传于大运河两侧及以西的山东西部地区,应不是后人所杜撰。

  近年来,有学者依据鲁西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的考古发现,认为在鲁西古济水流域两侧的东平、东阿、台前、梁山、阳谷一带,形成一个史前古文化的分布中心,结合古史传说中关于蚩尤的记载,推测这一地区曾是东夷族蚩尤族群活动的重点区域[37]。

  (二)海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

  海岱地区是一个考古学术语,系海岱历史文化区的略称。1984年,高广仁和邵望平先生最先提出这一概念[38]。海岱地区在考古学上具有比较明确的时间和空间界限。在空间分布上,以泰沂山为中心,鼎盛时期包括了山东全省、苏皖北部、豫东、冀东南和辽东半岛南部等广大地区;延续的时间,包括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鼎盛和衰落的演变过程,最后融入日益壮大的中华古代文化洪流之中,是中华民族和中华古代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

  如果说夏代和早商时期的九夷(亦即东夷)创造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岳石文化,那么,早于岳石文化的新石器文化,则是时代早于夏代但尚未被称为夷或东夷的族群所创造的。由岳石文化往前推,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从晚到早依次为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和后李文化。近年来还发现有时代更早的新石器文化的线索,如济南历城张马屯和沂源扁扁洞等遗存。

  距今4400~38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是岳石文化的直接前身和文化来源。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与傅斯年、徐旭生先生圈定的东夷集团分布区完全吻合,即山东全省、江苏和安徽北部、河南东部、河北东南部和辽东半岛地区。在这一区域之内,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和特征高度统一,区域内各地文化的发展也基本同步,社会内部的分化十分明显,社会复杂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比较普遍地形成了“都”(有城墙和壕沟的城址)、“邑”(周边有壕沟的环壕聚落)、“聚”(无城无壕的普通聚落)三级或更多层级的金字塔状聚落结构。

  龙山文化的前身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其绝对年代在距今5300~4400年之间。这是东夷文化分布的海岱地区文明社会和早期国家的形成时期。文化的分布范围与龙山文化基本一致,和龙山文化一起构成了东夷早期文化的鼎盛阶段。这一时期部分发展水平较高的文化小区,如鲁中南的汶泗流域、鲁东南的沂沭河流域、鲁北的小清河流域等,开始出现人工夯筑的环壕城址和墓室宽大、棺椁齐备、随葬品丰厚、礼仪规制初备的大中型贵族墓葬等,社会分化十分严重,表明当时已经进入了分层社会阶段,早期国家已经产生。

  时代更早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和北辛文化,年代约为距今7000~5300年。这两个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比前述的大汶口中期到岳石文化等阶段都要小,主要分布于山东省的大部分和江苏省的淮河以北地区,豫东、皖北、冀东南和辽东半岛等地在文化上还没有纳入海岱地区。这两个时期的遗址数量相对较少,文化的发展也较为缓慢,区域内部相互之间开始出现差别,但多数地区尚不明显,整体上处于平等社会的发展阶段。从主要文化内涵和特征的传承关系上看,在北辛文化一直到岳石文化的三四千年时间内,基本文化内涵的发展前传后继,一脉相承,充分体现了同一族群长时期连绵不断稳定发展的历史过程。

  早于北辛文化的后李文化,其年代在距今8000年前后,目前的发现主要分布于泰沂山北侧的山前平原地带,已知的遗址数量不多,分布的区域也不大。文化内涵与北辛文化有一定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差异。有学者认为海岱地区北辛文化主要来源于河南中南部地区的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39]。如果这一论断成立,那么东夷文化在海岱地区当地的源头亦即形成时期就是距今7000年前后开始的北辛文化。

  五、后东夷时期(战国及其以后)

  春秋以后,随着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益频繁,绝大多数东夷小国先后被齐、鲁、莒等大国所兼并。而祖居于海岱东部地区的东夷族群,其发展则主要经历了两种不同的途径。

