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祝英台为春秋任国（济宁）人

济宁市微山县马坡梁祝合葬墓及其墓碑，发掘于1995年春季。墓址位于济宁市境微山湖北端，老泗河北，梁氏祖茔、群墓之中。经历代淤积，墓碑深埋地下，因此学界少有人知。经碑文及有关史料、遗址考证，确证梁祝为我国春秋初期任国（今济宁市）人。

一、梁祝外传的复出

马坡梁祝墓是全国九处墓址中，惟一有墓志纪事，且于纪事中载明二人合葬的地方。墓志全文843字（正文756字），分别记载其生平和颂扬义节（通过重建祠堂起因）两个部分，详载了真实生活中的梁祝其人及其爱情瓜葛，其死因和地官指令二人合葬，与世传神话截然不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墓志碑的撰写者，在此为我们清楚地指明了墓志全文的依据来源。序曰：“外纪二氏出处弗详，迩来访诸故老,传闻（祝）在昔济宁九曲村。”此处交待十分明确，墓志关于梁祝的纪事，本于梁祝“外纪”，由于“外纪”对梁祝出生地记载不够详细，故有对故里老人的采访。

赵氏为我们说明的上述“外纪”，在我国学界并未有人提及，在所有关于梁祝的其它文献资料上，无任何笔载记录，可惜碑文撰写者赵廷麟所藉以为梁祝写志的原外纪，今已佚失。值得庆幸的是，赵氏的说明，使我们得知,墓志梁祝纪事，是原梁祝外纪的转载和刻于碑石上的记录，且根据碑文前言交待，墓碑纪事是忠于原外纪内容的，撰者有“外纪出处弗详，而得故老传闻，在昔济宁九曲村”，不将此项内容纳于正文之中，而提于序中说明，是作者于碑文中，有意保留“外纪”原貌和根据马坡梁氏家庙（梁祝祠）碑的先祖人物纪事求实要求的。撰者的慎重求实还可以从墓志的后文得知，赵廷麟受官府之托，秉皇家之命为梁祝写碑，必得认真严谨，其文曰：“书以奏明，授今（当今皇帝）兹托，其无用心哉。”据此可知此文为原“外纪”转录，当鉴之不谬。

梁祝墓碑既是原“外纪”内容的转载，又何有出处弗详之语呢？据墓志考知，梁祝生活的年代当处秦汉之前的春秋时期（详见后文考证）。先秦文学不同于后世人物传记，传写人物只是简单的记言或记事，汉司马迁开列传之先例，方演为后世传记之格式：记生年、乡籍、生平等项内容，故梁祝“外纪”存在“出处”（生地）弗详之情形，亦不足为奇。但考其墓碑内容其间还确有梁祝故里之披露，如邹邑西居、吴桥、西庄、柳荫、峄山等，均在今济宁市境内，或有遗址，或有至今沿用的村庄旧名，生活年代亦可从中考出。

为让世人一睹《外纪》所载梁祝，将墓碑内容概述如下：“在昔济宁九曲村。祝君者，其家巨富，……见世之有子读书者,往往至贵,显耀门闾,独予无子,不贵其贵,而贵里胥(地官名)之繁科。膝下一女名英台者，聪惠殊常，闻父咨叹不已，卒然变笄易服……。竟读书乃振门风以谢亲忧。时值暮春,景物鲜明，从者负笈，过吴桥数十里，柳荫暂驻，不约而会邹邑西居梁太公之子名山伯，动问契合，同诣峄山先生授业，昼则同窗，夜则同寝，三年衣不解，可为笃信好学者。一日英台思旷归宁，倏经半载，山伯往拜其门。……山伯别后不一载，疾终于家葬于吴桥迤（以）东。西庄富室马郎迎亲至期，英台苦思山伯君子，因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成室家之好，更适他姓，是异初心，遂将舍生取义，悲伤而死。……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

