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夫子到张伯苓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李冬君 发布时间:2018-02-24
摘要:从孔夫子到张伯苓,他的名字,早已矗立在思想史的碑林里,与先贤大哲们排列在一起,点燃思想的火花,予我们以启示。
从孔夫子到张伯苓

  从孔夫子到张伯苓,他的名字,早已矗立在思想史的碑林里,与先贤大哲们排列在一起,点燃思想的火花,予我们以启示。
 
上 篇

  教育是思想者的产业,就此而言,可以说文明是教育的产物。故欲知一国文明之究竟,应先深入其文明之根柢而观其教育如何。

  周官之学

  中国文明发展到有教育、有学校的程度,还得从西周谈起。西周封建之初,周公曾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作为西周政治法典的《尚书》,就带有明显的“典册”痕迹。因此,这笔典籍遗产,恐怕是西周设王官之学的基础。

  周人把学术教育中心仅设于王畿、鲁国和宋国,王畿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天子大学叫“辟雍”,设在鲁国和宋国的诸侯学校叫“泮宫”,作为王公贵族子弟习文练武,培养统治术的场所。另外,在都城郊外,还设有乡学,作为士人子弟接受教育的地方。

  学校虽有不同,但都是“学在官府”,搞的是政教合一、官师合一,是当时的官立学校。

  秦以吏为师,还是西周以来的官师传统,汉独尊儒术,连私学也官学化了,一直到唐宋科举制以后,官学里的师生都是天子门生,一生所学只能货于帝王家。拥有最高权力的君主,掌控着对教育内容的最终裁夺权,更重要的是他口衔天宪,掌握真理的话语权,所谓君道同体,理想的君主人格是绝对真理的化身,圣人具有先天的道德优越感,圣人是现实的君王,圣人的主要职责是教化百姓,百姓生来就是圣王的小学生,天生就有道德缺陷,因此,学校重在道德教化,而不是知识教育。君师合体,这一官学传统,即便在以后的兴亡更替、私学遍地之际,始终未变。

  西周时,官学垄断了教育资源以及教育活动本身,典册在官而民无书,礼器在官而民无习,学术在官而民无知。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私门无著述文字”,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一个基本事实。受教育者是未来的统治者和贵族子弟,在野的孩子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是未来的被统治者。

  但是,历史有自己的选择,即便有天子教化,西周王朝还是灭亡了。掌管西周教育的司乐、司史等老师四散逃亡,流落四方。《论语·微子》篇记载:太师挚到齐国去了,亚饭乐师干到楚国去了,三饭乐师缭到蔡国去了,四饭乐师缺到秦国去了,打鼓的乐师方叔到了黄河边,敲小鼓的乐师武到了汉水边,少师阳和击磬的乐师襄到了海滨去了。乐师是礼的必要部分,乐师都跑了,礼岂能不坏!他们掌握着“周礼”以及典籍,有的走向诸侯,有的治学在野,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学在四夷”。

  这些曾经的主流知识精英,失去了铁饭碗,流浪在野,身份变了,不再是官师一体,而是官与师分离,成为自由知识者。王室藏书也随之散落到民间,他们在民间开始私人讲学,将随身携带的典籍作教材,把高高在上的天朝学术带到民间,给春秋时代带来“王官失守,学术下移“的现象。公元前516年,东周周景王的小儿子子朝争位失败,仓皇之中还携带周之典籍奔楚,万一流落民间,也可以凭此混饭。

  私学缘起

  这里所说的私学,是指不由政府主持,不纳入国家学校制度之内,由私人或私人集团 (包括社会集团)主持、经营、管理的民间教育活动。它既包括了在固定教育场所产生之前的游走四方的私人讲学,又包括以一个学术大师为核心的私人学派,当然,也包括与官学相对应的、有固定教育场所的正式的私立学校类型。自官学垄断失势,孔子开办私学,面向社会招生,推广“有教无类”,普及教育,使社会接受教育的机会均等。这样的私学从孔门到康有为的万木草堂,贯穿中国历史达二千余年。

  从时间过程来看,知识从西周王室流向民间持续了很长时间。因官学驰废,新生代贵族对周礼以及王朝知识逐渐陌生,贵族阶层也因渐失文化而走向粗鄙,贻笑社会。公元前666年楚成王时期,楚国令尹子元想诱惑楚文王夫人,在其宫旁另筑一别馆,演奏《万舞》。文王夫人听到批评说《万舞》是先君用作军事演习的,子元惭愧遂止。孔子曾嘲讽鲁国执政大夫藏文仲“焚柴于奥(灶)”是不知礼,祭祀灶神是老妇所为。