  一是不断地与西来文化融合,逐渐地被中原华夏文化所同化(商化和周化),最终与中华远古文化融为一体。多数东夷族群走的是这一条道路。

  东方地区东夷文化的“中原化”或“华夏化”过程,实际上始于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首先,是鲁山和蒙山一线以西的鲁中南及以西的鲁西南、豫东和皖北地区。二里岗上层时期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商化”表象,实际上就是中原商文化大潮的东渐,淹没和改变了上述地区原有的东夷土著岳石文化。当然,这一改变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如属于商人东方重镇或方国都邑的济南大辛庄遗址,在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就明显存在性质不同的两类遗存:一类是以绳纹灰陶和青铜器为特征的典型二里岗上层商文化,这一类遗存的数量较多,在大辛庄遗址占据主导地位;另一类就是所谓的“大辛庄第二类遗存”,陶器多为素面红褐陶[40],一看就知道与岳石文化关系密切,应该是直接继承岳石文化而来。时代越早,这一类遗存的数量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减少,到殷墟期就比较少见,已经构不成一类单独的文化遗存了。

  其次,是潍河以西的鲁北地区。这一地区二里岗上层时期还是岳石文化的领地,如桓台史家遗址早于殷墟期阶段还发现有比较单纯的岳石文化遗存。进入晚商之后,这一地区经历了与鲁西同样的命运。与大辛庄遗址表现的状态不同,晚商时期鲁北地区商文化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而具有岳石文化因素或风格的遗存,在等级较低的普通聚落遗址中,还相对较为集中,密度也较大,表明这一时期商人对东夷文化分布区的控制大约只限于社会上层,对广大的普通聚落尚未实行有效管控,至少在文化上尚未完全被同化。这种情况断断续续地延续到西周甚至春秋早中期。由于姜太公和周公实行了“因其俗”和“革其俗”的不同方针政策,齐地和鲁地的东夷土著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即齐国的东夷土著因素较多,而鲁国则较少。战国以后,随着秦国的统一和郡县制的强力推行,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东夷族群在海岱地区已不复存在,呈现出“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后汉书·东夷传》)的状态。

  最后,是胶东半岛地区。由于地处偏僻的海隅,距离中原腹地路途遥远,晚商的控制领域尚未波及这一地区。西周时期虽然对该地区的影响不断增大,但胶东地区仍保持着较为单纯的土著文化,即岳石文化后裔所创造的珍珠门文化。而土著东夷文化的影响延续到更晚的春秋甚至战国时期。如胶东半岛乳山南黄庄遗址发现的春秋时期墓葬,虽然墓葬中有一些周文化的因素,但仍然是以比较典型的东夷土著文化因素为主[41]。

  二是向域外地区迁徙。外迁的区域,除了部分向海岱地区以南的江淮甚至长江下游等地移动之外,多数从胶东半岛北部渡过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甚至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在内的东北亚地区。

  渤海海峡是横亘在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的天然屏障,实际上,在北辛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即距今6000年前后,北辛人和大汶口人就已经具备了渡过渤海海峡的能力,这从辽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典型的来自大海以南的文化因素可以得到确证。到龙山和岳石文化时期,由于来自大海南岸的人口迁移成为潮流和风气,甚至在文化的主体因素上改变了辽东半岛南部地区原有的文化性质,使之成为海岱文化分布区内新的地方类型,即龙山文化郭家村类型和岳石文化双砣子类型。历经晚商和两周,由于渤海南部地区逐渐从文化上被“商化”和“周化”,与辽东半岛保持的当地文化传统逐渐拉开距离。而当地甚至更远的东北亚中北部、朝鲜半岛等地区,还保留着其祖先为东夷的传说。

  周初对东夷的几次大规模征伐,使得东夷族群元气大伤,劫后余生的部分东夷族群,渡海逃往东北。如有的学者认为,夫余就是蒲姑亡后部分遗民逃往东北的名称[42]。《三国志·魏书·乌桓鲜卑东夷传》的“夫余”条下,有“国之耆老,自说古之亡人”。这里所说的亡人,就是古代从海南逃亡来到东北地区的人。因此,从《后汉书》开始的正史中,多设立《东夷传》,简要记载东夷的历史。而这些文献中所说的东夷,主要是东北亚地区的众多小国。如《后汉书·东夷传》中,除了三代的东夷,主要记载了夫余、挹娄、高句骊、东沃沮、濊、三韩和倭(日本)等。

  六、东夷和东夷文化及其源流

  以上按中原居民对东方地区称谓的变迁,将东方地区及其居民划分为四个大的阶段,即尚未出现夷的称谓的前九夷时期、九夷时期、东夷时期和后东夷时期。将这四个时期与东方地区近百年来丰富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相对照,按照其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可以把东夷和东夷文化的发展演变历史划分为前后六个大的时期。

