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主张“愚民政策”吗?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陈波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8-10
摘要:《论语•泰伯》篇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被视作孔子提倡愚民政策的铁证反复提及。实际上,这是后人曲解了孔子真意。这句话的正确断句应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它体现的是孔子的重民、爱民、知民思想,与所谓“愚民”思想风马牛不

  曾几何时,《论语•泰伯》篇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被视作孔子提倡愚民政策的铁证反复提及。实际上,这是后人曲解了孔子真意。这句话的正确断句应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它体现的是孔子的重民、爱民、知民思想,与所谓“愚民”思想风马牛不相及。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孔子于学术界的名声不是很好。在普通民众中,人缘亦难称上佳。更有甚者,凡言孔子,必呼之为“孔老二”以示鄙夷。往日的“至圣先师”竟沦落到如此窘迫的境地!其实,人们反对孔子缘于对孔子的误解,而其中最为典型的一句,恐怕要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尤其在强调阶级对立的时代,孔子斯语被统治者拿来用作愚民政策的理论依据,两千余年间,受此荼毒的劳苦大众真的不知凡几。

  事实上,人们真的误解了孔子。若翻开《论语》、《孔子家语》等先秦儒家典籍看,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则外,竟再难寻出一句孔子有愚民倾向的话语。单凭一言就断定孔子有“愚民”之意,结论下得有些匆忙了。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语出《论语•泰伯》篇。也不知是何年何月孔子门下的哪个弟子,就这么记下了老师这句话,连个前后语境也欠奉。虽只是简简单单10个字,但既缺少了上下文意串接,无论如何解释,总会有断章取义的嫌疑,也无怪乎后人会因这句话而争讼不已。

  传统解释即“愚民”说的代表人物首推郑玄。郑玄对该句的注解还算详细:“由,从也。言王者设教,务使人从之,若皆知其本末,则愚者或轻而不行。”(刘宝楠《论语正义》引)郑玄以为,国家法度,只让老百姓照着做就行,千万不能让老百姓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否则的话,让一些人知晓了内中详情,定会对王法产生轻视之心,从而会变得不再听话。郑玄的观点影响很大,宋代王安石对其深以为然,他说:“‘不可使知’,尽圣人愚民之意。”(《朱子语类》)今人杨伯峻也认同这个观点。

  按照郑玄的说法,孔子是将民众完全置于了被统治、被支使的地位!百姓的知情权被剥夺,成为了一个个只知以服从国家命令为天职的顺民、奴隶。“文革”期间,这曾成为孔子除“克己复礼”妄想搞复辟之外最大的罪状。

  但事实上,这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绕不过的大问题。要知道,说孔子愚民,单单是与孔子的教育思想就极相抵牾的。但凡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不外乎通过限制教育、控制舆论等手段来达到愚昧人民以维护统治的目的。而孔子,则向来是主张对民众施行教育的。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孔子以为,除了极少数天生便能通晓天下万般事物的圣人外,余者都是需要学习的。

  其实,百姓需要学习,政府责无旁贷。在孔子思想里面,“教民”思想乃一极重要之环节。《论语》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看到市面里熙熙攘攘来往的人群,感慨道:“人口真多呀!”冉有随即问:“人口已经够多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回答:“使他们富起来。”冉有再问:“富了以后还要做什么呢?”孔子又回答道:“教化他们。”故事虽小,见微知著。俗话说:衣食足而知荣辱。故事里面所反应出的孔子由“庶民”到“富民”再到“教民”三段治民理论,顺应了民性,着眼于长远,实在是非常的有见地。再具体到如何“教民”问题,孔子最赞成的是德教。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以为,让民众沐浴在德礼教化之下,必能帮助他们明是非,知荣辱,使其进退有度,举止有节,社会藉此安乐,国家依此长安。孔子力倡“教民”的言论还有许多,如“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等,在这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从这些话语中我们是丝毫看不到孔子有愚民之意,相反,感受的更多的是孔子那番期盼百姓接受教化,求知向学的良苦用心。

  三国时期的何晏,其见解又略有不同。他在《论语集解》中说:“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语出《易·系辞上》,原文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系辞》本孔子所作,以此为据,何晏巧妙地将“不可使知”的责任转嫁到百姓头上,认为由于百姓愚钝而圣人之道又太过深奥,百姓只能用而不能知。何说与郑说相比,有了很大进步,可惜仍未脱愚民范畴。

  真正挺身而出为孔子鸣冤者,始于宋人。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道:“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又引程颐语:“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公开为孔子叫屈。程朱虽仍走何晏将“愚民”问题化为“民愚”问题的老路子,但二人首次明确指出了孔子本人绝无愚民之意,只因开启民智,“尽使民知”的难度实在太大,唯有避难从易。为此,朱熹还特意打了个比方。他说:“圣人只使得人孝,足矣,使得人弟,足矣,却无缘又上门逐个与他解说所以当孝者是如何,所以当弟者是如何,自是无缘得如此。”了了几句,孔子无奈之情跃然纸上。南宋以后几百年间,程朱二子被奉为学术权威,他们的著作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自此,程朱说几成定论。

  到了清末,对于这句话的解读终于再起波澜。我们知道,中国古代行文讲究用词精炼,章法紧凑,可偏偏又没有标点符号,这对阅读造成了一定困难。于是,聪明的古人发明了一种“明句读”的学问。同一句话,于不同处断句,意思竟会大相径庭。梁启超深悟其中三味,他在《孔子讼冤》中说道:“此句正读应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譬如关于君主立宪,民众已有此知识,就立刻实行之;民众尚无此知识,就开发民智,创造条件,准备尽速实行之。”(见《新民丛报》第八号《杂俎》栏《小慧解颐录》,1902年)在梁启超口中,孔子摇身一变竟成为伸张民权的先行者了。然而梁氏之语,大有将孔子“民主化”的意思,很受人诟病。二十年后,就连梁启超自己也放弃了这个观点,重回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旧路。