  他们需要学习,新生代无论贵族诸侯还是商人平民,有眼光的都看到了这一点。物质财富是思想产品的后盾,同时,通过学习知识再积累更多的财富和资源。而在权威失势的多元时代,正是财富获得重新分配的大好机会,先是诸侯坐大,富强过于天子,接着卿大夫之私门,又富于诸侯之公门。一部分社会财富开始流向教育,流向私人办学。

  孔子说“礼失求诸野”,“野”指民间社会。“少也鄙”的孔子,正是“野人”出身,但他熟悉礼的知识,在齐鲁夹谷之会上派上用场,礼的知识使他的机智如虎添翼,迫使齐景公归还了鲁国汶水北岸的土地。成为一时佳话,转化为一种学习的激励。

  知识占有者在民间社会身份开始上升,学术本身也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失守之际开始活跃起来,观念世界裂开了大缝隙,自由的思维破壳生长。一元化的权威没有了,没有政治的偶像,没有神的偶像,当然也没有圣的偶像。民间呈现了多元自由的格局,涌现出一批非凡的诸子贤哲,他们在私学里谈论新思想,是春秋里的自由私语,是民间社会的新生机。

  私学私门结合,财富支撑文化。这是大批新式地主、自耕农和商人给当时社会带来的新气象。他们成群结队,匆匆奔走于各国之间。《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楚国使臣声子从晋国回来,对楚令尹子说:杞梓皮革,是楚国的特产,经过交换为晋国所用,知识、思想也随之传播。

  孔子私学

  春秋末期,孔子杏坛设教,收弟子三千,授六艺之学,开诸子私学之先。得益于那些流落到民间的典籍,授徒之余,他开始删订整理六经,所谓编《书》、正《诗》、定《礼》、赞《易》、修《春秋》,作为私学之教材,也为诸子之私学奠定了学术风格。《论语》里,孔子教导弟子,多半引用《诗》、《书》、《礼》、《乐》,这些在孔子之前就有的治术秘籍,原本不是儒家经典,但经由孔子之手,包括《春秋》之五经,就这样传承下来了。

  孔子在整理典籍和教学过程中,提出两个核心概念:道与知,即君子之道与君子之知。道是价值重建,解决做什么人的问题;知是认识论,是学习知识以及技能问题。道是价值观,以仁礼为核心,确立了华夷之辨的标准,行己以仁、克己复礼者,是华夏之人,相反便是夷狄,夷狄可视为非人。这是孔子划定的文化边界。

  孔子之道一以贯之,在弟子中流传,在周游黄河长江之两河流域中推广。通过学习“六艺”都可以下学上达,实践仁礼,成为新一代士人。士阶层逐渐自觉到:道可恃、思想知识可恃,惟不可恃者乃身位权势;道在人性觉醒和人事历练中体现,在历史演进和文化传承中绵延。孔子以“有教无类”聚众授业,“文以化之”,使士阶层渐然而生,勃然而兴,从而推动了学习至上的世风。

  “道”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和价值选择,“道”是删削编辑先人典籍的依据,是培养人才的出发点和终结点。“吾从周”是他的政治理想和价值选择的具象化,表明了他的“道”的政治取向。当他从鲁国出走时,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怀有一种世界性的理想,带着门人和弟子,为推行“周道”,一路子曰诗云,周游列国去了。列国不要他,他也不着急,只说了一句,我的道太大,这世界放不下。此时,他心中已有了一座文化的江山,比哪一个国家都大,他要用周道重建黄河边上的中国,可时人多半不懂。子贡劝他稍稍修改一下,惟有颜渊理解他,说,要改的不是道,而是这些国家。于是,他看到了希望,提出“学而优则仕”的教学理念,赋予学习以一种“士能弘道”的使命感,通过教育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学习政治治术,使他的私学带有鲜明的学术政治化特点。

  春秋时代是社会转型的时代,孔子原创性的理性行为,具有立宪精神。他不仅开创了私学典范,还为思想、学术铺垫了一条通往政治的始基,确立与“政统”相对应的士人得以安身立命的“道统”,甚至以“道高于君”的期许,培养学术的“独立品格”。当然,这一独立性并非来自学术自身的需求,而是依赖士人的独立意志,是孟子所说的那种“浩然之气”所涵养的大丈夫精神,最终形成了中国历代士人无论官私共同的理想诉求。《孟子·万章下》讲了子思曾与鲁缪公争论“师友”的故事,缪公问子思,“千乘之国”的国君把士当作朋友,怎么样?子思很不高兴地回答说:“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但是“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为友?”从这段对话看,士人的“独立品格”是以德高于现实权力的前提来彰显的,而不是知识本身所自明的社会意义以及价值中立,因此,它的独立性缺乏自证的基础,无法遵循学术的归学术、政治的归政治的边界,只能与政治互为生态,最终必然走向攀附政治的生存状态。

