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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礼传家与先秦两汉孔氏家学
关键字:诗礼,家庭,先秦,两汉,孔子,家教,家风
作者:陈以凤    文章来源:孔孟之乡    点击数:842    更新时间:2017-2-6

  家学,是指家族内部父子相传或世代相承之学。赵翼《廿二史札记》有云:“古人习一业,则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盖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况于学士大夫之术乎!”(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正》卷五,中华书局,1984年,第100页)孔氏家学即是孔子后裔“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之世业,是中国家学史上的典型代表。它自孔子开创后,一直传承不绝,成为儒学发展的一条辅线,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先秦、两汉时期孔氏家族人才辈出,治学涉猎广泛,博通儒家经籍,孔氏家学呈现出兴盛之貌。具体而言,家学传承也有其一以贯之的主线,即以“夫子之教”为核心要义。而“夫子之教”首重诗、礼,继而孔氏家族也形成了“学诗学礼”的家学风范。“诗礼传家”对孔氏家族影响深远,使其明礼尚德、文化繁盛、学术发达,成为首屈一指的“文章道德圣人家”。

  一、 孔子重视诗礼之教

  孔子是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一生敏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服膺先王之道、诵习礼乐文化,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整理上古三代的文化典籍。他首开私家讲学之风,“有教无类”,广收弟子。关于孔子教学,司马迁记载:“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司马迁撰:《史记》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1938页。下引该书,版本同此,不再注明)。同时,孔子也非常注重对其子孙的教育,要求他们尊师道、守礼制、修德明仁,初创孔氏家学。他对其子孔鲤(字伯鱼)的教诲,见载于《论语•季氏》中: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此处孔子要求儿子孔鲤学《诗》、学《礼》,并阐明学《诗》、《礼》的重要意义,“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趋庭”一词亦因之被赋予特殊的含义,成为承受父教的代称。《阳货》篇又载:“子谓伯鱼:‘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此处,孔子又具体要求孔鲤研究《诗》之《周南》和《召南》,并指出如不学此两篇,如同面壁而立,前后不得行。这两段记载,简要而生动描述了孔子在家教子的情况,可谓我国古代士人家学的最佳写照。

  孔子教育儿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施教以诗礼,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孔子对《诗》礼的重视有关。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作《诗》是卿士阶层的必要素质之一。《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卜云其吉” 毛传云:“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毛公传、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316页)孔颖达疏曰:“升高能赋者,谓升高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铺陈其事势也。”(同上)其中“升高能赋”是士大夫的九项素质之一,即由升高所见所感即赋为诗,描绘事物表达情感。同时引诗赋诗还是贵族们进行社会交往的独特环节,在当时,人们往往通过诗言志,用比喻或者暗示的方法来传道自己的情志,尤其是在一些政治、外交场合。《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

  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1127页)

  齐国权臣庆封来鲁国聘问,其车服华丽与其身份地位不相称,在宴会上举动亦十分不恭敬,鲁国叔孙穆子便为他赋诗《相鼠》,取义“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暗示耻笑羞辱,而庆封因不懂诗而浑然不知。从这个故事中可见当时人们对诗的熟稔以及广泛运用,不熟读《诗经》不懂《诗》,是无法参加上流社会的活动的。孔子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学《诗》 而能“达政”、“专对”的说法则是针对 《诗》在政治活动尤其是外交活动中的意义而言。故而不熟读《诗经》,是无法参加上流社会的活动的。故而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孔子重视《诗》,曾多次谈学《诗》的意义。如《论语•阳货》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在《孔丛子•记义》(《孔丛子》一书曾被疑为“伪书”,其内容虽有不真的成分,但据当代学者考证其记载多有原始材料,文字基本上属于采辑旧材料或据旧材料加工而成,故可选择使用。参见黄怀信:《〈孔丛子〉的时代与作者》,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李存山《<孔丛子>中的孔子诗论》,《孔子研究》2003年第3期。本文所用《孔丛子》,为《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书店1989年版,下文所引皆此版本,不再注明。另,《孔丛子•记义》中“孔子论诗”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之《孔子诗论》资料一致,也充分说明《孔丛子》材料有较为可靠的一面),孔子还专门阐述《诗》之义:

