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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区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关键字:鲁国,地域文化,传统文化
作者:苏琳    文章来源:孔孟之乡    点击数:502    更新时间:2017-4-21

  以曲阜为核心的大汶口文化区域完整无缺的考古链是中国唯一特例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大的类型看,基本归纳为三个大类别:一是仰韶文化,二是大汶口文化,三是龙山文化。

  根据这三类文化所表现出的文化内涵和国内专家、学者的研究结果看,仰韶文化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大汶口文化早期与仰韶文化基本并行,亦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属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主要是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墓葬结构和墓葬形制的发展演变得出的结论;龙山文化则属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及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

  能够证实父系氏族社会的文化遗存是龙山文化,这一文化类型涵盖了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与史学研究的基本结论即中国父系氏族社会最初形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父系氏族社会形成和发展,或者说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是从哪个区域开始并带动了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域父系文明的全面确立呢?具有这种过渡时期性质的文化遗存,只有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是毫无争议的,除此之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无可争议的同类文化遗存与之相媲,这也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多年来被教科书认定为填补考古文化中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时期空白的基本意义所在。因此说,传说时代早期所标定的记忆符号应该是起源于大汶口文化区域。

  曲阜处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典型龙山文化的核心地带,其各个时代文化的典型遗址大都分布在曲阜及其周围地区。因此说,以曲阜为核心的汶泗流域,其考古文化序列的完整性和典型性,毋庸就全国来说,即使在世界上也无任何一个地区能够与之比肩。如果说中华文明的古老辉煌和连续发展,成为世界文化的唯一骄傲,那么,曲阜为核心的汶泗流域古老悠久、自成系统的传统文化,无疑又成为中华民族的唯一骄傲,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和脊梁。

鲁文化

  《尚书》和《春秋》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文献奠基

  《尚书》和《春秋》原本是孔子编撰的教学书,《尚书》被升华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史书;《春秋》则被升华为中国第一部编年史。

  春秋到战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变革时期,实现了从尊命、尊神的巫卜文化向理性人文文化的重大转变,从而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提升,在这一变革中,鲁国无疑起到了率先并领航的核心作用。

  《书》,后世称之为《尚书》、《书经》。在孔子之前,已有《夏书》、《商书》、《周书》 等散篇流行于世。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年“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miù),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至汉代才被称为《尚书》。根据《史记》的记载及《汉书·艺文志》所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今存《尚书》当主要是孔子的贡献。《尚书》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发端于鲁都曲阜,而最终成为我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无论历史上对《尚书》的争论如何,都不得不承认《尚书》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发展的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春秋》 自古被认为是孔子编修的。《孟子·滕文公下》 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子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杜预《春秋序》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可见今天流传的中国第一部编年史《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加以整理编订而成的。《春秋》 是以曲阜为核心的鲁国史书,不仅记述了春秋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也是研究儒家思想不可逾越的经典书籍。《春秋》 作为鲁国史书上升为春秋时代的正史,这在东周列国中是唯一的特例;同时也将“春秋”这一概念标定为一个时代的冠名,足见以曲阜为核心的鲁国历史连接了中国古代史中文化大转折时期的重要一环。

  从历史的角度看,离开了《尚书》、《春秋》及其纬书三传(《谷梁传》、《公羊传》、《左传》)研究上古史则是寸步难行。由此可以断言,在中国历史文化的主线上,特别是关于上古史、三代史,包括以三皇五帝为核心的始祖文化,大多隐含于以《尚书》、《春秋》、《鲁语》 为经纲构成的鲁国文献体系,这个文献体系的核心原点就在曲阜。离开了鲁国文献体系,整个中华民族传统历史文化都将成为无源之水。种种迹象表明,司马迁作《史记》的上古部分的主要依据,多出于这个文献体系。

  鲁国群圣构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骨架

  鲁国是圣贤挺出之地,我国先秦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先哲圣贤,多发祥于此。

  周代礼乐文化的兴盛,使鲁国成为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而鲁文化影响最大,也最为直接的成果,则是滋养和孕育诞生了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等一批思想文化巨人。他们继承、弘扬和发展西周以来的礼乐文明,最终形成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开创了以礼乐文化为基础的儒家文化,奠定了中国数千年传统文明的基础,构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骨架,对中华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先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两千多年以来,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智慧、精神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政治结构和民族心理,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使他成为中华文化史一座不朽的丰碑。同时,孔子也逐渐的超越国界,广为世界各地人民所认识和了解,其思想学说的意义和价值日益得到重视和认同。

  子思,名级,是孔子之孙。子思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学说,开创了先秦时代的思孟学派,是先秦儒家在孔子和孟子之间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重要代表人物,被后人尊为“述圣”。

  孟子是在战国中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高潮中涌现出来的著名的思想家。他学识渊博、思路敏捷、能言善辩并在各派论敌的论辩中捍卫和发展了孔子创立的早期儒家学说,成为儒家学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由他的思想和孔子思想结合而成的“孔孟之道”,构成了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

  鲁地为孔孟之乡,孔孟儒家庞大阵营在鲁地的崛起不是偶然的,是时代呼唤的结果,是历史文化积淀与勃发的交锋。孔子在世时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被后世奉为“圣人”而进入圣域者,多出自鲁地。孔子为“至圣”,颜子为“复圣”,曾子为“宗圣”,子思为“述圣”,孟子为“亚圣”。子思受业于曾子,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除了孔孟及庞大的儒家学派之外,还出现了一大批灿若群星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如高扬“兼爱”、“非攻”旗帜的墨子,以“和圣”著称的柳下惠,以“巧圣”闻名的鲁班,褒受孔子赞扬的史家左丘明等,群峰耸立,展现了孔孟之乡领先全国的文化水准与风貌。

