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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孟子!
关键字:孟子
作者:李木生    文章来源:孔孟之乡    点击数:608    更新时间:2017-5-13

  顾准曾经一针见血地概括我国的春秋时代与春秋时代的希腊——“希腊史向民主主义变,我们向专制主义变”(《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而我们“向专制主义变”的最大鼓动者便是孔子,不管是他梦寐以求的西周,还是实际归一的秦及后来,实质都是等级森严的专制制度。但是孔子又提倡“仁”与“爱”。他是真诚的,却又可以以使这种森严的专制穿上“和谐”的新衣。如此,这种鼓吹便有了一种温情惑人的面纱,以至历代统治者都要尊孔崇儒地挂羊头(仁)卖狗肉(专制)。顾准甚至说挂羊卖狗的“这一套其实开始于孔子本人”。

  但是,对于“孔孟之道”中的孟子,顾准得出的结论则是:“比较起来,孟轲比孔子要‘一以贯之’得多……荀孟对立其实就是孔孟对立”(《论孔子》)。

  孔子、孟子真是有所对立的吗?读罢《论语》,再仔细地读《孟子》,相信这种对立是真的存在的。孟子的声音,比孔子的声音,更加有着现代的意味,不妨让我抽出《孟子》中的一些言语,一一道来。

孟子

  率兽食人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章句上·第三章)。

  富贵人家的猪狗吃掉了百姓的粮食,当政者不管不问;道路上撂着饿死的人,当政者没有一点怜悯不去打开粮仓赈救。不管不救,还开脱罪责,说饿死人全怪年成不好,与我无关。孟子痛恨这种狼心狗肺的“罪岁”丑行(以天灾掩盖人祸),直斥为这是“刺人而杀之”的凶手,杀了人还竟然无耻地说“不是我杀的,是兵器杀的”。

  紧接着,第四章,孟子几乎是指着梁惠王的鼻子说的:你的厨房里有的是肥肉,马厩里养着膘肥体壮的马,可是百姓却面黄肌瘦,饿死的尸体就横弃于野外,你们这不就等于带领着野兽来吃人吗——或者你们这些当政者,不就是吃人的野兽吗?!——“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2300多年过去了,科学与文明大行于世,且不是战国时代的烽火连天。但是,一切却在更大范围以更大规模重蹈覆辙。数千万饿殍,只用六个字就打发了:“三年自然灾害”。那可是举国上下的饿殍横陈啊,而大江南北的村庄,也就死寂成了一个个坟墓。偌大的中国,只有一个叫李铜钟的农民,为李家寨四百多口断粮七天的乡亲们,去公社粮站借来四万斤粮食,却被当成抢劫犯逮捕法办。

  只是孟子的话,不死,依然“言犹在耳”—— “为民父母”者(原来现代公仆们自诩的“父母官”来自于2300年前的孟子),怎么可以使老百姓活活地饿死呢(“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此率兽而食人也”!

  这个李铜钟借粮时的一段话,可与孟子的话参照着读:“可俺李家寨,都是那号最能受苦受累的‘受家’,谁个手上没有铜钱厚的老茧,谁个没有起早贪黑的跃进(指1958年的“大跃进”)?他们侍候庄稼,就跟当娘的打扮他们的小闺女一样。”(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就是这样听话苦干的庄稼人,硬生生饿死了数千万。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

  “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梁惠王章句上·第六章)。

  这是孟子对梁襄王说的话。对待握有国家机器的国君国王,孟子与孔子的态度截然不同。孟子总好高王一头,俯视着他们。说上面这段话之前,孟子先就带点轻蔑的意味说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对于他“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团结并进而归于一统”的问题,孟子劈头就是一句“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嗜杀者,也是好杀者,以杀人解决问题者,最能集中暴露统治者殘暴残忍残酷的本质,也最现统治者的原形。

  尽管曾经经历过统治者的“嗜杀”,但是读到孟子“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还是震惊莫名。“人牧”,即管理民众的统治者,孟子竟然一言以蔽之:天下的统治者没有不好杀人的。