  第一时期,为东夷和东夷文化的起源阶段(距今7000年之前)。

  距今8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即裴李岗时代,古史传说资料中完全没有东夷的概念。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空间关系格局为:东方的黄河和淮河下游地区,在泰沂山北侧地区分布着后李文化,南部的淮河中下游有顺山集文化;西部的淮河上游和黄河中游地区,南部为裴李岗文化,北部为磁山文化。

  详细比较上述各个区域文化与海岱地区略晚的北辛文化的关系可知,以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与北辛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或者说构成北辛文化的主体文化因素,可能比较多地来源于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如日用陶器的基本组合和典型器物的形制,制作和使用特殊的龟甲器,用动物骨骼和牙齿随葬等,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清晰而明显。

  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居民东迁,来到泰山南部的汶泗河流域地区,吸收了当地后李文化的部分因素,形成了东夷文化的最早阶段遗存——北辛文化。这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既有别于其源头的裴李岗文化,也不同于当地的后李文化。

  第二时期,为东夷和东夷文化的形成和早期发展时期(距今7000~5300年)。

  最初,北辛文化主要分布在鲁中南和苏北地区,后来不断地向北向东扩展,至少到北辛文化中晚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即距今6000年前后,文化的分布已扩展到包括胶东半岛及其沿海岛屿在内的东部沿海地区。

  从北辛文化开始,海岱地区内各个区域的考古遗存呈现出较为相似的文化内涵和特征。如以旱作农业为主的生业经济不断发展;陶器组合以各种鼎、钵、小口双耳罐和杯为主;有比较多的共同信仰和习俗,如居民不分男女在即将成年之际十分流行拔除一对上侧门齿和头骨枕部人工变形,有在口内长期含石陶质小球而导致颌骨严重变形的现象,埋葬死者的头向以朝东为主,多数墓主采用手握獐牙来避邪等。这些共同的文化内涵和特征,在东夷族群中得到长期的传承和发展,有的(如拔牙习俗等)甚至被周边地区文化的居民所接受。

  分析考古学文化基本内涵的源流关系,可以确定东夷族群及其创造的文化形成于北辛文化早期。经过一千余年的缓慢发展,上述基本文化特征多数被顽强地保留下来并传递给其后代,如以鼎为炊器的传统,拔除一对上颌侧门牙和手握獐牙的习俗等。

  这一时期海岱地区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整体上处于量变的积累过程之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大汶口文化早期后段,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开始产生变革,部分地区开始进入由平等社会向分层社会发展的过渡时期。

  第三时期,东夷和东夷文化走向辉煌和鼎盛的时期(距今5300~4400年)。

  距今5300年前后,海岱地区进入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大汶口文化在早期原有分布空间的基础上,开始大规模地向西部中原地区迁徙和扩展。到大汶口文化晚期,不仅完全占据了皖北、鲁西南和豫东地区,使之成为一个新的大汶口文化分布区,而且向西发展的触角前进到豫西、陕东、晋南、豫南和鄂西北等地区。其他如东北方向,已经跨过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南部地区,到龙山文化时期,已将该地区纳入海岱系文化范畴。

  在文化内涵和特征上,全面继承前期文化并呈现出一个大发展的态势。如农业经济成为大汶口和龙山居民的主要生业来源,除了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不断发展,还从南方引入了稻作农业,特别是在分布区的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带,稻作农业与旱作农业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了旱作农业。以生产“黑、光、亮、薄”的黑陶为支柱产业的手工业获得长足发展,玉器制作也迅速成长起来,形成有自身特色的海岱系玉器文化。

  在社会经济获得全面发展的基础上,这一时期海岱地区的社会内部开始发生根本性变革。城址开始出现并不断增多,与“都”“邑”“聚”的聚落结构相对应的“城址、环壕聚落和普通聚落”,在各个文化小区呈现金字塔状分布。“都、邑、聚”结构聚落形态的普遍出现,再加上城址内存在的大型房址和贵族墓葬等高等级遗存,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以来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部分发达小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的古国时代。

  从宏观上看,仰韶时代的中国史前社会呈现出多元文化共同演进的状态,中华大地上最为繁荣的五大区系文化分别是中原地区、海岱地区、江汉地区、环太湖地区和燕辽地区。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距今5000年前后,五大区系中燕辽文化区的红山文化最先衰落。距今4400年前后,一度进入早期国家发展阶段的东南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和江汉平原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先后凋零。中华史前文化由多元演进转入夷夏东西二元格局的新阶段。这一中华上古文化格局变迁的历史背景,应该是形成五帝时代后期东西方禅让制的社会基础。