  孔子读《诗》及《小雅》,喟然而叹曰:“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于《淇奥》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于《考槃》见遁世之士而不闷也,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也,于《缁衣》见好 贤之心至也,于《鸡鸣》见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于《伐檀》见贤者之先事后食也,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于《下泉》见乱世之思明君也,于《七月》见豳公之所以造周也,于《东山》见周公之先公而后私也,于《狼跋》见周公之远志所以为圣也,于《鹿鸣》见君臣之有礼也,于《彤弓》见有功之必报也,于《盖羊》见善政之有应也,于《节南山》见忠臣之忧世也,于《寥莪》见孝子之思养也,于《楚茨》见孝子之思祭也,于《裳裳者华》见古之贤者世保其禄也,于《采菽》见古之明王所以敬诸侯也。

  此处孔子对《诗》深刻的思想内涵进行阐述,联系伦理道德发掘微言大义,把《诗经》当作了可以进行道德修养教育的教科书。

  孔子十分重视礼,认为礼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标志。《礼记•曲礼》云: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故而人有礼“自别于禽兽”,人能好礼、行礼,则是具有文化自觉的开始。在孔子生活的时代,虽然已有礼坏乐崩之势,但时人仍然十分重视礼,认为人之立身与行事,当以礼为根本。如孟献子云:“礼,身之干也。”(《左传•成公十三年》)孟僖子云:“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左传•昭公七年》)子大叔云:“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君子好礼、学礼是自立的根本。不熟悉礼仪,就难以立身处世。孔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有礼则安,无礼则乱。”(《礼记•曲礼》)

  孔子是一位教育家,其教育方法与目的,《孔子家语•弟子行》有所记载:“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贡曰:“吾闻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而道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即孔子施教,内容是《诗》、《书》、孝悌、仁义、礼乐,但有其先后次序,最终目的在于成人立德。对《诗经》、礼乐的教化功能,孔子更是有深刻体认。他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礼记•经解》)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在当时积累丰厚的三代文化中,他选中了《诗》、《书》、礼乐来作为教育后代与学生的主要内容,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其 “成人”,具有温柔敦厚、恭俭庄敬的君子品性,成为从政的良材。他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八佾》)。礼乐不可分,而孔子在教学中认为《诗》与礼也是密不可分的,云:“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礼记•仲尼燕居》),“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礼记•孔子闲居》)只有学好《诗》,才能知礼、于礼不缪,才能更好地进行道德修养。

  正因如此,孔子亲自教导下儿子孔鲤学《诗》礼、通儒术,并明示诗礼之教的深刻内涵,创立了研习 “诗礼”的家学传统。

  二 、先秦孔氏家学的诗礼传承

  孔子身体力行,教育儿子,初步创立孔氏家学。但孔鲤先孔子卒,为家学的传承留下些许遗憾。其孙孔伋(字子思),秉承祖训,研习诗礼,却为孔氏家学的发展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史载,孔子对子思也进行了谆谆教导。《孔丛子》之《记问》篇记载了不少孔子答子思问学的事迹,即是明证。如云:

  子思问于夫子曰:“为人君者,莫不知任贤之逸也,而不能用贤,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于不明也。其君以誉为赏,以毁为罚,贤者不居焉。”

  子思问于夫子曰:“亟闻夫子之诏,正俗化民之政,莫善于礼乐也。管子任法以治齐,而天下称仁焉,是法与礼乐异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礼乐哉?”子曰:“尧舜之化,百世不辍,仁义之风远也。管仲任法,身死则法息,严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专任法,终必乱成矣。”

  子思问于夫子曰:“物有形类,事有真伪,必审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谓圣,推数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圣人难诸。”

