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兼爱还是博爱?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儒家网 人气: 发布时间:2019-07-30
摘要:中国文化建立在此岸取向世界观基础上,故适合于仁爱之道。这是儒家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原因之一。

  提要:各大宗教的博爱思想建立在彼岸取向世界观基础上,墨家的兼爱虽接近于博爱,但因为没有彼岸世界观,所以不现实。中国文化建立在此岸取向世界观基础上,故适合于仁爱之道。这是儒家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原因之一。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仁爱、兼爱和博爱的看法。所谓“仁爱”,实际上是讲爱是有差别的。人不可能无条件地爱全世界所有的人,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去爱所有人;仁爱主张在承认差异现实的基础上,以理性的态度来爱。虽然仁爱的最终目的也是要包容全天下,让全天下人情同手足,但是在现实操作的时候还是讲爱有差等的。这也就是《孝经》的有名说法,“人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但是墨家认为,这个世界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战争和冲突,主要是因为人们只爱自己的家人、亲人。因此墨家主张“爱人之父若己父,爱人之子若己子”。这就是所谓兼爱。

  究竟我们该怎样来理解仁爱和兼爱呢?大家仔细想一想,像佛教、印度教以及一神教(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东正教),实际上都主张博爱。如果我们把人类“爱”的类型进行一个区分,一种爱是有差等的,就是仁爱,另外一种是爱无差等,可称之为博爱或兼爱。虽然“兼爱”和“博爱”有区别,不完全等同,但还是比较接近的。如果我们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爱”来看,可以明显发现,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几乎各大宗教或文化都倡导后一种,就是所谓“博爱”,或者说“兼爱”。我们除了能在希腊文化中发现博爱精神外,还知道基督教讲人人平等,倡导“博爱”。佛教更加倡导众生一律平等,是要给人世间所有的生命以同样的关爱,包括花鸟虫鱼草木,都要同样去爱。道家其实也接近“博爱”。我们从庄子和老子思想来看,他们对爱是一种比较超然的态度。如果说道家也有爱的思想,这种爱是更倾向于博爱而不是仁爱的,尽管爱并非道家的主要诉求。

  那么,迄今为止,多数伟大宗教或文化都在传播“博爱”,唯独儒家讲“仁爱”,这是不是说明儒家仁爱思想太独特了?另一方面,如果墨家的兼爱更接近各大宗教主流,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会消失?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的世界观预设问题。

  我们知道,上述提倡博爱的宗教或文化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相信这个世界为幻(或在道家,对人间世界持超脱或否定态度)。而墨家由于缺乏彼岸世界观,所以命运不同,最终趋于消失。所谓相信世界为幻,比如佛教讲大千世界如梦亦如幻,如露亦如电,像露珠电光一样不真实。我们研究希腊哲学,发现古希腊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人间世界的强烈不信任。古希腊学者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大地山河是稍纵即逝的、变幻莫测的。所以认为哲学的智慧在于找到这个变幻不定的世界背后的真实。其中柏拉图把人类所有的活动分了好多类。像艺术,包括音乐舞蹈绘画等,都不是很高级的人类活动。因为这种活动仍然不能够摆脱对经验世界的依赖。而像数学和几何相对于来说是更为高级的。因为数学和几何应该有一些符号来构建,这些符号虽然是从经验当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但是一旦提炼出来以后,就不再依赖经验,单纯通过一些几何图案,通过一些数字符号进行运算,对经验世。所以几何学真理是绝对的合乎逻辑,数学的相关内容一旦得出来的,只要大前提是正确的,后面结论一定正确。所以他认为数学几何就比艺术更高级,但是数学和几何没有哲学那么高级。哲学是人间所有活动当中最高级的,因为哲学家运用的是纯粹理念、概念思维。同时这种纯粹的概念建立在自身的逻辑自洽中,来达到对真理的认知。所以哲学家是最理想的统治者。虽然经过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有所否定与超越,但是亚里士多德其实没有完全抛弃柏拉图的理念论。他讲形式和质料的区别,实际上是把经验世界看成一堆杂多的质料来对待,要靠形式来规范。柏拉图式的恋爱是纯粹精神之爱,双方没有任何感官接触,我想是对另外一个人的灵魂的欣赏。所以柏拉图讲的爱实际上带有“博爱”的性质,因为这种“爱”超脱了人伦情谊。