  孟子是真正的先知先觉。

  他之后,战国,大一统的秦,以至于以后的以后,统治者的嗜杀,可谓变本加厉、层出不穷。看看统治者的夺取政权与守住政权,哪一家不都是血流成河,尸骨如山?幌子可以与时俱进,嗜杀的本性却冥顽如初。林贤治说:“20世纪苏联的肃反和纳粹德国的反犹,论规模性和暴虐性,足以使宗教裁判所迫害异端的故事相形见绌。”真正能够与他们的肃反与反犹三足鼎立于人类第二十世纪的,有我们的当代史。

  光是瞧瞧我们曾经使用过的清除异己分子的罪名,就能够体会其程度的深刻与广阔——资本家、地主、富农、买办、AB团、三青团、还乡团、国民党、会道门、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坏分子、反动派、投降派、胡风分子、右派、四不清分子、臭老九、变色龙、小爬虫、牛鬼蛇神、走资派、保皇派、保守派、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内奸、工贼、修正主义分子、三种人、盲流、投机倒把分子、五一六分子、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精神污染、邪教徒、动乱分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分子……(这些名称的搜集,得益于博友“齐鲁一生”)。

  还记得鲁迅的《无花的蔷薇》,是残酷的现实让这些渗着血与泪的文字不朽于当下:“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鲁迅先生称其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是他说错了,这一天并不是“最”黑暗的一天。只有更黑,没有最黑。

孟子也有鲁迅一样的悲愤吗?瞧他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的口气,起码有着义愤。

  春秋无义战

  “春秋无义战”(尽心章句下第二章)

  战争,不管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都是肆无忌惮地杀人,何况“春秋无义战”。孟子无疑是中国最早的反战的和平主义者,也是最清醒的反战的和平主义者。

  岂止春秋战国,将其后的战争一一过滤,除了少数反侵略反压迫的战争之外,大多是不义的战争,是为了少数统治者的夺取政权或保卫政权而殃及千万平民的战争。战争的结果,一如春秋战国,不管哪方获胜,都是用平民子弟的血肉,换回少数人的统治。胜利了,便以“老子打下了江山”为由,尽享掌权之利,还要“老子英雄儿好汉”,将政权之威之利之福尽传子弟,全忘了千百万平民子弟牺牲的生命,全忘了革命时所树起的理想。那个反压迫如太平天国式的所谓“农民起义”,其之初的正义,不是早已让嗜杀与暴虐涂抹得面目全非了吗?瞧瞧洪秀全们超过最烂皇帝的享乐、贪婪、专横与疾速的腐败,还有他们对于民众生命的残忍与屠杀,最直捷地暴露了战争的血腥与丑恶。

  “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尽心章句下第四章)。我善于排兵布阵,我善于作战,这在孟子看来就是莫大的罪恶。所以,孟子敢于揭露不义战争的本质——“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梁惠王为了自己争夺土地的缘故,不惜将百姓拖入战争,使民众暴尸郊野骨肉糜烂);并批判挑起战争者的不仁:“不仁哉梁惠王也!”在《离娄章句上》第十四章里,孟子对于战争发起者的愤怒溢于言表:“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对于这些个为了争夺土地与城池而不惜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战争贩子,孟子认为就是判处死刑都不足以赎他们的罪过。而对于为国君国王划策争战掠夺财富扩充土地的能臣,孟子径直地斥之辅助暴君的民贼:“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告子章句下第9章)。就是对于被孔子赞誉不已的武王伐纣,孟子也发出了铮然的质问:“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既然是最仁道的讨伐最不仁道,为什么还要流那样多的血、多得甚至把捣米的木槌都漂了起来呢?