  当然,上述记载或许经过后人润色,但子思曾问学于孔子,又见于其他记载,应无需质疑。如《孔丛子•杂训》载子思答子上曰:“吾昔从夫子于郯遇程子于涂,倾盖而语,终日而别,命子路将束帛赠焉。”可见子思确曾随于夫子身旁。所以,孔子对子思亦必有家教,《记问》篇所记,当有可信者。

  亲炙于夫子的孔伋亦不负厚望,孺子之年即立下了继承祖业的志向。《孔丛子•记问篇》载:

  夫子闲居,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意子孙不修,将忝祖乎?羡尧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尔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对曰:“伋于进膳,亟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无忧矣。世不废业,其克昌乎!”

  子思向孔子阐明了自己昭明祖业,不懈进取的心志,故而孔子为后继有人、世不废业而忻然无忧。《礼记》、《孔丛子》等书还记载了子思的一些事迹,其家学传承亦由此可见。

  在《孔丛子•抗志》中子思引:“《小雅•正月》:‘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可见子思熟知《诗》。并有学者对子思之诗学学派归属作了论析,认为子思学出子夏,有毛《诗》风格。(孙少华、刘跃进:《试论<孔丛子>中先秦孔氏子孙的经学思想及其师学渊源》,方铭主编《儒学与二十一世纪文化建设》,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368—369页)

  《礼记•檀弓上》记载了子思关于丧礼的阐述:

  子思曰:“丧三日而殡,凡附于身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丧三年,以为极,亡则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故忌日不乐。”

  曾子谓子思曰:“伋!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此两段为子思对丧礼作了阐述,委婉批评曾子“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过礼之举,对制礼的原则有着深刻认识。《檀弓下》又记子思答穆公问“为旧君反服”之礼。《孔丛子》之《杂训》、《巡守》等篇也记载了他阐述吊唁之礼、回答陈庄伯有关巡守之礼等的事情。可见他谙熟礼学。而这自然当得益于从父亲那里就开始的学《礼》的家学传统。

  子思上承其祖,下启其子,积极传承家学。《孔丛子•杂训》篇记载了子思对其子孔白子上的悉心教导和家学传授之事。如云:

  子上请所习于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训焉:学必由圣,所以致其材也;厉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又何请?”

  在这里他直接以“先人之训”为教,强调“夫子之教”在于学《诗》、《书》、礼乐,事实上这一传统从孔鲤到孔伋都在继承,也是要求其子继续沿袭。

  关于子上事迹,《孔丛子•杂训》略有记载:

  子思在鲁,使以书如卫问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书伏读。然后与使者宴。遂为复书,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书,然后退。使者还鲁问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受臣书, 事毕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书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宾也。”

  远在他乡,子思以书问子上,督促其学业,可见家教之严。而子上接到家信“北面再拜”,复书后“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书,然后退。”这些举动一一循礼而行,足见他也是通礼之士。显然,亦与孔氏家族学礼的家教是有关。史载子上“通习群书,又善兵法”,以贤能闻名于世,曾被齐威王两次传召为相。(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孔子文化大全影印本,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年,第86页)

  孔子六代孙孔穿字子高,史载“笃志博学、沉静清虚,有王佐之才”(孔德成总裁、孔广彬等编次:《孔子世家谱》,孔子文化大全影印本,山东友谊出版社,1990年,第72页)。从《孔丛子》之《公孙龙》、《儒服》、《对魏王》、《执节》诸篇可见,他曾与公孙龙辩论、答魏王问、答信陵君问、答齐王问、与齐君论车裂之刑,在言行中宣传儒道、弘扬家学,是一个相当活跃的政治人物,在当时有着“天下之高士也”之美誉。