  再例如一神教。一神教是相信世界末日迟早要到来的,只有世界末日到来的那一天,上帝才会真正降临到我们身边,对每一个活着或死去的生命做最后的审判。而任何一个灵魂,只要他没有被上帝做最后的审判,他最后究竟能不能够得救都是没有答案的。所以大家渴望最后审判的到来。这也体现了基督教的基本假设,即认为此世界不是最后真实。而在犹太教、伊斯兰教当中,都有世界末日的说法。它背后的假设,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大地山河,是上帝在几天时间内一次性地创造出来的,是上帝意志的产品。那么上帝既然有能力在几天时间内创造这个世界,它当然随时可以把它收回去,而且上帝一定会把它收回去。只有上帝把它收回去的时候,意味着它对人的考验才告一段。在这样一种世界观之下,这个世界的真实性是可疑的。这天空大地,这一切的一切迟早有一天是要结束的。或者是变成其他样子的存在,比如新天新地。不管它最后变成什么,我们今天的世界甚至于宇宙迟早是要结束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天人合一有什么意义吗?既然天地迟早要消亡,再追求与它合一还有必要吗?这说明站在不同世界观的立场上,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正因为一神教和印度宗教都建立在以这个世界为幻的基础上,不以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为真实世界,所以他们讲博爱,是建立于彼岸世界观上。对人间世界的不信任,成为博爱的重要基础,因他们觉得人间所有人伦关系迟早都是会消亡的。从佛教和印度教的六道轮回看,这个人今生今世是我的父母,他来生还是我的父母吗?我下一辈子可能变成一只鸡,变成一头猪,变成一条鱼。既然如此,那我为什么要把此生父母看的那么重要?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人讲我的父母造就了我的生命,我对他们的感激还有比这更大的吗?但是从生命六道轮回无止境的角度看,所有的生命都是微小的,你只是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内被父母生下来。我们不能说任何人的生命是父母创造的。从基督教的角度讲,我们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到教堂里去,你跟你爷爷,跟你奶奶,跟你的祖父母,都要以兄弟姐妹相称。或者你要称呼你父亲为兄,叫你母亲为姐。因为所有的生命只有一个真父,就是上帝,所以大家都是平等的。只是在人间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他是我的父母,他是我的兄弟,但在相对于永恒无限的生命旅途来讲,这只是非常短暂的一瞬间,只有某种特定的而不是永恒的意义。因此,父子关系、君臣关系不具有绝对的重要性。

  然而中国文化是一此岸取向的文化,视此世界为唯一真实,所以倾向于把君臣父子关系绝对化、永恒化。我们读《易传》,“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这显然建立在天地世界观的基础上。所谓“与天地准”,“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均预设天地是最大的存在,没有什么比天地更大。这个天地可以称作宇宙,或称为六合。既然它是唯一的真实,人的生命永远逃出不了天地范围,就是死后化为灰烬,依然在天地之内。同时,中国文化对死后生命究竟是不是不朽没有一个绝对的说法。《论语》里说敬鬼神而远之。中国人对于人死后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唯独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不以死后存在作为活着的目标。死后生命形态,比如鬼,不是我们的追求目标。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死后生命形态才是活着的目标,才是生命的归宿。因为只要不摆脱肉体,我是不可能升天堂的。所以,活着的目的是为死后能更好的活着。从佛教的角度讲,这叫因果报应,你今生做的事要来世才受到报应,所以人活着是为了死后更好的活着。虽然当今有很多中国人相信有鬼神存在,但是他们也绝不是为了死后变成鬼以后更好地活着而规划今生。中国人对死后生命,并不是非常积极的态度,这就决定了此生此世的人间关系,如父子、君臣关系,如兄弟、朋友、夫妇关系,对他们来说就是最现实最重要的关系。而在这样现实中,人和人的关系必定是有亲疏远近之分的,所以爱有差等。因为不是以死后世界作为衡量今生今世活法的主要标准,在这种情况下,爱只能从现实的人伦关系出发,而现实的人伦关系有差等,因为我们不可能对所有人的感情同样深厚。