  梁启超虽重归程朱旧路,但这并不表明程朱所言真的符合了夫子本意。事实上,程朱所说,还是十分值得商榷的。程朱二子将孔子“不使民知”的原因归结于“民愚”身上,认为百姓天生愚钝,就连圣人也难以开解,无奈避难从易。此说固然替孔子洗刷了冤屈,但不免又多了许多不通之处。首先是“民愚”问题。我们知道,孔子很早就投身到教育事业当中。他一辈子教授弟子无数,桃李满天下,《史记》说他“授徒三千,贤者七十二人”。孔子秉持“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将招生资格放得极宽,凡年满十五岁者皆可入门,不限出身,不限民族,不限生源地。须知在孔子之前,一般只有贵族家庭的子弟才有资格上学。孔子此举,堪称开创,一时间,各地学生云集景从,迅速汇集到孔子门下。这些学生中除子贡、孟懿子、司马牛等少数几个出身富贵家庭之外,其余出身多很普通,乃至有些五花八门,如:子路出身“野人”,仲弓是“贱人”之子,子张家庭贫贱,更离奇的是,有一个叫颜涿聚的学生在入门之前竟从事过盗贼这种职业。试问假若孔子真以为“民愚”而难教的话,费心费力收取这许多弟子不是自讨苦吃?

  其次,依程朱二子之言,一个尴尬的问题令人难以避免:对于百姓长期处于愚昧状态且难以改变的事实,孔子畏难而退了。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简直就是对孔子一生的真实写照。十四年去国游历,风沙漫野,碰壁无数,虽九死而犹未悔,只为证道!孔子之倔强坚毅广为人知,就连鲁国看城门的都知道有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孔夫子。这样的孔子,以为他会在困难面前主动退缩,是不是有些小看人了?

  最后,《论语·阳货》篇记载过这样一则事情:子游升官做了武城宰,孔子带着一众学生前去参观,刚行至城下,便听到了弹琴、瑟并歌唱《诗》的声音。孔子莞尔一笑,说:“杀鸡焉用牛刀?”子游回答道:“过去我听老师您说:‘执政者学了礼乐制度和文化就会具有仁爱之心,百姓学了这些也会变得容易听从政令。’”孔子说:“学生们!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前面说的话是和子游开玩笑而已!”这个故事出现在《论语》里面,可信程度当然很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不仅十分赞成使百姓“知”,他的弟子更已在日常的行政管理中做到了让百姓“知”。由这个小故事来反过头来看朱程二子之言,又如何作解呢?

  朱程二子之说多有缺疵,看来非是孔子本意。那么,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语究竟意旨何在呢?前面所提梁启超之新解,虽未得到大家认可,但梁启超所用之断句法却给后来者以无限启迪。此后,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新断句层出不穷,仅广泛流行者就有四种。其中最契合夫子思想者,莫过于这种断句: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如此标点的话,该句的意思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百姓可以被支使,(君主)就顺其自然,由其所为;如果百姓不可以被支使,(君主)就要知晓(百姓为什么不能被支使的)原因。这样一来,哪还有丝毫愚民思想的影子。

  孔子曾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不强求别人做不愿做之事,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处世准则。君子莅民,更需如此。孔子以为,民众乃邦国之本,君主制定国策,必须要充分考虑到民众的意愿,从百姓的实际出发,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如此的话,百姓自然会乐于听从政府政令。君主与百姓鱼水和谐,国家自然会变得繁荣强盛。“民可使,由之”,其目的即在于此。

  君主欲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却不能无的放矢,而是要建立在知晓民情、民性的基础之上。百姓愿意做什么,不愿意做什么,为什么愿意那么做,为什么不愿意那么做,都要考察清楚,并将之作为其后行政的参考。这就是孔子所谓“知之”。《大学》有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论语·卫灵公》里孔子又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可见,一个合格的“民之父母”,一定是善于深入群众者,对群众之“好”、“恶”能做到心中有数。关于孔子“知民”思想,表达最为直白透彻的,还是要数《孔子家语·入官》篇,“君上者,民之仪也;有司执政者,民之表也……故仪不正则民失,表不端则百姓乱……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习其情,然后民乃从命矣。”在这里,孔子特别强调,为政做官,除了对百姓起表率作用外,就是要对百姓有所了解。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为政知晓民性,顺应民心,百姓心悦诚服。

  “以民为本”是儒家重要的政治理论之一。这个理论不是孔子创造的,它源于周公“敬天保民”思想,但将它发扬光大的,却是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体现的正是孔子的“民本”思想,与愚民思想风马牛不相及。“孔子愚民说”之所以长期盛行,当是与孔子在古人心目中的超然地位有着莫大关系。但凡统治者欲实行愚民政策,如何缺得了孔子“至圣先师”这块响亮招牌作掩护,为此,他们不惜曲解孔子本意。两千年来,孔子为他们背负了无数骂名,时至今日,怎能还让这种错误再进行下去?

  【参考文献】:

  1.杨朝明:《为孔子叫声屈》,《齐鲁晚报》,2008年1月10日。

  2.杨朝明:《经典新读与孔子思想再认识》,《大众讲坛》第二辑,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

  (原载《正本清源说孔子》)

责任编辑:孔孟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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