  《孔丛子•公孙龙》载:“子高曰:‘若以丝麻加之女功为缁素青黄,色名虽殊,其质故一。是以《诗》有素丝,不曰丝素;《礼》有缁布,不曰布缁。牛玄武,此类甚众。先举其色,后名其质,万物之所同,圣贤之所常也。’”此处子高谈《诗》论礼阐述万物之命名,可见其通晓《诗》、礼。又《儒服》篇记载平原君问询子高“孔子见南子”之事,子高回答到:“卫君请见,犹不能终,何夫人之能觌乎?古者大飨,夫人与焉,于时礼仪虽废,犹有行之者。意卫君夫人飨夫子,则夫子亦弗获已矣。”通过阐述古代大飨礼回答疑问,同时也维护了孔子声誉。亦可见他熟稔礼,继承了学习《诗》礼的家风。

  孔子第七代孙孔谦,字子顺,学识渊博,曾为魏安釐王相,以“圣人之后,道德懿邵”闻名诸侯,还曾担任赵、魏两国国师。《孔丛子•执节》篇载:赵王以平原君及邹文之事问子顺,而子顺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可见子顺承父学,学有所源。尤其是在《诗》、礼方面更是一脉相承。《孔丛子•执节》魏王问:“昔者上天神异,后稷为之下嘉毅,周遂以兴”,子顺引《诗•大雅•生民》“诞降嘉种”,认为此事乃“《诗》美后稷能大教民种嘉谷以利天下”。知其明于《诗》。于礼,他更是精晓。《执节》篇多次记载他与赵孝成王、季节、申叔等君、卿大夫谈论政治礼法之事。如:

  申叔问子顺曰:“礼,为人臣三谏不从,可以称其君之非乎? ”答曰:“礼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问此义焉,而告叔曰:‘得称其非者,所以欲天下人君使不敢遂其非也’。”子顺曰:“然,吾亦闻之。是亡考起时之言,非礼意也。礼,受放之臣,不说人以无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谏,不欲陈言’,不欲显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则晏子、叔向皆非礼也。”答曰:“此二大夫相与私燕,言及国事,未为非礼也。晏子既陈履贱而踊贵于君?,其君为之省刑,然后以及叔向,叔向听晏子之私,又承其问所宜,亦答以其事也。”

  这里子顺向申叔阐述了人臣事君之礼,并提及其父(亡考)子高、先君孔子对此事的具体看法,以孔子所言“事君欲谏,不欲陈言”为训辩证认识,同时也彰显了礼在孔氏家族内部的传承。

  孔子八代孙孔鲋,字子鱼,亦是先秦孔氏家族中的佼佼者。《孔丛子》之《独治》、《问军礼》、《答问》、《诘墨》诸篇,记录了他的事迹。如《独治》篇记:“子鱼生于战国之世,长于兵戎之间,然独乐先王之道,讲习不倦。”可见孔鲋身逢乱世,却倾心家学,对传承家业矢志不渝,有修文之恒心,后来他成深受时人器重的一代名儒贤士,有“通才足以干天下,博知足以虑无形”之誉。

  在学术方面,孔鲋继承了孔子重礼的思想,对各类礼制有全面系统的了解。《孔丛子•独治》篇即记载了孔鲋答陈涉所问社会伦理之礼,《问军礼》篇又记其答行军出征之礼、命将出师之礼、将居军中之礼。足见他精通各种礼制,而其所言诸礼,不见于其他典籍,必是家学传承。

  三、两汉孔氏家学之诗礼传承

  在先秦时期,孔氏家族已经形成了积极向上、学《诗》学礼的家学风范,产生孔伋、孔穿、孔鲋等名家高士。流风所及,两汉时期的孔氏后人如孔武、孔光、孔安国、孔臧、孔僖、孔季彦等或学优而仕、贵为帝王师,或坚守家业、潜心学术,或著书立说、教化乡里,使孔氏家学呈现出更为兴盛的新面貌。在家学传承中,《诗》礼依然是核心内容。这一时期,孔氏家学的传承主要集中在孔武、孔安国、孔臧三支上,各支系的传承又别具特色。其中孔安国一支是家学传承的主力军,几乎代代皆有研治经学,传承家业。下面依照世次顺序,对其《诗》礼传承情况略作考述(有关两汉时期孔子世系之考证,请参见黄怀信:《汉晋孔氏家学与伪书公案》一书,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