  然而,中国文化在此岸取向之下,不以人的肉体感官及情感世界为罪,或需要摆脱的对象。相反,中国人千百年来皆相信理想的生活应该是人的肉体感受、情感心理及精神理想融合无间,没有冲突。所以《乐记》讲“血气心知之性”,《礼运》说圣人以人情为田,所谓人情就是喜怒哀惧爱恶欲之类的情感心理。到了戴震还在强烈批判理、气二分。其实,即使是程朱理学,也讲理、器不二,道不离器。这种生命观的重要结果就是,人们主张爱的直接基础是情,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情感心理。比如孟子从恻隐之心、也即不忍人之心来讲仁。仁爱以不忍人之心为基础,必然是有差等的。因为人对他人的感情自然有程度之分。

  在此岸取向世界观下,“兼爱”或者“博爱”是万万不可以接受与认可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此岸世界观决定了,我们的爱是爱具体的个人,即把另外一个人当作一个完整的生命对象(包括他的肉身、情感和思想等等构成的一个总体)来爱,是以“他这个人”而不是“爱这回事”为目标。这样的爱是绝对不能机械地普遍化的。我们思考一下,假设我现在听说我的父亲生病了,我恨不得不吃不喝,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治好,否则我没法安心工作。而如果按照墨子的说法,“爱人之父若己父”,那就得对全世界任何一个父母也要这样去爱,也像在我父母生病时一样地魂不守舍,想尽一切办法。全世界天天都有做父母的在生病、在去世,我如果都要像己父一样去爱,那我时时刻刻都无法安心,没法活了。所以墨家那一套是行不通的。

  那么佛教及其他宗教的博爱为什么又行得通呢?这是因为在彼岸取向世界观下,爱不是爱具体的个人。佛教把爱说成慈悲。在佛教世界观下,人都是有情的,故有男欢女爱,但也因此苦海无边。你们爱自己的家人,爱你父母,爱你的孩子,爱你的兄弟姐妹,这些恰恰是你们痛苦的根源,这叫做“执”。他们看到你们受难,想来拯救你,是出于悲悯之心,严格说不是出于爱你这个人,而是出于“爱这回事”。基督教意义上的爱,更不是爱具体的个人。基督教认为爱唯一的根源就是上帝。如果我在人间对某一个人表达爱,是因为我接受了上帝的爱,我把上帝之爱分给你。这也不是以某一个具体的对象为爱的目标。相比之下,墨家由于没有此岸世界观为基础,它的爱,即兼爱,就很难支撑,因为它只能变成爱具体的个人,而这是不现实的。

  所以,从比较宗教的角度来理解,今天中国人还是只能走仁爱而不是兼爱或博爱的道路。因为我们依然是此岸取向的文化,不得不以人间活生生的人伦关系为本,我们不可能像基督教那样真的相信灵魂存在,我们也不可能像佛教那样相信投胎转世。我们既然没有这种信心,就还要生活在这活生生的人伦关系中,就还要用儒家仁爱的方式。儒家之所以比墨家更有力量,是因为儒家更契合中国文化这种世界观,而不一定是因为儒家学说在理论上一定比墨家更加有说服力。佛教讲博爱和道家趋泛爱,能在中国文化中立足,是因为中国人在现实生活当中爱得太累了。中国人可能愿意在适当的时候享受一下博爱的抚慰,但一回到现实,就又只能走仁爱之路了。这样佛教的博爱好比甜点,儒家的仁爱好比大米,是每天都需要的。甜点虽好,但不能每天当饭吃的。总之,儒家终究更合乎中国文化的实情,所以成为国人生活的正统。

  作者简介:

  方朝晖,1965年生,安徽枞阳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2002),《春秋左传人物谱》(上下册,2001),《儒家修身九讲》(2008/2011),《学统的迷统与再造》(2010),《文明的毁灭与新生》(2011),《“三纲”与秩序重建》(2014),《为“三纲”正名》(2014)等。本文为作者2019年7月25日在江南书院夏令营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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