  荀子对此有过精确地概括:“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这里的“美”有强调教化风习的作用,也有歌功颂德的潜台词,当然也婉转地表达了批判精神。这就是孔子删削《诗经》时确定的“美刺”标准,所谓“哀而不怨”的批判,有一种朦胧、含蓄、中庸的美学意义,缺乏来自对立的批判立场。“从道不从君”之“道”,因为是儒者设计的理念中完美的君,从而使士人的独立性在现实政治权力中大打折扣。

  社会学大师帕森斯(T.Parsons)指出:知识分子的功能既然是解释外在世界,自然总是倾向怀疑与批判,企图按照理性改造社会。因此,知识分子总是与政治权威具有永远的紧张关系。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KarlMannheim)则认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自由飘游、无所依附(free-floating),基于这样一种独立意识,他们对社会、国家有高度的责任感,而对权力集团的稳定与否则不必操心,恰恰相反,孔子最操心的正是权力集团的稳定与否,作为一个思想者他还未分清统治权力集团与国家的不同,作为一名教育者他还未意识到珍惜私学的独立价值。尽管一个敢于评论君王,蔑视王权、一个恃道而立的群体已经崛起,但他们的归宿在他们出生那天起,就已经注定了对政治权力的依附性。

  因此,孔子所开辟的私学传统一直以其固执的载道政治意识约束着中国的教育与学术传统。

  知识权力化与私学官学化

  学而优则仕,表明了孔子创办私学,是为政治服务的。他的学生要货于君主,而且是货卖天下的君主,本身意味着知识权力化的过程。私学教育所积聚的知识资本以及自由身份的士,与政治权力之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最为自由的交易行为,掌握知识资本的士人拥有自由的行为空间,可以朝秦暮楚;拥有自由的志趣空间,可以笑傲王侯,道不同不相为谋;拥有自由的身份空间,可以由一介贫士而以一言取卿相。这一切都是士人以自身的知识换取权力的历史事实,但他们的市场看似广阔,买家却是唯一的,那就是君主王侯,政治是士人的唯一出路。因此,诞生私学的温床,其实还是庙堂官学。学生的出口,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私学走向官学化、权力化的宿命,这一宿命里天生就带有中国政治文化的原教旨基因,杏坛之上,弦歌之声,都埋伏着政治功利的企图,教育纯净社会,知识优化权力,私学教育与思辨活动基本都在为国家权力生产着主义和官员。

  春秋战国时代的私学团体似乎构成了一幅令后来文士称羡不已的政治自由化图景,但却没有看到,这是知识权力化危险的开始。孔子创办私学的初衷,是适应时代的需要,为那些裂土争霸的诸侯培养和造就人才,所谓“得士则强,失士则亡”成为统治者的共识。他们礼贤下士,筑黄金台,延王者师,蔚然而为一时之风尚。士人与诸侯互动,开启官学之路。

  最著名的是战国时期齐国官学“稷下学宫”,吸引天下学士。不问国籍,不问身份,更不问思想观点、政治倾向,当然也没有人会问你是什么资历或学历,来者不拒。稷下还有一个可贵之处,那就是在经济上提供自助餐,而非提供饭碗;在思想上提供论坛,而非提供论点。游士们来去自由,国家买单;想说话时,可以自由发言,国家不要求统一观点。将“治”与“议论”分开,将“治”者与“论”者分开。这样,就能使政治对舆论作选择,而不受舆论干扰;而理论,就能跟着思想走,不必围绕政治转。

  秦统一后,官学继商鞅、吴起大一统学术,将“治”与“思”兼并,使思想者与统治者合一,确立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官学教育国策。国师李斯有一段“名言”说: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辨黑白而定一尊。私学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结党营私,禁之便。

  在李斯看来,私学既是春秋战国“天下散乱”的产物,更是“天下散乱”的尤物,它既是果也是因,在混乱中产生又滋长着混乱。他认为,统一的帝国一旦容忍私学存在,私学的自由化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就会动摇帝国统治的基石。因此,他逼着诸子在私学与帝国之间,作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在他的建议下,秦帝国先是焚书,继而坑儒,使整个帝国有法律而无思想,有吏师而无士人,王权垄断了知识与权力交易的“买方”市场。