  1、孔安国之学《诗》守礼

  李学勤先生于1987年在《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一文中曾指出在:“汉代儒学定于一尊之后,孔子后裔一家出过若干人物,有的受封袭爵,有的仕宦显贵,也有一些世守家学,成为一个学派,……学者中最早的一个是孔安国,……此后有些人传习他的学术。”(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简单论述了孔安国与汉代孔氏家学的关系。孔安国为孔子第十一代孙,孔氏家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两汉时期孔氏后裔学术成绩的取得与他本人对家学的继承、开拓和传递密切相关。孔安国秉承先祖遗风,治学以弘扬家学、振兴家族为旨归。《孔子家语》、《古文孝经孔传》所附后序中他曾自叙“窃惧先人之典辞将遂泯灭”(《孔子家语•后序》,见王肃注:《孔子家语》,《四库全书》第69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9页)、“反云孔氏无《古文孝经》,欲蒙时人,……吾悯其如此,发愤精思为之训传”(古文孝经•孔氏传序》,见(旧题)孔安国传、[日本]太宰纯 音:《古文孝经孔氏传》,《四库全书》第18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从此可见一斑。生于孔门文化世家,孔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祖训应对他具有很大的影响,他积极进取,广泛求学,史载“少学《诗》于申公,受《尚书》于伏生,长则博览经传,问无常师”(《孔子家语•后序》,王肃注:《孔子家语》,第109页)。《史记•儒林传》、《汉书•儒林传》亦记载他从申公学《诗》一事:

  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言《诗》虽殊,多本申公。

  汉初经历焚书和战乱,经济文化等业百废待兴,当时诗学“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汉书•儒林传》),后发展为传今文《诗经》的鲁诗、齐诗、韩诗三家,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孔安国居于鲁地,得地利之便而受业于申公,故其《诗经》学源自申公的鲁《诗》。且《史记》、《汉书》在叙述申公弟子都首数孔安国,说明他当是申公受业弟子中的佼佼者,于鲁《诗》自有一番造诣。

  另,孔安国可能曾游学河间,学习《毛诗》。景、武之世,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以六艺相召,大兴儒术,广纳天下学士,“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山东诸儒多从其游”,由此使河间地区出现了一派学术兴盛的景象。而《后汉书•儒林传》:“孔僖字仲和,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560页)从此可知,《毛诗》是孔安国所传家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史记》、《汉书》等史料并没有记载孔安国何处受学《毛诗》。河间献王推崇古文经学,曾立《毛诗》博士,《毛诗》学在献王及河间儒者的阐释和传播中得到长足发展,名噪天下(参见王长华、易卫华《汉代河间儒学与<毛诗>》,《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6期)。而孔安国正生活于河间文化繁盛之时,他应属山东诸儒之列。所以,我们据此推论孔安国最有可能在游学河间时学习了《毛诗》,归鲁后传于子孙,成为汉代孔氏家学的重要内容。

  对于孔安国,孔臧曾在《与子琳书》(关于《连从子》中孔臧四赋二书,笔者曾考证其真实性,认为其当为汉代孔臧所作,见《<孔丛子>中孔臧四赋二书的真伪考辨》,《西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中称赞道:“侍中子国,明达渊博,雅学绝伦,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动遵礼法,少小及长,操行如故。故虽与群臣并参侍,见待崇礼不供亵事,独得掌御唾壶,朝廷之士,莫不荣之。”(《孔丛子•连丛子•叙书》)而所谓“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动遵礼法,少小及长,操行如故”,等语,可见孔安国不仅通晓礼,并恪守遵行,呈现出德学双修的彬彬君子气象。正因遵礼崇礼,博学绝伦,故而为武帝博士,并获得“不供亵事,独得掌御唾壶”之殊荣。