本文纪事的主要情节基本同于流传全国的故事内容，其重大区别是：（一）马坡梁祝，其结局为人间悲剧，并非神话传说。（二）此处梁祝合葬乃地官所为，无钻坟化蝶附会。（三）碑文纪事贯穿“聪惠、兹孝、好学义节”的礼教主线，有别于“聪明、才貌、婚恋、化蝶、团圆”的民间传说。（四）此处梁祝祠为官府重修的梁家祠，其合葬有墓碑详载，非同记于他地方志上的传说。（五）此处梁、祝、马三姓氏，其家族后裔均取封闭心态。而周边村庄梁、祝、马则无此心态，更不同于其它地方梁祝故事及流传的情形。总之，此《外纪》资料，却为至今未见史载的非神话传说的梁祝传(实为刻石方志）。据《宋戏文辑轶》（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12月第一版）曰：“祝英台的故事起源很古，《识小录》卷三（明徐树帜）说在‘金楼子’上已有记载，可惜现在的辑本没有这一条”。唐张读为志怪小说《宣室志》的作者，他记载的“梁祝”为坟裂化蝶的神话夫妻，是民间传说的定型；据清代撰写的《宁波府志》、《宜兴志》所载梁祝也皆为乡居不同的神话人物，载于《中国百科全书》、《辞海》及《戏曲史》、《中国神话》、《文学大辞典》等，无不以神话载写，至今不见有一则原形（型）人物数据加载我国史籍。

综上分析，马坡墓碑即出梁祝外纪，其记事又具备了原形（型）人物几大特征，其墓葬、其族裔、其祠、其墓碑，无不证实梁祝却有其人，其墓志的发掘则是梁祝外传的复出。

二、梁山伯祖居吴桥

在墓碑中有关梁、祝、马三氏住址的记载：“在昔济宁九曲村祝君者，其家巨富”，“西庄富室马郎”，祝英台住九曲，马郎住西庄（两村相距四华里）十分明确。唯梁山伯家住在何处，较为笼统。然细读碑文有：祝英台“过吴桥数十里柳荫暂驻，不约而会邹邑西居梁太公之子山伯”。……“山伯疾终于家葬于吴桥迤（以）东”的记载，却又向我们提供了解开上述之谜的钥匙。据马坡桥梁遗址考证，从葬墓东白马河上有吴桥，邹县旧志（娄志）桥梁（八章）有载：“吴桥——在城（邹县）西六十里，跨白马河上，隆庆年间（公元1567年——1573年）被水淹没。”梁祝墓，若以此桥定位当载“葬于吴桥迤（以）西”，故墓志所记吴桥非指桥梁，实为村庄，且墓西，是一片高埠，林（墓地）近村居亦为当地之俗也。另外，此载亦非撰者所为，墓碑撰于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早于隆庆，此时，墓西吴桥村已荡然无存，白马河吴桥尚在，赵廷麟非以桥梁定位，乃记“葬于吴桥迤东”是抄“外纪”原文之故也。由此分析，合葬墓西有吴桥村，为梁氏所居，故梁山伯祖居吴桥村，桥以村名，村以姓称之谓也。

三、梁祝生于春秋之时，任国人

依据“外纪”撰写的梁祝墓志，不仅语言文字颇具先秦古风，而纪事内容中诸多名词称谓，也是考察梁祝生活时代的重要依据。

乡党士夫：墓志“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乡党士夫”的称谓，并非“乡邻”含义的借指，而是处理梁祝丧祭活动的地官之属。墓碑记事出于《外纪》，《外纪》又记“乡党士夫”，是乡党士夫指令里胥族家将祝英台从葬山伯之墓，可证梁祝生于有乡党士夫的年代。

“乡党”合用，转意为“乡里”或乡闾，最早见于春秋纪事，据《论语·乡党篇》：“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孔子生于春秋，春秋有乡党。《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吴起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者30余人而东出卫郭门”。此文可证乡党于战国时期尚存，秦改郡县，乡党区划自此消失，后世典籍偶有引用，皆为借指，其区划实体均不付存，因此，梁祝生活年代当在秦汉之前。梁祝生于任，任国被兼并于春秋之末，乡党之区划取消，按此时限推断梁祝生于春秋，是不错的。

春秋之邹邑：邹邑，有春秋之初的鲁邹邑，在曲阜东南，马坡之东，原属邾。邹，同陬字，本作鄹。左传鲁襄公八年（公元前563年），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被封为“陬邑大夫”。《史记·孔子世家》，有孔子生于鲁昌平乡陬邑。因孔子周游列国归息于此，改称息陬。据王献堂《三邾疆域图考》：《左传》鲁喜公三十三年，鲁伐邾，娶訾娄。邾、邹、陬、鄹、耶同音，考邾之都邑初本于此，故称邹邑，时当春秋之初。