  汉武帝独尊儒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比有法律而无思想的秦政要高明得多,以“学”治学,比简单的以“政”治学,更能得到士人的拥护和支持。一旦钦定,一家之私学便成一国之经学,经学与其说是文化霸权,而毋宁说是文化王权,霸权是一种多元状态,而王权则归于一统。经学因此而盛,“明经致仕”已成为一般士人改变身价的唯一通道,也成为全社会一致认可的投入最小而获利最大的政治经济投资,汉元帝时有一句民谚尤为传神,“遗子黄金,不如一经”。

  汉代官学包括太学、郡国学两部分,政府由此直接选拔官吏。汉武帝时太学初创,仅列弟子五十人,成帝时已至三千人,到东汉顺帝朝,太学生多达三万人。即使当今规模较大的国立大学也莫过于此。

  汉代也有私学,但是作为对官学的补充。莘莘学子,自备束修,负籍投于名儒门下,以今日之寒窗苦读为明日登进之阶梯。汉代经师遂以经学自雄,桃李广布。从以下数例不难窥见汉代私学之盛况:西汉时,申公居家讲学,弟子“千余人”;睦孟“弟子百余人”;赣遂“教授数百人”。东汉时,洼丹“士众数百”;夏恭“讲授门徒常千人”;索卢放“教授千余人”;丁恭“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张兴“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但私学的根本动机与最终目的,不在学术而在利禄。

  与先秦时期相比,汉代私学没了自身的教育目标和内容,完全失去了私学既有的学术与思想的个性,而以官方的好恶为标准去量身定做所谓合格的政治人才,事实上,这样的私学已经官学化了。而私学的官学化,是中国两千年专制政治下私学的历史宿命,唐朝开科举士,尔后历朝历代,只是在重复印证着这一宿命。

  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的私学传统在文明的赓续及民众教化等方面功不可没,但它在知识的生产及人才的生产方面确实存在着严重的扭曲和偏枯现象,除了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如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私学几乎从未生产过新的知识类型,而以政治规范的知识为知识,此类知识的贫弱与不堪,直至鸦片战争时期才完全彰显。其次,在人才生产方面亦完全政治功利化,一以培养政府后备官员为不二法门,即使以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旨绳之,亦渺乎远矣,遑论近代普世性的科学与人文精神!正因为如此,传统私学里不可能产生民主与科学的因子,其历史使命必然伴随着古官学传统的寿终正寝而告结束,留下的只是那些寒窗苦读、金榜题名的历史剪影。

  献给张伯苓先生:

  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教育。

  他一生只有一个遗憾,那就是把私立改为国立。

  他一生只有一次失算,那就是客串了一把政治,结果却被政治所暗算。

  张伯苓,是我国教育界的阿基米德。他以为,给他一个支点——教育,他就能救国:“我认定救国在教育”,“解决世界大难题,要在教育”。这样的信念,来自从孔夫子到张伯苓的传统,还来自基督教。

  他一手持《论语》,一手拿《圣经》,延续了自明代徐光启以来一度中断了的“中西会通”的学统,而非晚清以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当思想界高举主义大旗,使民主与科学政治化时,他却在社会化和实业化的教育中将它们坐实,他说:“教育事业,强国之最善股票。”

  股票是产业化的,要向社会发行,以实业做支撑。向社会发行,使教育社会化;以实业支撑,使教育实业化。社会化,使教育独立;实业化,使教育自立。教育的独立和自立,就是救国的那个“阿基米德”支点。民主与科学,在此“支点”上方能启动。南开新私学,便是一次“启动”的实验。

  何谓“新私学”?以时代言,乃近代私学,非古代私学;论取向,乃西化之私学,非传统之私学;其形式,乃私立学校,非私塾也。

  传统私学,以孔孟为体,帝王为用,其学不离科举之轨。而先生之新私学,以科学为体,经济为用,趋于教育与实业。

  为了教育独立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有行乞者。募捐,就其本质而言,与行乞相似。为了使教育独立,他放下一切,去“行乞”。

  南开中学建校之始,有严范孙、津商王益孙,每月助银两一百启动。加以范孙先生的声望支持,伯苓募捐,较为顺利。邑绅郑菊如先生,捐津城西南洼地十余亩,作建校用,津人称洼地为“开”,故名“南开”。新校建设费,是得前大总统徐世昌等人捐助,共计银二万六千两。徐世昌,字菊人,光绪八年顺天乡试,与严修为同科举人。袁世凯,字慰亭,捐助一万元建礼堂,故以其字命名,曰“慰亭堂”。