  2.安国后人的《诗》礼传承

  孔卬,孔安国之子,孔子第十二代孙。《孔丛子•连丛子•叙世》云:“子国生卬,为诸生,特善《诗》、《礼》而传之。”《后汉书•孔僖传》载:“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孔子世家谱》载他“传家学”(孔德成总裁,孔广彬等编次:《孔子世家谱》,第74页)。其特善《诗》、《礼》正是传家学的最突出表现,而这又显然承继自孔鲤以来的家风。

  孔驩,字仲驩,孔安国孙,孔子第十三代孙。前文引《连丛子•叙世》言其父孔卬“善《诗》、《礼》而传之”,孔驩为其子必得亲传,这同样也是对孔子“诗礼传家”祖训的秉承。

  又《连丛子•叙世》:“子卬生仲驩,为博士。弘农太守,善《春秋》三传,《公羊》《穀梁》训诸生。”《阙里文献考》所载与上述大同小异:“驩,成帝时博士,官至弘农太守,精《春秋》三传,著《公羊》、《穀梁》训诂。”(孔继汾撰:《阙里文献考》,《孔子文化大全》影印本,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年,第1612页)可见孔驩除于传承《诗》礼之外,更有专长,精《春秋》三传,并有著述传世。

  孔子立,孔安国曾孙,孔子第十四代孙。《连丛子•叙世》云:“仲驩生子立,善《诗》《书》,少游京,与刘歆友善,尝以清论讥贬史丹。史丹诸子并用事,为是不仕,以《诗》、《书》教于阙里数百人。”孔子立终生未仕,乃一清纯儒者,依旧秉承家训,其善《诗》、《书》,并教化阙里,从其学生之数足见他博学闻达,享名乡里。

  据学者研究孔子立与其父孔驩为“训诸生”和“教阙里”还合编了《小尔雅》一书。(参见黄怀信:《小尔雅的源流》,《古文献与古史考论》,齐鲁书社,2003年,第50页)而《小尔雅》不乏专释《周礼》和本《周礼》立说的文字,可知其作者孔驩、子立必研习《周礼》。故而子立也是在恪守学诗学礼的祖训,善《诗》、《书》,《周礼》。

  孔子元,孔子第十五代孙。《连丛子•叙世》云:“子立生子元,以郎校书,时刘歆大用事,而子元校书七年官不益,或讥以为不恤于进取,唯扬子云善之。”《孔子世家谱》记载与此大同小异:“元字子元,为校书郎,尝见称于扬雄,时刘歆大用事,而元七年官不益,或讥其不恤于进取,元泊如也。”(孔德成总裁,孔广彬等编次:《孔子世家谱》,第74页)子元为校书郎,能担当校书大任,必是饱学之士。而《后汉书•孔僖传》载:“自安国以下,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子元作为孔安国嫡系后裔,对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毛诗》必有涉猎。

  子元以后,孔子建、孔子仁、孔子丰等人亦是颇有声望的博学之士。如《孔子世家谱》记载:“十八代丰,字子丰,以学行闻名,明帝时辟司空府,章帝时为御史。”(孔德成总裁、孔广彬等编次:《孔子世家谱》,第75页)可知他亦是孔氏家族中的品行优良、学识出众的优秀分子。但史料对他们的治学活动记得十分简约,仅《连丛子•叙世》篇云,“善于经学,不好诸家书”。 既善经学,对于家族世代传承的《诗》礼必会研习之。