  鲁国的群圣,无疑是开风气之先河的一批人物,他们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及深远影响,正是中国进入历史大转折时期,中国文明发展进入到需要对此前文化积累进行第一次大清理、大总结和需要思想家出现的必然结果。

  鲁国的群圣,以孔孟儒家为主体。他们在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尊孔崇儒,始于大一统的汉代。这对后世王朝影响巨大,在各个朝代更替中,马上可得天下,而孔孟儒学可以治理天下,维护统一,防止分裂。后世王朝都以尊孔崇圣作为维护统一的象征,以此引领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为维护统一做贡献。

  鲁国的群圣们创立了尊师重教、崇德敬老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上至帝王,下至黎庶,人们崇圣人,拜圣贤,读圣书,观圣迹,览千秋风云变幻,慕圣人伟大与永恒,无不受到强烈的文化感染与熏陶。人们慎思远,对圣人先贤充满敬仰和倾慕。

  鲁国群圣,其思想内容和人生的行迹,已融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长河,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和要素。以儒家为例,它包含一系列范畴和命题,如道、德、仁、义、礼、智、孝、悌、忠、恕、宽、信、敏、惠、天、命、中庸等等。这些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的范畴,彼此交义,组成了一系列基本命题,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克己复礼为仁”;“己欲立而主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入则孝,出则悌”;“主忠信”;“讷于言,而敏于行”;“使命以时”等等。完整的构成了道德伦理规范和价值评判标准。

  鲁国群圣的理想境界,昭示着人们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的确立,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大精魂。换言之,鲁国群圣构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骨架。

  汉代经学将儒家文化由鲁国区域文化升华为国学核心

  刘汉王朝文治武功、励精图治,建设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愿望与渴求,呼唤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坚强有力的统治理论。于是,儒学的优势便逐步显示出来,必然成为这种历史发展的首要选择。

  应当肯定,儒学是人学,人道之学,经世治国之学,它重人事,重现实,重事功。继承三代特别是西周以来的人文传统,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现状与规律,建立了以“仁”“礼”为核心,包括孝悌、忠恕、信义、中庸等道德范畴的思想体系,提出了人类社会的道德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隆礼,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等级秩序的需要;崇仁,是为了调谐封建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需要;重孝,反映的是血缘宗法制社会的需要;倡德治,建一统,描绘“天下为公”、“修齐治平”的蓝图,更是历代统治者安邦治国、长治久安的需要。可见,儒家思想不仅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我国封建社会的根本利益,适应了农业宗法社会的基本特点,而且它能够为中华民族乃至一切人类社会提供可资发育的思想养料。即是说,儒家思想体系不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而且具备善于吸收、与时俱进的精神要素;不仅能够焕发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而且具备兼容并包、厚德载物的思想品格。因而不受时代所限,能够跨越时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具有恒久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汉儒就是首先成功的一例,他们根据汉代社会的转变和需要,将先秦儒学加工改造成为经世致用之学——经学,建构了一个庞杂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直接为最高统治者提供借鉴、指导和支撑。

  从秦汉之际的社会事实来看,儒学内在而强大的生命力也不是秦王焚书坑儒所能毁灭的。秦火烧不尽,生命根基在,何况当时儒学不仅仍为秦汉博士所典守,而且尤其是在鲁地,习诵儒家经书从未禁绝。对此,司马迁多有评赞,“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汉五年(前202),刘邦攻楚到鲁(曲阜),鲁地许多儒生还在讲诵诗书,演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孔子死后,“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

  董仲舒所创立的以“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为基础的新儒学体系,是继承了孔、孟思想的主要内容,吸收了春秋战国以来的道家、墨家、阴阳家和法家的思想,以阴阳五行的思想资料,通过解释、发挥《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完成了对先秦儒学的改造。尤其他根据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和仁义道德思想,以及“阳尊阴卑”的神学理论,提出了一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学说。经过董仲舒改造和重新解释的儒家思想,就把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永恒化、合理化了。这套以儒家思想为主,兼采法家、墨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而建立的神学思想体系,既保留了原始儒学那博大精深的内涵,又有选择地吸收了这些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并且基本上消除了原始儒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迂远而阔于事情”等弊端,涉及政治、经济、思想、伦理、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丰富,贴近生活,又较易操作,进一步适应了中国农业宗法封建社会的特点,找到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利益的结合点,符合社会上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利益需求与心理需求,成为他们都乐于接受的理论学说。一句话,经过改造的新儒学,适应社会的需要,具备实践的品格,善于顺世变异,因而能够出类拔萃,跃身登上统治思想的宝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文化的核心部分。

  这是儒学发展史上一次最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它标志着子学时代转而进入了经学时代,进入了尊孔读经的时代,也标志着儒家文化从区域文化向着主流文化过渡的完成。从此,统一的文化思想、统一的伦理道德和统一的心理素质,即统一的思想价值体系,在中华文明的国度里形成了。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尽管时事政治不断变迁,外来文化强烈冲击,思想交汇波澜起伏,但儒学的统治地位却始终稳如泰山,没有丝毫的动摇。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也产生了至深至巨的影响。

  先秦两汉是中华文明的创生、奠基、定型并走向强盛的时代,也是鲁文化相伴而行并做出重大贡献的时代。在这段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尤其是在历史巨变的重大转折关头,鲁文化充分发挥了率先腾飞,牵动全局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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