显耀门闾：邹鲁之乡是儒家学说的发祥地。早在孔孟之前，便将读书视为极荣耀的事情。“闾”字源于周礼区划，考其使用范围和年代，仅见春秋旧籍。《吕氏春秋》卷一仲冬纪有：“是月也，命阉君，申宫令审门闾，谨户室必重闭。”此文有门庭或门户之意。仲冬纪又曰：“是月也，可以罢官之无事者，去器之无用者，涂阙庭门闾，筑囹圄，此所以助天地闭藏也。”吕氏为战国时人，记春秋之事，此书有更一字赏千金之严肃，故有门闾可断梁祝为春秋之时人也。

读书致贵之俗：春秋初期，读书人颇受世人尊重。由于诸侯争战需要，举贤世风日重，读书至仕的气候初成，“见世之有子读书者，往往至贵”的观念和时俗，便是这一时期的反映。国内外部分学者，往往将梁祝视为儒者，严格说是不恰当的。碑文纪事丝毫未提及梁祝为儒家学子，其读书追求尚无“学而优则仕，唯有读书高”之境界。为了战争需要，春秋初期的乡举学子，将读书，射御列为并重的学练课目，对学有所成的佼佼者，委以国之重任或命为军事将帅，参与国事或征战杀伐，非同于以劳心为天职的儒家教育。因此，读书往往致贵的这一现实，反映了孔子儒家思想产生之前，春秋时期的世俗和观念。

关于笈的考证：辞源谓笈为书籍。书者，箸于竹帛之书（见《说文解字》），此处笈则为盛放书简之用具。《三国志·吴》谢承恩注引《后汉书·李固传》有载：“李固改易姓名，杖策驱驴负笈追师三铺（汉指长安近畿）学五经积十余年。”可见书简是很重要的，故英台赴峄山读书有“从者负笈”的记载，知梁祝读书年代至古。

中国贯笄之俗：地处中原的邹、鲁、任等北方侯国称中国（相对四夷），其服饰礼俗，有别于荆、楚、吴、越。墓志有“卒然变笄易服”的记载，表示梁祝生于春秋，为北方人。《淮南子·齐俗训》曰：“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剪）发”是说我国春秋之时，四地不同风俗；后汉《地理志》，还有“荆楚吴越皆披发跣足”的记载，进而证明，梁祝非为南方，而生北地。  

车轿之鉴：墓志“祝英台舍生取义……少间愁云满室,飞鸟哀鸣，闻者惊骇,马郎旋车空归”的记载，不同于他处传说。在外地流传的故事中，皆言以轿迎娶，并有下轿拜坟细节，独有此处碑文载为“马郎旋车空归”，毫无附会言语。我国轿子作为交通工具，源于宋代，因宋太祖陈桥兵变，车改轿形，轿字从车。然，时少有官吏乘之，唯康王南渡后，方普遍乘用。墓碑记载马郎驾车迎亲，实无抢霸，其如实作记，诚为可信。

春秋之媒官：早在春秋之时，婚嫁即受周礼严格约束。《周礼·地官·媒氏》，曰：“媒氏掌万人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有关媒官之称，有曰男者为媒，女者为妁。《孟子·滕文公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贼之。”作为周礼媒官制度，是酿造梁祝悲剧的重要原因。在马坡墓碑有“英台苦思山伯君子，吾尝心许为婚，第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成室家之好，更适他姓，是异初心也”的胸中苦痛。碑文的这一生活史实，恰是我国古老婚姻制度的客观反应。也是梁山伯、祝英台所处时代的载录和说明。

梁祝就读厘王时：流传于鲁西地方的戏曲《梁祝下山》有“周公之礼定纲常，厘帝（王）君正臣又良，妯娌和睦家不散，兄宽弟忍家能久长。梁山伯祝英台结下故友，就在红罗峄山念文章”的戏词，是说梁祝在峄山读书的时间是周厘王（前681年——前676年）在位期间。横观此段历史与周厘王同时在位的齐有桓公（公元前684年——前642年）；邾有惠公（公元前723年——前678年）；鲁有庄公（公元前693年——前662年）。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内施改革，外盟诸侯，尊王室，强军旅，举贤重教，遂成霸业。与此同时，桓公为振兴国学，培育国之英才，特又采取强有力措施，以倡举贤之道，正月之初，乡长复事，桓公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惠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告，谓之蔽明，其罪五。”译成现在的话：“在你的乡里发现平日好学，孝敬父母，聪明仁惠，在当地有一定名声的人，就应当向上级报告，如果有这样的人不报告，叫埋没贤明，要判五刑之罪（即墨、劓、剕、宫、大辟）。”概括起来，桓公乡举贤者，所定标准有三：“平日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惠质仁。”凡具备这三项标准的乡校等学子，乃为贤者，是国学入读的主要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