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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十诫”
关键字:儒家,儒家思想
作者:余东海    文章来源:孔孟之乡    点击数:1049    更新时间:2017-3-6

  儒家有很多教条,普适性很高,例如:仁者爱人,智者知人;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民贵君轻等等,放之四海而皆准。儒家有很多“不许”、“不可”的戒律,对于儒生和儒政来说,既是道德、政治之教条和信条,也是戒条,也具有至高无上的普适性和不可违反的严肃性。兹特举儒家十大戒条如下:

儒家十大戒条

  戒不恕。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戒非礼。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戒无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

  戒三不畏。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戒暴虎冯河。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述而篇第十章)

  戒过而不改。孔子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又说:“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

  戒杀害无辜。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

  戒其身不正。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篇第六章)

  戒违道干誉。伯益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尚书·大禹谟》)

  戒不教而诛。“子张曰:何谓四恶?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述而》)这是戒四恶。

  下面分别对十诫加以疏解。

  戒不恕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言出自《论语·卫灵公》,是孔子回答子贡的话。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仁者必恕,恕者,如心也,将心比心也,推己及人也。《荀子法行篇》说:“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亲不能报,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听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则可以端身矣。”

  孟子将恕道的重要性提得极高,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如果还没有证入万物皆备于我、宇宙一体同仁的仁境,沿着恕道努力实践,就是成仁的捷径。

  恕作为一种道德,不是最高的,却是最美的。《春秋繁露·俞序》说“功及子孙,光辉百世,圣人之德,莫美于恕。”没有恕的奠基和配合,不仅是“圣人之德”大打折扣,而是无法成就圣德,因为天下没有不遵循恕道的圣人。

  儒家重恕,以之为处理人际关系及政治问题的原则之一。《左传》说:“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将恕道视为是至关重要的道德原则和礼制精神。小到待人接物和家庭事务,大到国家大事,包括法度建设、道德教化和思想教育,都必须遵守恕道。

  戒非礼

  孔子“四勿”出自《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篇第一章)

  “四勿”是克己复礼的纲目、条目、具体要求和注意事项。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可以实行克己复礼的目的。克己是独善其身,复礼是兼善天下;克己是为了成己之性,成就自己的仁德,复礼是为了成人之性曲成万物,仁及天下国家。克己是复礼的内在基础,复礼是克己的外王实践。克己复礼一体同仁,而克己是更加根本性的,是外王的基础,仁道的根本。复礼有待于一定的外在条件,克己则无所倚,一切全靠自己。所以孔子接着强调“为仁由己”。

  戒无信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輗和軏,分别为古代大车和小车车辕前面横木上揳嵌的起关联固定作用的榫头。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就不能运行。信德之重要性,也是如此。信为五常道之一。人无信不行,人不人;民无信不立,国不国,社会建立不起来,立起来也会崩溃掉。

  信是儒家一切道德礼仪规范的精神基础之一,同时信的个体建立、社会普及和全面促进,又有赖于礼法的不断完善和教化的不断深化。

  戒三不畏

  孔子说:“君子有三大敬畏:敬畏天命,敬畏大人,敬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道天命而不知敬畏,轻慢大人,侮蔑圣人之言。”

  儒家的天,或谓自然之天、或谓象征之天、或谓道体之天。道体流行,是谓天命,人之良知,作为本性,即天之所命,天命之性。《为政篇》说“五十而知天命”,《尧曰篇》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畏天命与知天命相辅相成,知天命必然畏天命,畏天命自然知天命。

  畏天命即畏良知,听从良知命令,遵循良知而行。圣人于良知信解行证,对良知的阐说最透彻,其言最为圆满,对于华夷、义利、正邪、善恶、仁政恶政、君子小人之辨,儒家经典和圣人之言和提供的义理标准,最为准确高明。

  大人是圣人有位者,是良知政治的实践者。《易经》中合而言之,圣人与大人无异;分言则作易为圣,实践易德为大人。《周易·文言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的大人与圣人道德同级。不同的是,大人有机会成就外王事业的辉煌,道统政统得以合一。

  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赵岐注:“大人谓君”。孟子说,有天爵,有人爵,大人是天爵与人爵的统一。《乾凿度》引孔子:“易有君人五号,大人者,圣明德备也。”《史记索隐》引易乾卦向秀注:“圣人在位,谓之大人”。

  孔子将“三畏”视为君子美德,并将之作为划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分界线。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必然败坏自性,行险侥幸,破坏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曾子说:“夸而无耻,强而无惮,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与也。”(《大戴礼记》)无惮即无畏,肆无忌惮。

  戒暴虎冯河

  暴虎冯河语出《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暴虎冯河:暴,徒手搏虎,冯(píng),徒步涉水。暴虎冯河,比喻有勇无谋、冒险行事的行为。

  儒家注重勇德,必要时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却反对无谓的冒险和牺牲,反对暴虎冯河有勇无谋。这不是贪生怕死懦弱退缩,而是明哲保身。