  孟子在这里点出了此类战争的本质:不管战争的胜者姓商还是姓周,都是为了获取一家专政的内战,流的却是百姓的血。

  禹恶旨酒而好善言

  “禹恶旨酒而好善言。”(离娄章句下第20章)

  表扬大禹的讨厌美酒喜欢有用的言论,实则表达了孟子对于言论自由的诉求。在《尽心章句上》第8章,孟子说了同样的意思,“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乐于听到不同的意见,常常会忘了自己的富贵与权势。第16章里,孟子说到了舜,也是喜欢善言、乐于让人说出不同意见的君王:“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鲁国准备让乐正子掌握国政,孟子听到后高兴得睡不着觉。为什么如此高兴?“其为人也好善”——乐正子喜欢听取不同意见。孟子进而分析说,“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天下的人都会争相来说出自己的想法,国家还有不兴旺的?相反的情况则是“訑訑予既已知之矣”(哎呀我知道了),拒人于千里之外,从而让“正面报道为主”的“谗谄面谀”的小人云集于国,这个国家离垮掉也就不远了。

  春秋战国,应当是中国有史以来言论自由度最为宽松的时代,也是惟一有过百家争鸣的时代(后来的所谓“百家争鸣”,不过是“引蛇出洞”罢了)。这是时势使然:列国林立,拼命竞争,生死存亡,不仅多了后世难有的言论赖以发出的夹缝,也是列国自身生存的需要。但是毕竟全是一家专政,言论的自由又会受到根本性的限制,也就让独立的知识者有了对于言论自由的向往。

  在其后的两千多年间,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初的“五四”时代,言论自由之树,才又有了短暂的也是有限的萌发,可又旋即凋零,万马齐喑。回望间,孟子当年的诉求,也就显得寥落而珍贵。

但是这样的“言论自由”,毕竟如昙花一现般短促有限,具有“人治”的偶然性与局部性,没有一个宪政民主制度的保障。重温孟子的话,只是提醒当下:我们还没有一个言论能够自由的制度,我们还处于封锁真相、箝制言论的时代。

  仁也者,人也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章句下第16章)。

  早在孔子,就已将仁与人连在一起,“仁者爱人”。只是孟子比孔子更加醒目地看到了“人”,也对人的本质挖掘得更深更细。他亲历亲见统治者的种种“自作孽”,其最要害处,便是把人不当人,可以像牲口一样地奴役之,乃至食之、杀之、糜烂之。

  无数的冤魂、暴殄的鲜血,以及有形无形的枷轭之下的生命,都在苦苦地追寻失去的人、人性以及人的地位与人的权利。两千多年间,肯定不会是虚无的一片,即使是荒芜——荒芜之地上的茅草当会有着它的呻吟,荒芜之地上的芦苇当会有它的思想。在这漫漫的荒芜之地的遥远的起始处,我遇见了孟子,一个坚强而又固执的孟子。就在那个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战国时代,他毋庸置疑地相信“人性之善”。那是人区别于野兽的地方,也是人抵抗强暴或曰任何强暴也不能将其泯灭的至柔至刚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章句上第2章)。

  这种人性之“善”之美,犹如活人的庄稼,又何以会淹没于荒草荆棘之中而羸弱不堪甚至迷失难觅?孟子让批判的锋芒,带着形象的强大力量,直逼现实的深处。他以山为喻——有座牛山,原本树木茂盛,就因为挨着齐国的首都临淄,老被刀斧无情地砍伐。砍伐着,树木们还是顽强地日夜不停地生长出新的嫩芽来。可是放羊牧牛的紧跟着来了,刚长出的嫩芽也被无情地啃光了。砍伐与啃啮之下,生机勃然的绿山也就成了光秃秃的“濯濯”之山了。他不无痛楚地说,善与美的人性就如这座牛山一样,在没完没了地砍伐与啃啮的肆虐下,颓败了枯萎了丑陋了。“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告子章句上第8章)

  孟子特别强调人的“恻隐之心”,认为恻隐之心就是仁的核心。想想整部《孟子》,无不弥漫着这种恻隐之心。他在公孙丑章句上篇中,呼吁“以不忍人之心(体恤怜悯别人),行不忍人之政”,并公然定义道:“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其后,在告子章句上篇里,再次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在那样弱肉强食的时代,呼吁实行“体恤怜悯别人的政治”,无异于与虎谋皮。但是,老孟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名句,却在代代无助者的心上,洒下着人性的阳光(梁惠王章句上第7章)。