  学校扩大,开支增加,徐世昌增捐每月银二百两,严修儿女亲家直隶提学史卢木斋拨公款助经常费每月银百两。不久,徐世昌、王益孙诸先生,因战乱停捐。严家产业受上海“橡胶股票”牵连,范孙先生亦暂停捐款。

  提学使傅增湘先生,将另外两所中学归并南开,经费年银八千两,拨给南开使用,但学校却要改称公立南开中学,不过,仍归私人经营。当时,公私之分,以“集资公款名为公立中学,一人出资名为私立中学”。伯苓致信范孙先生:南开中学,私捐一时断源,只得暂蔽公款之下。范孙获悉,遂挪借各种款项,维持南开学校日常费用,留下私学一脉。

  新私学,虽时有困窘,人多助之,而终归无恙。自设南开大学动议一出,总统徐世昌、总统黎元洪等,就特予赞助。又拟募集基金130万元,按月利5厘计,以维持大学每年经常费。严、张二人,南下至南京,见津籍江苏督军李秀山,以筹款事奉托。

  同时遍访各省军民长官及教育当局,集大洋8.5万余元,聊敷开办之用,可大学之经常费用,仍无着落。于是,伯苓二次南行,代范孙先生,重访李督军。李公病重,未能谋面。但督军使人转告,前所嘱筹集基金一事,毋虑,尽可宽心。伯苓返津,不及两周,即闻李督军因病魔自戕。遗嘱,以家产之四分的150万元,捐给南开大学作永久基金。以民国元年公债280万元兑付,经由财政部抵换6厘公债,实收入87万元。合计,可得月息6500元,与开办之初经常费用的预算吻合。

  基金一已启动,伯苓不敢稍懈,又引来美国洛克菲勒基金团。基金团欲捐助我国两所私立大学,经考察,确定捐资对象为东南大学和南开大学,捐资数目各25万元,但以本国配捐一半为条件。

  就在伯苓方为这一半数额为难时,袁世凯的婶婶袁太夫人闻之,即命其子袁述之认捐。当年,袁世凯得罪摄政王载沣以脚疾归乡时,严修为袁抗辩未果,愤而辞官。袁感铭于心,东山再起时,曾赠一笔款给严修,严修随即把这笔款入股造胰公司。袁世凯帝制失败,其子女生计多赖此款维持。袁家感激严修,大凡南开之事,都积极参与。“思源堂”为南开实验楼,楼下为物理实验室,中为生物实验室,上为化学试验室,也是袁述之母亲捐银10万元建筑的。“思源”也有“思袁”之意。

  1923年12月,在袁太夫人的追悼会上,伯苓慨言:“袁太夫人所受教育,本无一般新女子之多,然其教育子女服务社会之精神,则或为一般妇女所不及。现代女子其所受教育之机会,既远多于袁太夫人,苟能获得袁太夫人之精神,则中国将来何患不强?”(《南开周刊》,第79期)

  袁述之,袁世凯堂兄,实业家,禀慈命,捐款7万元,虽不及一半,但伯苓终于敢应洛克菲勒基金团的条件。自洛克菲勒基金进校,校园一派建设气象,各项设施,多于此时兴建。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派员来调查,以南开中学成绩优异,给予补助1.5万元,并议决,三年内拨助大学10.5万元,扩充理科,后又加拨6万元。卢木斋个人捐资10万元,建南开大学图书馆。张学良认捐南开大学基金20万元。原大学公助经费,由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按月付大洋2万元,公署取消后改由财政部自中央银行按月拨付,此项经费,为学校经常费主要来源。至此,南开系列学校,各部经费来源,基本趋于稳定。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对于新私学的支持。教育要独立,除了争取国内外各种社会资金的支持,还要政府支持,尤其是政府从专制向民主过渡,或以民主的名义执政时,可以因势利导之。学校发展了,经费问题仍令人忐忑,伯苓依然如老僧托钵。他说:“余为学校筹款,常因不成而不豫”。谈到不愉快的尴尬,他叹息:我不是乞丐。

  办学不问政治

  南开,这朵新私学的鲜花,总算绽开了。开在“寓公”文化集散地、北京的政治后花园——天津。“寓公”,是指北洋政府时期,那些来自北京下野的军阀政客和清朝皇室宗亲以及各式各样的遗老遗少。他们隐居在天津租界,看似赋闲,过着富而闲适的生活,暗中却依旧操纵北京政局,影响着天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这批特殊居民当时被称作“寓公”,他们的屁股坐在天津,眼睛盯着北京。“寓公”们与范孙先生人脉很深。伯苓在他们之中募捐,如鱼得水。南开大学成立时,李纯督军的祝词,就提到了他们:“自两先生计划书出,黎前总统、冯前总统、徐大总统、曹督军、阎督军、孟督军、陈督军、曹省长莫不起而赞成。纯亦勉趋其后。”但对南开,他们没有介入政治情感,不以个人倾向作为交换条件,善举不以意识形态介入,这是新私学独立品格的底线。伯苓先生以南开这片净土,唤醒了他们个体的人格尊严和社会责任感,是纯粹的个人独立行为。据初步统计,以大洋计,军阀对南开的捐助,前后有150万元之多。