  孔僖,字仲和,孔子第十九代孙。其事迹见载于《后汉书•孔僖传》,主要有同窗诬告、上书自诉和陪驾孝章皇帝等事。孔僖声名卓著,《连丛子下》记载了杨太尉与孔僖之子孔季彦的对话:“吾闻临晋君(孔僖)异才博闻,周洽群籍,而世不归大儒,何也。’答曰:‘不为禄学,故也。’”孔僖淡泊名禄,“不为禄学”,但博学多才,实为当时之大儒。其所治之学,见于《连丛子下》的记载:“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东巡过鲁,幸阙里。……(章帝)曰:‘治何经?’(仲和)对曰:‘为《诗》、《书》,颇涉《礼》、《传》。’”可见孔僖亦“不泯祖业”,继续学诗学礼,传承儒道。因《后汉书•孔僖传》记载孔家自安国之后,世代传习《古文尚书》、《毛诗》,故孔僖所治的《诗》、《书》当为此二者。《山东省志•孔子故里志》著录其著有《古文尚书传》、《毛诗传》、《春秋传》三书。(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孔子故里志》,中华书局,1994年,第249页)

  孔长彦、孔季彦,孔僖二子,孔子第二十代孙。其生平事迹见载于《后汉书》和《孔丛子•连丛子下》,从中可知,长彦、季彦幼年随父迁临晋,受学于姚进,最终成为学有专长、远近闻名的学者,“十余年,会徒数百”时人编诗赞之: “鲁国孔氏好读经,兄弟讲诵皆可听,学士来者有声名,不过孔氏哪得成。”(《孔丛子》卷七,《四部丛刊初编》本,第61页)。但在治学的风格旨趣上,两人却不尽一致。“长彦好章句学,季彦守其家业”(《后汉书》卷七十九上,第2563页),章句学,即为当时的今文经学;所谓家业,当是自孔子以来孔家世代一脉相承的《诗》礼之学。

  孔安国一支虽不是孔氏嫡系子孙,但其在两汉时期以经学为业,传承不息,代有名家硕儒,治学涉猎广泛,著述丰富,为家学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人孔继汾道:“子国至仲和(孔僖字)皆湛深经术,称专家者,……经学推汉世为盛,而孔氏子孙无不以明经征博士者,语曰:良工之子学为箕,良冶之子学为裘,盖言渊源之有本也。”(孔继汾撰:《阙里文献考》,《孔子文化大全》影印本,第1641页)此语评述了自孔安国到孔僖二百多年中的学术传承,颇为中肯。而自孔安国再向上追溯,事实上孔氏家学由先秦孔子至东汉孔僖及其子孔季彦一直传承不息。而在家学传承中,《诗》礼之学又相沿不衰,优良的家风可谓是渊源流长。

  综上可知,先秦时期孔子重视诗礼,教学子孙,开创了孔氏家学以及“学诗学礼”的家风。这一时期,以孔伋(子思)、孔穿(子高)、孔谦(子顺)、孔鲋(子鱼)为代表的孔子后裔,秉承祖训,以《诗》礼为核心内容,传承不绝,为家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两汉时期,孔安国、孔僖等孔家后人承先秦孔氏家学草创之绪,继续弘扬家学,研习《诗》礼,博通儒家经籍,并“作以训法”, 教育宗族子弟,使孔氏家学呈现内容丰瞻、成就显赫之新面貌。汉代之后,孔氏家学因社会政治因素时而兴盛、时而衰寂,但学《诗》学礼的这一传统却传承不息,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历代孔氏家族发展图景中。

  《孔丛子•执节》记载赵王对孔子顺言曰:“寡人闻孔氏之世,自正考甫以来,儒林相继,仲尼重之以大圣,自兹以降,世业不替,天下诸侯咸宾礼焉。先生承绪,作二国师,从古及今,载德流声,未有若先生之家。”此番赞赏之语虽是针对先秦时期的孔氏家族而言。而综观孔氏家族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发展,此言亦恰如其分。“儒林相继”、代有贤才、“世业不替”,诗礼传家,孔氏家族也正因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优良的家学风范,“载德流声”,为世人敬仰,成为历史上延绵最久、声闻最著的文化世家。

  (作者陈以凤,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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