  儒者的礼,一再地讲男女授受不亲,连他最佩服的孔子也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孟子不,他总是让恻隐之心占上风。淳于髡问他既然礼制规定男女授受不亲,那么如果嫂嫂掉在水里救不救?你猜儒之大者的老孟怎么回答?他干净利落地表态:天下沉溺于水里,我救之以道,而嫂嫂掉进水里,我会援之以手,“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离娄章句上第17章)

  如果孟子生于我们“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当下(上上下下竞相追逐私利而令国家处于危险之中,《孟子》开篇第一章),他对于人性回归的呼吁,是否会更加的急迫?或者,让他也历尽近六十年里对于人性的长久地、大规模地荼毒与压抑、戗害与扭曲、砍伐与啃啮,孟子也会丧失对于人性之善的坚守与信心吧?

  不,我想,孟子不会。

  他说过“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他还说过,“ 仁之胜不仁也,犹如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水之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告子章句上第18章)。哪怕世道已经坏到像一大车的干柴都着了火,而仁只有一杯水,暂时救不下火,但是,发自人性深处的如水的仁,到底会战胜恶的火。

  自作孽,不可活

  “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公孙丑章句上第四章)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离娄章句上第8章》)

  《孟子》一书,有多处重复同样意思的文字,两次引用《太甲》的“天作孽”,最为触目。

  孟子笔锋所向,直指当时“自作孽,不可活”的统治者。不可活者,就是必然灭亡的意思。“率兽而食人”是自作孽,“嗜杀人者”是自作孽,“糜烂其民而战之”是自作孽。“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尽心章句下第8章),层层机构层层关卡,层层关卡雁过拔毛,是自作孽。封锁真相、箝制言论,是自作孽。不息地砍伐啃啮扭曲存善存仁的人性,是自作孽。腐败、糜烂,荒淫,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加上对于百姓的暴虐与冷漠——“般乐怠敖”、“乐其所以亡者”——也是自作孽。强行征地拆宅,河南、湖北、四川连发三起推土机、水泥罐车、铲车直接碾死申诉者的惨剧,权钱勾结,弱肉强食,更是自作孽。3月27日,河南中牟县农民宋义和在自家承包地里,试图阻止闯入的开发商铲车,被碾压致死;3月30日,湖北巴东44岁农妇张如琼,在与当地高速公路施工方交涉时,被施工人员驾驶水泥罐车碾头而死,现场惨不忍睹;4月3日,四川西昌市64岁村民宋武华,被重钢西昌矿业有限公司的推土机碾压致死。活生生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惨遭碾轧,却又被当地政府迅速定性为“意外事故”或“安全生产事故”。这是什么世道?!这是什么政府?!“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尽心章句上第33章),不仁不义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当然会有阳光明媚的宣传,会有天花乱坠的许诺,但是你的行动尽是对于民众肆意地欺压残害(“侮人”)与盘剥掠夺(“夺人”),宣传与许诺不就成了尖锐的讽刺?“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离娄上第16章)?

  据说,王歧山先生去年推荐读法国新政治科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这个托克维尔,对“自作孽”的一家专政或曰君主专政,有个定义:“暴力即是法律,暴政即是秩序,奴役即是进步。”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在邹国与鲁与发生冲突的时候,邹国死了33个干部穆公十分生气地对孟子说:“杀了这些见死不救的百姓吧,又杀不了那么多,不杀吧可他们实在可恨。”孟子针锋相对:“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对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你的百姓年老体弱的弃尸于山沟,年轻力壮者四处逃荒,可是官家的库房里却堆满了粮食与财宝——干群关系已同水火——见死不救,不是活该吗?!