  当许多国立大学和政府机构,都由于缺乏地方和国库的正常资助造成财政困难时,南开都能通过捐款收入、基金捐赠和私人资助维持正常局面。

  可学生们常不以为然,他们劝校长“不要军阀的臭钱”。伯龄都坦然一笑,说:美好的鲜花,不妨由粪水培育出来。这比喻,有失公道,却也无奈。军阀的名字,似乎总与战乱相系,被我们的历史观封存起来。今天,不妨揭开封条,回顾一下历史:为什么在北洋政府治下,兴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北洋惟有军政,军政没文化,反而能兼收。南京有党治,党治有党文化,必然要兼并,使文化意识形态化。因此,当时的党治之下,文化却退化。以蔡元培为例,他在北洋政府治下的北大,是教育家和思想家;在南京政府治下,官当得很大,堪称党治要员,可那还算教育家和思想家吗?放在这样的视野里来看北洋时期的文化,就能看到另一面。

  如同样对南开新私学的支持,北洋政府让南开中学暂蔽于公款之下,条件一成熟,就让它重新私有化,而蒋介石却要将南开大学收归国有。前者是不自觉地支持了教育独立,而后者却有意取缔之。就像当年请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一样,蒋介石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正如当年用党化手段废了蔡元培的自由教育思想,他想用官本位废了张伯苓的新私学。

  可伯苓先生却“厌谈政治”,他的政治理想,是先办实业,后谈政治。从实业中拿钱出来,去办政治,不是从政治中拿钱出来,去买议员。这种先实业而后政治,就是他的政治梦。他拿军阀的钱,独立自主为国家培养人才,难道不是政治?不必人人都举起高贵的拳头,高呼口号,向着黑暗与没落;倘能以拾荒者自居,走进黑暗与没落,从中拾起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岂非更佳?当林立的革命拳头要砸烂旧世界时,他已在培养建设者了。

  教育不能赢利

  南开学校经费来源,共有十项,其中五项,为自营收入。募捐与自营相结合,造就了教育独立的实体及其产业化办学模式。这一模式,代表了近代新私学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的趋势。1925年,教育部特派员刘百昭到南开视察,结论是:“就中国公私立学校而论,该校整齐划一,可算第一。”

  伯苓走四方,乞天下财,求教育独立,更以自营,谋教育自立。南开第20年度经费收支状况表,将学校收入款项分为五大项,其中三大项为自营收入,这一年的租息及杂项收入,竟然超过学费收入的三分之一。在各项自营收入中,学费为学校主营收入,南开也不例外。自南开中学成立之日起,学费就是学校的主要收入。

  由于生源充足,学费居高不下,伯苓先生坦言:“吾尝闻人谓本校为贵胄学校,此语诚非过当。”但南开兼容贫困学生,以“试读生”养免费生。“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试读生”可以不经考试入学,但学宿费要加倍。试读一年,考试及格,转为正式生,不及格者,要重新交费,才能续读。

  学费虽高,但南开却没有靠学费来赢利,而是使学费收支平衡。其时,国内许多私立大学,都是靠学生的学费来维持的。如北平民国大学,生源多为投考国立大学的落榜生,人数颇大。还有一些大学,则别有用心,被伯苓先生一语道破:“大多数乃专为欲分润各国将退还我国之庚子赔款。”这样一哄而起办私学,想发国难财,当然好景不长。

  教育独立,是近代化的理想;教育自立,则为现代化要求。南开新私学,从追求近代化的理想,到适应现代化的要求,走出一条新私学实业之路。

  学校是个“大工厂”

  论中国近现代教育,有两人并世而立:蔡元培完成了中国传统教育近代化的转换,张伯苓则开了中国近代新私学教育现代化的先河;蔡元培使中国近代教育超越了传统政治文化,张伯苓则为中国现代教育探索了新私学实业化的办学之路。

  因此,我国当代教育,有两笔宝贵遗产:蔡元培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和张伯苓新私学的实业教育路线。