  第四时期,夷夏东西二元格局的阶段(即九夷时期,距今4400~3400年)。

  龙山文化时期,大体相当于古史传说中尧舜禹时期。由于舜和禹先后征伐南方地区的三苗,最终三苗覆灭,从而改变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道路,进入所谓后石家河文化(或称为肖家屋脊文化)的衰落时期。

  在夏代与早商阶段,东方地区在考古学上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和岳石文化时期。这一时期,除了龙山文化晚期东方地区的势力略有后退之外,整个岳石文化时期,在空间分布上一直处于向外扩张的趋势。其西部始终保持着大汶口文化中期以来与中原文化区的分界,即位于豫东的兰考、杞县、周口一线。向南方的分布则越过淮河,直抵长江两岸。而东北部的边界,渡过渤海海峡,使辽东半岛南部地区成为没有争议的岳石文化分布区。

  以上东方九夷和中原华夏在考古学文化上表现出的空间分布态势,生动而真实地体现了“夷夏东西”的二元文化格局。

  与龙山文化相比,岳石文化的文化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为陶器制作技术明显衰退,精致的薄胎黑陶变为工艺相对粗糙的厚胎灰黑陶和褐陶,其原因可能是岳石文化时期的技术重点开始由陶器制作转移到青铜冶铸方面。

  到早商晚期的二里岗上层后段,随着商王朝势力的迅速提升,对外扩张的步伐加快,东方夷人较快地后退到鲁山和蒙山一线,从而打破了夷夏东西二元对立的格局,确立了商王朝一家独大的中原中心地位。

  第五时期,东夷和东夷文化的节节后退,也是与华夏文化全面融合的阶段(即东夷时期,包括晚商和西周、春秋阶段)。

  早商晚期的二里岗上层,以商王朝所在的中原为中心的一体化格局最终形成。从此时开始,商王朝不断地向东方推进,迅速越过了豫东、皖北和鲁西南的平原地带,进抵鲁中丘陵的西部,大辛庄、尹家城、天齐庙等遗址发现的二里岗上层商文化遗存可资证明。到晚商时期,由于商王朝在鲁北莱州湾获取海盐资源的行为,商文化向东扩张到㳽河以东的白浪河流域。这一时期的东方地区应该还存在众多大小不一的东夷古国,如薄姑、商奄、莱国、莒国、郯国等,但这些东夷古国多数在文化上已经与商文化融合,除了考古遗存中还保留着部分东夷土著文化因素,如素面褐陶器物等,在主要考古文化遗存的内涵上已难以区分。白浪河以东的胶东半岛和鲁苏沿海地区,分布着岳石文化的后裔——珍珠门文化,还保持着较为单纯的东夷土著文化面貌。

  到西周时期,西周王朝几次东征的胜利,彻底击垮了国力较为强大的几个东夷大国,从而使周王朝的势力进一步向东扩展。到春秋时期,基本占领了包括胶东半岛在内的海岱地区全域。继续留在当地的东夷土著族群已经逐渐融入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之中,而作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已不复存在。

  第六时期,后东夷时期(战国及以后)。

  随着晚商和西周文化的不断东渐,残存于海岱地区东部的东夷族群和东夷文化逐渐萎缩。作为典型的东夷土著文化——珍珠门文化,在胶东半岛的局部地区一直接延续到春秋早中期。到春秋晚期之后,东夷土著文化在胶东半岛地区就基本消失了。

  从早期延续下来的东夷古国和东夷族群,在商周西来大潮的压力之下,其发展去向主要有两种结局。

  一是逐渐与中原文化融合。插花式分布于海岱地区各地的东夷小国,由于东周时期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部分大国(如齐国和鲁国等)的疆域在兼并战争中不断扩大,地域性的东夷小国逐渐被蚕食和吞并。如作为东夷土著大国的莱国,一直占据着胶东半岛及以西地区,也在春秋中晚期之交的公元前567年被齐国所兼并。

  在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方面,尚存的东夷古国不断地与晚商以来的中原文化融合,逐渐地被西来文化所同化。到两周时期,已经很难在考古遗存上区分出东夷古国和周代封国的文化。至此,东夷文化完全融入中华古代文化的洪流之中,延续时间长达五千年之久的东夷族群和东夷文化,以一种新的形式和面貌站在海岱地区的历史舞台上。

  二是由于外来文化的进入,特别是晚商和周初对东夷的大规模征伐,不断地有人渡过渤海海峡,向辽东半岛和更远的东北亚地区迁徙和转移。由此,在当地民间留下许多相关的传说,自认为是来自海南东夷族的后裔。

  附记:此文酝酿于20多年前写作《东夷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之时,最后完成于2020年春。穆东旭帮助核对了文中引用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资料,特此致谢!