  儒家的明哲保身与现代含贬义的明哲保身不同。语出《诗经-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孔颖达释:“既能明晓善恶,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择安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祸败。”这里的“明”指“明晓善恶”,“哲”指“是非辨知”。意谓明达事理、洞察时势的人,善于择安避危保全其身。

  应该死而不死,不死伤勇;可以死可以不死,死伤勇。明哲保身是智,杀身成仁是勇,一个仁者应该以勇节智,以智导勇,智勇双全。这是儒家对待生命和生死的中庸之道。至于具体怎样的情况“可以不死”、怎样的情况应该杀身,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孔子对子路因人施教,其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子路武功第一又特别勇敢,失之于急躁鲁莽。孔子曾评之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意谓子路勇敢可嘉,可惜不知取舍,就象一块没经过裁剪的原木。

  这段话体现了儒家之勇的特色。孔子多次将智勇二德特别提出来,与最高的仁德相提并论(三达德),可见对勇德的重视。但是,勇,不能一味蛮干,更不能好勇斗狠。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不是胆小而是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临事而惧”不是怯懦而是处理事情的认真慎重。《诗经·小雅·小旻》:“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尚书·君牙》:“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临事而惧”与“勇者不惧”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临事、从政如此,面临生死关头也一样。当生则生,君子重生,岂能轻死?当死则死,君子取义,岂能苟活?

  暴虎冯河而死,未尽其道而死,非正命也。孟子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可以参看。

  戒过而不改

  孔子说:“有过错而不改,那真是过错了。”(《论语卫灵公》)天下谁人不犯错?没有到圣贤地位,喜怒哀乐发不中节,言论行为出轨逾矩,很正常。犯了错误不可怕,怕的是过而不改,文过饰非。《易经小畜初九》说:“复其道,何其咎?”返回正道即无疚。《左传》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韩诗外传》说:“孔子曰:过而不改,是不过矣。”《集注》说:“过而能改,则复于无过。惟不改则其过遂成,而将不及改矣。”

  对于有文化、政治、社会地位和影响的“贤者”说,改过这一修养显得特别重要。一般民众即使过而不改,影响毕竟有限。“贤者”责任重大,若说错了话,做错了事,用错了人,选错了路,后果会很严重。因此“贤者”要特别慎重,要勇于反省勇于纳谏,知错必改。“春秋责备贤者”,同时又赞扬勇于改过的贤者。

  戒杀害无辜

  《孟子•公孙丑上》记载,公孙丑问:“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曰:“然则有同与?”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公孙丑问,伯夷伊尹与孔子相同否,孟子答以不同。但他们也有相同的地方。他们如果拥有百里之地而为君,都能让诸侯来朝,为天下之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所不为。这是他们也有相同的地方。班,齐等之貌。

  荀子也有同样说法。荀子说:“挈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然扶持心国,且若是其固也。”(《荀子·王霸》)

  戒其身不正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

  孔子说:“如果端正了自身,于从事政治何难之有?不能端正自身,怎能端正别人?”政者正也,政治,重在正气、正义、正道、正常,领导者自正其身,所谓治人先治己,正人先正己。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工作和基本要求。如果执政者与从政者多是正人君子,君子之德风,民众自然向风。

  不能自正其身,是因为不诚。《韩诗外传》说:

  勇士一呼而三军皆避,出之诚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饮羽,下视知其石也,因复射之,矢跃无迹。熊渠子见其诚心,金石为之开,而况人乎?夫倡而不和,动而不愤,中心有不合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者,诚德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诗》曰:王猷允塞,徐方既来。”

  楚熊渠子射石的故事,后来也发生在李广身上。“不降席而匡天下”,即垂拱而治之意。“王猷允塞,徐方既来”句出自《诗经·大雅·常武》,句意是,王的谋略很实在,徐国特地来朝觐。允,信,诚,确实。塞,实,指谋略不落空。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王道誠信,遠人自服;诚德之至,四海宾服。诚之用大矣哉,领导者正身之用大矣哉。《晏子春秋杂下篇》记载:

  灵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国人尽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裂衣断带相望而不止。晏子见,公问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饰者,裂断其衣带,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对曰:“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公何以不使内勿服,则外莫敢为也。”公曰:“善。”使内勿服,逾月而国人莫之服。

  灵公喜欢宫女女扮男装,全国都流行女扮男装。灵公下令禁止,却怎么也禁不住。问晏子为什么。晏子提醒他,宫内流行男人服饰,却在宫外禁止它,就如在门口挂牛头卖马肉。这就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的道理。

  《颜渊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本篇下章又云:“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与本章同义。孔子必曾屡屡言及,而为门弟子所屡记,可见孔门对此义的重视度和执政者本身“身正”的重要性。

  孟子说:“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孟子尽心下》)