  何谓新私学实业化教育路线?伯苓说:外国学校如大工厂,学生如工厂之出品。学校视社会需要而定教育方针。也就是教育为体,实业为用。学校管理,采用企业通行的董事会制,9名董事,统管大学、中学两部,校长由董事会聘任,大学部、中学部各设主任一人,由校长推荐,董事会批准。

  董事会职权,为筹募经费,议决预算,审查决算。学校章程制定及变更,由董事会决议通过,发给学生毕业证书及授予学位,也由董事会决定。以此为模式,南开大学下属各院、系、所,亦自筹经费,自设董事会。

  捐资创办南开者,如严范孙、徐世昌、王益孙、范静生、李秀山等,都作过校董,李组绅、范旭东等大商家,也曾为院系所之董事。此外,还有一部分学界和社会名流,以其名望和经验,任南开校董,如蒋梦麟、胡适之、丁文江、陶孟和、吴达诠等,如企业的独立董事。

  为国家培育“财力”

  南开大学的学科建设,是实学化的。南开的“土货化”思想,除了洋为中用,还有就是实用。实用之学,当然就是“实学”了。伯苓先生道:“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这就是他的“实用主义”救国抱负了。大学扩充后,改文、理、商三科为三院,分设历史、政治、经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商学、会计、统计、银行等十一系。不久,原来文学院的经济系发展为经济学院。文学院又增设了英文系、政治学系、哲学教育系;经济学院,则开农业经济系、工业管理系、运输学系、经济史学系、统计学系、经济研究所等。理学院也增加了医学系、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

  这样的学科设置偏于实用,培养的人才也趋于实用。伯苓在美国发现:他们最大的发达,就是财力。因此,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财力”。他的每一个学生,都理应是国家的一份“财力”。从理学院到工学院,理科教育越来越“财力”化。从文学院到经济学院,文科教育也趋于“财力”化。

  那时,我国教育仍在近代化中,对于实业化教育路线,批评者颇多。有人说,“南开大学有文科而无中文系”,是因为“张伯苓自己文笔不通”,南开“不注重中文”,使得“整个学校鄙俗不堪”,没有文化;有人说,“张伯苓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张伯苓只配作一个职业中学的校长,不配作一个大学的校长。”

  其实还是不解私立学校办学之艰,南开请梁启超先生操办“东方文化研究所”,未成。范孙先生曾请李叔同主讲国学,亦终未出山。

  我国私立大学,办理科者本不多,因为理科“不经济”。可伯苓先生却认为,理科是基础,不仅科学思想的兴起,对传统文化的改造,要靠理科,而且将科学思想转化为“财力”,也要考理科。正是在培育“财力”这一点上,民主与科学思想被他坐实了。

  推销南开“货”

  南开最大的“财力”,还是学生。伯苓戏称学生为“货”,对南开“货”,他有信心:南开“工厂”造人才,在社会上有用,前途就很大了。“塘沽永利(永利制碱公司)、久大(久大盐业公司)已经承认我们的货了。”“我们南开工厂造人才,本地销路不少,别处多销也好。”“充实我们的工厂,造就学生到各处去。”为此,他亲自推销,为他的“货”开拓市场。华西公司聘他为董事,他欣然同意,“为的是销销大学、中学的货”。

  他的“货”有成长性:“若干年后长起来,我们的货更容易销。”他呼吁:“造就学生到各处去,特别是西南。”在一次开学典礼上,他说:新来的学生很多,为什么来?不是要点什么嘛?要什么?要职业,南开“货”,十成里有九成以上都就业了。

  化工系学生毕业时,“每人皆有选择两三个职业的机会。”而商科毕业生,因南开对“工商以及银行界之贡献,可谓非常之大”,所以,“每年南大毕业生,特别是商科的,在毕业前,即已应聘一空。”

  这样紧俏的南开“货”,质量究竟如何呢?吴大猷说,中央研究院六任院长,有两位是受南开教育的;民国中央研究院选举中国第一届院士,81人中就有南开9人:数学姜立夫、陈省身,物理学吴大猷、饶毓泰,经济学殷宏章,哲学汤用彤,考古学李济,历史学萧公权,社会学陶孟和。后来在台湾被选为院士的又有梅贻琦等人。

  这样的“货”,岂止是“财力”?简直就是国宝。

  民主是“不倒翁”

  他自喻为“不倒翁”。自注曰:“非不倒也,倒后能复起也”。“复起”靠什么?靠民主。访美时,他发现教育的第一要义,是民主。遂与范孙先生一起,于南开内部,行股东民主制。

  南开以私立兴学,投资者为股东,而有南开“人民”资格。伯苓曰:“徐菊人先生虽为总统,终为本校旧校董,亦系一人民资格。”“人民”,在这里,是有限性的,不再“无穷大”了。“无穷大”的“人民”,是绝对性的,然而却被掏空了。

  因为“无穷大”的“人民”,通常都被王权代表,王权以“人民”二字,将个人权利兼并了。而民主,就是要在有限的范围内,使“人民”享有权利。“人民”权利,非天命遗产,而是交换。平时出钱,作为纳税人;战时出命,作为战士。王权政治声称代表“人民”,为民做主,是王权民主制。这样的“民主”,靠得住?靠它建国不行,靠它建校也不行。

  国人通病,好谈民主,而不知分别。袁世凯想搞的“民主”,当然是王权民主。这样的“民主”古已有之,还用新文化来提倡?