“不可活”,可以是雪崩般地溃败,也可以是吸毒晚期一样一点一点走向毁灭的深渊。最根本的表现,便是百姓觉醒之后的众叛亲离——“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离娄章句上第9章);“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公孙丑章句下第1章);“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离娄章句下第2章);“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女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梁惠王章句上第2章)。一旦民心丧失净尽,百姓恨不能与其同归于尽(予女偕亡),将倾的大厦会连援救者也埋葬于废墟之中的。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章句下第2章)

  还是归结到一个“人”字,或者说归结为一个独立的“我”字,硬硬气气地站在天地之间,自觉地站在当权者的对面。如果说从古代找一个堪与鲁迅相仿佛的人,那就是大丈夫的孟子了。嬉笑怒骂,大多是冲着当权者而去,而将恻隐之心留给被统治者或者说被压迫者。

  春秋的子贡以自己的财富,与各国国君分庭抗礼。而战国的孟子,则是以自己独立的意志、鲜活的人性、挺拔的人格与批判的精神与之分庭抗礼。面对“无耻之耻,无耻矣”的当政者,孟子投以蔑视的目光——“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将他高高在上的地位放在脚下就是了。他们所有的那些高堂、豪车、侍妾、酒宴、田猎……正是我孟子不屑的,“皆我所不为”,“吾何畏彼哉”(尽心章句下第34章)?!

  在中国漫长而单一的一家专政的历史中,是孟子第一个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命题(尽心章句上第14章),从而让中国最为稀缺的民本思想有了虽遥远却明确的源头。

  也是孟子,第一个突破了孔子所欣赏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君臣礼忠关系,公然宣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篇下第3章)——你君王将臣下看得如坷垃草芥一般一文不值,那臣下就可以将君王视为仇敌!孟子是在齐国做过大官的,他没有端谁的碗服谁管说谁的好,竟将这些话冲着齐宣王讲。他不怕与君王结仇,也不怕直接揭君王的短。难怪那个终于做了皇帝的朱元璋,会独对孟子如此地暴跳如雷,不仅愤怒地要将孟子的牌位从孔庙里扔出来,还亲自将《孟子》杀伐砍删为《孟子节文》,强行抹去85条原文,只留下170余条,并专门规定科举考试禁止以被删的条目命题。本文所引诸条,当然尽皆为朱元璋当年所删。

  这是孟子的光荣。

  时光熬去了2300多年,世界终于进步到,一个非洲血统的黑人都可以被选为美国总统。可是大江南北的一百位被圈养的“优秀的”中国作家,却在屏息敛气地抄写领袖毛泽东的《讲话》。

  我们忘了我们曾经有过——人的孟子,忘了他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我们忘了我们曾经有过——人的鲁迅,忘了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因为忘了,所以应当记起。

  昨天给91岁的老父亲去电话,问他近两天的身体状况。听说我在写孟子,电话那头便流水般背诵起来,“孟子见梁惠王……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听着老父亲的背诵,心上就涌起着热流,就想,也许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老父亲那时民族的危亡在于日本鬼子的侵略,而我们当下的民族危亡则是在于“上下交征利”——是内鬼们宁可卖国坑民践踏宪法也疯狂地攫取与掠夺一己的私利。

  在这样的时候,读读《孟子》倒是能让胸中升起沛然之气,就好象与我面对面地在说话,“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也许那辆装满干柴的大车已经燃起熊熊大火,也许我们只有杯水——即使如此,我们也要奋然地将水浇之于火。水不够,就用我们的鲜血。水,最终必将扑灭大火。要知道,亿万杯水就是淋透大地的天雨了。

作者简介:

李木生,著名作家,散文家,诗人,高级编辑。1952年生于山东济宁农村,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曾出版诗集《翠谷》、传记《布衣孔子》、散文集《乔木森森》等。散文集《午夜的阳光》获山东省首届泰山文艺奖,散文《微山湖上静悄悄》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散文《唐朝,那朵自由之花》获中国散文协会冰心散文奖,作品入选全国各种选刊、选本、大中小学读本及初、高中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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