  孟子说:“自己不能行道,就不能让妻子儿女实行;不依道德去使唤人,就连妻子儿女也使唤不了。”

  戒违道干誉

  《尚书大禹谟》提醒:“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意谓不要违背天道以求取百姓的赞誉,不要违背百姓以满足一己的私欲,两者都是政治大忌。从己之欲,损民利己,是特权主义的特征;逢迎民众,违道干誉,则是民粹主义的表现。前者之坏,人所易知;后者之恶,世所难察。

  张载《正蒙天道篇》说:“天视听以民,明威以民,故《诗》、《书》所谓帝天之命,主于民心而已焉。”王夫之注释说:

  “天无特立之体,即其神化以为体;民之视听明威,皆天之神也。故民心之大同者,理在是,天即在是,而吉凶应之。若民私心之恩怨,则祁寒暑风雨之怨咨,徇耳目之利害以与天相忤,理所不在,君子勿恤。故流放窜殛,不避其怨而逢其欲。己私不可徇,民之私亦不可徇也。”

  逢君之恶固然罪大,逢民之恶、徇民之私亦非正道。民众与天相忤的私心恩怨,是不足以体恤的。对于犯罪分子,该流放就流放,该窜殛就窜殛,不可避其怨,不可逢其欲。对于民众,要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礼制包括礼乐刑政,故齐之以礼包括禁之以法。

  对于民情民意的非理性,王夫之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尚书引义》中,王夫之提出来“奉天以观民”的观点。他说:

  “夫物之视听,亦未尝非天之察也,而固非民之天也。非民之天,则视眩而听荧,曹好而党恶,忘大德,思小怨,一夫倡之,万人和之,不崇朝而喧阗流沔,溢于四海,旦喜夕怒,莫能诘其所终。若此者,非奉天以观民,孰与定其权衡,而可惟流风之披靡以诡随哉?故曰天视听自民视听,而不可忽也;民视听抑必自天视听,而不可不慎也。”

  民众是很容易被耳目之视听所眩而物化的,物化之民很容易产生非理性的疯狂。在主权问题上应该尊重民意,不能“舍民而言天”;在行政方面则应该“奉天以观民”,不能“舍天而言民”。“天视听自民视听”和“民视听抑必自天视听”,相反相成。

  所谓“奉天以观民”,就是以天道为标准“审民之视听,以贞己之从违”,以天道为标准去判断民意品质如何,正确与否,从而决定自己是顺从之还是违反之。天道即中道,唯儒家才能“允执厥中”,故天道标准也就是儒家标准,由儒家圣经和圣人承载。

  “民权畸重则民志不宁”,“民之私亦不可徇”,“奉天以观民”。这三个政治观点为儒家所特有,值得今人深长思,展开对五四哄然掀起、至今余波荡漾的民粹主义思潮反思。民粹主义打着争夺民权的名义,违道干誉,徇民之私,只有破坏性而缺乏建设性,无助于良制良法建设,恰好为极权主义作嫁。这个道理,民众不明白不要紧,文化人和政治人必须明白。

  戒不教而诛

  “不教而诛”作为为政“四恶”之首,出自《论语尧曰》,全文如下: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本章孔子与弟子子张讨论如何从政的问题。君子为政的第一要点,惠而不费。这是很高的道德境界,比“损己而利人”高明,是“不损己而利人”。《易经损卦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意谓用不着自我减损就使他人受益,没有任何忧患,结果十分吉利,前去行事,可获得关下万民归心。这是惠而不费的最好说明。

  能够达到惠而不费的政治境界,其余“四美”就不在话下了。积极方面尊五美,“消极”方面是屏四恶。“不教而杀”又是四恶之首。儒家不否定刑罚的重要性,但反对滥刑酷杀和“不教而杀”。不教而杀谓之虐,“在位者”不立教化,未尽其责,民众犯了法,纵依法处理,也是虐民。儒家对执政者的要求之高和严,于此可见。不戒视成谓之暴,不事先告诫却突然要求成功,叫做暴政;慢令致期谓之贼,命令迟晚不加监督,却限期完成,等于设陷害人。给与人民时,出手很吝啬,这是政府之恶。

  以上十大戒条,前六条戒不恕、戒非礼、戒无信、戒无智、戒三不畏、戒过而不改,侧重于道德,可称为道德戒条;后四条戒杀害无辜、戒其身不正、戒违道干誉、戒为政四恶,侧重于政治,可称为政治戒条。

  儒家道德和政治戒条还有很多。例如:“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是戒语怪力乱神;子曰:“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是戒乡愿;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这是君子三戒;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论语阳货》)这是君子之所恶,也是戒条。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是戒为道远人;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中庸》)这是戒素隐行怪和半途而废;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中庸》)这是戒复古主义。《中庸》说:“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这是戒不能举贤退不善。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这是戒自暴自弃;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这是戒利益主义,诸如此类,兹不一一。

  作者简介:

  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现居广西。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出版有学术著作:《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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