  靠王权政治“搞民主”,只能是把王权搞成“民主”。“人民”的民主,要靠人民自己来做,从点滴之事中,坐实民主,“须自造民国”。

  南开新私学,即从股东民主制入手,行渐进之民主。先行股东议事之民主,次行教授治校之民主,继而行学生自治之民主,待学校民主制建设完成,再从学校扩大到社会各界,推进至国家政府。

  此为政治民主化的实用主义的实验方法。而伯苓先生倡导的股东制的“民”,首先是投资者。他欢迎这样的“人民”,成为南开的“民主”——“东家”。

  那时,私立学校纷纷落马,而南开不倒,就在于这样的民主化。他希望南开的“人民”越多越好,“人民”多了,才能不倒。伯苓先生高举“私立民有”的旗帜,每遇危机,都以民主化险为夷。当范孙先生以一人之财力私立南开时,就从未将南开据为私有,当伯苓先生恭称范孙为“南开校父”时,不仅以创始者言之,更以民主言之。

  伯苓言:“私立学校不是私有学校。”此语,不仅发自内心,而且立为南开新私学的宗旨,他们把南开系列学校,办成了“人民”学校。

  “不倒翁”倒了

  1948年,南开大学复校,却被蒋介石收归国有。1949年,他不舍南开,以沉默回绝了蒋氏父子赴台的邀请。他留下来,把重庆南开中学、小学、幼儿园等一并交给“人民政府”。把“人民学校”交给“人民政府”,他心安理得,可以告慰范孙先生。

  蒋介石曾把南开大学收归国有,他不服,曾表示,十年以后,还要将南开大学恢复私立,就因为他对国民党政府的“人民”合法性还缺乏信心。

  而现在,他将自己的毕生心血主动奉献出来,想在“人民政府”里从事教育。可一个年逾古稀老人的这么一点愿望,却一头撞在阶级斗争的硬钉子上。由于他与蒋介石的瓜葛,他不但不能继续办新的南开中学,连老南开中学也不要他了。这对一位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南开的垂暮老人,犹如乱棒齐下。当他绝望地说出:“南开不要我了。”他在椎心泣血!带着无穷的遗憾和不解,伯苓先生终于1951年溘然长逝。

  75岁或许是高龄,但他决不认为自己对教育已善始善终了。“不倒翁”总有倒下的时候。他的老朋友、老部下黄钰生先生在悼词中写道:“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有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不如老友颜惠庆,他悲伤他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一生的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

  虽然新政权对他表示过热情欢迎,但阶级斗争的偏激使许多人与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从一些评价中,不难看出阶级斗争的简单化导致的历史误会。

  一位刘兆吉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张校长”一文中写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张校长一生犯过不少错误,譬如他把贫、弱、愚、私、散夸大为中华民族的病根,也没有分析所以导致贫、弱、愚、私、散的原因是三座大山。因而他寄希望于教育救国,而没有想到不推翻‘三座大山’,教育救国是不可能的。”刘兆吉先生还举了一件高度赞扬张校长的事实。他说,张校长决定将“重庆的南开中学、小学、幼儿园献给国家”时,指定他清产造册,处理上交事宜,“几年后,经过三反五反,证实了南开没有贪污事端。”

  也就是说,伯苓先生是否清廉,是他在“三反五反”中予以证实的。尤为令人痛心者,“有人说,张伯苓没有形式地向人民低头”。谁是“人民”?要向谁低头?还需要用石头来为他立碑吗?从孔夫子到张伯苓,他的名字,早已矗立在思想史的碑林里,与先贤大哲们排列在一起,点燃思想的火花,予我们以启示。

责任编辑:孔孟之乡
首页 | 资讯 | 文化 | 旅游 | 儒商 | 名人 | 宗教 | 曲艺 | 武术 | 碑学 | 图片

© 2006-2024 孔孟之乡 版权所有

鲁ICP备06020822号

电脑版 | 移动版