  注释:

  [1]王迅:《东夷与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栾丰实:《东夷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逄振镐:《东夷文化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张富祥:《东夷文化通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研究东夷文化的论文很多,例如:逄振镐:《东夷及其史前文化试论》,《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王震中:《东夷的史前史及其灿烂文化》,《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1期。刘敦愿、逄振镐主编:《东夷古国史研究》(第1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东夷古国史研究》(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

  [3]傅斯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1930年。

  [4]郭沫若在《卜辞通纂·考释》中认为:“旧多释尸为人,余谓当是尸字,假为夷。”“则尸方当即东夷也。征夷方所至之地,有在淮河流域者,则殷代之尸方乃合山东之岛夷与淮夷而言。”

  [5]李学勤:《重论夷方》,《民大史学》(第1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

  [6]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5年。

  [7]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以下简称《集成》。[9]张光裕:《新见保员簋铭试释》,《考古》1991年第7期。

  [10]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以下简称《图像集成》。

  [11]陈梦家:《宜侯夨簋和它的意义》,《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陈邦福:《夨簋考释》,《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唐兰:《宜侯夨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12]郭沫若:《班簋的再发现》,《文物》1972年第9期。

  [13]张懋镕、赵荣、邹东涛:《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意义》,《文物》1989年第7期;吴镇烽:《史密簋铭文考释》,《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

  [14]郭沫若:《保卣铭释文》,《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15]近年也有学者在早商和晚商的基础上,主张把商代划分为三期,即早商、中商和晚商。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6]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

  [1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

  [18]任相宏:《郑州小双桥出土的岳石文化石器与仲丁征蓝夷》,《中原文物》1997年第3期。

  [19]栾丰实:《试论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早期商文化的关系——兼论商族起源问题》,《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

  [20]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2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

  [2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电力学校考古发掘报告》,《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2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工作站:《郑州化工三厂考古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4年第2期。

  [24]徐昭峰:《商王朝东征与商夷关系》,《考古》2012年第2期。

  [25]同[6]。

  [26]同[7]。

  [27]以下未加注明者,皆引自《后汉书·东夷传》注。

  [28]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第6期。

  [29]栾丰实:《岳石文化的分期和类型》,《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30]栾丰实:《二里头遗址中的东方文化因素》,《华夏考古》2006年第3期;《二里头遗址出土玉礼器中的东方因素》,《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赵海涛:《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存探析》,《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

  [31]有的学者把颛顼也归到东夷集团,参见张富祥:《东夷文化通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2]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风方》,中华书局,1988年。

  [33]栾丰实:《太昊和少昊传说的考古学研究》,《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

  [34]同[26]。

  [35]赵宗秀:《试论商末周初徐国之所在》,《东南文化》1995年第1期。[36]同[26]。

  [37]张学海:《鲁西两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对几个古史问题的思考》,《华夏考古》1995年第4期;孙波:《再论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古代文明》(第6卷),文物出版社,2007年。

  [38]高广仁、邵望平:《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海岱历史文化区》,《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39]栾丰实:《北辛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邵望平、高广仁:《贾湖类型是海岱史前文化的一个源头》,《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

  [40]徐基:《从济南大辛庄遗址的第二类遗存探索岳石文化的发展去向》,《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1期。

  [41]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烟台市博物馆:《乳山南黄庄石椁墓》,《胶东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

  [42]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

  作者简介:

  栾丰实,山东烟台人,原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兼任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龙山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和专家组成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山东省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本文原载《海岱考古》2023年第1期。

责任编辑:孔孟之乡

上一篇:呼唤太昊伏羲归来兮

下一篇:没有了

首页 | 资讯 | 文化 | 旅游 | 儒商 | 名人 | 宗教 | 曲艺 | 武术 | 碑学 | 图片

© 2006-2024 孔孟之乡 版权所有

鲁ICP备06020822号

电脑版 | 移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